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与国家主义的背反关系，限制了我们在做出政策评价时区分反全球化特征与反全球化本身。特朗普政府迄今出台的一系列贸易、气候、移民政策，究竟是不是逆全球化的对外政策、其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不仅因为美国占据全球治理的领导地位而重要，而且在于它出现时间的特殊性。在全球化进入新兴经济体广泛支持和参与的新阶段，我们更要认识到反思全球化本身的必要性。本文通过批评既有对美国新政府政策的分析，揭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是逆权力转移而非逆全球化，而中美如何就全球治理的竞争规则达成共识，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这一认识有赖于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的去道义化，并代之以政治市场模型的新解释。
关 键 词：特朗普 逆全球化 权力转移 权利竞争理论 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
当前存在两种理论与政策相关联的分析路径。第一种分析路径是，基于既有全球化理论正确的前提评价美国对外政策，特朗普的个性与理念遂成为解释当前“逆全球化”政策的原因。而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并非是特朗普个性与反全球化理念的产物，或者说政策并非是“逆全球化”的，那么合理解释美国对外政策的“逆全球化”特征，就要求我们更新全球化或者全球治理理论。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第二种研究路径。
有折中的评论认为，特朗普正在从交易型总统转向战略型总统，其理由是在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表示美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传达了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号。①而在笔者看来，其实并不存在这一转变，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全球化主义者，他所强调的“互惠”也不是“交易”的意思，在导致一系列政策与行动的同时，也是一种理念层面上对全球化的解读。特朗普对多边贸易协定的保守立场，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位利益至上而非价值取向的总统，他后续在同样议题上的灵活态度、在国情咨文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价值观层面对手的立场，以及利用知识产权规则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征税的做法证实了这一点。特朗普上任之初，学界出于对其胜选的震惊而在描述其政策取向时所使用的实力与规则二分法以及“交易型总统”的标签，在其就任一年后应该要抛弃了。2018年1月30日晚特朗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第一份国情咨文，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幕僚在多个场合、多份文件中对其施政方针的直接阐释，给了我们改变以特朗普个性为切入点分析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可能。我们应该根据多份文件的内容尝试理解新时期美国政府的决策理性，以更准确的概念来界定奥巴马政府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特征，帮助我们打开一个发现未来全球治理模式的新视野。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世界排名第二位的中国的1.6倍，而1960年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597亿与5433亿美元，近60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增长了34倍，中国则增长了187倍。②2016年，中美经济总量合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9%，其中中国占14.7%，但在1960年美国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世界总量的39.9%，而当时中国只占4%。③中国96.5%的增长是在1993年之后取得的，2000年以后美国与中国的GDP比开始下降到9以下。④也就是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仅仅是绝对收益而且是相对收益，美国在相对收益上则是受损者。或许我们可以说，新的权力转移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全球化发生的，因此，新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立场根本上不是逆全球化甚至是反全球化，而是逆权力转移。美国正试图改革既有的全球体系，从而能够确保全球化进程不是一个自身权力流失的过程。比起奥巴马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政策，特朗普将改革目标锁定在造就中国崛起的全球化制度上。新一届美国政府与过去美国政府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观念的转变，认为全球化——至少是正在被实践的全球化，不是遏制中国而恰恰是成就中国的制度与进程。美国如果沉迷于冷战的胜利而沿用原有的对外战略，将制造乌龙球局，这是特朗普抨击以往美国政府愚蠢的逻辑。
然而，美国的繁荣同样根植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因此，处于当前阶段的美国战略困境是如何剥离导致权力转移的全球化实践，这就是特朗普对于全球化的态度表面保守实则灵活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定会发生权力转移的话，特朗普希望美国是权力的流入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支持一些看似是逆全球化的国内产业政策。美国在模仿过去一段时期内权力流入国的逻辑，与此同时逼迫中国放弃一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比如对于美国知识产权的使用，以及模仿美国利用科技优势主导全球产业链这一“高品质”权力地位。非常重要的是，这种地位并不仅仅是依靠实力就能获得与维持的，其技术内涵受到产权制度这一整个自由贸易体系根基的保护。美国正在将自己这种拥有产权保护的优势变现为权力，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从非科技领域转移至科技领域，乃至变为地区与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塑者。美国没有背叛自己的自由贸易信条与全球化理想，贸易赤字也仅代表中国已经构成的实力总量接近，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开始了对未来中国可能获得其核心优势的遏制尝试。
上述是本文对于新时期美国对外战略逻辑的分析，而准确的战略判断是国家良性互动的基础、设计战略应对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识别国际秩序变迁的契机，然而包括美国内部在内的舆论与学界对于特朗普出台的政策的分析都流于表面。笔者认为，这是现有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视角片面所致，现有主流政策评论囿于既有的全球化实践经验而缺乏全球治理进程的宏观视野。下文将分四个部分对上述观点进行详细阐述。第一部分梳理与评价现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并提出改进；第二部分以第一部分为基础揭示全球化指标体系的局限，以特朗普出台的贸易、气候与移民政策为例，展示在政策分析中跳出既有评价标准局限的方法；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所谓中美“贸易战”的实质，通过变更“竞争”与“全球市场”两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位置，给出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的未来图景；最后是结语，在概括全文主要观点的同时，再次指出美国对外政策新特点对全球化理论革新应有的启示作用。
一、既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不足
“冷战、三个世界、1969年登上月球、电子化的‘全球村’、美国因苏联解体而欣喜，以及最终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凯歌高奏的现代性，而是意味着崭新的全球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成了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总的认识，即：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⑤阿尔布劳在1995年《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以外的国家与社会》中的宣言式告白，反映了一种超越国家及国家体系的渴望，其中混合了对跨国现象的理性认知和国家统治下对个人与社会自由的一种历史性的乡愁。经典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完全立基于这样一种在现实中发现诗意的欣慰感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意识，但是，这种理论之外的理想投射限制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自我认知，全球化理论逐渐失去作为一种理论可以被推翻、修正的假设地位，而变成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宗教”，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经典全球化理论的束缚
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globality)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思性——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确定自己信仰的参照系。⑥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⑦当代全球化特别突出的一点是，社会交往的所有关键领域的全球化趋势交汇在一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口迁移与生态等领域中的发展不仅交汇在一起，而且产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⑧
