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拿着“法学”学位开始研究历史

我小学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就给我灌输上清华，学工科的好处。而小学音乐老师那时候也看上了我，认为我有唱歌的条件，因此定期给我辅导，让我参加合唱队，包括演节目，鼓励我将来报考广播学院附中。可是我刚上到五年级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失学儿童”。以后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多少个月起早贪黑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一年以后回北京分配进了工厂，从学徒当到学徒的师傅。一直到1976年四五事件中因为写“黑诗”被抓进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去研究什么学问。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也是将来要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只是由于当时第一次恢复高考，高校还没有经济学专业的设置，因此头两个志愿报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为正打。想不到头两个都没录取，最后歪着到第三志愿：历史。所谓歪着，则是说我被录取的其实还不是历史，而是中共党史专业。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一个“四不像”：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结果很搞笑，我知道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少都转去法律系读研究生。更有些学生，一天法律知识没学过，仅凭着一张法学学士或法学硕士的学位证书，摇身一变就直接进了法律界，甚或当上了律师。

影响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授课中，还是有历史课的设置，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给我们上课的还有个别资深的老教授，如郑昌淦先生等。同时，党史系里也还是有一些按照史学方法做研究的教授，包括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杨云若、思想史教研室的教授彭明等。他们对我都有影响。第二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史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当时条件下大量不顾史实的党史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从事中共历史研究的意向。因此，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去读学位，而是找关系进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做了《党史研究》杂志的编辑。在1982年那个时候，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刚成立不久，资料条件还并不十分好，中共中央党校因为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因此从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角度，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史学研究之路。

像我这样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来恐怕很不专业。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些正在做新中国建国史研究的学者人人都应该也必须要面对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读新中国建国前后大批跨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书信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他们中许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书信的称谓及书写格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以前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的称谓方式，即区别尊卑、长幼、亲疏、大小等种种身份差别的书面敬语，1949年以后几乎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逐渐改换成了最简化的苏式的“亲爱的××同志”和“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或“致布礼”）之类的最西化的方式。影响到今天，许多年轻学生，连给老师写信时该用“你”还是该用“您”都毫无概念。类似的这种改变，从穿衣戴帽到言谈举止，到接人待物，到婚丧嫁娶，乃至于到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我经常想，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至于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够补得回来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任何一种所谓传统文化，指的其实主要是溶化在亿万国人血液中的观念、礼俗和行为举止等种种习惯性的社会生活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它的延续多半是通过按照这些传统方式生活的家庭和由无数这种家庭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的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一旦旧的传统方式被外力强行中断，或破坏，就一定会被其他非传统的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所取代。当人们逐渐接受和习惯了这些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以后，你想通过改变某些书本的内容，或像于丹那样按照她的理解水平去给老百姓灌输一些经过她演绎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去恢复国人久违了的传统，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上还有多少传统的东西存在着。我很清楚，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早已西化得不成样子。我唯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吃饭前如何摆筷子，爸爸的座位应该在哪儿，妈妈的座位应该在哪儿，外婆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我和妹妹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爸爸妈妈回来得再晚，只要没有事先说明，再饿也要等他们回来才能开饭。快吃饭时要听到大人叫才坐到桌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双手还要放在桌下，既不能趴在桌上，也不能玩弄桌上的东西。要等爸爸妈妈动了筷子，小孩子才可以开始动筷子。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夹菜碗里的菜不能去乱翻，更不能挑里面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来吃，只能从面上夹；还不要把筷子伸到菜碗的另一侧去，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的时候还要把嘴闭起来，不能张着嘴叭唧叭唧弄出声来……

家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规矩，今天已经数不过来了。我很难说，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许多最基本的为人处世或接人待物的礼俗文化都是从这种家教和祖孙相处的耳濡目染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些又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个号称“文明”的新中国所极度欠缺的。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是没条件去学的。孔子所谓“仓禀足而知礼节”；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49年以后，过去的富裕人家及其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即使像我外婆或父母那样从小有意无意地还会对我们灌输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规矩，也无法在我们身上烙上多少传统的痕迹。和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种家教的孩子相比，我们可能充其量也就是在待人处世上稍多一些禁忌而已。

