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40 年的金融改革，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这些变化的正是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金融领军者。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同志，曾经在人民银行担任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见证和参与了我国金融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尤其是在国家开发银行遭遇困难时临危受命，担任国开行行长，随后担任董事长，领导国开行进行三次重大改革和不断转型，使国开行创造了开发性金融的时代奇迹，国开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我们特邀陈元同志作为“《国家金融记忆》——改革开放 40 年 40 人系列视频访谈”的嘉宾，请他对自己亲历的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决策、重要事件进行回顾，以作为《国家金融记忆》的重要内容进行宣传和保存。

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决策

宗良：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也一直没有离开经济、金融的工作岗位。您亲眼见证了我国40年来的金融改革开放和金融业成长历程，那么，请您梳理下您所经历的重大金融事件?

陈元： 我1988 年到人民银行，见证了金融改革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其中记忆深刻的是外汇体制的一项决策。我们当时提出放宽企业结汇，让企业可以持一点外汇。我们觉得这反映了企业的要求，没想到被朱镕基总理彻底否定了。

朱总理决定所有的外贸出口，企业外汇一律实行结汇制。企业将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卖给中央银行。我想这是他从赵紫阳同志任总理时期我国外汇储备只剩几十亿美元，甚至十几亿美元的时候，那个痛苦的经历当中得出的教训。原来我们还觉得让企业外汇宽裕些，国家外汇也会慢慢宽裕，朱总理坚决地纠正了这个想法，一律实行结汇。

从那之后，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便一路上升，最高上升到 4 万亿美元不到一点，现在还是3万多亿美元。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日常的国际收支的需要，而且成为我们国家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外汇占款成为货币供应的一个主渠道。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国金融的发展、对于中国外汇体制、国际收支的影响，以至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后来怎么评价这件事，我觉得都不为过，它都是彪炳史册的一个重要决策。

很多人现在没有看明白，认为这些年人民银行滥发货币，我觉得这看错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地位。因为实行强制结汇以后，我们国家的外汇收入以及人民币的投放，就不再取决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运转的货币需要，它是我们国家出口能力的一个反映。结汇产生和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发行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时以结汇为基础的人民币发行，就不再是信用发行，过去人民银行货币都是信用发行，而从结汇开始的外汇占款的发行，就是储备发行。储备发行同样使我们具有抗贬值和通货膨胀的能力。因为有巨额储备，我们缺什么就可以进口什么，保证了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不再受国内资源约束，而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约束边界是我们的国际收支和世界上的供给能力。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以国内资源为边界的约束条件，现在放大到全世界供给的资源约束，变成了中国买什么，世界价格都受影响。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能力。这个能力怎么来的？朱总理定的强制结汇来的。这个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能力。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实行的结汇制使我们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和世界彻底接轨，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国。

很多人还认为人民银行货币占款、外汇占款发多了，造成了资产泡沫。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管理的，我们可以控制金融资产，不要出现美国那样的泡沫。当前来说，要控制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

把外汇占款变成我们国家的资本项目，在外汇上我们有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项目，是分开管理的。我们现在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是有管理的。那么同样，我们要精心管理外汇占款，作为资本项目精心运用的话，可以避免美国出现的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所以，不能说是强制结汇带来的问题，而是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改进的问题，怎么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不贬值，彰显大国领袖风范

宗良：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作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策，对稳定亚洲货币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中国作出这种决策，有什么样的底气？

陈元：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对外表态，人民币不贬值。这一点对于国际形势、亚洲形势都起了决定性的稳定作用，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由于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迅速稳定下来。我记得在泰国中央银行参加会议，他们就讲，为了守住泰国货币的汇率，他们只好在市场上抛售美元和外汇储备。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这不是个办法。亚洲这些小国，这点外汇储备哪经得起这么抛售，很快就会抛售完的。以后顶不住，然后货币又贬值。但是，不久中国提出人民币不贬值，给了市场极大的心理预期。可以说，中国人民币不贬值，顶上这些小国抛售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外汇。这么一句话就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的信心。当时我对人民币不贬值也是脑子里一闪，最后就明白，朱总理是有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思考，才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的国际收支是捏在我们手里头的。我们是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的。我们说不贬值，按照我们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有管理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的平衡，使它不至于出现大额的逆差和经济下行的压力。