针对全球化的新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全球治理理论。“世界主义民主”论描述了一种国家、社团、国际组织都服从世界主义民主法律的跨国治理体系，人民作为世界主义公民参与跨边界的政治议程与流动。⑨“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描述了一种介于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之间的秩序状态，接近布尔的“无政府社会”。⑩罗伯特·基欧汉则给出了国际制度产生的机制，国际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可以降低国际体系的交易成本。(11)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哪一种全球化理论或者国际合作理论，都认为自己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修正，甚至他们发展这些理论的目的正是为了证明，稳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可以被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减轻，甚至是在不出现世界政府的前提下被克服。然而，没有被注意到的一点是，国家也是无政府状态中降低行为体互动交易成本的一种合作机制，主权国际体系也是克服国际体系交易成本的一种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同样是一种“无政府的治理”。全球治理与国家体系的关系不是秩序与无序、民主与强权的对立，而是两种层次的合作机制如何协调的问题，但现有的多层治理理论不是建立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平等层面上的，而是单方面肯定非领土经济政治组织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作用。
当然存在国家强权藐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进而破坏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价值的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霸权国更可能推动一种全球化。无论是历史上欧洲列强的军事称霸、近代殖民扩张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与民主制的全球化，全球化都是一个权力或者权利扩张的过程，现实中的全球化并不具有理论中与强权(great power)对立的地位。经典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在抽象意义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在一般意义上与国家体系对立，但它本身却依赖于具体的全球领导地位国家的推动。这一点对全球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得到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加快加深的趋势会一直持续吗?还是会停留在某一水平?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它涉及全球治理与国家体系的深层关系。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基于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家管控重要性的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如果我们增加各国民主政府的自主权，我们就能提高全球化的效率与合法性。和不顾一切追求超级全球化的梦幻世界相比，一个适度全球化的世界要好得多。”(12)然而罗德里克没有回答的是，除了在国家主权、民主制度与全球化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可能，这三个选项之间的分割是真实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它们根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变形?不考虑这种可能，罗德里克的观点继续发展就会回归逆全球化的传统视角。
第三个问题是，不同的议题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跨国的议题网络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构型，是代替国家体系的潜在选择，然而这种领域化分割代替国家单元性划分，其理论意义尚未得到探讨。解决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一样，都要求我们解构概念的外延而深入其内涵。这三个问题理应直接接续经典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不过这种概念辨析与逻辑调整并没有立刻出现，经典理论在描述了全球化现象之后随即得到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现实支持。在这三个问题的重要性充分显露之前，学者们从增加全球治理动态性的方向发展了全球治理理论。
(二)既有的反思性理论进展
布尔卡、基欧汉与萨贝尔2013年提出，可将实验主义治理运用于全球层次。全球实验主义治理是这样一种跨国过程：一个多层参与的问题解决过程，其中特定问题被设定在开放议程中，并且依据地方性知识的同行评议得到阶段性回顾。(13)全球实验主义治理有两大特点，多层次性与动态化，多层次性体现在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行为体平等参与的合法性上，而全球化本身被视为不断被修改的动态知识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具有唯一性的客观过程，因而也不对所有对象都具有一致的适用性。全球实验主义治理吸收了国家与区域治理理论迈向多层参与、问题导向的新认识，更新了对于国际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观念，提倡任务导向、小范围有限期的多边组织代替以成员为导向的现有组织模式。这一理论路径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不同层次行为体对既有全球化方案提出异议的合法性，以及这种异议应该仍然被视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2004年劳斯迪亚与维克多提出了机制复杂性的概念，不同学者采用嵌套、重叠、竞争、互动等不同词汇来描述同类国际机制同时存在的现象。(14)这一研究路径的基点仍是国际合作，聚焦实力结构对国家决策的扰动，但它提供的是微观层面的动因，而不认为机制间的竞争在非动机的体系结构层面上有其自身的意义。这一研究路径当前关注的是居间组织(boundary organization)的协调作用和国内政治对国际机制选择的影响，把这种机制复杂性视为全球治理结构的碎片化，代表全球化的停滞与瓶颈。目前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代表逆全球化的一派观点都潜在地受这一全球化理论影响。
凯珀在2013年提出全球民主需要在机制复杂性中实现。他认为，全球民主包含三项价值：平等参与、责任制、制度的可纠正。其依赖两个载体加以实现：多边谈判、规则制定者与接受者间的制度化的实验主义关系。(15)这一提法的创新之处在于，机制复杂性的存在被视为“有益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只要它符合上述三项价值标准，是民主化的，机制复杂性就可以是“有益的”。凯珀论文的重点在于全球民主，但他指出了机制复杂性自身的可能性。机制复杂性为世界政治的民主制度变革提供新的动力与方案，议题联系与机制转换可以被用来促进民主规范与成功的民主实践的传播。(16)但是这篇论文没有说明的是，这种促进全球民主的可能性为什么存在于机制复杂性中，没有挖掘全球民主与机制复杂性关系的源头，因而未能对原有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形成足够的冲击。在笔者看来，在全球民主的概念中民主内含的竞争性质没有被揭示出来，导致机制复杂性成为一个外在于全球民主的因素。
自由制度主义以国际合作取代国家间竞争(战争)，构建以全球市场为基础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制度主义权力转移理论则重新将制度主义与权力竞争联系在一起。制度主义权力转移理论更有力地挑战了既有的全球治理与合作之间的理论联系，它假定全球治理结构会跟随国家间实力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存在滞后与偏差，因而被称为“不完美适应”(imperfect adaptation)。这一理论认为制度反映实力结构，当实力结构变化时，制度的调整会成为一个问题，然而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这种调整仍旧是共识性的，但制度调整的逻辑既不同于权力转移，也不同于功能制度主义的制度效率改进，因为制度的调整服从路径依赖效应。(17)这种制度调整是否出现取决于相对谈判能力，这种能力根据问题领域和制度不同而不同。(18)为了破坏既有制度的有效性与效率，崛起国会使用以下三类“威胁”战略：阻挠既有决策机制的运行、退出机制、对冲(设立一个替代性机制)。(19)威胁越可信，破坏越成功，而霸权国越拒绝改革，制度随实力结构的调整越容易发生。(20)这一理论适用于当前国际政治现实的困难在于，美国新政府认为旧机制的得益者是新兴国家，因此旧机制的创立者充当了机制改革推动者的角色。
另外一个类型的制度主义权力转移理论来自全球实验主义治理的发展。莫尔斯与基欧汉2014年提出了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分析框架，描述不同的多边组织在同一议题上产生竞争的现象，这个分析框架中最重要的维度是关于合作与竞争何时转换的问题，即国家集团何时对既存的议题处理机制产生不满。(21)这个框架同时描述了机制变化的两种方式：机制转换(regime shifting)与竞争性机制创设(competitive regime creation)，并进一步指出了战略层面变化的国家领导的(state-led)与国际组织领导的(institution-led)两类执行者。(22)这个分析框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种自我补充，用以弥补将国际组织仅与国际合作关联而对国际组织间竞争的解释不足，但竞争的多边主义缺乏宏观层面的思考，留待后面要提到的国际政治的进化理论来弥补。
