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前后的几年，也是贝利亚人生旅途的最后几年，在这几年里，他的命运之 舟一会儿跌入波谷，一会儿跃入浪峰，最后则陷入漩涡，沉入海底，从而使其命运的轨 迹表现为极具戏剧性的三部曲。由于这其中的内容一方面鲜为人知，另一方面又令人感 叹，引人深思，因此笔者拟在这里简要地作些评述。

一

贝利亚于189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农民家庭，虽出身寒微，然年少得志，1931年他 年仅32岁便当上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1945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 46年升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控制着国家保安机关。在此期间，他玩弄阴谋，陷 害忠良，制造冤案，滥杀无辜，对苏联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和破坏法制负有重大罪责。倘 若斯大林对苏联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有所悔过，或者这一镇压活动所引起的反抗已威胁到 了他的统治，贝利亚的下场当然不会有别于他所清除的“人民公敌”，但由于斯大林始 终坚持认为这些镇压活动是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罪恶阴谋，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正义 之举，而且这些镇压活动不仅没有威胁到他的地位，反而是强化了他的权力，这样贝利 亚也便成了他钦封的功臣。随着加里宁、日丹诺夫的逝世和库兹涅先斯基的被解职以及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的有意贬抑，贝利亚在 政治局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

然而，随着斯大林年事日高和体质与精力的日渐不济，他开始由重点考虑国家政权的 安危转为重点考虑他自身地位的安危，于是贝利亚在“捍卫”国家政权方面的“功绩” 开始被他淡忘，而贝利亚在这些“捍卫”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狠手毒、阴险狡诈、整 人绝技和勃勃野心则日益清晰地闪现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思之颤栗。为了确保自己地 位乃至生命的安全，斯大林开始有计划地将打击目标对准了他身边的这位危险人物，于 是一张捕捉贝利亚的大网迅速地张开了。

1951年底，贝利亚的亲信阿巴库莫夫突然被解除了国家安全部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 贝利亚已故政敌日丹诺夫的追随者伊格纳捷夫，这位新部长上任后犹如一股旋风立即在 安全机关内部进行了清洗，所有被清洗者都被戴上了“从事间谍活动”、“有严重通敌 行为”的吓人帽子。此举对贝利亚来说犹如一柄刺向他的双刃剑，既是对他势力的实际 打击，同时也暗示了他此前的用人不当及其在政治上的麻木。

紧接着伊格纳捷夫又制造出一个所谓“明格列尔事件”，说是格鲁吉亚的一些领导人 将组织居住在本共和国西部黑海岸边的明格列尔人发动暴乱，暴乱的最终目的是使格鲁 吉亚脱离苏联而与资本主义的土耳其结盟。在这个案件中，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恰 尔克维尼亚、第二书记巴拉米娅，总检察长绍尼亚、司法部长拉帕娃均遭逮捕，而这些 人不仅长期处在贝利亚的卵翼之下，有的还是由贝利亚亲自安排担任现职的。更有意味 的是，贝利亚本人就是明格列尔人。所以赫鲁晓夫说：“明格列尔案件”是斯大林“为 了除掉贝利亚而捏造出来的”。

斯大林也没有隐讳他对贝利亚的敌视，1952年10月16日，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 央全会上，斯大林明确指出贝利亚把格鲁吉亚搞成了独立王国，而苏联没有容纳这种地 主的余地。此外，他还指责贝利亚向“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铁托告密。此后 不久，伊格纳捷夫又烧起了他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即又炮制出了一个所谓“医生间谍案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发表公告，说克里姆林宫的9名犹太医生组成了一个恐怖集 团，他们用破坏性的“治疗”来缩短苏联领导人宝贵的生命，著名革命活动家日丹诺夫 和谢尔巴科夫就是被这伙人面兽心的匪帮治死的。通告说：“现已查明，医生恐怖小组 的所有成员为国外情报机构效劳，向它们出卖灵魂和肉体，是它们雇佣和收买的奸细。 恐怖小组的绝大部分成员已被美国情报机构收买。他们受雇于美国情报机构的分 局，即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恐怖小组的其他成员(……)是美国情报机构 的老奸细。”如此阴险、歹毒的一个间谍恐怖组织竟然长期潜伏在克里姆林 宫作案，而作为分管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党政领导人安全工作的贝利亚居然毫无察觉，这 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也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贝利亚若非麻木不仁，玩忽职 守，便是这些千万当剐的“间谍”的同谋。

