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交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而秦始皇执政后期规划发起的直道工程，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册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对于秦直道，除了关注其交通史、工程史、行政史方面的特殊意义之外，从文化史视角考察，也可以有重要的发现。

司马迁保留的文化史记忆

正是由于《史记》“纵”“横”“全体”的文化史观察，才保留了有关秦直道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又《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经直道返回咸阳，“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而只有司马迁留下了有关秦直道的明确记载，这得益于他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史记·蒙恬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尊重和珍爱“百姓力”的伟大学者基于独特历史感觉和文化立场发出的洪亮声音，伴着踏行直道的沉重脚步，形成远彻千百年的影响力。

若无司马迁对于秦直道出自极开明的文化史理念的关切、考察与记录，后世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这一交通史上伟大道路工程的存在。

秦直道规划的文化史背景

秦直道规划的直接动机应是策应蒙恬部队在北河的军事进取，实现“河南地”与秦王朝重心地区的高效率交通。然而“千八百里”“直通之”的设计，或许也有特殊的表现神秘主义意味的文化理念在起作用。

秦直道通行的重要路径在子午岭上，而咸阳以南越过秦岭的交通干线子午道循子午谷南行，沿线有直河。“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子午方向在古人的意识中，具有今人不易理解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西汉王莽的政令看出一些端倪。《汉书·王莽传上》记载：“（元始五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儿，7岁时因王莽“秉政”的权势，强行“配帝”，当时平帝年仅9岁。按照汉代社会上层的婚姻制度，王莽的女儿只能“待年”才能实现正常夫妻生活。所谓“有子孙瑞”，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一条道路的开通和“皇后有子孙瑞”的关系，暗示“子午”的方向，与生育、生殖相关，即有生命象征的含义。张晏的解释是：“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颜师古说：“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颜师古将子午岭与子午谷联系起来考虑，以为“共为‘子午道’”的意见，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这一认识为后世学者所承袭。如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山川·庆阳府合水县》“子午山”条：“直南直北，随地异名。南有子午峪，北有子午岭。”又道光《鄜州志》卷一《山川》“子午岭”条写道：“子午岭。州西二百里，与终南子午谷相对。……秦直道在此。”

秦直道沿线还有另一处重要的神秘文化存在，即位于甘泉的“匈奴祭天处”。《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匈奴祭天处”和华夏人祭黄帝处，因直道彼此联系，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而“径路神祠”一语如果来自意译，则“径路”与“直道”义近，也是耐人寻味的。

秦直道交通的文化史意义

“直道”修筑的起因，在于与匈奴的战争。正如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奴隶制”以来的历史时也曾经指出，历史“逐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从秦汉历史来看，与战争同时发生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形式，还有和亲、赂遗以及关市等，其性质也可以看作“交易”，而直道通行的便利使其成为这些活动的首选线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汲郑列传》《匈奴列传》都说，匈奴“绝和亲”，即与汉王朝进入交战状态时的军事动作，就是“攻当路塞”。按照司马贞《索隐》引苏林的说法，即“直当道之塞”。《汉书·匈奴传上》颜师古注则称“塞之当行道处者”。就道路规格和通行效率而言，其中所谓的“路”与“行道”，是“直道”无疑。

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许多迹象表明，呼韩邪单于当时是循“直道”南下。《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转谷二万斛以给焉”。此次“转谷”运输，也应通过直道。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匈奴虽为草原民族，却受到中原消费风习影响，所谓“好汉缯絮”即表现之一。《汉书·匈奴传下》说，自刘邦时代起，汉即“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后来“增厚其赂，岁以千金”。汉王朝以“赐”的形式对于匈奴的物资输送，多有丝绸织品及成衣等。自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多次赐匈奴“锦帛”及“絮”，数量逐次增加。简单统计后累计“锦绣缯帛”8万匹，“絮”8万斤。如此惊人的数额，是否仅仅用以满足匈奴“民众困乏”的需要？应当看到，丝绸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汉王朝与匈奴的经济关系中发挥了作用。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实际消费需求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是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的。林干曾经提出匈奴在商业交换活动中的活跃，“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匈奴）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理解丝绸之路交通由“直道”转“北边道”，经草原通路西行的贸易方式，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文化体系的伟大历史作用，其实是通过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共同努力而实现的。而直道对于东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也因汉匈往来相关史迹得以突出显现。（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