李巍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同时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供给国际公共物品与制度合法性的竞争。(23)现实制度主义的另一个关键逻辑起点是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所以国际制度作为公共物品既可以吸引伙伴资源，又是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的工具。(24)赋予国际制度双重属性，意味着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间的单向逻辑的内涵被更改了。
国际政治进化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纵向的合作与竞争共存逻辑。国际政治进化理论认为，国家规模会随着战争成本的增加而趋于稳定，国家数量也趋于稳定，时代就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在稳定国家体系中能够进行观念的传播。(25)在此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权力竞争对观念产生了筛选作用，胜利者的观念条文化(codified)为制度(26)，竞争与合作可被视为国际制度间断平衡发展进程中交替出现的不同阶段。(27)
(三)权利竞争理论：市场就是一种政治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异议”的理论仍没有赋予“竞争”合法性，而只是指出其存在的真实性。“不完美适应”指出的另一条路径却未得到足够的开发，即全球治理结构随着权力结构变化并不是一种无奈的适应，而是一种自动的调整，一种效率改进。而权力变为权利的过程，仍然外生于理论之外，或者说，在各种理论中没有改变国家与全球层次相互独立的境况。
笔者在此提出以权利竞争理论来弥补这一缺陷，同时发展出一种效率改进意义上的竞争理论。(28)权利竞争理论更彻底地认为，权利的界定(权利化)必须在政治市场中才能实现，随着全球化从货物贸易发展到非壁垒服务贸易，全球治理结构必然是分散的。权利化的实现意味着共识的达成，然而，这种共识要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而之前的理论没有精细区分合作与竞争的含义。这种分散结构的合法性源于这种竞争能够得出结果，即最有效率，而一个组织内部的谈判不能产生一个双方(多方)接受的最优结果，这一机制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是唯一能够实现一般均衡的机制”，或者“市场是唯一能够避免租值消散的机制”。(29)也就是说，多边机制所遇到的停滞与瓶颈并非是国家主义走强的结果，而是一个组织所能够实现的资源分配的最大能力界限。我们需要在全球层面重新理解“市场”与“组织”、“经济”与“政治”等术语的含义，以及它们所描述现象的本质。
需要强调的是，权利竞争理论并不赋予非国家行为体更多的全球代表性，它指明国际组织(机制)间会出现竞争关系，如同国家之间一样，它也不认为安全、贸易、气候、移民、文化等领域仅仅意味着不同的议题类型而相互独立，进而产生相互作用。权利竞争理论认为，只有一个国际(全球)体系，国际体系的领域化是国际秩序的一种结构，反映的是同一类秩序不同可能间的并存、配合或者不同类秩序间的竞争。
“没有政府的治理”忽视了两点：共识的确认与法律保障其本质必然是一种集权，无论是否与国家有关。“世界主义民主”并不只意味着世界人民在全球范围内团结协作，它还意味着更广范围内就资源分配产生的竞争，并把这种竞争纳入政治议程当中。在既有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中，受全球化视角所限，国家体系一直充当靶子，而真正的全球化理论应该是在逻辑上去掉国家层次，而单独就国际组织、个人行为体间互动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理论。如此一来就会发现，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会模拟国家形成的逻辑。简言之，国际组织的某些非国家特性只有在国家体系存在的前提下才存在，甚至可以说，国家体系就是非政府组织体系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所谓全球化理论的分类不应是既有的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变革论者，而是国家体系与全球体系的逻辑分异与趋同两个阶段，其扭转的节点在于是否出现了不同的权利定价系统。在同一个权利系统中，市场不断扩大而不会分裂，其中有次国家行为体间的竞争。一旦权利系统本身受到挑战，竞争就会在体系最高层次出现。
二、特朗普的贸易、气候与移民政策
在政策分析过程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可操作化的指标体系，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来进行衡量，这些指标甚至更清楚地显示了理论的特点。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瑞士经济学会每年发布的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数(KOF Globalization Index)，是目前引用最多的全球化指数。KOF全球化指数在考虑不同的全球化定义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作出了如下定义：全球化是一个创造洲内或者洲际网络的过程，通过人员、信息、理念、资本与货物的流动加以实现。全球化还是一个溶蚀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促进国家间经济、文化、技术与治理的一体化，使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成为现实。(30)该指数对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三个方面的全球化进行评价，并分为“名义”(de facto)、“事实”(de jure)两个类型，其中“名义”指数衡量的是政策规定下能够发生的流量与活动，“事实”指数衡量的则是实际发生的流量与活动。(31)KOF指数已发布了三个版本，在2018年1月最新的指数体系中，新增了变量随时间的权重变化(time-varying weighting of the variables)。指数体系的不断更新，旨在使全球化能更加准确地被概念体系所描述。
然而，最新版本的全球化指数对于全球化的描述在以下三个方面仍然不够准确：第一，视全球化为一个完全被理解的过程，因而剥夺了指数表示全球化变革的维度。为了使概念可操作，全球化概念的定义很大程度建立在既有全球化经验上，未来的全球化被假定为现有全球化模式的扩大。全球化与国家边界溶蚀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线性的，那么最大的全球化就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国家边界与全球化之间的深层关系仍然没有得到解释，我们不知道全球化自身的转折或者变化，而只能把全球化的变化归因于国家的加强或者削弱，这种线性关联会导致我们对真实全球化程度的估计偏差。建立在国家走弱的间接衡量方式与既有一体化经验的衡量方式，在估计全球化未来趋势意义上的准确性低于对过去全球化的评价。目前的KOF指数更新到2015年，两年的滞后期使它对于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关注远远不够，应该在指数内部设计预警维度，或者提供另外一种全球化定义。KOF指数的“名义”与“事实”分类，可被视为这样一种预警的雏形，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
第二，没有考虑不同政策间的关系对政策意义的影响。在KOF指数中，不同政策或者行动作为次级指数对综合指数的影响，是按照平均权重的方式进行计算的，比如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指数各占经济全球化指数的二分之一，而经济、政治、社会全球化指数各占最终指数的三分之一。次级指数内部的计算也遵循这种计算方法。但是，比如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仅仅针对中国，还针对自己的盟友——韩国、日本、墨西哥等国，现有计算方法没有对不同因素进行协方差分析，即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因变量的影响。
第三，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即对外政策回应国内政治经济现实的程度，或者说是同一政策或者行动所能够说明的全球化程度随时间的变化。刁大明指出，即使是希拉里当选，美国政治自身的周期也将在2020年大选进入“公共利益”转向“私人利益”、“温和自由派”转入“保守主义倾向”的历史调整节点上。(32)源于对国家存在必要性认识的不足，目前的KOF指数只考虑不同变量相对权重随时间的变化，还未考虑变量间相对权重不变而变量整体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比如在政治周期的节点，同样的政策或行动表示全球化程度的能力要打折扣。
当前我们分析特朗普对外政策是否逆全球化，在政策出台之初只能计算“名义”变量，因此除了上述三方面可能存在的偏差之外，还没有考虑其政策的实际后果。当我们意识到借助现有指标体系在捕捉事实并进行意义分配的时候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来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进行重新梳理。
(一)贸易政策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这是特朗普就任后的首个行政命令。1月30日美国正式退出TTP。2017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7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新一届美国政府有四个优先事项：提升美国的主权、强化美国的贸易法、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杠杆扩大商品和服务出口、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2017年5月17日和6月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分别对进口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和家用大型洗衣机启动201调查。(33)201条款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204节，针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调查的规定。2018年1月2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四年和三年的全球保障措施。
2017年5月18日，国会接到特朗普将要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知，7月17日谈判目标公布。11月17日更新了谈判目标，截至2018年3月5日已经进行了七轮谈判。2018年3月28日，美韩关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修订的谈判宣告基本完成。