就这样，斯大林通过上述一套烂熟的手法，非常自如地将那位别人都无可奈何的贝利 亚罩入了网中，只要他老人家再将网口用劲一提，贝利亚顷刻便会被生擒活拿，然而， 随着斯大林病情的急剧加重，他已无力将网口收起，行将就缚的贝利亚于是从网口中从 容地逃脱，他那本来是山穷水尽的命运于是也便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二

除斯大林外，苏共中央主席团(从十九大开始中央政治局改称中央主席团)的衮衮诸公 虽在排名上有先后之分，但在地位上却如齐肩的兄弟，斯大林逝世当天——1953年3月5 日，兄弟们聚会相商，较为平均地瓜分了中央的党政权力，其中马林科夫取代斯大林任 部长会议主席，算是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除担任部长会议 第一副主席外，又分别兼任内务、外交和国防三个最重要部的部长；伏罗希洛夫任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担任书记处首席书记并主持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尽管 如此，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还是没有放弃对第一把交椅的觊觎，其中贝利亚最先开始 了向那把交椅的冲刺，他苦心积虑，恩威并举，所采取的措施常有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 鸟之妙。

马林科夫的屁股刚一沾上斯大林的那把交椅，贝利亚就借口为斯大林举行葬礼需要维 持秩序，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把几个师的内务部队开进了莫斯科，部队配备坦克和装甲 车，士兵手持机枪和火焰喷射器，浩浩荡荡，好不威武。贝利亚把这些部队精心部署在 了市中心各办公大楼等要害所在和送葬队伍经过的各条主要街道上。不用说，只要贝利 亚一声令下，这些部队便会饿狼捕食般地冲向任何地点。此举既可确实增强他的实力， 又可使那些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诸公不仅放弃同他的权力争夺，而且为他们自己和家庭 的安全与前途考虑而拜倒在他的脚下。紧接着，这位不知使多少人蒙冤入狱，死于非命 的刽子手，匠心独运地把精力转向了“宽刑”和“平反”工作。

1953年3月27日，在贝利亚的积极推动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内务部提出的《关 于特赦的命令》，宣布：“凡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的巨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以其在 工作中的诚实态度证明可以重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社会上有用成员的犯人，已毋需 将其继续拘留在拘留所”，因此予以释放。[4](P3)《命令》还指出，应修改刑事立法 ，用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来代替某些危害性较轻的罪行所负的刑事责任，并减轻某些罪 行的刑事责任。根据这项特赦令，有100余万囚犯被释放。但是这些囚犯很快就证明， 他们无法“过诚实的劳动生活”，他们一经释放，马上便重操旧业，偷盗、抢劫、强奸 无所不为，刑事案件陡然上升。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的“群众来信”， 反映在国内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发现了刑事犯和累次犯罪分子团伙以及他们在此威胁下终 日心惊肉跳的处境，呼吁加强公园和街道的巡逻，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件事虽然证明了 贝利亚那个特赦令的不切实际，同时却也向人们表明，他贝利亚不是那种热衷于严刑竣 法之辈，更妙的是，他在斯大林葬礼期间调来的那几个师由此找到了长驻莫斯科以“维 护首都治安”的借口。

4月4日，贝利亚掌管的内务部发表公告，宣布为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平反。公 告称，今年1月份公布的对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医生间谍恐怖集团”的指控“是不真 实的”，因此恢复这个案件中一切人的名誉，并予以释放。公告义愤填膺地指责前国家 安全部为了弄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竟然“采用苏联法律不允许和绝对禁止的侦讯手段 。”4月6日，《真理报》就该案件的平反发表社论指出：“这个案件的发生，主要是因 为前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是不合标准的，”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盲 动性”，“做了当时负责侦讯、现已被逮捕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罪恶冒险家的尾巴 。”“柳明之流企图假手他们所捏造的案情在苏联煽起民族仇恨。”“前国家保安机关 穷凶极恶地践踏苏维埃的法律。”两天后，伊格纳捷夫被解除了刚担任不久的中央书记 的职务。

又是两天后，即4月10日，贝利亚又对“明格列尔案件”进行了平反昭雪。他亲自前往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把那些新上任的官员悉数调离，而将他的追随者官复原 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 泽则因参与制造“明格列尔案件”而遭到逮捕。

对这两个案件的平反，不仅使贝利亚对伊格纳捷夫报了怨仇，彻底摆脱了这两个案件 对他的羁绊，也不仅使他得以在内务系统和格鲁吉亚排除异己，安插心腹，壮大势力和 宣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更重要的是它向国人表明，贝利亚对冤假错案是决不 容忍的，对诬陷诽谤、严刑逼供、破坏法制是切齿痛恨的。

但是仅对这两个与己有关的案件进行平反不免令人生疑，也难以完全达到掩饰自己 在大清洗年代的罪责，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钓取良好声誉，捞取政治资本的 目的，所以贝利亚的“平反”工作也就仍在继续。

