【内容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在全球泛起，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框架不断涌现弱化了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而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等均成为阻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困扰因素。受自身“政治大国”追求的驱动，同时也基于填补政治空白、开辟中日博弈新疆域以及形成“以外促内”倒逼机制等多方面战略考虑，日本积极参与并试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同时也试图植入“日本式经济治理观”。为此，日本在全球规则制定层面多维度出击，组建日美欧经贸“铁三角”，试图通过小多边合作，引领制定自由贸易新规则；主动引领并积极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安排，做大自身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盘与支撑面；构建内外联动机制，为推动及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创新性要素和动力。受此影响，在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等问题上，日本未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将趋于激烈，对此需要从中美日大三角及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审慎应对。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  中日竞争与合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阶段。对于任何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同时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开放性经济体而言，这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得益者和全球重要的开放经济体，日本也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也同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格局演变。2009年，民主党取代自民党走上执政神坛，在经过三年多的短暂执政期后，最终未能抵挡住自民党的反击，政权旁落。2012年底，由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再度掌权，其对内推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对外奉行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在努力修复并巩固日美同盟这一外交战略基础的同时，安倍政府又竭力扩大日本对外战略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意欲加速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作为其中的突出表现，安倍政府聚焦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战略，不仅正面应对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更试图借机从一个旧秩序的参与者或维护者，转变为新体系的建设者和引领者，进而构建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形成重要影响力。

本文拟以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以及积极发挥战略主动为主线，深入探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现状与困境、日本的政策举措，以及中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等。

一、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二十国集团（G20）功能的强化为标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加速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调整趋势渐显，并不断朝公平、公正、均衡的方向发展。当然，困难和矛盾也在凸显，若干战略性困境也逐渐显现。首先，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沉渣泛起，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序运转和平稳改革造成严重冲击。毋庸置疑，美国特朗普政府是这股逆流的发起者与推动者，具有极强的负面性和示范性，引发其他一些国家盲目跟风，致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偏离正常轨道的风险急剧上升。其次，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框架不断涌现以及WTO改革进程的缓慢推进等诸多因素叠加，致使原有的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发生动摇，未来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上升。再次，以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为代表的中美冲突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很容易在政治领域产生“蝴蝶效应”，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稳定。以此为背景，悲观主义与投机主义的焦躁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一定程度的蔓延之势。

上述三方面战略性困境的出现，引发日本国内政界、经济界及学界人士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议题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聚焦于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再思考。与此同时，2019年又恰逢G20峰会移师日本大阪。作为东道国，日本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希望凭借成功主办G20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深深刻上日本烙印，弘扬“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1]。由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再度激发了日本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考与探索。综合日本国内的各方面观点，日本意欲彰显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包含方式、角色、议题等若干具体内容。

第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的全球性重要课题，但就改革的方式而言，并非采取“完全摒弃”“另起炉灶”的战略方针，而应以渐进性完善的基本态度，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为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日本总体上对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对包含于其中、日趋成熟的自由贸易体系较为满意。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不应建立在“完全摒弃、另起炉灶”的基础上，而应该以“日臻完善、精益求精”为基本宗旨，逐步有效推进和落实相关改革议题。当然，日本的这一观点，源自多个重要战略判断，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完全来自日本的经济利益及国家利益。

首先是“生命线理论”，即自由贸易是日本国家存亡的生命线。[2]对于连粮食和能源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日本而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便于日本生产出优质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获利，同时用赚取的利润购买世界的商品和服务，因此，自由贸易体系是关乎日本国家存亡的生命线，直接等同于日本的国家安全。[3]毋庸置疑，在战后全球经济发展史上，自由贸易的普及与推广和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冲突，相反，正是因为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所提供的正能量，才促使自由贸易在战后能够迅速展开，并逐步从双边走向多边，从区域走向全球，最终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维护国际政治相对稳定。作为主要得益者之一，日本对此有清醒认识，并将自身经济发展与公正公平的自由贸易乃至积极合理的全球治理紧密绑定。

