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军事情报对于军事策略与作战指导关系密切。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情报搜集与调查体系逐步完善，使蒋介石在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地斗争中占据上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战时军事情报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军事情报搜集、分析工作较之以往已有明显改善。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交锋过程中，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暴露出一些问题。1938年的豫东作战，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中存在着作战部队情报人员不健全、上传下达不畅，受体制与派系因素干扰等问题，致使中方遭受巨大损失。情报优势无法转化为战场上地主动，成为此役国民党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抗日战争；豫东作战；军事情报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工作逐渐向战时体制转型。1938年，军令部的成立让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日趋正规化、系统化。豫东作战中统帅部事先对日军第14师团的渡河方案和伺机袭扰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加之国民党军高层战略的误判，前线部分将领指挥僵化，致使预定外线歼灭战却变为内线防御战，最终损失惨重。
目前，关于军事情报与作战关系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但豫东作战的研究，偏重战史过程的叙述，仅将其看作徐州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情报处理、决策过程、指挥权限等方面探讨较少。本文拟在梳理国民党军事情报作业流程的基础上，以1938年豫东作战为中心，利用国民党军指挥机关间的来往电文，结合相关将领日记，探析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中国民党军情报判断与作战指导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认识。
一、国民党军战时军事情报体制的建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情报搜集与调查体系地逐步完善为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敉平“福建事变”、化解“两广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层面主管军事情报机关主要有参谋本部第二厅、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部门之间又各有分工。1928年参谋本部成立，直属于国民政府，其中第二厅掌管谍报事宜，林蔚、贺耀组、徐祖诒都曾出任厅长。九一八事变后，参谋本部即开始着手对日情报搜集工作，先从“文书情报”着手，以日本既有的资料，加以分析和判读。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前身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主要由戴笠负责，其首要任务即推动电讯情报工作地开展。1933年，杭州设立电讯班为建立全国秘密通讯网培养专门人才。1936年，特务处已在全国通都大邑建有数十个秘密电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陆海空军大本营，增设第一至第六部。1938年2月，参谋本部与第一部合并成立军令部。关于军事情报地搜集、整理、分析、综合研究机关具体由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负责，下辖第一、二、三、四，四个科，该处负责搜集、整理、研究日本军队的作战情报。第三处下辖九、十、十一，三个科，负责搜集国内情报，以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控制为主，各军、师的谍报参谋和派驻延安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络参谋，都由该处控制掌握；在全国各大城市或战略要地，该处也都派有谍报组，专门搜集四周与军队有关的情报。