4月17日，贝利亚上书中央主席团，对1951年底至1952年初制造的苏联武装部副部长雅 科夫列夫、炮兵总局局长沃尔科特鲁宾科等人的所谓“破坏活动”案提出了质疑，指出 ，由于没有确凿材料“足以控告本案被捕者进行破坏活动”，所以应给雅科夫列夫及与 本案有关的其他人员恢复名誉，并解除对他们的监护。此外，贝利亚还为19 38年被清洗的老布尔什维克彼得洛夫斯基、战后因“克里米亚案”被捕的莫洛托夫的夫 人热姆丘仁娜等人恢复了名誉，并安排了工作。

在进行“平反”工作的同时，贝利亚又煞费苦心地触动起了民族政策问题，经过一段 时间的准备后，他在5月20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抛出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 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 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 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 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 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这个决议虽是针对立陶宛作出的 ，实际上对其他共和国也有效力。应该说，贝利亚提出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过去 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和国及其地方的党政领导人的正职虽由当地的本民族人担任，副职 却往往被俄罗斯人占据，而这些由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身份的副职，不仅担当着“ 监军”的角色，实际上也操纵着各共和国及其地方的决策权。这种做法既伤害了各共和 国的民族感情，也刺激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就为人们所唾弃。因此，贝利亚的这 些意见有助于提高他的政治声誉，获得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拥护，他本人的少数 民族身份尤其容易使这些民族干部把他当成自己的贴心人。此外，这些意见的贯彻实施 也为贝利亚在各共和国、特别是各共和国的保安机关安插亲信提供了机缘。

贝利亚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行动不仅每一项都有助于他实现夺取最高权力的目标，而 且这些行动加在一起还会产生一种整体效果，它会使人觉得，在苏联新的领导集体中， 唯有贝利亚是一个有谱有向，胆识兼备，能打开新局面的人，只有他才适合充当苏联政 治舞台的主角，而其他那些人不过是一群跑龙套、敲铜钵的，因为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 个月来，那些人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讨论、通过贝利亚所提出的那些意见和建议，而他 们自己则未曾提出过什么安邦之计和治国之策。

然而，就在贝利亚春风得意，兴云播雾，认为他的夺权计划正在步步顺利地得到实施 ，而其他的领导人已被他的淫威和智慧征服的同时，一张捕捉他的密网却正在暗中慢慢 地张开了。

三

早在四十年代赫鲁晓夫就已暗下决心，斯大林去世后必须阻止贝利亚夺取最高领导权 。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期间，他甚至对布尔加宁公开谈道，斯大林死后我们决不 能让贝利亚窃取国家安全部长职务，否则这便“是我们末日的开始”。布尔加宁深表赞 同，两人并就此作了商议。在1953年3月5日进行权力分配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虽然未能阻 止贝利亚当内务部长(这次会议决定把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因而内务部长的权力比 安全部长还要大)，但是他却颇有用意地提出让布尔加宁担任国防部长，并达到了目的 。

此后，赫鲁晓夫一方面紧盯着贝利亚的一举一动，精心入微地分析着贝利亚每一项建 议和行动所包藏的祸心，另一方面又在为如何拔掉这颗钉子而进行着周密的思考。他深 知，这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工作，仅凭个人力量断难成事，弄不好就会身首异处，但他 也清楚，贝利亚多行不义，积怨甚深，对贝利亚切齿痛恨的人绝非仅只他自己，于是他 想到了整个领导集体，试图把所有主席团委员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上演一出众神缚妖的 好戏。

马林科夫是赫鲁晓夫在争取到布尔加宁后争取的第一个人，因为只有首先将这位“一 把手”争取过来并与他联合行动，才能够使这一行动本身具有正统和正义的性质，而不 致于被看成是“犯上作乱”，别有它图，也才便于说服和争取其他领导人。马林科夫巴 不得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将那位严重威胁着他的地位的贝利亚清除，于是两人一拍即 合，一同成为了倒贝利亚的主谋。此后两人相互协商，分头行动，各尽所能，互通信息 ，本着“先易后难”的策略逐个做其他主席团委员的工作，先后争取到了莫洛托夫、萨 布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这个过程虽说艰难，但总的来 说比较顺利，因为掌管部长会议的马林科夫，主持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赫鲁晓夫和握有军 权的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联合在一起，本身就能够使人们掂量出在这场斗争中的力量对比 ；其次，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根据被争取者同自己和同贝利亚关系的亲疏状况以及人们 普遍具有的从众心理而采取的“先易后难”的策略也大奏其效。