其次是“经济放缓威胁论”。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出现放缓、弱化的趋势，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亦在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呈现出速度放缓、内容变化、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新特点。”[4]对此，日本国内普遍存在担忧情绪，担心全球化的放缓会影响日本经济的对外经济发展乃至国内经济的复苏进程。实际上，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复苏一定程度上就依托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速度。持续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及积极利用投资对象国的丰富经济资源等，重塑了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开拓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为日本企业赢得了丰厚利润。与此同时，企业的海外巨额盈利回流国内，又为日本经济复苏创造了宝贵动力。因此可以说，日本经济是与经济全球化互为一体的，日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在经济全球化转入调整期之后，日本企业向外扩张的速度有所减缓，在海外市场获得的经营利润也将同步萎缩，以往回流国内的那部分企业盈余自然也会随之减少。这样一来，日本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或将放缓，复苏进程也将受到制约。

第二，就日本应该以何种角色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此轮改革而言，引领者角色与积极动力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且在日本国内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实际上，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在2006年编写的《全球经济战略》报告中就指出，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问题意识基础之上。其中，如何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构建超越国境的经济圈，如何从长期的角度形成与日本战略期待相符并且又能激起国际社会共鸣的国际秩序等，均是日本构思或制定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5]由此可见，21世纪初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视阈就已经覆盖了“经济圈”这一战略概念，而所谓“能激起国际社会共鸣的国际秩序”显露了日本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渴望与期待。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希望主导并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以及此后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且在美国退出的背景下担当起TPP的引领者角色，促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最终达成，完全是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雄心”使然。此外，欧美国家经济的整体性疲软以及南北差距逐步缩小的不争事实，也正在蚕食欧美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角色的传统优势；中美经贸冲突引发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真空也在逐步扩大。有鉴于此，作为排名仅次于中美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认为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足够的政治空间，游刃有余地参与甚至引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对此，日本学者田所昌幸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维护者的七国集团（G7）已无法发挥指导作用，同时中国也不能提供新的秩序框架，因此就出现了领导者“真空”的尴尬局面；日本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超越美国，竭尽所能地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6]安倍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日本必须争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引领者，这实际上可以视为对上述观点的政治背书。

第三，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议题设置而言，日本的基本观点是偏西方的，自身提出的亮点并不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希望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中融入对经济效率要求的不懈追求，可视为“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的主要亮点。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一直面临资源和能源匮乏的困扰。换言之，在资源和能源相对有限的客观条件下，若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就唯有不断提升经济效率，战后日本经济的成长过程也验证了这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日本之所以强烈希望将提升经济效率加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议程，也存在着难言苦衷，即残酷的“少子高龄化”社会现实，逼迫日本经济必须进行彻底的结构性调整，完全放弃对人口红利等经济增长动力的追求，转而寻求通过技术革新方式，以提升效率的根本手段实现经济的复苏增长。美国学者古德曼（Matthew P.Goodman）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日本的劳动人口将从1995年的8 500万骤减至21世纪中叶的5 500万，因此，为了支撑日本的经济增长，其需要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productivity），而不仅只是更好的流动性（liquidity）。[7]由此，日本希望将效率问题融入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既显示出日本对经济效率问题的重视，希望其可以作为“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的创新点和闪光点，被其他国家积极采纳，同时也意味着其希望将自身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联系起来，形成内外联动的双向互动机制。

二、日本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动因分析

应该说，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战略主动既源于其经济发展的内部要求，更是悲观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政治情绪高企所致，也是其所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因素客观使然。