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掌管情报的研判事宜。战争爆发后，第二处受命在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建立秘密电台，布置情报网，万一地方沦陷，仍能继续活动，维持工作。侦查内容涉及日军的兵种、番号、实力、驻地及计划动态，军实运输，储藏地点，海空动态等。为配合战局转移，战事进展，军统局于主要战场及各重大战役开始前，均集中力量作先期部署及计划督导。
各战区报告是军事情报的来源之一。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在各战区、各集团军和各军、师，均设有所属的机要室，从事军电保密工作。战区情报组织通常以一个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处为中心，并按照部队组织在本战区内构成有系统地各级情报机关，以战区所辖省区各级政府及民众团体为辅，在本省区内由省政府情报人员计划组织与战区所属军事情报机关切实联络，必要时相互派驻情报联络员受驻在长官的指导。此外，为确保情报的准确，军令部随时派遣情报专门人员，分赴各地巡查指导。上级军事情报机关可随时派遣资深参谋，分赴下级情报机关及地方情报机关查察指导。但战区一级情报机关成立时间较短，加之组织相对薄弱，故其情报准确性有限。
前线部队报告及虏获敌军文件是军令部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梳理了淞沪会战期间前线部队情报作业的整个流程：“我们运用先进技术，情报员有时随身携带无线发报机。我们收到的情报较前快捷，但我不能说，它比以前更准确。我的参谋都熟谙日军的组织，他们也分析个别单位的背景。他们对敌军力量的估量是以这两种因素为基础的。为了慎重，他们在呈交最后文本给我之前，会添加一些数目。这就是情报作业的全过程。”
二、豫东作战战前中日双方的军情判断
1937年12月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主要政府机关及军委会则暂驻武汉。武汉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日军大本营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急于捕捉国民党军主力，进而绕攻武汉。为此，日军华北方面军多次上书大本营，迫切希望迅速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华中连成一体。军委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已确立“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第五战区受命利用黄河、淮河天险，遏制日军攻势，力求保持交通动脉——陇海路，确保郑州和平汉路南段侧背，使武汉后方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战略部署，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鲁南日军暂时转入守势，中方判断日军若要合围徐州，势必要夺取徐州后方的交通枢纽归德。5月初，徐永昌得知“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抵达济宁，可能将指挥鲁南日军进犯金乡趋归德”。为此，军令部将徐州以西的归德至兰封一线作为重点设防区域，并制定了收缩战线、机动防御、运动战制敌的作战方针。面对4月下旬以来南线日军华中派遣军不断向北挺进，军令部制订了“先拒南下之敌于黄河北岸，而集中主力先求击破南京北上之敌”的作战计划。
5月9日，鲁南日军第16师团渡过微山湖向金乡、鱼台、郓城一线进犯。此时，日军行动基本印证了鲁南日军将绕攻归德的情报。为增强徐州后方豫东地区的防务，同时确保河南省会开封，蒋介石抽调部分拱卫武汉的兵团北上，在兰封以东、陇海沿线集结。第200师邱清泉部、第71军宋希濂部、第64军李汉魂部、第74军俞济时部、第8军黄杰部、第27军桂永清部及第17军团胡宗南部先后奉命开赴前线。按蒋介石设想，待兵力集结完毕，以一部固守运河防线及沿徐州周边国防工事，主力由归德、兰封两线东西夹击皖北日军，不仅可以粉碎日军包围，继而可予以歼灭。