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是否调查中国有关法律、政策、实践或做法可能不合理或歧视性地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与技术。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2(b)(1)(A)条规定，决定在第301(1)(b)条款(34)下对上述情况展开调查。10月10日举行公开听证会，按照要求应于2018年8月之前给出调查结果。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就出炉的调查结果签署备忘录，显示中国存在强制知识产权转移、使用非市场条款削弱美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权、旨在完成政府产业计划的由政府促进的成体系的境外关键技术投资、网络信息盗取四种行为，决定对中国相关领域价值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4月4日，公布加税产品的具体名单。
2017年10月26日，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发布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调查结果的备忘录，用以指导稍早发起的对中国铝箔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10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国产铝箔的初步裁定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将征收97%至162%的反倾销关税。
2017年11月8日到10日，特朗普利用访问中国的机会推动两国企业签署34个合作项目，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在越南岘港举行的APEC会议上，特朗普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长期贸易舞弊……我们不会再让美国被任何国家利用。我总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像我希望这里所有人都把你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那样。”(35)2017年11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特朗普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的发言做出解释，“总统先生说得清楚而明确，美国要利用经济杠杆追求真正公平与平衡的贸易关系，将不再允许别国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补贴、封闭的市场与重商主义。”(36)在结束12天的亚洲行程后，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上总结，“所有与我们贸易的国家都明白规则已经改变，美国必须得到公平而互惠的对待，巨大的贸易逆差一定要尽快消除。”
2018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根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232(d)节，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损害美国国内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特朗普总统分别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37)3月1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实施25%与10%的无限期关税。随后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欧盟、韩国被给予豁免期，但这一豁免期只持续到2018年5月1日，期间将启动谈判以达到削减全球过剩的钢铁与铝产能的目标。目前钢铁方面的目标已在新的美韩自贸协定中实现，5月1日起钢铁进口方面的新安排在韩国开始生效。
纵观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201调查是2002年来首次启用，表明美国政府认为现阶段产业保护具有必要性。一旦认定201条款规定的损害，即意味着保障(safeguard)措施的出台，保障措施通常可以被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232调查是2001年以来首次使用。可以构成比较的是，301调查与232调查分别针对不公平贸易与损害国家安全的贸易政策、行为或者实践，它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韩贸易协定说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并不以盟友关系为基准。韩国与加拿大分别是美国最大的大型洗衣机与钢铁进口国，前述调查的目标不可能是形成经济伙伴联盟，而是改革美国在当前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规则。单独针对中国的是有关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与知识产权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与存在强制知识产权转移做法。在忽略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后，这一调查的内容并不“反全球化”。美国政府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来使用国内贸易救济措施的，它的“退出”、“重谈”、“重新加入”显示出一种动态调整姿态。基于国内法的三种贸易调查是寻求改革全球贸易规则的先声，而不是对全球合作机制的撕裂与全球化进程的背离。2018年3月23日，美国在宣布301调查结果的同时，也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就涉及WTO知识产权方面的义务对中国提起诉讼。
特朗普在2018年3月1日钢铁与铝行业听证会上说，“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开始，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是绝佳的，但对美国来说是糟糕的。”(38)2018年的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也表明了美国对WTO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看法，即美国要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会与WTO成员一道创造更多有利于高效市场与人民财富的规则，但美国担忧WTO并未像缔约成员希望的那样运转，其结果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39)在2017年12月的WTO第11次部长级会议中，美国表示会在双边与多边平台坚定推动数字经济。2018年2月23日，美国宣布与澳大利亚加强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2016年，澳大利亚仅是美国第24大贸易伙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美澳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所有输澳产品关税得以免除，美澳贸易协定自实施以来，美国货物贸易盈余翻倍达130亿美元，服务贸易则增长5倍，达150亿美元。而中国、加拿大与墨西哥是美国前三大贸易伙伴、韩国位列第七，这四个国家在2016年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分别是3470、121、632、272亿美元。美国有选择地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采取复杂的反对与支持相交织的态度，并不是反对全球化的开始，而是在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全球化。美国正在使用其全球治理的权力而不是退出全球治理，特朗普失败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保护好美国全球治理权威的既有声誉，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对其改革全球治理规则的不信任。
(二)气候政策
与贸易领域相比，气候领域是一个碎片化的全球治理范畴。与分析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复杂立场的路径不同，气候政策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另一个层面，即全球化的诸领域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这种领域间关联，某一领域的全球化的进展，需要在其他领域消化其成本，这决定了某些领域的封闭与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其实是并行不悖且不可避免的。在《巴黎协定》之前，各国未在《哥本哈根协议》达成任何共识。我们有必要把气候与能源领域的多轮协定与发展过程整体纳入研究视野，再来判断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否逆全球化进程。
特朗普在任期之初就开启了能源与气候政策改革。2017年1月24日，特朗普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与备忘录，其中包括为钥石石油管线建设扫清制度障碍，此项目将为美国贡献4万个工作岗位和34亿美元收益，以及要求商务部简化国内制造业审批程序。(40)2017年2月16日，特朗普签署终止《溪流保护规则》的法案，《溪流保护规则》被认为伤害美国的煤炭产业。依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美国从2005年到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下降1.4%，而发展中国家从2005年到2040年排放量预计翻倍，特朗普认为，作为世界能源领袖的美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形势，需要出台政策保护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全球竞争力。(41)2017年3月28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旨在促进美国能源独立与经济增长的行政命令，要求各机构全面评估既有环境与产业政策，在确保资源安全与洁净的同时，解除不必要的管制负担。