第一，“政治大国”梦想是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动力源和根本诉求。在战后实现经济复苏及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就开始公开地表露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企图。以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代表，日本一代又一代政治代表人物及保守政治势力就以“政治大国”作为其努力的终极目标。20世纪90年代，小泽一郎又提出著名的“普通国家论”，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的重要含意，一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二是竭尽全力与其他致力于构建繁荣与稳定的国民生活的国家一起，为人类共同课题做出贡献。[8]此后，“普通国家论”思想在日本政界不断发酵，影响着日本政治生态的后续发展。实际上，“普通国家论”是“政治大国”在新形势下的不同表述，倡导者在强调政治大国的能力和影响力的同时，更希望突出日本的战略主动及对外决策的独立性。换言之，“普通国家论”实为“政治大国”与战略主动两大目标的有机结合。由此观之，积极参与甚至意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可视为日本实现“普通国家论”的重要路径，也是新时期日本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在中美冲突中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中间路线。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失去了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其国内社会普遍陷入悲观主义、消极主义情绪的笼罩之中。受其影响，日本在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也失去了方向，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经济总量跌至美、中之后，但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发达经济体，日本仍保有投机主义的“正能量”。上述两种情绪的综合反应促使日本产生了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政治取向。实际上，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及其白热化为日本提供了政治投机的中间地带，而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则是这一中间地带的绝佳切入点。不仅如此，因中美两国均忙于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博弈而无暇对日本的政治主张及外交举措等做出必要且足够的反应，这就使日本战略主动的空间有所增加。此外，因安全领域受到一定约束，日本的战略主动更多将体现在经济领域，换言之，日本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操作空间更趋扩大。而且，从“摆脱美国束缚”的视角出发，日本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是其摆脱美国政治束缚的一种方法。至少在经济层面，来自美国的压力与约束相对有限，而且日本所倡导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和美国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解读与设计也不存在原则冲突。

第三，借助“以外促内”的倒逼机制，实现日本“平成开国”的政治理想。尽管日本2019年5月已经进入“令和时代”，但是其发展方向脱离不了“平成时代”的谋划。所谓“平成开国”，是指继明治维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实现第三次战略性对外开放的国策，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是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人物。“平成开国”的根本目的，无疑是希望借助颠覆性的理念变更，来推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此前民主党政府执政时期，“平成开国”的政治理念就已成为日本社会热议的一大话题，到安倍执政之后，“平成开国”的政治呼声急剧升温，甚至被诠释为改变日本国运的必由之路。以此为背景，意欲实现“平成开国”的日本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前途命运相绑定，并希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外部性可以有效传导至日本国内，引发其社会内部的大幅度变革，以改变日本不断下降的国运。实际上，早在是否参与美国主导的TPP的讨论阶段，日本国内的多位学者就曾指出，参与TPP与否直接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兴盛或衰亡。[9]由此可见，“国运论”或“国家前途论”的思想早已被日本学界用作鞭策日本社会积极参与区域及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工具，他们试图以此警醒日本社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之中。

第四，在全球规则层面寻求中日博弈的新疆域。鉴于中美博弈的日益深化，日本“在中美夹缝中求生存”的政策表现也愈发显著。总体上，自中日关系在2018年重返正轨之后，日本就采取了“坚持日美同盟+对华协调”[10]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深化对美安全领域合作，扩大日美同盟的合作基础和辐射半径；另一方面，谋求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尤其是欲深化面向第三方市场的创新性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对华协调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在经济问题上倒向中国甚至依附于中国，只是原则上扩大了合作要素在中日竞合关系中的相对比重。换言之，在对华关系上，日本仍保留了竞争要素的组成部分，并且将对华竞争的重心转移至规则领域的战略博弈上。

首先，日本希望在未来全球规则制定上谋求主动，并且隐存着遏制中国的意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大阪G20峰会的主场外交为日本实现政治与外交的全方位突破提供了重要平台，而日本显然也绝不会放弃这一机会，会借机宣扬创新型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日本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关切点当然也会被揉入G20大阪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中。[11]显然，这与中国经济的当前发展环境及未来前景密切相关。

其次，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突出日本的主导性，并借助制度建设问题削弱中国的主导性与参与感。众所周知，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与推进速度，中国牵头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对此，日本倍感压力，眼看着AIIB日益壮大，日本转而将亚洲开发银行（ADB）作为主要着力点，用以平衡AIIB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同时，日本还提出多个所谓的“理由”，攻击AIIB及中国参与或牵头的国际援助及金融活动。一是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新理念，一方面凸显日本在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质量优势和竞争力优势，另一方面强调“高质量”的战略投资理念，以直接抗衡中国引领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战略举措。二是针对中国的对外贷款等项目，不断用所谓的“可持续性”“透明度”等敏感词汇提出质疑，引发外界对中国投资及援助项目的误解与疑虑。

