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认为，与中国相比，欧洲经济并非早已（1800年前）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1] 毋宁说，只有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其土地和能源压力时，它才有可能走上分流的道路。[2] 黄宗智在他对《大分流》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彭慕兰的论证具有“意识形态的或情感的”吸引力，因为它与此前的学术研究相比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但是他警告说这种吸引力不应代替事实证据。[3] 同样的，罗伯特·伯伦纳（Robert Brenner）和克里斯多弗·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也质疑彭慕兰对证据的运用及其结论。[4] 彭慕兰在他的书中以及他对这些批评者的回应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反驳观点。[5] 然而，总体而言，他的论证已为来自黄宗智、伯伦纳和依赛特的令人信服的批评所动摇。

黄宗智认为，十八世纪的欧洲蕴育着工业革命的开端，而同时代的中国则潜伏着十九世纪社会危机的根源。[6] 他对彭慕兰的批评可以分为四个主题：农业，内卷化对勤恳，人口，以及煤炭。黄声称，彭慕兰忽视了有关十八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使得英国更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学术成果。当中国实行单一的种植业经济时，欧洲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已经齐头并进，黄称之为“资本密集型的农业体制”。反之，“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农业制度虽然使得土地产出最大化，单位劳动的生产率却较为低下。[7] 为了证明这一点，黄运用了一些《大分流》中未曾引用的学术成果。他引用了安东尼·魏格礼（E.Anthony Wrigley）和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的著作，后两位通过对农业投入和产出的统计得出结论说：十九世纪之前英国农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8] 黄认为彭慕兰混淆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虽然中国的土地相当高产，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英国那样的劳动节约型的进步。[9]

接下来，黄维护了他关于中国内卷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大分流》中受到长篇累牍的批评。[10] 中国曾经历“不断递减的劳动边际报酬”，并且抵制了劳动节约型的资本化和规模经济。[11] 以丝的生产为例——农民以额外的劳动时间生产丝，虽然报酬率在下降，家庭收入却能得到增加——黄将化内卷化的概念清楚地表达为“没有发展的增长”。[12] 他批评彭慕兰忽视了中国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的英国大农庄之间的区别。[13] 黄还认为，彭慕兰误解了弗里斯（Jan De Vries）关于欧洲工业革命的理论。黄声称，由于欧洲和中国都曾有过以低下的平均工资雇用妇女儿童的情形，彭慕兰就以为二者都有勤恳的特征；然而，黄坚称中国并未经历曾经有助于欧洲走上工业革命之路的城市化和消费的增长。他说，彭慕兰忽视了英国这些发展的革命性。[14]

关于人口，黄把溺杀女婴称作“严重的人口压力”和贫穷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彭慕兰所主张的预防性的生育控制。[15] 在黄看来，彭慕兰之所以愿意从预防性的角度看待溺婴，是因为这种看法有助于其论证的若干方面。彭慕兰认为，中国的人口并不比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马尔萨斯式的生存压力；他们都运用预防性措施来控制人口。同样，如果把出生不久即被溺毙的婴孩从寿命预期和死亡率统计中排除，那么这些统计数字就会比较有利。与比相反，黄则引用溺杀女婴的比率随着贫穷程度的增长而上升的证据，主张溺婴应被视同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存压力导致的其他类型的人口死亡。[16] 黄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把溺婴描述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毕竟，溺婴所避免的是抚养女孩的负担，而不是怀孕本身。

最后，黄把煤炭看作造成地区分流的一个因素。黄把彭慕兰的论证概括为一种机遇论：“英格兰之所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是且仅是由于偶然取得了煤炭以及殖民地。”[17] 他指责彭慕兰“歪曲运用”了作为其主要证据来源的魏格礼的著作。魏格礼强调的是煤在十八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的作用，同时他把煤列为有助于欧洲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另外，彭慕兰表示中国缺乏煤炭资源，黄却坚称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对这一资源缓滞开发是由于缺乏工业需求。[18]

伯伦纳和依赛特同样认为一种“存在已久的决定性的分流因素”使得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到十八世纪中期分道扬镳。[19] 与黄一样，他们认为英格兰经历了一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这与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截然相反”；伯伦纳和依赛特把这种对照称作说明地区分流的“决定性因素”。[20] 因为我们已经详尽介绍了黄对劳动生产率的讨论，以下我们就将关注在对黄的讨论中未曾涉及的伯伦纳和依赛特两位的贡献——此即，财产和市场关系，以及生态危机。首先，伯伦纳和依赛特指出，由于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都存在明确规定且安全可靠的财产权，彭慕兰因而推论这两个地区都具备容许资本积累的制度性框架。然而，他们提供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地主从其佃农那里每年大约收取农业产出的30%到40%作为租金，这些钱被用于他们个人的、且是非生产性的需求。彭慕兰忽视了“处于三角洲政治经济核心的这种重大的食利者因素”。[21] 除了这种“对剩余的抽取”之外，中国农民还以直接的、非市场的方式获得他们的生活资料，所以他们不需要进入市场，面对竞争。[22] 反之，英国的佃农被从他们的土地上剥离出去，被迫在“竞争性的土地市场上寻求商业租约”。[23] 因此，他们推论说，英国的财产制度鼓励进入竞争性的市场，而中国的制度则并非如此。