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其理由如下：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到2040年美国将为减排支付3万亿美元，失去65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310万是制造业岗位。奥巴马政府的谈判结果为美国设定了不现实的减排目标，而给予其他国家时间延续其现有的排放量，比如中国直到2030年都被允许继续提高排放水平。(42)
2017年10月10日，美国环境保护署签署了一项拟议法案，正式撤销奥巴马时期决定的“清洁能源计划”。该计划要求美国在2030年之前削减30%的碳排放，降至每年8.7亿吨以内的水平，清洁能源计划是美国履行《巴黎协定》下减排义务的主要工具之一。2017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旨在保证美国关键矿物质安全与可靠供应的行政令，此项命令称美国在一些对国家安全与经济至关重要的稀有矿物上严重依赖进口，这种依赖使美国在因应他国行动、自然灾难和其他事件时受制于人，其脆弱性表现在外国可以随时切断供应。(43)特朗普认为美国本土的生产企业受限于太多规制，此项命令旨在提高国内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整体水平，减少美国在矿物领域的进口依赖。2018年4月1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令环保署审议与改革美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使其能够允许即将到来的制造业与商业扩张。(44)
在气候变化领域，有两个问题过去我们没有考虑到：为什么气候领域是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全球治理领域?全球化在某个阶段徘徊意味着什么?在《京都议定书》阶段，美国就是国家主义者，《巴黎协定》达成的平衡也被证明是脆弱的。显然，就业与环保的对立使美国国内出现针对减排的大量反对意见，也反衬美国针对减排的转移支付的不足。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气候问题不像贸易与福利改善、经济增长直接相关，它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非常容易引发搭便车问题。国际气候问题更多与人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有关，因此也可以将国际气候问题看作与其他合作相对容易的领域——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领域。从这一整体性视角出发，全球化就从国家意愿与其政策选择转变为自利行为体假设下的公共选择问题，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支付与偏好汇聚机制就变成了达成合作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在目前全球政治市场尚未建立的前提下，运用国家自我约束的逻辑，不可能真正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也就是说，积极的气候政策多大程度上得到一个国家国内民意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国际气候合作的达成，并不取决于该国政府与民众在全球化议题上的态度，而是取决于该国当前的产业政策是否需要积极的气候政策。一个国家发展高技术与服务业的意愿越强，越容易支持积极减排的气候政策。一个国家发展制造业的意愿越强，越容易支持消极减排的气候政策。因此，本文认为根据气候政策考察一个国家支持全球化的程度是不准确的，气候领域不是能够显示国家全球化态度的独立领域。作为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外部性领域，气候政策常常是一个国家其他方面政策间关系相互协调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正常理性是优先考虑国民免于饥饿与疾病的权利，这两项权利的改善所依赖的工业化带来的排放是无法被削减掉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即使是最积极的减排也不可能是无排放的，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完全不依赖会造成排放的产业，但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必然拥有这些产业。全球化还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整体主义视角，气候领域的合作困难反映的是建立跨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困难。
回到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本身，以产业回归为目标的气候政策本身确实是反全球化的，但我们有必要区分原初意义上的反全球化与具有反全球化特征但在性质上并不反全球化的政策。我们可以观察气候与能源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的配合程度，从而衡量该国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履行国际责任的难度。气候领域国际合作的困难说明，这是公共物品供给难题在国际层面的演绎。在环境保护中利益受损的群体通过其在国家内部的合法渠道，寻求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上升为国家意志。我们需要认识到全球政治市场是一个分层系统，它对于利益诉求的汇集不是直接的。
让我们总结一下气候领域根本不适用全球化指标的核心原因：气候不是独立于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议题领域，它是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所引发的负外部性的实现场所，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分层系统有助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其公共物品性质。全球范围的气候政策协调意味着产业政策的全球协调，但自由贸易的结果势必使不同国家的气候政策难以趋同。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提醒我们，与贸易领域存在反全球化立场不同，气候政策不存在基于自身的支持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立场，它总是其他政策的结果。
(三)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领域提供给我们理解全球化实现形式的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与反国家的全球化定义和理论构成直接冲突，即有一些权利在全球范围内的无差别化恰恰是通过国家这种制度实现的。
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谈到其移民政策有四项支柱：第一，为180万幼年被父母带入境的非法移民提供入籍美国的途径；第二，在美国南部边境建墙，保护美国社区安全；第三，结束随机分发绿卡程序；第四，通过结束连锁移民来保护核心家庭。(45)这四项支柱构成了未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框架。2018年4月4日，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国防部协助国土安全部保护南部边界，制止吸毒者、帮派成员及其他罪犯、非法外国人入境。4月6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结束捕获并释放(catch and release)的移民政策，用以防止边境犯罪危害国家与公共安全。而4月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就宣布，美国将不再参与《全球移民协议》，理由是其中包含大量与美国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移民原则不一致的条款。这份协议是2016年9月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一致通过的一项非约束性政治宣言，名为《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旨在维护难民的权利。
全球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点对于任何版本的全球化概念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强调个人自由迁徙及其居住、工作等权利的同时，是否注意到这种权利与其他一些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指非国民与国民之间的权利差别以及这种身份转变壁垒的可通过程度，而是指一些权利是借由国家壁垒而实现的，而另一些权利则是借由国家壁垒的消失而实现的，那么，如果我们推到极致，当国家壁垒消失的时候，那些由国家所保障而不是阻碍的权利将如何实现呢?个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由国家力量捍卫的。如果全球化的终极目标不是国家的消亡，那么国家边界作为人员流动性壁垒的作用就会持续存在，因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更加合理地设定与调整壁垒，而不是将流动性下降等同于反全球化。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基于单线进程的全球化视角与无限接近国家消亡的目标设定导致了“逆全球化”概念的滥用。
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也不等同于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文化的冲突，可能引发不同文化信仰团体之间对于彼此权利的否定，国家作为一种区隔方式起到了隔断文化冲突与权利冲突之间联系的作用。提倡各国地位平等、享有共同的发展权利是国家体系中促进不同身份个人平权的一种途径，而通过开放移民并建立国内不同文化人群间的平权是另一种途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相互对立或者截然不同的。2018年2月，美国移民局在其网站上取消了美国是“移民国家”的标签，而根据四家民调机构的数字，55%至72%的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框架。(46)
移民领域是另一类具有自身特点的全球治理领域，它将我们的视角带入更根本的全球化定义与全球治理目标中。全球治理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去国家化，而是当它越来越分享国家治理的逻辑时如何与国家体系融合的问题。全球治理民主化意味着由国家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利益不仅是需要保护的，而且是允许竞争的，而在利益汇聚机制之外如何构建不能为任何利益群体所代表的根本性价值的制度是一个需要“设计”的问题。特朗普的“叛逆”提示我们，全球治理的理论框架从“道义”、“责任”、“合作”转换到“利益”、“竞争”、“设计”的演变态势。