三、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

作为全球主要开放经济体之一的日本，对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和改革始终充满着浓厚兴趣，并且不断尝试各种介入政策及举措，希望以此凸显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试图将自己置于一个更为有利、更具影响力的引领者地位。不仅如此，为了将“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植入抑或是部分地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中，以安倍政府为代表的日本各界展现出了较为主动的态度，并依托内外联动的传导机制，构建日本经济与外部经济治理体系的双向互动。总体来看，当前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的主动性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全球规则制定层面多维度出击

其目的是展现日本所谓的合作、开放态度和引领议题的决心。

第一，维护全球现行治理机制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同时批判性地对其中的薄弱环节提出质疑和改进意见，力求在循序渐进、持续完善的基础上构建起更为适合经济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的治理体系。总体来看，作为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日本对现行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相当满意，也对自身在这一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应的政治地位表示一定的认同。但迫于全球经济形势发展和自身实力的相对变化，日本逐渐意识到战后发展起来的治理体系已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同时日本自身也愈发难以满足新形势对其提出的经济要求等。以此为背景，日本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转变思路，形成了主动应对的态势。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也遭遇了一定的战略困难与选择性障碍，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在G7和G20两大平台中的身份对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政策取向差异。G7是战后经济治理体系中最具执行力和影响力的平台之一，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亚洲国家的唯一代表，日本能够参与G7既是对其当时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肯定，也为其发挥相应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而时隔30多年后，当国际社会面对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时，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G20这一经济治理架构的重要性陡然凸显。G20中不仅有传统的G7成员国，还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坦率地讲，在G20中，日本失去了G7中亚洲国家唯一代表的特殊身份，也失去了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传统经济发展优势，导致其产生了一定的失落感和挫折感。但囿于全球经济和客观形势的发展现实，日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调整了心态，并逐渐形成G7和G20双轨并行的全球经济治理参与意识。简言之，在利用好G7传统平台的基础上，日本同步性地参与G20这一新平台，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第二，积极参与WTO改革议程的讨论，提出日本的代表性观点。总体上看，日本对启动WTO改革的态度较为积极，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于WTO的基本态度还是较为肯定的，大致认同WTO现行制度框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也并不赞成“完全摒弃”或“另起炉灶”的改革方式。2018年6月9日，安倍在出席G7峰会的记者招待会时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凭借贸易限制措施而盈利；任何贸易救济措施都必须符合WTO的规则要求；日本一贯重视以国际规则为基础，构建自由、开放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一切贸易措施都必须与WTO协定相吻合，对抗措施对谁都没有好处。[12] 2019年1月28日，安倍又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WTO诞生25年来，世界经济逐渐呈现“无国界化”特征，各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而为了恢复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信赖，必须启动WTO改革。[13]由此可见，日本对于现行WTO机制较为认同，也对违反WTO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表示担忧和反对。尽管如此，日本对WTO现行机制也心存芥蒂，认为WTO的原有规则已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为此，安倍带头发声，不仅在不同场合措辞严厉地指责WTO规则执行不力，更对WTO改革的未来框架提出自己的设想。如2017年5月16日，安倍在参加《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发表演讲指称，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很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了WTO，但WTO制度并没有很好地约束部分国家的违约行为，并主要表现在强制技术转让、国有企业大肆扩张等问题上。[14] 2019年1月23日，安倍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强调必须启动WTO改革，其中首推政府补贴规则的相关改革，而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议题也应被纳入WTO制度框架内。[15]对于日本政府在WTO改革议题上的积极表态，日本经济界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最具标志性的就是日本国内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也给予这一议题重要支持，这表明了日本经济界在WTO改革问题上的积极立场。

（二）组建日美欧“铁三角”

日本意欲通过小多边合作，引领自由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尽管日本在对外经济合作的伙伴选择上仍将中国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上，但在决定未来全球经济规则的改革方向尤其是制定适应21世纪发展的贸易规则上，日本在伙伴选择上显然是倾向于西方的，其重点是美国和欧洲。