1938年初，津浦路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及北段华北方面军，南北对进，向徐州推进。在中国守军顽强阻击下，南线日军在淮河一线停滞不前，北线日军则在台儿庄遭受重挫，日军大本营被迫重新调整部署。为打击台儿庄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挫伤其抗战意志，大本营决定进行徐州作战。
日军大本营一面自华北、华中两区调集兵力向津浦线南北段增援；一面令北线日军派出少量部队在鲁南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南线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合围徐州。为此，华北方面军计划派出第14师团渡河，迂回至徐州后方的兰封。
5月初，第1军命令第14师团，“在濮县附近渡过黄河，在兰封、归德间截断陇海铁路”。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14师团对攻击正面的商震部兵力配置进行了细致而周密地侦察。中方缴获的日军战报中称，“对商部力量表示相当轻蔑，我军南进中，对在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多所顾虑，派少数兵力向他戒备就行了”。为赶在中方之前到达预定位置，第14师团在缺少掩护部队和渡河材料不全的情况下，将原本12日渡河的计划提前至11日夜。
三、情报对豫东作战指导的影响
中方的敌情判断与北线日军截断陇海铁路合围徐州的战略意图大致吻合，但日军将在何时、何地采取行动，中方尚不清楚。自2月上旬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后，军委会便不断收到各方发来日军准备渡河的情报。2月11日，调统局情报员报告日军已到黄河沿岸，正图偷渡过河攻开封。13日，第一战区报告，“敌机今日上午轰炸道口，并拟乘势攻濮阳由柳园口渡河取汴。”16日，日军出动2000余人连同满载皮筏的50辆载重汽车占领封丘。军令部驻天津的特派员获悉日军将全力向平汉全线进攻，以期直趋郑州以牵制中方陇海及徐州部队。 17日，中方破坏郑州黄河铁桥以阻止日军南下。然而，事实上由于留守黄河北岸国民党军牵制，豫北日军迟迟未展开大规模渡河作战。2月下旬，日军尚未明确提出准备立即渡河。3月10日，日军第一军下达各部作战命令中仍坚持肃清中国军队残余力量，确保占据地并警戒黄河一线。
为时刻掌握日军动向，3月初，蒋介石命军委会调统局在河南境内重要铁路公路沿线、机场附近设立情报网，布设秘密电台，新建16个情报组和秘密电台。期间，黄河北岸日军在多地采用佯攻，以迷惑中方判断，牵制国民党军队。4月初，军委会接到第一战区的报告，晋南日军多次派飞机侦察豫北陕州城黄河两岸，似乎准备偷渡。
4月下旬以来，第14师团渡河迹象日益明显。首先，第一战区报告在濮县渡口发现日军大量渡河器材，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达到濮阳，日军开始在濮阳架设电话线。第一战区据此判断，“敌似以濮阳为临时根据地，集结自西陆续窜来部队，相机东进，增援津浦、或沿河扰乱，牵制我河南兵力。”其次，伪军第一皇协军据称已陆续接替长、封、濮三县日军防务。
黄河防务事关徐州后方安危。在未掌握日军确切渡河日期和具体兵力的情况下，军令部倘若贸然将有限兵力配备到漫长的黄河防线不仅收效甚微，更可能导致日军提前渡河。“黄河水流不能处处可渡，船只粗夯数量亦少，两岸无隐蔽，控制监视极其容易敌人携带器材有限抢渡只能一处，只要多派间谍于敌岸，自易防范。”因此，可以理解军令部为何坚信现有兵力足以应付日军渡河了。担任黄河南岸汜水（荥阳）至考城间河防的商震第20集团军，此前在平汉线与日军连续激战，已残破不堪，战斗力甚为薄弱，虽由第一战区拨付重炮、野炮各一营，但黄河防线漫长，无异于杯水车薪。
5月12日凌晨，经事先周密计划，第14师团5000余人由范县、董口间强渡黄河，在击溃守军抵抗后，迅速开辟登陆场。河防被轻易突破，令蒋介石“殊失所望”，为贯彻作战意图，“乃决心亲赴陇海路部署”。军令部增派新35师向戴庙镇董口以北前进，令孙桐萱确保鱼台，商震确掌握菏泽、东明各渡口。军委会指示第一战区依靠现有兵力消灭来犯日军。“敌主力将由济宁方面进出砀归”，可避开鲁南的国民党军主力，“其他各方面多系牵制希图分散我兵力”。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何成璞认为，“敌现有兵力不及我五分之一竟指导外线歼灭战，为战史上绝无仅有之事”，但只要第一战区能坚定决心，沉着应对，“一处被敌突进，速夹击扑灭，不影响他处”。