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批评，与之前对欧洲各国对待难民潮态度的批评一脉相承。不对移民持开放态度，就陷入种族主义的政治不正确当中，这种两难困境对于决策者是一种没有必要且虚假的约束，没有一个国家是无条件接受移民的，既然有条件，就总是会调整条件。区分种族主义与移民政策调整，有助于我们塑造更好的移民政策，然而关于何种政策更好也是存在竞争的，这种竞争不涉及种族主义与非种族主义，而是支持不同移民政策的潜在移民群体之间的竞争。
至此，本文给出了贸易、气候、移民三类政策是否逆全球化的判断标准。对于贸易政策，由于逆权力转移与公平贸易诉求都会导致恢复贸易壁垒，因此很容易混淆反全球化与当前反对全球化的实践与规则。而对于气候政策，气候领域根本不存在天然的反全球化立场，排放是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政策的负面效应，气候乃至部分能源政策的立场取决于该国产业政策。移民议题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全新的视角，国家制度或者说主权的存在本身就是权利全球化的方式之一。
对照我们既往的部分全球化经验及未经检视的“单线”全球化理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第一年所颁布的贸易、气候与移民政策，都具有逆全球化特征。而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更为宏观与本质的视角，就会发现国家不是全球化的对立物，而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在国家发展与全球化相包容的视角下，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战略重点是逆转当前的权力转移，其对外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差异在于，特朗普使用全球化中“国家第一”来实现“平衡回归”，而不是依靠全球化中“削弱国家”来实现“再平衡”，而权力转移可以被嵌入全球化进程则说明，全球化进程是动态而多线的，且不同线索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三、中美“贸易战”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贸易战”是旧理论指导下的用词，而且夸大了中美当前在贸易行动上构成冲突的程度，贸易战不应该发生，因此会被鄙视和摒弃，或者为磋商所代替。但此次所谓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竞争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未来仍将持续下去。本节分析的问题是：在应该属于合作的全球层次为什么会出现竞争?在预期合作越来越多的时代与未来，这种竞争将是什么样的竞争?如果这种竞争处于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这将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全球体系?我们该如何接受这样的全球化结果并且寄望于何种全球治理?
2018年3月22日到4月5日的美方两轮要价(基于500亿与1000亿商品)，中方均以对等原则予以回应。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其中一些内容可看作是中国对有关中国强制知识产权转移指责的间接回应：“我们将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我们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同时，我们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次讲话还回应了关于中国制定国际产业政策与追求贸易顺差的政治担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47)
让我们来做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美国此次301调查所依据的知识产权标准本身不存在问题，那么，此次“贸易战”有四种可能的结果。(48)第一种结果是，中国改善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据本次301调查的标准所裁定的行为不再存在，但是中国仍成功实现了高技术产业与创新经济转型的目标。第二种结果是，无论是中国主动改善或者被动受限于对他国技术的使用，在一定阶段内中国转型失败了。第三种结果是，中国继续维持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第四种结果则为，中国继续维持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但未能实现自己产业转型的目标。这四种可能的一个共同背景是，中国会继续加大总体对外开放水平，这一点无论是从当前的政策宣示还是中国既有成功经验的角度来讲，都是确定无疑的。以此为基础，又会产生两个重要问题：是不是只有通过强制知识产权转移，中国才能完成技术领域的赶超?假设中国不断获得高技术产品甚至是研发能力，但仍不能获得像美国一样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更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于，如何促进或者阻碍知识产权自由地向中国流动与中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如何理解构成全球经济系统领导地位的因素。
问题转化至此，我们的目光自然会从贸易保护主义投向更广泛的领域，比如，中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中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中国如何将自己在贸易领域的实力与金融领域联系起来。打破美国在301调查报告中框定的中国崛起逻辑是重要的。从理论上讲，知识产权是否会像资本一样流动是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那么知识产权会自动流向未来更具创新前景的市场，以实现自我增长，所以，当中国本土的创新生态建立起来，知识产权的流入将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中国的市场创新生态与基础性创新环境还在形成当中，这是中国的技术赶超依赖外部知识产权转移的根本原因。事实上，美国已在试探中国在高技术核心领域的脆弱性。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中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口权拒绝令，从命令签署日起直至2025年3月13日，暂停美国企业对中兴通讯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商品、软件与技术。(49)中国需要评估即便采用所谓强制知识产权转移政策能给技术与产业带来的利好程度，显而易见，着眼于中长期战略，利用中国自身巨大的市场规模带动本土科技企业群崛起是另一条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的途径。
第二种假设是美国310条款存在问题。这个疑问并不是指美国虚构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和行为，而是指其没有考虑到中国市场的真正价值，以及中国实力增长本身对规则的影响。301调查涉及以市场准入为条件的知识产权强制转移，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知识产权的定价；第二，中国市场准入的定价；第三，已经得到定价的权利与潜在市场间的对价。简而言之，就是旧权力与新生的权力之间的对价。第一种假设下的四种类型的结果，触及的基础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贸易战的面纱下，中美双方的博弈实质上是高技术产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塑造能力，然而第二种假设触及的是市场的本质，是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
在这个层面，贸易战问题可以简化为中美提前计算双方的实力比，并将其反映在权利保护体系中，但中美对于双方实力的衡量标准存在分歧，或者说双方有着不同的“权利”定价体系。照此看来，中国应对301调查的方式就不是改变知识产权转移方面的政策，而是使正在运行中的中国市场与美国知识产权间的对价合法化，这就需要中国给出与301条款对应的指标体系，而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需要以中国经济指标作为全球经济的标准，这样的体系最终要求以人民币为全球货币。
要理解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权利定价体系，我们需要返回对“市场”概念的理解，继而重新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市场并不意味着合作，市场的本质是受约束的竞争，它与战争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是，它限制某些类型的权利不进入竞争，比如人的生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人身权利。这种制度就是国家。还有一些权利处于竞争与保护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财产、职业，这是政治与经济交织的地带，不同的人群根据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地位相对于别人的财产、地位的不同定价。这种对于权利定价的竞争在现代政治中被称为“政治市场”，是很多国家议会的运作模式，不同的观点都在政治市场中寻求进入国家的立法。相信全球市场充满合作，相信全球治理充满合作，则是一种罔顾市场最重要作用的想象。竞争是资源配置的本质，市场的合作维度在于权利保护与权利定价上的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市场的参与者在有限的竞争领域中愿赌服输。
