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国兴衰历来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大国》学术丛刊，旨在求索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2005年4月27日，多位学者与新闻媒体在上海浦东举行了学术座谈会，就大国崛起、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和当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等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韦森在这次座谈会上做了如下发言：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都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体系中的市场机制的生成和扩展，已把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提到学界和全社会各界人士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显露的许多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学术各界从经济学理性推理之外的研究视角来反思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深层制度结构、我们的政府体制安排、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走向和具体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重大社会选择和历史际遇问题，就经济学界来说，在学科的研究视角、分析工具和知识积累诸方面均力不从心，甚至有些茫然（那些菲薄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除外）。因此，最近在一些场合，如在与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汪丁丁和姚洋的思想对话中，我一再呼吁，经济学人要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学界的朋友对话，尤其是要与政治哲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人类学界的朋友对话。因为，改革、发展、经济增长、宪政民主、法治社会、人民福祉、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等等，都是当今学界和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面对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相信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人，都不敢说妄称把握了全局，理清了大势，看准了路径。因此，我们需要沟通，需要对话，需要相互学习，需要共同探索。在这个方面，《大国》丛刊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全喜兄刚才谈到李泽厚先生的“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退化的时代”的断言。我不了解李泽厚先生是在什么语境下说这句话的，如果仅是说出这一判断，我觉得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首先，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学术－思想”二分法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在现代社会中，能会产生真正有卓见的思想？反过来，没有思想的学术，又会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我们勉强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这个二分法，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这个二分法是就当代中国所说的，还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如果是就当代中国而言的，情形可能正与李泽厚先生的判断相反。在当今中国，我们似乎太缺少严格扎实的学术了，而太多人在那里天马行空和闭门自我揣摩地“思想”了。如果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的，则如果不是对当代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理论进展视而不见，就是情感上还与之格格不入。即使我们同处在康德和马克思这样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的思想阴影中，读读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奎因、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布劳威尔、歌德尔、普特南的数学哲学，黑尔和帕菲特的伦理学、阿罗、哈森伊和森的福利经济学，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以及读读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格尔茨的人类学，德沃金的法学，巴特尔和蒂利希的宗教神学，你说人类社会的思想在当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们这些人，是缺少学术，还是缺少思想？

当然，不管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否确当，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提醒我们要认真反思一下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并促使我们思考处于社会渐进且实为巨变转型期中，未来中国思想界的学术之路将如何走。现代——或精确的说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讲分工，讲专业化，但也讲沟通和对话。从经济学上来讲，只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市场扩展和知识进步。思想和学术“市场”，何尝不是如此？

未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之路将如何走？高全喜兄刚才提出的主张显然有道理：要在思想中做学术，在学术研究中蕴生和滋养思想。我们要以一种敬重的态度去重读古典，更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当代。在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思想，要不得；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妄自菲薄，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