此时，豫北日军孤军深入却仍未引起中方高层重视。按照当前掌握的日军突击方向及兵力调动情报，间接印证了蒋介石之前关于北线日军突击重点将在陇海铁路东段归德至砀山之间的判断。结合军令部提供的第14师团骑兵第18联队支队向金乡方向转进的情报，使第一战区判断，菏泽日军主力似向东部的巨野、金乡转移，可能与附近的第16师团汇合。战区参谋长晏勋甫据此判断，“综观敌势虽到处乱窜并不要紧，因我集结未完故应付稍难”，况且情报显示，“黄河沿岸迄菏泽敌人四五千，其大部尚在濮县一带准备渡河”。第一战区鉴于增援部队尚未集结完毕，令前线部队固守据点，并密切关注日军行动。
日军自菏泽南下后，派出一部四处窜扰严重干扰了第一战区的判断。直至17日，一份偶然缴获的情报才使国民党军对日军动向进一步明确。当日，第20集团军骑兵部队在考城附近巡逻途中，击毙一名日军下级军官，在其身上搜获第14师团步兵第27旅团的作战命令，“本师团以截断陇海路之目的向兰封以东地区急进；本旅团（欠一联队）配属骑兵两中队炮兵一大队，重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战车一中队为右纵队于本（17）1时经新兴集，大小马庄，土山砦向圈头前进；师主力今早经菏泽向铁炉集前进；第五中队附炮两门经本队主力之掩护欺骗敌人，18日以后撤退归还本队。”
因关系重大，商震立即与宋希濂等人开会商讨。虽然铁炉集在中方作战地图上并未标注，但宋希濂认为，“依师分两纵队前进之常例推断，其目标自然指向内黄附近”，并将集体讨论的决定上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一战区亦认为，“敌左纵队行进目标之铁炉集，判断为商邱（归德），较为合理”。蒋介石在得知仪封失陷后，认为“其主力将对我归德或民权进攻”，并指示宋希濂待桂永清、邱清泉部到达，在考城东北完成集结，当夜夹击南下圈头、内黄日军后，率主力东进归德。然而，事后查明铁炉集根本不在归德，实为在考城东北约48华里的铁刘砦。几日后，蒋介石偶然在地图上发现错误。“第一战区截获敌军命令，名言其第14师团主力集中于铁炉集，而我参谋平时不读地图，临时妄加猜断，以为铁炉集即是归德站或民权站，待数日后我自研究乃发现菏泽西南方有一铁炉集之大地名，惟此时敌之主力已南下至仪封附近”。
18日，第五战区徐州守军已奉命撤退，归德、砀山的重要性顿时降低，故第一战区可抽出更多兵力可以应对土肥原部。程潜决心转移归砀兵团的主力于民权附近夹击由菏泽方面南下日军，遂命豫东兵团司令薛岳指挥李汉魂、俞济时部迅速机动夹击考城曹县间之敌。此刻，日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考城东北的大黄集，但桂永清判断，“敌似令一部占领仪封内黄为据点，掩护其主力向东移动”，故军令部仍坚持第71军先击破仪封内黄的日军，再转向考城方面。20日，为解决指挥权责不清，蒋介石决定重新划分战场指挥权，将第71军、第27军编为西路军，第64军、第74军编为东路军，合计约11个师，东西夹击仪封、内黄的日军。23日，日军乘隙占据战略要点兰封，大有袭取汴、郑之势。所幸胡宗南部及时赶到，战局稍适稳定。日军被压迫在三义寨、曲兴集几个孤立的据点负隅顽抗。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以自来敌人未有如此之速，而敢冒险也，实使人猝不及防”。 25日午后，为彻底歼灭陷入重围的土肥原部，蒋介石严令各线部队于次日拂晓展开总攻。
正当国民党军专注于歼灭第14师团时，南线日军第16师团趁虚而入占领归德。为避免大兵团在豫东平原狭小区域被日军歼灭，蒋介石下令一部牵制日军，主力转进至平汉路以西，豫东作战宣告结束。蒋介石下令开掘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黄河水形成地障，阻止日军追击。此后，中日双方在河南黄河两岸形成了长达数年的对峙局面。
余论
军事情报不同于一般情报，更讲求准确与及时。豫东作战中国民党军的情报优势因客观因素的制约，效能受到严重削弱。
作战部队情报人员不健全。囿于传统观点，国民党军中轻视情报搜集人员，“历来的观念，情报者是探子、包打听，专窥人隐私的勾当，通讯者只是军中从属品”。前线部队的情报搜集名义上由搜索队或民众编组的侦探队负责。然而，部队平时却并未划拨用于训练侦探及谍报人员的经费。侦探队又多属临时性质，由地方各级政府及党部负责对地方情报人员如镇、乡、保长、难民组织训练。这种训练并不专业，侦探搜集到的情报只能算是皮毛，实际价值有限。参加豫东作战的部队多由外地临时抽调，对于当地地理民情不甚了解，只得雇用几名不可靠的当地人问问消息，难免造成情报失实。因当地居民逃离处所，甚至有时连向导都难以寻觅。第71军事后承认，“土肥原师万余人由曹州（菏泽）直下，计程200余里，从无民众前来报告，岂非怪事。而每于战场附近找不出一个向导，行路东西莫辨，实为遗憾。而转进之际，落伍士兵每被缴械或屠杀，犹为心寒。我军在国境内作战，情如敌境”。