人民币不贬值，也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收支连年顺差，结汇以后，各方面的出口非常顺利，沿海地区的开放和内地的外资引入，使我们出口能力迅速上升。这都是在我的一生的金融工作当中，感到非常有幸能够亲身参与和经历这些重大的决策。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是一生的荣耀和我们最大的学习收获。

对国家开发银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宗良：1998年您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也算是临危受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开行的不良率非常高，一度几乎达到40%。有机构评价说国开行已经到了垃圾银行的边界，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您主导的改革扭转了国开行的态势，说明用的都是猛药。那么，猛在哪里？

陈元： 我在开发银行工作了15 年，对开行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当然，是在开行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做的这些工作。我之所以能在这十几年当中，从根本上对开行进行一些改造，很重要的是我在人民银行这10 年，学到了金融、货币、信用、信贷发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的原理与原则。对于一个好的金融机构，我们都当作一个理想当中的目标去追求。就是到了开发银行之后，我首先的一个目标，就是朱镕基总理叫我到开发银行工作，是要看到一个好银行，不是要看到一个烂银行，或者问题丛生的银行。

所以我到开发银行，由于过去工作的经验和积累，我天然地有一种看法，就拿最好的银行来衡量开发银行，哪条够标准，哪条不够标准。同时也在考虑作为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那么这样一个非典型的银行，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后来就总结出几条，因为银行最基础的概念就是吸收公众存款。在由专业银行改造成为商业银行时，衍生出三个政策性银行。这三个银行实际上都是一个准银行，因为它不吸收存款，它是靠发行债券解决资金来源，它是半个银行，只有贷款发放这一半。像国开行这样的银行，要想办好它，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不吸收存款，还要有资金来源。那就得靠发债。过去怎么发债？过去是人民银行摊派，指令性摊派。人民银行有个资金司，就管分配资金的，管信贷指标的。那在人民银行是司局当中的司局，是有最高权威的。这个最终决定国家的货币投放多少，实际操盘的部门。我们的这个债券发行，就由资金司每年个开会，向专业银行布置任务。我觉得这个不是市场化的，不是现代化的，不是一个真正金融现代化的做法。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把发债市场化，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把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从派购转化成市场发债。这个先要找专家，环顾四周看了一下中国发债发得最好的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在发国债上是有很多经验的，我就想办法去从财政部要干部，我们就把高坚同志给调来了，当资金局的局长，主持市场化发债。高坚同志来了以后，可以说夜以继日，昼夜地工作，研究市场化发债的一些方法。由于高坚同志对国内发债很熟悉，在国际上发债也很熟悉。他来了以后，把国内的经验和国际的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就开始组织市场上的认购银团，商业银行自愿参加，我们向他们路演，介绍我们发债的各项基本要求和发债过程当中采用各种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然后确定发债的方式。

很快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就从派购发债这个最原始的行政式发债，一步走到国际最前沿的、最先进的发债方式。我们发债方式迅速地在国内被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制过去，学我们的办法，一步就迈上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到开发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解决了资金来源，把半个银行所缺少的另一半，也就是资金来源这一半，弥补上、解决好了，国开行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完全靠政府派购，依赖政府来发债。

国家信用证券化，理论上的突破

宗良：国开行所推行的债券发行市场化，你们把它称为国家信用的证券化。如何从理论上作出这样的新概括？用国家信用证券化来思考问题，有哪些突破？

陈元： 对于开发银行发债，我做了反复思考，在行内行外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研讨和探索，在理论上也进行了这个分析。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开发银行发债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华尔街没有这概念，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都没有说过这个概念。

