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李朝王国，是明朝的藩属国，奉明正朔，采用明朝的年号，使用明朝的日历，崇尚明朝为大中华，而自负为小中华，与明朝保持着最为亲密的睦邻关系。每逢元旦、冬至、皇帝万寿节和其他节令庆典，都会派遣使者来到明朝。这些使者回国以后写成的《朝天录》，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他们在明朝活动的情形，以及所看到或了解到的有关明代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皇室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形，构成当时朝鲜人对“天朝上国”明朝的总体认识，也为我们了解明朝和朝鲜的交往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利用这些资料，有助于全面定位晚明社会。

神宗皇帝酒色财气四毒俱全

神宗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前十年号称明代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是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皇帝。其后神宗更不断派出矿监、税使、织造和烧造太监，在全国范围内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脂民膏。

这在朝鲜使者的记录中，就有具体记载。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正是矿监税使肆虐各地之时，朝鲜陈奏使右议政李恒福在他的《朝天记闻》中记道：“东征事起，府库虚耗，又起乾清、坤宁等宫，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一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大于此。”李恒福又在与一同出使的副使李廷龟向宣祖复命时说：“不独十三省，太监分出天下，言利之道大开。臣行一路处处设皇店，榜曰‘奉谕圣旨征收国助’，虽一蔬一菜亦皆有税。道路之人争相怨詈曰‘皇上爱钱不爱人，未有如此而享国长久之理，我等不久亦将流离如汝等’云。”李恒福还记，刑部尚书萧大亨曾避开众人对他说：“你国须多备方物助工。”李恒福领悟出，“大概中朝私献之路大开，欲以此悦皇上也”。另一使者黄汝一则在他的《银搓录》中记道：“天下称之曰，‘朝廷爷爱银不爱民’。又民间奢侈成风，虚文日增。”万历二十七年五月，接伴使沈喜寿向宣祖报告：“天朝遣中使聚财之举，虽出于非正之供，而市民至于绑缚太监，无所顾忌，人心风俗，极为寒心。”“皇上爱钱不爱人”，“朝廷爷爱银不爱民”，明朝百姓用极为生动的语言道出了神宗皇帝的贪财好货，这些在中国的文献中殊难见到。“未有如此而享国长久之理，我等不久亦将流离如汝等”，是说当时明朝百姓已经意识到，像万历皇帝这样，其统治必然不会长久，大明百姓也会遭受像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时朝鲜民众颠沛流离的苦难。这些记载，对于我们理解清初史官“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看法，实是富有参考价值的。

晚明朝廷官员只是爱钱？

明末清初人侯玄汸在其《月蝉笔露》中说：“土崩瓦解，起于天启、崇祯之间，然其由来固亦远矣。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更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晚明官员廉耻尽丧，贪得无厌，苞苴公行，政以贿成的丑态，朝鲜人也留下了丰富真切的记录。

朝鲜使者裴三益《朝天录》云，万历十五年七月辛卯，“饭后往天坛，到正阳门，守门宦官以无票帖，颇有不令色。盖通事等甚劣，票帖授门把子，未及进呈故也”。万历四十六年，朝鲜冬至谢恩使书状官崔晛在其《朝天日录》中记载：“通事等纳于吏部下吏，若费百两银子则捧诏查勘，而一月之内可以降敕云。此虽涉于曲径，而中朝之习，非贿不成。收合一行译官军官医官写字官养理马厨子奴才三十人，银子各三两，合九十两。通事等以此图之。”他已经非常清楚不通过贿赂的手段，连出使任务都无法完成。他更发表看法道：“朝廷之上，廉耻扫如，贿利是营。衣冠之人亲行商贾之事，而逐什一之利，各部衙门发一号，施一令，则必先之以贿遗。若富高大贾有数万两之银，则其势交通内珰，把握朝权，生杀与夺，不出于公道，可为寒心矣。”天启二年五月，朝鲜光海君依据使者的报告后传令备边司道：“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天启四年，洪翼汉在其《朝天航海录》中记道：“近来各部人情，倍于昔日。仍出上年奏请时，人情单字以凭考证。人参多至数十片，他物称是矣。”天启七年二月，崇祯继位后，奏闻使权怙快马奏报：“新天子聪明迈古……而汉人需索之弊，与前无异，倒尽行资，难以塞应。”崇祯六年，仁祖问及明朝情况，归国的奏请使洪灵回答说：“物力不如昔日之全盛，而士大夫贪风大振云矣。”崇祯九年金堉在其《朝京日录》中记：“近来缙绅之间，贪风益炽，向贿者，以黄金作书镇，挟于册中而进之。金价甚高云。”他又记道：“外有奴贼，内有流贼，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从万历到崇祯，朝鲜使者一路记录下来，前后贯穿式地留下了明后期政治日益贪腐的轨迹，处于内外交困的危局，明朝各级士大夫不但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天朝之事亦可忧”，朝鲜使者已清楚地感觉到明朝大厦将倾。