在描绘了一个为土地短缺、过度采伐和地力耗竭所困扰的十八世纪晚期的中国之后，伯伦纳和依赛特展示了一个免于生态危机的英国。英国通过高产的农业或欧洲的进口仍然足以养活它的人民。有趣的是，他们用彭慕兰自己的论据来说明英国并不是因为来自新大陆的进口而免于食物匮乏；几乎全部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糖，只占英国1800年卡路里消耗量的4%。没有这种来自新大陆的进口，英国依然能够养活其人口。伯伦纳和依赛特还批评彭慕兰为了把英国描绘成面临类似中国的生态危机，曲解了魏格礼关于英国煤炭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英国并未面临原料短缺，英国转向煤炭只是英国工业增长的继续，而非另辟新径。[24]

当然，黄、伯伦纳和依赛特对彭慕兰著作的某些批评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譬如，伯伦纳和依赛特对欧洲生态危机的否认并未针对彭慕兰提供的有关此地过度以采伐、地力衰退，以及有害的气候变化的证据。[25] 此外，当彭慕兰指出黄有关中国织造收入的数字搞错了一个小数点时，他也小占上风。当黄的错误被更正时，织造就显得更为有利可图；因此，中国的织造或许并不能说明黄所提出的劳动回报的内卷式递减。[26] 彭慕兰在他的反驳中还质疑了黄的“目的论”取向，即对发展的评估完全以资本密集型的劳动生产率为基准。以日本德川时代为例，彭慕兰力主劳动密集并不必然是“早期现代发展的反面”。[27] 确实，黄因为过于专注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对立的问题，导致了对彭慕兰著作多变性的忽略。《大分流》主张除劳动生产率以外还有其它衡量发展的标准——例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当时中国经历了发展，虽然可能不同于欧洲的发展。

彭慕兰在他的文章中还澄清了黄对其中心论点的“错误表述”之处：即“英格兰之所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是且仅是由于偶然取得了煤炭以及殖民地”。[28] 彭慕兰指出，煤和殖民地并非“大分流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曾被严重低估。机遇和地理上的运气不是英国取得煤和殖民地的唯一解释，但运气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当彭慕兰引述黄对自己观点的解释时，他仔细地指出，黄未曾引用原文，靠的是他的“印象”。[29] 总之，彭慕兰称黄误解了他的观点。

然而，总体而言，彭慕兰的批评者成功地使他的结论引起了怀疑。黄的评论暗示，彭慕兰在寻找对某种欧洲中心观的揭露时，为了推进他的论题而操纵或遗漏证据。例如，黄举出对英国农业革命做出重要评估的资料，譬如安东尼·魏格礼1985年的一篇文章。[30] 虽然《大分流》中用到魏格礼的其它著作，但彭慕兰偏偏忽视了这一篇。黄使读者怀疑，彭慕兰是否因为与其观点冲突而有意排除了这一资料。随后，黄批评彭慕兰在“操纵……迥然不同及互相矛盾的数据以达到他所期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在此具体是指十八世纪中国妇女从事纺织取得的工资要高于其生活必需——之时，对实证数据采取了“摸彩式的做法”。此外，他指出彭慕兰的数字假定成年妇女使用的是交效率高于单锤纺车的三锤纺车。黄摆出由徐新吾——彭慕兰书中引用到的另一位学者——提供却为彭慕兰所忽略的证据：三锤纺车比较昂贵，因而并不普及，只在三角洲的一小部分地区使用。[31] 伯伦纳和依赛特提出类似的说法，称彭慕兰“盗用”了魏格礼关于英国转向煤炭的理论；他们还指出彭慕兰以日本的证据来论证中国水质优良。[32]

彭慕兰自己的说法有时也不能令人信服。例如，为了反驳黄以工业需求的缺乏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可用的煤炭却未用于长江三角洲这一观点，彭慕兰引证中国的煤矿与长江三角洲之间的遥远距离——这是一个首次见于《大分流》中的观点。他还指出英国有另一个转向煤炭的优势：蒸汽机。[33] 然而，仔细推敲，彭慕兰的观点令人怀疑。在他著作的前面，当论证“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有可能在欧洲以外发展起来”之时，彭慕兰解释说，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于发展出蒸汽机所需的技术——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出来。他承认，“我们永远无法说清为什么这种技术事实上首先在欧洲发展了出来。” [34] 那么，蒸汽机的缺乏真的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为什么缺乏煤炭开发吗？如果交通运输和没有蒸汽机对中国人是不利的——而蒸汽机又是有可能发展出来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发展呢？也许，正如黄所说，是由于缺乏工业需求，而这正说明英国更适宜于工业化。

的确，正如黄在他的评论文章的结尾处所说，《大分流》对这一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35] 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虽然黄、伯伦纳和依赛特的评论并不质疑彭慕兰的良好意愿，他们确实质疑他为支持其论题而对证据的运用。黄、伯伦纳和依赛特除了提出他们自己的证据以表明欧洲在诸如农业、人口、资源、市场结构，以及生态这些方面都更适合于工业化以外，还批评彭慕兰对他的证据的运用。当然，这些评论并未全面怀疑彭慕兰的重要著作，而且他也能对他们的某些意见做出反驳。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