国家信用怎么来？我在人民银行 10 年当中反复体会，看过大量的论文和文献，讨论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后想到开发银行，国家赋予最高的信用等级，就是国家级的信用，那么，国家级的信用，当然可以再做分解，我这是国家级的信用，是一个法定信用，是一个机构的法定的性质。它这种国家主权级的性质和能力，跟市场怎么结合，这是另外一件事。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证券化，我忽然就想到，我这个就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国家派购的时候，是一种行政形式的证券化。反过头来说，它仍然把国家信用局限在政府权力范围之内，政府职责，政府行政的范围，行政方式的范围之内。它不是一个市场行为，不是一个市场主体。开发银行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金融机构，同时要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要在市场当中有个身份，要有个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我们不是央行，不是财政部，我们是一个国家赋权的法定机构。那么我们怎么跟市场接通？最后就想我们所推行的债券发行市场化，就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用这个来表述我们债权发行的市场化是最准确的，既讲清楚了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又讲清楚了我们跟市场的关系，就是一个纯市场化的发行方式。

我也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过我的这个看法。开发银行是一个国家法定的金融机构，它发债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国家信用证券化不仅出现在我们开发银行身上，还出现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身上。货币发行就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只不过它发行的是货币，财政部发行的是国债，它的任务是筹集财政性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缺口。

化解巨额不良贷款，第一个突破口终于找到

宗良：国开行当时有巨额不良资产，严重威胁着国开行的健康肌体和发展能力。那么，您是如何化解这些不良资产的？有哪些神来之笔？

陈元：等我把发债问题基本上安排妥当之后，就开始考虑不良贷款问题。办成一个好银行，商业银行当时都在设立资产公司，剥离不良贷款，开发银行怎么办 ? 那么首要的第一条就是管住增量，新增的贷款不能再有不良贷款。那就要严格评审。那么很重要的存量怎么办？ 1700亿的不良贷款，怎么办 ? 当时国务院决定成立四大资产公司，四个专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到资产公司，然后自己再转制成为商业银行。我觉得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这个机会，我就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来，我们要求同债同权，我们也有不良资产，也可以剥离，请国务院考虑，也给我们同样的政策待遇。我这个建议被朱总理采纳了，还有包括当时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领导都给予支持，包括周小川行长就给予我们很多支持。所以我们一部分不良贷款就剥离到了资产公司，我们就轻装了。

但是，还有大几百亿的不良资产, 怎么办？我就开始在银行内部开行长办公会，也开党组会，就一个题目，怎么化解不良资产。当时真是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大家冥思苦想了好久，后来就开始有点门道了。什么办法？开发银行是一个基本建设的银行，是一个为基础设施放贷的银行，是一个国家基础产业、支柱产业融资的银行。国家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新增贷款支持这些基础设施。那我们能不能“增减挂钩”？我们就在全国各地推行增减挂钩。但遇到各个地方政府的一致的坚决的抵制。谁也不愿意，包括行业部门也都反对。这个矛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我绝不后退一步，一定要还钱。你不还钱，就没有新贷款。后来像煤矿、煤炭行业吧，就拖的时间最长。终于找到了最先突破的地方，突破在哪儿？突破在天津夏利。

天津夏利生产轿车，也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国营企业。有上百亿的不良资产。我一趟、两趟、三趟去天津市的书记、市长，一遍一遍地讲我们的道理。我也不能光讲你不还贷款，我不给新贷款。我得善于利用我自己的优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说，说到底，我们都是一个目的，银行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大家都是为发展国家经济而努力，这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合作研究解决办法。那么，天津我们用什么办法呢？天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就说，您举全市之力，动员全市把我们的不良资产化解了，我也核销一部分，但是是有限的比例，天津市归还一部分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天津市合作，你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各项项目，我帮您做前期规划，给您一个大额贷款，大额贷款大到多少呢？150 亿。您算账吧，这两头哪个重要。天津市领导悟性很高，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天津勒紧裤腰带，全市派任务，凡是有钱的单位都摊上一份，出钱还贷。很顺利地就把天津夏利的几十亿不良贷款归还了，我们也按法定程序报财政部核销了一部分。那都是走的正常合法渠道。

天津150亿的打捆贷款一步到位。天津市整个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一下子就都活跃起来了。这是第一笔。有了第一笔，全行上下斗志昂扬，下面的不良贷款没问题了，我们都能解决。