晚明太监干预外政一手遮天

在朝鲜使者的笔下，对晚明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多有描述。如记明中期总体形势以及太监威势，万历二十八年六月，谢恩使李好闵以中朝闻见事进书启道：“中原地方近以矿、税、监三课，民怨骚然，物货不通，关津萧条。淮、砀之间，剧贼赵抚民、赵吉元、唐云峰等妖术聚众。朝廷之连章累牍，率皆留中。左珰横恣，干预外政。至本国方物，前则验纳礼部，礼部自为谨护，内监不为谁何。而今则渐加刁蹬，方物解进之日，公然出票叫去通事，又哄礼部曰：‘今后不可不验于内监。’前头之事可虑矣。”记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势焰嚣张，洪翼汉的《朝天航海录》天启四年载：“朝野侧目而言曰：‘天下威权所在，第一魏太监，第二客奶姐，第三皇上云。’”记明代财政入不敷出，赵宪《朝天日记》万历二年记：“闻朝廷用银之数，用银三十六万两，以养戍边军。用银五一万两，以养宗室辈。太祖子孙，多至十七万故然。”记选秀女之祸，金诚一的《朝天日记》万历五年记：“兹圣皇太后圣谕，皇帝年及婚期，宜慎简贤淑以为之配，尔礼部其遵祖宗旧典，榜谕在京顺天府及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大小官员人民等良善之家，预先选择其父母形体端慎家法严整，务要媒婆查找年十四五六岁容貌端庄德性纯美动中礼度者。”记明朝士子之有失体统，权挟的《石塘公燕行录》记道，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序班引臣等诣光禄寺馈酒饭，未及入坐，而唐人争攫肉果而去”。记明朝出使朝鲜使者的贪货辱国行径，万历三十年六月，朝鲜史臣依据使者汇报而得出印象道：“是时天朝贪风大振，贿赂公行……至于赍诏差官之往来，得绸子数百匹，人参百余斤而去……顷日天使顾天峻以翰林学士奉天子命来临外国，公然责受银千余两，饮食器皿亦皆换银而归，为外国人所唾鄙，中原之事可知矣。”其他记万历中后期辽东镇守太监高淮欲壑难填，百般勒索，记出使朝鲜的太监，如天启五年的副使胡良卿怒礼单薄略，“踏破宴膳”，正使回国时整理礼物“五更始就寝”等，更是充斥篇什、俯拾皆是、传神生动。“中原之事可知”，朝鲜人以其细致的观察，展示了晚明社会的基本面相。

结合中国文献，神宗长年不视朝政，只爱钱不爱民，官缺不补，补者并不谋其政事；熹宗不尽皇帝职责，只重用太监不相信大臣；崇祯朝令夕改，躁动疑忌。晚明上下隔膜，君臣离心，官民形同水火，官员只顾私利而不念生民疾苦，全社会矛盾进发，对抗激烈，民变、兵变、奴变蜂起，边疆危机日深，似这般上下懈怠，千疮百孔，矛盾重重，日不敷出的晚明社会，要其长久，几无可能。在朝鲜使者的眼中，明朝正在一步步迈向覆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