上传下达不畅严重制约了情报的及时传递。首先，日军极力破坏中方通讯。5月14日，第14师团主力占领菏泽后，派出一部沿铁路线四处袭扰，专事破坏国民党军后方交通联络，阻止其东进增援。日军亦出动大批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持续轰炸郑州至徐州间的车站、路轨、电线，“自本月10日以来，敌军轰炸徐州开封各车站路轨，可谓极其所有炸力矣”。其次，国民党军组织混乱和管理糟糕。虽然国民党军一级通讯部门配备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但前者易泄漏且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故通讯仍主要依赖有线电。兰封是陇海铁路沿线电话、电报网的重要中转站。第195师溃散部队撤至兰封，车站司令据此谎称前线战败，致使后方秩序大乱，城内电话、电报局也转移至乡间，导致郑州与前线通信联络一度中断。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国民党军事情报搜集与传递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引发军情误判，具有一定普遍性。但是否可以认为此类问题通过战后检讨，即可在国民党军作战中逐步得到纠正呢？显然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受体制、派系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军情误判往往困扰着国民党军日常作战。
其一，军事情报处置方式不适应作战体制的要求。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情报来源更加广泛，情报数量日益增长。每日不同渠道的情报由侍从室分析，整理，过滤汇集成《战况情报汇编》，交由蒋介石及军委会主官参考。此外，军事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将密电检译所、电务组及中统局搜集、破译的电报讯息每日整理成《机要情报》也是蒋介石情报的重要来源。统帅部门借此可以及时掌握当前敌情变化，利于决策，但也存在一定缺陷。一方面，侍从室将分析整合后的情报除呈送蒋介石参考外，也抄送相关部门，以利情报分享。但在实际作战中，因传递方式、隶属部门等因素很难保证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前线部队。另一方面，易形成最终决策，无法及时修正。在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固可达成协调，但会中例由蒋先生得到他预先作成的决定。每日数量众多且偶有矛盾的各类军事情报，皆由侍从室数量有限地参谋人员加以研判。有时真正具有价值的情报，却被淹没在数量众多而又无关紧要的庞杂信息中，难免导致参谋人员误判情况的发生。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当最终告知侍从室时，蒋介石基本已很难发现其中错误。
其二，谎报军情与派系亲疏有关。豫东作战中，部队众多，成分复杂，指挥异常紊乱。有来自中央军的桂永清、宋希濂、黄杰、俞济时部，还有广东的薛岳、李汉魂部，河北的商震部等。第71军本是王敬久的基干部队，关系重叠复杂，宋希濂受临时指派，匆忙上任，对于内部人事不熟，指挥起来破费周折。此外，宋希濂与桂永清二人职务相当，平日又素有嫌隙。蒋介石指派宋指挥桂，又将原属第71军第88师归桂指挥，此举使宋极为不满。前线将领平日缺乏信任，不能戮力同心，从各自利益出发，难以形成一个利益整体。友军之间因缺乏信任，有时不愿其情况或决心告知对方，因此虽有联络亦不甚可靠。宋希濂、桂永清等人都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路参加过东征、北伐等重要战役，身经百战，但他们却缺乏能够在关键时刻根据现实违背蒋介石意志的胆识与决断力，无法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蒋介石虽明知此情，却因私情用事继续留用，由此也造成一些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胆敢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已有很大提升。特别是军令部的设立使国民党军情处理制度日趋完备。通讯技术的改善使国民党军高层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前线敌军动向。但由于体制的困扰，以及前线将领上报情报的不准确，容易造成指挥机关军情误判情况的发生，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的顺利达成。
于宁，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