第二个，福建长乐机场，数额比天津夏利小。用同样的办法解决，没有到行领导，没有要我一次一次地去见福建省、市领导，我们信贷局的局长跟当地的领导沟通过程当中就解决了。这两个一解决，最后一个就是盘江煤电，经过一段的僵持，盘江煤电通过发改委领导来跟我谈，通过副总理，一个，两个，三个，批示或者口头传达，叫开行不要追究这个不良贷款了。我想了想，我也很难去给领导们掰开了讲细节。我就先撑一段吧。到了最后，贵州省领导调整，石秀诗同志从国务院副秘书长去担任省长，他见证了全部金融改革的过程，所以对于朱总理和我们开行经历的这些事，他都有所了解。他马上就给我们表态，盘江煤电问题我们跟你们合作一块解决，最后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核销一部分。但是你们也解决一部分，最终顺利解决了。于是，全行的不良贷款开始直线下降，就降到10%，我们就开始兴奋了，10%在国内就是高水平了，然后又降到7%，6%，降到 5%，我们就是壮着胆子降，我们要降到2%、1%， 到国际先进水平。果然最后就全降下来了，然后这项任务就从此分解到各地分行。项目由总行评审，分行参加，项目回收和日常的管理由分行进行，确保不良资产控制在1% 以下。

在国际合作中的大格局运作

宗良：国开行走向国际市场，加强国际合作与开发，您进行了哪些大格局的动作？

陈元： 开发银行的国际合作，其根源是我在人民银行的时候分管国际业务，我一贯就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听取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发展的意见，吸取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当中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金融机构宏观政策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客观规律，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到了开发银行之后，我就提出开发银行要办成国际一流银行。到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大幅度下降之后，我就开始想开发银行应该走向世界。你要办成国际一流银行，首先你自己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银行。没有国际化，谈不上国际一流。关起门来，办得再好，人家还是不认识你。

我就开全行大会，我讲开发银行现在已经做到不良资产非常低了，已经是全国最好的，也是全球最好的银行之一。但我们缺一条腿，缺国际化这条腿，我们现在就要补上国际化这条腿，要在全球布局开发银行的业务。叫什么呢？叫投棋布子，要在全球投棋布子。会场上下全懵了。

我说想通也得做，想不通也得做。我们把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划分到全国30多个分行，一个分行负责几个国家的业务，分行派工作组到这些国家去考察所在国的经济、社会、金融发展情况，提出来业务发展的初步意见，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每个国家需要什么。做国际业务，从哪先开始呢？我说，你们这个先从中亚开始，从上海合作组织五国开始，先派工作组，由总行直接组织派出，总行司局长带队工作组出去。这些国家从外交、政治、安全等方面跟中国关系都是很友好的。你们去这些国家，最多是语言不通，路也不太远，新疆出去就到了。你们先去，为了让他们去，我开了一个走出去上合组织工作组动员会，把外交部的部长助理、现在驻俄大使李辉同志请来作动员报告，介绍上合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李辉同志就在会上作了一个介绍，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出去在上合地区，就要把自己看成不穿军装的战士，你们的任务就是巩固我们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密切的合作，加强经济合作，加强他们跟中国经济的来往。你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国家跟我们国家密切合作，在经济上得以加强，将来在边界上是友好国家，不是北约的大兵站在我们边界上。大家这个觉得使命很光荣，虽然语言不通，就都去了。

国开行国际化之路：与外国元首的友谊

宗良：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重大战略，国开行推进对外金融合作经历了哪些重大转变？国开行与外国元首以及外国同行之间有哪些国际友谊和合作？