事实上，截至2019年初，日美欧三方贸易代表已举行了五次颇有成效的政治会晤。为了促成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提升影响力，每次会晤之后，三方都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以表明日美欧三方在“高标准、高质量”贸易规则制定领域的共同关切和一致立场。2019年1月9日，日美欧三方贸易部长再次齐聚华盛顿，举行第5次三方贸易部长会议。从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看，日美欧三方已就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方向及共同关心的议题等达成基本共识，三方的共同关注点聚焦于“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实践”、产业补贴政策、WTO改革、促进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发展、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16]

作为对此次三边会议成果的积极呼应，2019年1月28日，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日本将与美国和欧洲一起，在补贴、数据流通、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引领新时期公平规则的构建。[17]由此可见，日美欧实际上在新自由贸易规则等议题上形成了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合作机制，并试图在未来全球贸易规则及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中携手联动。

除此之外，安倍还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所涉议题中不断寻找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话题，其中WTO改革也成为焦点之一。2019年1月10日，安倍出访英国期间，与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共同会见记者，指出日英两国已达成一致，将进一步加强紧密合作，努力推动WTO改革。[18] 2月4日，安倍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提及，日德两国将加强紧密合作，以推动WTO改革为起点，共同维持并强化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19]

（三）主动引领并积极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和实施

其目的是做大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盘与支撑面。2018年10月2日，安倍指出，日本将以TPP和日欧EPA为先导，推进构建新时期的全球规则。[20] 2019年1月4日，在新年首场记者会上，安倍坦言当前世界对保护主义的忧虑激增，尽管如此，日本仍将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引领制定新时期的公正规则。[21]安倍的发言代表了日本国内自由贸易派的积极呼声，同时也表明了日本对自由贸易的持续追求以及对新经济治理体系的憧憬。受其影响，日本加大了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投入，并愿意用更大的战略妥协换取相应成果。2018年12月，日本主导的CPTPP（前身为TPP）正式生效；2019年2月1日，日本与欧盟的EPA也正式生效。这两大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战略性经济合作协定在如此邻近的时间内连续生效，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发展遭遇的“寒流”形成鲜明对比。

除CPTPP和日欧EPA外，日本还是中日韩FTA、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协定谈判的重要参与方。因此，可以预见，未来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也不会缺席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CPTPP和日欧EPA两大战略性经济合作协定中让步最多、牺牲最大的就是农业领域，日本一直视其为对外开放领域绝对不可触及的“禁区”。由此可见，日本正在顺势应变，积极求变，希望通过自身改革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通过自身改革，来获取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和未来全球经济合作的实践经验，并希望通过自身改革，夯实参与或引领全球经济体系改革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寒流”背景下日本的逆势而上，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决心与信心可见一斑。

（四）积极推动日本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革

日本试图构建内外联动机制，为推动及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创新性的要素和动力。为了更好地将包含日本经验、日本模式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植入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日本需要从自身经济改革出发，寻找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亮点和突破口，并以此为基础，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创新性要素。

应该说，名为“安倍经济学”的日本结构性改革政策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而提升经济效率则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为使日本经济摆脱持续低迷的困境，安倍政府提出了一整套涵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在内的系统性经济治理战略设想，同时借助“第四次产业革命”[22]、“社会5.0”[23]等新兴战略发展理念，试图将日本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提升至新高度，赋予新内涵。

日本的经济政策对其国内经济的未来设计突出“经济效率”这一核心理念，同时强调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发展所谓适合21世纪人类发展基本要求的产业结构体系。具体而言，未来日本主要的重点产业将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以氢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二是以无人驾驶技术、新动能为依托的汽车制造业，三是以机器人技术为基础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四是以ips干细胞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医疗及护理产业，五是以可重复发射技术为核心的航天产业，六是以节能环保技术为依托的环境产业。由此，日本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带有颠覆性色彩的结构性改革，并且，这场改革已经在理念层面或战略设计层面充分发酵，并逐渐渗入实体部门，不断形成实际成果。