在争取到所有主席团委员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4人一起研究 了清除贝利亚的具体方式和时机(之所以吸收莫洛托夫参加这一机密计划的制定，是因 为莫洛托夫对贝利亚一向恨之入骨，而且在赫鲁晓夫争取他参与反对贝利亚的行动时， 正是他首先提出了必须对贝利亚采取“扣押”的措施。另外，此人经历了无数的政治风 浪，斗争经验颇为丰富)。他们认为，将这一行动安排在苏军夏季演习开始的时候最为 适宜：其一，布尔加宁可以乘机把效忠于他的部队调至莫斯科；其二，马林科夫届时可 以以研究本次军事演习为名召集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同时邀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列 席，国防部长和副部长按照惯例当然要在这次会议上报告演习计划，这样便可以用他们 的装有暗玻璃的车子将动手逮捕贝利亚的将军们带入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的接待室。如 果贝利亚事先发现不了这些将军们自然再好没有，如果发现呢，就说这些将军们是应召 前来回答军事演习中的有关问题的；就在这次“研究军事演习”的会议上将贝利亚拘捕 ；会场将安排在距接待室只有几步之遥的马林科夫办公室，以便这些将军们在得到指 令后能迅速地将贝利亚制服，而不致使他有时间向他的内卫队发出任何求救的信号。

他们认为，对这一拘捕计划必须严格保密，所以除去他们4人外，其他主席团委员对这 个计划一概不知。对于执行逮捕任务的将军也是在实施逮捕前的几小时才最终确定和让 其得知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的。这次惊心动魄的会议于6月26日中午举行，先由赫鲁晓 夫劈头盖脸地给贝利亚扣了一堆帽子，即曾参与英美间谍组织的活动；斯大林逝世后插 手和干预地方事务；企图挑拨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民族敌对情绪，分裂苏维埃的神圣 联盟；镇压和迫害过许多善良正直的同志并试图继续进行这种镇压和迫害。因此，贝利 亚“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的野心家。”然后是精神紧张，乱了方寸的 马林科夫不顾预先商定的程序而匆匆忙忙地按响了接待室的电铃。(时间是26日下午1点 )待命的将军们得到指令后迅速冲出，把枪口对准了贝利亚。此时贝利亚不顾一切地去 抢夺他的公文包，公文包内的一张纸上用红铅笔写着“警报!警报!警报!”，[6](P64) 这是他在意识到危险后写的，看来是想交给克里姆林宫的卫队。夺包不成，他又疯狂地 叫喊：“我上当了!”叫喊时发红的双眼直盯着赫鲁晓夫。

贝利亚被捕的第二天，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便组织了对他罪行的侦讯，侦讯是在没有 任何肉体和精神折磨，不施加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十分艰难。几乎对所有问 及他的案情他都谎称不知，几乎所有对他的指控他都矢口否认，“只有出示罪证，出示 他签署的文件或他作出的决定之后他才提供，只是在完全揭露之后他才伏罪”。但是，经过长达6个月的侦讯，还是获得了贝利亚的大量罪行材料，这些材料汇集在 一起竟长达33卷。在侦讯之初，贝利亚常常给中央主席团写信，申辩他是按斯大林的指 示办事的，作为执行者他是无罪的，希望主席团能鉴于这一情况而对他从轻发落。后来 他就只写信给马林科夫，一方面抱怨逮捕他是绝对的错误之举，一方面说这是赫鲁晓夫 等人的一个阴谋，让马林科夫别上当不知：他们“先是整我贝利亚，然后将会整你马林 科夫”。这一点虽不失为先见之明，可是他这样把自己这堆臭狗屎往马林科夫 身上靠只能害了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出于表示自己清白而与贝利亚毫无瓜葛的需要，也 只能对他提出更为严厉的惩治措施，因为他写的所有这些信鲁坚科都不仅向马林科夫， 而且也向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作了汇报。

12月17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公布了苏联最高检察署关于贝利亚案件的侦讯报 告。12月18—23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案件进行了秘密审理。12月23日特 别法庭对该案作出了判决。判决书在一一列举了贝利亚及其同案犯的罪行后指出：“对 所有被告提出的罪行，已在法庭上由原始文件、物证、被告的亲笔记录和许多证人的证 词全部证实。”被告贝利亚等7人“在审判的过程中证实侦讯期间他们所作的供词，并 对所犯的一连串极其严重的叛国罪行供认不讳。”据此，法庭判处贝利亚等7人“极刑 ——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私人财产，取消军人称号和奖章、勋章等。”[2](P454) 判决作出的当天，对贝利亚等7人执行了枪决。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 来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