陈元：从上合组织五国开始，国开行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合作就铺开了。一个一个国家，都开始了。我自己也开始出访这些国家。第一次访问就是跟随胡锦涛主席去古巴，我去古巴就是想为开展国际业务，到古巴看看。作为一个跟中国外交友好的国家，去了解情况。去了以后，我是随着五六个中资企业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卡斯特罗主席接见我们这个代表团，作了交谈。有的同志讲中国出去发展经贸关系，希望古巴能有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卡斯特罗主席听了不高兴了。说你们说什么呢？怎么能这么讲。我马上提出发言，我说我不讲别的，我坚信在卡斯特罗主席和古巴共产党领导下，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建设得越来越好。卡斯特罗主席一下就高兴了，会后就把我留下了，要跟我单谈，然后第二次单独会见我。我就给他一些材料，给他一些纪念品，主要是我父亲的画册。他一看非常亲切，看到这么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他历次访问中国，会见毛主席、周总理，他非常高兴。我至今印象极其深刻，跟我谈了4个小时。中间吃午饭接着谈。会谈时，墙上挂了一个巨大的拉美地图，卡斯特罗主席穿着一身绿军装，图上不同国家插满了小红旗。卡斯特罗主席手里拿着两把小红旗，讲到哪就往哪插。我当时一看这个，世界革命的领袖呀。就是觉得卡斯特罗主席目光远大，卡斯特罗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小红旗代表什么呢？不是游击队，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医疗队，古巴向拉美很多国家派出医疗队，像是一种出口，帮当地改善医疗，改善民生，这些国家跟古巴有些商品贸易，以打破美国制裁。从照片来看，恨不得卡斯特罗在那指挥千军万马，在拉丁美洲驰骋疆场，指挥作战，其实讲的是医疗队。

我当时觉得无比佩服。卡斯特罗在这样的形势下，能有这样的眼光和目标，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请教卡斯特罗主席，我们来到拉丁美洲，怎么开展工作？请卡斯特罗主席给我们指点一下。卡斯特罗主席马上给我介绍，你可以去委内瑞拉见查韦斯，跟查韦斯合作。

我说查韦斯？我就很茫然，我对查韦斯一无所知啊。我就问卡斯特罗主席，查韦斯能起什么作用呢？卡斯特罗主席说，他就是拉丁美洲的拿破仑。哇，我一听，这厉害了。能改变这个拉美的地缘政治和版图啊。我说那好，我记住了。

我回国马上就向委内瑞拉和几个有关国家派工作组去，建立关系，没过三个月工作组回话，说查韦斯总统要访华，要先见您。我说不是先见胡主席呀，他说这次跟外交部说好了，先见您，然后再去见胡主席。我说外交部同意就行。我就在办公室把所有的年轻员工全部组织起来，穿好西装，站好列队，欢迎查韦斯总统。查韦斯总统带着部长，七八个人一行到我们这儿，见我面，说陈元行长，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给我一看，是我送给卡斯特罗主席的那本我父亲的画册。啊，这是卡斯特罗主席交给他拿的信物。他说，是卡斯特罗主席叫我来找你，那好，那我就都是革命的自家同志了。我就请他到会议室坐下来，请他谈一些看法，我也谈一些看法。就没有讲具体的业务。我就讲对拉丁美洲古巴和委内瑞拉所坚持的民族独立、坚持改善民生，这种左翼的发展方向，代表了拉美的整个发展方向。我们给予坚定的支持，抵抗美国所代表的国家给他们的殖民压迫。

我们见面大概也就谈了半个小时，他最后又问我一句，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的基金，行不行？我说，我看可以。但这个事我说了不算，得国家领导，得胡锦涛主席、国务院总理来决定。他说那好，下午见胡主席，见了胡主席他就提出来，要设立这笔基金。胡主席当时拍板同意，双方合作60亿美元的基金，马上就建立起来。

我们跟委内瑞拉合作从此就开始，后来贷款就一路放下去。现在遇到中美贸易战，委内瑞拉石油对中国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之后在卡斯特罗主席、查韦斯总统以及其他国家元首的帮助下，国开行与巴西的合作，与厄瓜多尔的合作，还有与其他各个国家的合作，很多都受到这些国家总统的特别关照，国开行国际合作的帷幕一步步拉开，国际合作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开发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是根据我们国家建立以来，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外交的基础和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战略，在今天来说，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然后在国际上布局逐步开展起来的。现在国家开发银行各个分行的人，都以自己能做国际业务为荣。觉得当时的决定做得太好了。开行的国际业务从开始的几乎是零，只有几十亿美元，扩展到最后几千亿美元，发展得非常好。所以国际业务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是我到时候知道该听什么人的意见，该找什么人，找他提出指导意见。所以卡斯特罗主席去世，查韦斯总统去世，我都非常难过。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也给了中国巨大的帮助。

特邀访谈主持/宗 良

文/本刊记者 何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