日本希望将依托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的经验和理念，注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之中，并树立起具有品牌效应的“日本式全球治理观”。“日本式全球治理观”既强调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且短时间内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又总结了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深陷困境的教训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提升效率”为核心原则的新经济发展理念，同时兼具绿色环保、社会友善、公平高效、优先服务于人的发展等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思想理念。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式全球治理观”是日本国内社会经济治理观的高度总结与精心提炼，从中折射出战后以来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经纬，也反映了日本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深度认知与感悟。而从理论实践层面来看，“日本式全球治理观”的实践平台更为宽广，实践对象更为广泛和全面，因此，其能够产生的潜在价值与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仅局限于国内层面的应用实践。有鉴于此，日本希望能够打通内外联动的传导机制，以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与理念为基础，提炼、升华出适用面更广、核心要义更高的“日本式全球治理观”，并将其推广或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之中，简言之，就是希望将“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植入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四、对中日竞争与合作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日本逆势而上，加大了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力度，甚至试图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扮演引领性角色。无论日本的努力最终能否达到目的，既有的参与以及资源投入已足够显示其对推进改革进程和完善未来治理体系的战略主动性。或许战略主动将成为今后日本外交的基调和关键词。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追求战略主动的行动逐步升级，其不可避免地会在部分问题上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冲突或对立，这就需要从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中日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审慎应对。

第一，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持续发酵已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而作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和日本，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这一层面来看，中日双方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对此，中方应理性认识、客观判断、谨慎应对，寻找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并最大限度地团结日本，高举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大旗，推动全球经济在更高水平上有序运行。

第二，在中美竞争趋于激烈的背景下，日本的“坚持日美同盟+对华协调”战略将愈发清晰可见，而且在“以政促经，政经并举”的新型对华合作模式引领下，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有望达到一个新高度，构建起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对此，中方可以乘势而上，扩大中日双边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扩大包括环境保护、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战略领域的技术合作，深化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日本全力推进对外经济合作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掣肘。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仍采取规避或抵制态度。对此，应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出发，在积极应对的基础上，强调战略定力和政策弹性的相辅相成，努力将负面影响压缩至最小。与此同时，扩大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力度与范围，尽可能回避或缩小政治因素干扰，争取早期收获实质性经济合作成果。

第四，日本意欲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及技术竞争优势，构建以其为核心的新价值链分工体系，甚至隐存着借此将中国相关产品及技术边缘化的意图。对此，中方应准确判断，趋利避害。面对日本多数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分工体系中具有竞争优势，和美欧同属产业链中上游行列的实际情况，中方应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集中统筹优势资源，加强自身核心技术的研发与攻关，并以此带动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第五，对于“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中所涉的“无差别化原则”“可执行性原则”等，中方应坚持全球经济治理对欠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优惠，因为这是保证未来治理改革进程及结果公平性的首要条件。不仅如此，中方应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中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抵制日美欧等发达国家搞“经济小团体”，反对将完全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规则条款纳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讨论范围及改革议程的行为。

注释：

[1]“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以维护、提升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战略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其所认为的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所暴露出的欠缺与不足，并就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议题及进程等，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日本传统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的政策建议。研读安倍晋三自2012年末再任日本首相后公开发表的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多份报告，以及每年定期公布的《外交蓝皮书》和《通商白皮书》后不难发现，“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具有五个特征。第一，“大国政治”战略构想。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意图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长远目标。而对于日本而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确为其提供了一个良好且重要的平台和机会。日本希望能借此确立“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更希望以此彰显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形象和重要影响力。第二，引领性角色定位。日本希望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摆脱“被动接受者”或“跟随者”的传统角色定位，转而上升为对议题设置及进程演变等具有一定决定权和影响力的引领性角色。2006至2007年安倍晋三第一次任首相期间，就曾在多个场合积极宣扬日本必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2012年末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最具代表性的佐证就是在2019年1月4日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安倍晋三称国际社会对保护主义的忧虑激增，但日本仍将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引领制定新时代的公正规则。（参见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年頭記者会見」、2019年1月4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 /0104kaiken.html）。安倍的“引领性”论调显然代表了日本的官方意见及主流观点。第三，高标准或高质量原则。日本尤为强调制定高标准、高质量的新经济治理规则，以维护并发展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作为最明显的例证，日本对TPP规则及日欧EPA规则的构思与设想充分反映出其在规则方面的“高标准、高质量”追求，特别是在关税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等领域，日本均设定了要求较高的规则条款。第四，无差别化原则，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或新兴市场国家，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普适性规则的约束和指导。关于这一问题，尤其表现在日美欧三边贸易部长的定期会谈及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第五，可执行性原则。日本强调未来制定的治理规则必须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为此，日本在与美欧共同组建的小多边谈判议程中，就融入了市场导向、政策补贴、营商环境乃至数字经济等新兴议题，意在确保未来新经济治理规则能全面涵盖其关注的现实及潜在议题，同时也确保新规则在操作层面不会遇到障碍。