但当市场中有一个行为体实力大幅提升，而这种提升不是既有权利的转移，而是它自己创造的，它就成为新的市场，那么这种新生的实力或者说市场就会要求原有权利体系重新定价。而且，根据市场这种制度，这么做也是合适的。之所以一个国家会谨慎决定资本市场的开放，就在于积累足够的实力再进入定价体系。当一个国家开放其资本市场，也意味着它正式进入关于市场制度本身的竞争阶段。2018年4月11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了中国争取在2018年年内开放沪伦通以及其他11项金融开放措施，中国在资本市场开放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上述两个假设的目的在于拓展我们思考的维度，它暂时搁置了美国真正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在现实中，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也不仅仅引起其他国家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中国是否有强制知识产权转移与将产业转型作为一个政治计划，正引起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疑虑。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在WTO发起对中国的诉讼，可能刺激更多国家加入其中。而欧盟27国外交部部长在4月18日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相当于一份备忘录，旨在确保欧盟各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注意自身利益保护与欧盟内部的协调。(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在2018年经济展望发布会上表示，“贸易限制措施与反制措施可能削弱市场信心，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解决不公平贸易问题，包括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应在强有力的基于规则的多边框架下进行。”(51)这些现象与表态都提醒我们，在本次“贸易战”的分析中存在两个框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框架只是更为根本问题的显现。
事实上，美国当前的贸易行动，甚至可被视为美国“再全球化”的战略企图。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被称为“修正主义国家”，与“流氓国家”伊朗、朝鲜和跨国恐怖组织一起，并列为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的“竞争者”。中国与俄罗斯被认为致力于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相对立”的世界，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寻求扩张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改变地区秩序以取其利。(52)美国过去寄望于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来使它更自由的做法失败了，中国的权力扩张削弱了别国的主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与经济扩张基于美国创新型经济与世界级大学向它开放。(53)中国与俄罗斯正在使经济变得更加不自由、不公平，中国与俄罗斯也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与利益，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54)在国情咨文中，特朗普重申了中国与俄罗斯作为“竞争者”与“对美国利益、经济与价值的挑战”的定位。(5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了“美国第一”宗旨的含义，即“把美国置于首位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并且是有效的世界领导力的基础”，以此为指导原则，四项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构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四根基柱：保卫本土，即保卫美国人民与美国生活方式；推动美国的繁荣；以实力促和平；加强美国影响力。(56)“美国第一”被解释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现实主义”在于其对全球竞争有清晰的认知，并且认为国家实力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有原则的”则是根植于这样的认识，即推动美国价值观是在全球传播和平与繁荣的关键。(57)可见，美国并未放弃其全球领导力与对全球化的支持，美国是在重申自己引领全球治理的正统地位，而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全球化已经度过了市场经济的传播阶段，所谓市场是否开放的分歧并不涉及开放与否本身，而是对于权利定价——市场制度本身的竞争。中美关系问题正在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议题转移到“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的议题之下，这一转变无关中美双方使用什么样的词汇界定对方，而是由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决定的。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旧权力与新权力之间的对价竞争势在必行，全球治理结构相比过去竞争性会增加，分散的结构——多边组织小型化、双边与单边行动增加——有助于实现这种竞争，然而要完成权利的竞争，中国与美国都会寻求进入更多的市场与开放自己的市场，于是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开放”与“竞争”同时加剧的情形，直到中美就下一阶段全球市场的规则达成共识。
2016年美国大选被认为是一场关键性选举，理由是长期充当两党政治划界标准的“社会议题”迅速弱化，而“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议题”或者说“外部议题”开始占据核心地位。(58)笔者赞同这一看法，但并不认为其本质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钟摆式周期。本文提出，此次美国国内政党与地区政治频谱变化是由全球化发展到当前阶段的特点及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显著缩小引起的，是一个不可逆进程的阶段性表现。国内政治联盟重组有周期性，其底层逻辑是国内不同阶层、产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社会整体偏好结构的改变，而此机制不足以揭示全球化与国家间权力转移两个进程间的关系。基于国内不同阶层、产业与地区集团利益与理念变化的“新政”，表面上是对低技术制造业工人利益诉求的回应，根本上则是逆转美国权力流失的进程，而不是逆全球化或者保守主义的周期性回荡。
特朗普在其任内第一年出台的贸易、气候与移民政策被普遍认为具有逆全球化特征，本文也持不同看法。由于主权国家体系是一些重要权利获得保障的途径，这些权利的平等是通过国家间平等得以实现的，因此把“国家第一”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并不一定表示在这一宗旨下该国对外政策具有反全球化性质。一个动态多线的全球化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审慎分析所谓“逆全球化”政策的真实意义，本文认为，给予特朗普新政以重建美国实力地位的“战略调整”定位，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投向那些真正受到挑战的部分，从而做出准确回应与恰当应对。
上述两个结论的得出，源于本文没有接受权力转移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分立，以及安全与经济领域的分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将权力转移嵌入全球化进程，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以国内法为准则不区分盟友改革多边贸易体系，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这些行为对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解释国际秩序的变迁具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依据市场的本质构建全球治理的竞争性，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解美国新政府的国际战略时迅速接近事实而避免矮化对手，还有助于在看待诸如英国脱欧、东亚一体化停滞等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必须正视“分散”结构在全球治理中的意义，以及在全球化理论中新建“国家”的位置。在竞争性全球化视角下，东亚一体化止步不前、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这些都不是逆全球化现象，那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什么现象、意义为何，将是重要的对外政策与国际政治理论问题。
①李巍：《特朗普在达沃斯：“交易型总统”正转变为“战略型总统”》，澎湃新闻网，2018年1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forward1975568。
②笔者根据数据计算，数据来源：World Bank,GDP,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US&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view=chart。
④笔者根据数据计算，数据来源：World Bank,GDP,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US&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 &view=chart。
⑤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以外的国家与社会》，高香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页。
⑥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以外的国家与社会》，高香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页。
⑦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⑧同上书，第603—604页。
⑨同上书，第620页。
⑩K.J.霍尔斯蒂：《没有政府的治理：19世纪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多头政治》，东海译，载罗西瑙等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4页。
(11)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85-109.
