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8日，我曾应广州信孚教育集团邀请，参加该集团所属农民工子弟小学——康乐小学教师座谈，受聘为该校顾问。我从未接受过社会兼职，但很乐意接受这一聘请。原因很简单，不仅因为他们和我是同行，还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的后代。

曹保印先生的小说《草根儿》，也是在呼吁社会关注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与信孚教育集团农民工子弟小学办学宗旨殊途同归。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也是车薪杯水，尽可能呼吁而已！

我们今天中国的城市市民，往前追溯，大部分人，不是父辈就是祖辈，总是一个移民，其中很多人做过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农民工的后代。抗战时，我家乡被日本人扫荡，一把火烧光了房子，父亲牵着我奶奶的衣角，坐小船过长江，到了上海。当时的学校是社会主办，不是政府主办，父亲有幸在上学的年龄能入学，终生受益。父亲上的是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和当时校董的女儿同在一个班级。

我后来读的那个小学，非常巧，就是父亲读的那个小学。有一个女教师问我：“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啊？”回去告诉父亲，父亲说，“哎呀，她可不是一般人，她是校董的女儿呀！”校董的女儿和一个移民的儿子是在一个教室里长大的，后来又做了那个移民儿子的儿子的教师。

可是，从曹保印的这本小说中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工子弟要想上一所学校，不要说普通的公立小学了，哪怕是安安稳稳地上由农民工自己办起来的、简陋的学校，都常常特别艰难——因为这类学校往往会被有关方面轻易喝令关门。这种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相当不公平、不公正的。

如今，上海虽然繁荣，却是个大政府弱民间。读者有机会到上海外滩就知道，它浓缩了整个世界：西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人称“万国博览会”，我称是“老欧洲”；对面是浦东，全是崭新的摩天高楼，我把它称为“曼哈顿”、“新美洲”；在地球仪上，大家知道，把美国和欧洲拉到一起，或者暂时割开的是大西洋，外滩的“大西洋”是什么？就是那条黄浦江。

黄浦江的两边，一个是老欧洲，一个是新美洲，整个世界缩拢成寸，就浓缩在那里！但你一离开黄浦江，往北、往南走20公里，就会发现另一个上海，那个上海和外滩的差距不是20年的区别，是50年的差别。

让我触目惊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门口。每一次从我居住的小区出来，路过两个小学，一个是公办小学，一个是民办小学，那所公办学校放学的时候门口挤满了车接送，农民工学校出来的孩子连身整齐的校服都没有，过马路时无人护送，万一被隔壁那个学校的接送车辆撞上，怎么得了？一墙之隔，公办学校是这样，民办学校是那样，俨然两个上海，两个世界。

2004年冬天，我妹妹的女儿来我家过寒假，我带她到周围农民工住宅地带走一走，小姑娘几乎窒息，走出来后喘一口气：“现在才感觉安全着陆了。”可见此行所见对她的心理冲击。我对她说，“寒假作文你有题材了，就把这句话写进作文里。”

在这本小说里，这种现象也有深刻的反映：农民工的儿子草根儿，在城里上的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由一间废弃的工厂厂房改建的，学校环境可想而知。在学校被强令关闭后，草根儿上的第二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租用的民房，虽然办学条件稍稍好了一些，但也一样时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就意味着，草根儿和他同是农民工子弟的同学们，随时都会失学。实际上，这早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现实。草根儿只不过是无数农民工子弟的一个小小的侧影罢了。

我曾对信孚教育集团的信力健总裁讲、对康乐小学的校长讲，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实施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在逐步化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冲突。如果政府不做，又不许民间接盘来做，这个城市不会太平。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给我家装修房子有一个民工，很聪明，就是穷。他离开我家不久，有一天半夜突然打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他说他在第二家装修的地方，因夜深返归，被门卫拦住了，进不去。他在上海没有第二个栖身之地，必须设法进那个小区。他看到所有进出小区的小车都不受检查，一溜烟疾驰而过，就问我能不能帮个忙，开车出来，带他进去？

我到那里的时候，他蹲在路边暗角里冻得发抖，示意我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好让他在门卫视线之外上车。上车后，他坐在后面的位子上，跷起二郎腿，拿张报纸作首长阅报状，门卫毫不阻拦，扬起栅栏，还敬了个礼! 为了这个“礼”，我们两个人在车内笑成一团。他扔开那张鬼报纸，几乎要在车内站起来：“人进去，要盘查，车进去，不盘查，还敬礼！” 这大概是一个农民工在一个城市装修十年，享受到的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惟一一次敬礼。我这个农民工的后代给另一个农民工当一回司机，并不丢人，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当司机，能让人笑得出眼泪。

有时候，我曾想，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一根链条的最末几节。但是，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后，我感觉似乎又走到了这根链条的开始几节。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在社会分裂甚至酝酿社会冲突的上游，每天在消化、至少是缓解这些冲突，让我们的孩子带着正常、健康的心理，融入到这个社会，融入现代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功德无量，不光是传授知识、为农民工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实际上在培养现代文明最根基的部分，是在化解可能引起文明自焚的那些冲突。小说中的打工妹菊儿，正是无数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和创办者的典型代表之一。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师，需要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办者，而且越多越好。我们所要做的，是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反对甚至蔑视。

感谢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感谢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你们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情。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普通公立学校的老师相比，二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在进行正常的知识传授，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除此而外，实际上正在做更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止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力所能及地为农民工及其子弟做一些事情，至少，应该让自己也让自己的孩子，多了解一些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知道他们在遭遇着什么，又在做着什么、想着什么、向往着什么。信力健先生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康乐小学，曹保印先生创作《草根儿》，对解决全社会的农民工问题而言，都是车薪杯水，但让这样的水聚起来，给大大小小的草根儿们多一些水，就能让他们活得滋润，活得健康，活出一群现代中国人的尊严！

来源：《学习时报》第3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