[2]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岛国，也是全球主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之一。从自然禀赋的角度看，日本受到资源贫乏、可耕地面积较少等自然条件的多重制约。而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有限的国内市场等难以满足其国家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日本唯有依靠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等多种途径，才能维持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基本的稳定生活。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2018年度粮食·农业·农村白皮书》显示，近几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以摄取的热量为基准）基本维持在40%左右，也就是说，约60%的粮食供给必须依赖进口（参见[日]農林水産省「平成30年度 食料?農業?農村白書の概要」、2019年5月、15頁、http://www. maff.go.jp/j/wpaper/w_maff/h30/attach/pdf/index-1.pdf。另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公布的《2017年度能源白皮书》，日本的石油进口依存率为99%，天然气的进口依存率为98%（参见[日]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平成２９年度エネルギー白書」、2018年6月、15頁、https://www.enecho.meti.go.jp/about/whitepaper/2018gaiyou/whitepaper2018pdf_h29_nenji.pdf），这直观地反映出日本存在能源严重不足的天然短板。有鉴于此，日本将贸易视为国家生存的手段与方式，“生命线理论”也因此得名。

[3] [日]田所昌幸：「日本は自由貿易の擁護者たれ」、『外交』、Vol.50、Jul./Aug.2018、50頁。

[4]隆国强：《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人民日报》2019年2月22日，第7版。

[5][日]経済産業省編：『グローバル経済戦略：東アジア経済統合と日本の選択』、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6年5月30日、4～6頁。

[6][日]田所昌幸：「日本は自由貿易の擁護者たれ」、44～50頁。

[7]Matthew P. Goodman, “Not Beyond Hope: Japan andTPP,”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Vol. 2,No. 1, January 2013, p. 1.

[8]贺平：《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102页。

[9][日]岡本行夫：「日本盛衰の岐路：速やかにTPP交渉参加の決断を」『中央公論』、2012年5月号、16～17頁。

[10]日语称“日米同盟+日中協調”。

[11]这些议题包括四大板块：第一，WTO的改革；第二，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钢铁等大宗商品的产能过剩问题；第三，数字经济；第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12][日]首相官邸：「G7シャルルボワ?サミット出席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2018年6月9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20180609kaiken.html。

[13][日]首相官邸：「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19年1月28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

[14][日]首相官邸：「ウォール?ストリート?ジャーナル主催ＣＥＯカウンシル ディナープログラム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2017年5月16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516wsj.html。

[15][日]首相官邸：「世界経済フォーラム年次総会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2019年1月23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123wef.html。

[16]USTR,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January 9, 2019,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 -office/press-releases/2019/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17][日]首相官邸：「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18][日]首相官邸：「日英共同記者会見」、2019年1月10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110uk.html。

[19][日]首相官邸：「日独共同記者会見」、2019年2月4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_00008.html。

[20][日]首相官邸：「内閣総理大臣談話」、2018年10月2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discourse/181002comment.html。

[21][日]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年頭記者会見」、2019年1月4日。

[22]在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的基础上，日本进一步发展与延伸，进而提出了“第四次产业革命”新理念。具体内容可参见陈友骏：《“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新理念的产生、引入与效果评估》，《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第87—108页。

[23]“社会5.0”的概念是指将数字革命与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相融合，构建一个可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并持续创造新价值的社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