(12)丹妮·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13)Gráinne De Búrca,Robert O.Keohane and Charles Sabel,"Global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4,No.3,2014,pp.1-10.
(14)该研究路径参见Kal Raustiala and David 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77-309; Karen J.Alter and Sophie Meunier,"Banana Splits:Nested and Competing Regimes in the Transatlantic Banana Trade Disput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3,No.3,2006,pp.362-382; Thomas Gehring and Benjamin Faude,"A Theory Emerging Order within Institutional Complexes:How Competition among Regulator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s to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9,No.4,2004,pp.471-498; Laura Gomez-Mera,"Regime Complex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3,2016,pp.566-595; Anna Michalski and Ludvig Norman,"Conceptualizing European Security Cooperation:Compe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and Domestic Factor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4,2016,pp.749-772。
(15)Jonathan W.Kuyper,"Global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3,2014,pp.620-646.
(16)Jonathan W.Kuyper,"Global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3,2014,p.640.
(17)Bernhard Zangl,Frederick ,Andreas Kruck,and Xenia ,"Imperfect Adaptation:How the WTO and the IMF Adjust to Shifting Power Distributions among Their Memb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1,No.2,2016,pp.175-176.
(18)Ibid.,p.176.
(19)参见A.O.Hirschman,Exit,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 an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20)Bernhard Zangl,Frederick ,Andreas Kruck,and Xenia ,"Imperfect Adaptation:How the WTO and the IMF Adjust to Shifting Power Distributions among Their Members",p.176.
(21)Julia C.Morse and Robert O.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9,No.4,2014,p.385.
(22)Ibid.,pp.389-391.
(23)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51—52页。
(24)同上，第32—33页。
(25)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18页。
(26)Shiping Tang,The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Routledge,2011,pp.34-38.
(27)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基欧汉也在气候与能源领域注意到了秩序与冲突之间的交替，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David G.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in Climate Change",Perspective on Politics,Vol.9,No.1,2011,pp.7-23; Jeff Colgan,Robert O.Keohane,and Thijs Van de Graaf,"Punctuated Equilibrium in the Energy Regime Complex",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7,No.2,2012,pp.117-143。
(28)王隽毅：《权利竞争：对相互竞争的地区贸易协定的解释》，《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99—121页。
(29)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27—431页。
(30)Savina Gygli,Florian Haelg and Jan-Egbert Sturm,"The KOF Globalisation Index-Revisited",KOF Working Paper,No.439,https://www.ethz.ch/content/dam/ethz/special-interest/dual/kof-dam/documents/Globalization/2018/KOF_Globalisation_Index_Revisited.pdf.
(31)Savina Gygli,Florian Haelg and Jan-Egbert Sturm,"The KOF Globalisation Index-Revisited".
(32)刁大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延续、变化与走向》，《美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6页。
(33)USTR,"Section 201 Cases:Imported Large Residential Washing Machines and Imported Solar Cells and Modules",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fs/201%20FactSheet.pdf.
(34)301(1)(b)条款意味着对WTO义务之外的贸易安排进行调查。
(35)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11/10/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36)USTR,"USTR Lighthizer Statement on the President's New Paradigm for US-Indo-Pacific Trade",November 2017,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november/ustr-lighthizer-statement.
(37)Department of Commerce,"Secretary Ross Releases Steel and Aluminum 232 Reports in Coordination with White House",February 16,2018,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2/secretary-ross-releases-steel-and-aluminum-232-reports-coordination.
(38)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Listening Session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y",March 1,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listening-session-representatives-steel-aluminum-industry/.
(39)USTR,"Trump Administration Sends Annual Trade Agenda Report to Congress",February 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february/trump-administrationsends-annual.
(40)White House,"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Construction of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January 24,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memorandum-regardingconstruction-keystone-xl-pipeline/.
(41)White House,"President Trump Puts American Jobs First",June 1,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trump-puts-american-jobs-first/.
(42)White House,"President Trump Announces U.S.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June 1,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president-trump-announces-u-s-withdrawal-paris-climate-accord/.
(43)White House,"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a Federal Strategy to Ensure Secure and Reliable Supplies of Critical Minerals",December 20,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executive-order-federal-strategy-ensure-secure-reliable-supplies-critical-minerals/.
(44)White House,"Presidential Memorandum for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April 12,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memorandum-administrat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
(45)White House,"President Donald J.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January 30,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46)White House,"Polling:Americans Overwhelmingly Support President Trump's Commonsense Immigration Reforms,February 14",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olling-americans-overwhelmingly-support-president-trumps-commonsense-immigration-reforms/.
(47)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48)这是四种绝对的情况，实际的结果分布在这四种情况形成的连续光谱内。
(49)5月13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可能会改变对中兴“禁售令”的处罚方式，以避免造成大量失业。21日，特朗普表示，对中兴执行禁令也将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可能会要求中兴支付高达13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更换管理层，成立新董事会，并采取严格的安全规定。这表明，对中兴的具体处罚方式将随着中美展开实质性贸易磋商被纳入整体框架中加以考虑。
(50)Handelsblatt,"EU Ambassadors Band Together against Silk Road",April 17,2018,https://global.handelsblatt.com/politics/eu-ambassadors-beijing-china-silk-road-912258/amp?_ _twitter_impression=tru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51)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 2018,Cyclical Upswing,Structural Change",April,2018,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3/20/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18.
(52)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December 18,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p.25.
(53)Ibid.,p.26.
(54)Ibid.,p.2.
(55)White House,"President Donald J.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56)White House,"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December 18,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57)Ibid.
(58)刁大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延续、变化与走向》，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