二．研究历史的乐趣

有人问我研究历史的乐趣的是什么，我说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珠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当今史学研究的某种危机感出发的。我们还在1990年代初就己经清楚地发现，现今的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变得越来越重视微观，重视下层。许多学生，甚至是学者的研究题目，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来以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粗略的统计，不要说大量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仅以北京当时最好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来说，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来评职称需要和极少数几个因为要写相关论文的学生会去读一下以外，就成了废纸一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来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而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三．记忆中的八九十年代

1980年代我曾在三个单位呆过，在人民大学上学，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然后又回到人民大学当老师，1990年终于选择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10年是我步入史学研究的开始，1985年和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杨云若老师合出了第一本书，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同时主编了三卷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集）》。那些年可以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教研室所藏资料，除了建国以后的部分以外，绝大部分都找来读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那个时候也没有科研经费一说，我们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因为没钱，全部都是坐硬座，有时还得站着。那个时候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不得不对外开放，因此我给校领导打了报告，经过批准后，有空儿就坐上公共汽车往中央档案馆跑，一连跑了几年时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那10年，我从1991年开始，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共党史大讨论，什么意见都有，包括胡乔木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他力推的结果。但严格说来，当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随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开放，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一时成绩斐然。只可惜，1990年代初期，风向再转，有人鼓吹“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什么前苏联就是修史不善以致灭亡。此说一时甚嚣尘上，影响到档案开放全面倒退，就连国民党的档案也连带挨批。

有人认为80年代有过党史热。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热。这也是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前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中国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因为重视口述史，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在文献史料当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包括人物性格、言谈举止，甚至有一些重要情节内幕的具体描写，这便于他们编故事。但即使像我这样专业的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以便借助他们披露的口述材料和我们从文献史料分析中所得出的认识来进行对照比较。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只是依赖于相关史书梳理的脉络和逻辑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会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四．与台湾学者的交往

台湾的蒋永敬教授是国民党史研究者，陈永发教授才是中共党史研究者。

蒋公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术前辈。我第一次见蒋公是1991年在沈阳的“七七”事变研讨会上，当时蒋公评我的论文，具体意见不记得了。那一次我们也并没有其他的接触。此后两年左右，我因为读到蒋公的一篇文章，发现他并不了解我的研究，因而寄了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一书给他。没想到他很快就通读了全书，并且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极力称赞我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发现。不仅如此，蒋公力劝我把“西安事变”研究写出来书来。其实，我虽然一直关心“西安事变”研究的资料，并有自己新的发现和观点，但因为我的一位在美国经商的同学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准备写书，因此我并没有自己在这方面出书的打算。纯粹是因为蒋公的一再劝说和推动，我才最后下决心用了半年时间把这本书写了出来，经蒋公写序，很快就于1995年在台湾出版了。

熟悉蒋公著作的研究者都知道，蒋公过去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和其他台湾的国民党史专家一样，也都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或感情色彩。但两岸交流开始之后，蒋公则是台湾国民党史专家当中最早通过这种交流，在这一问题上转向客观的学者。有关这一点，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了解了。蒋公在将近10年前就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做“操之在我”。那意思是讲，其实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在热爱中国和想要救国的问题上并无两样。只是，因为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所在不同，因而他们对政治对错的判断也就截然相反。一切以“操之在我”为准绳。“操之在我”，则一切皆对，不对也对；“操之在你”，则一切皆错，不错也错。

我知道陈永发教授还在1984年。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范力沛来华时曾到我家里作客，他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位台湾学生，称赞不已。陈也确实了得，其成名作《制造革命》在美国出版后即得了学术奖。他的那种近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当时还鲜有见到。以后他长期从事中共历史的研究，成为台湾迄今为止最有权威的中共历史研究的专家。

第一次和陈教授见面的时间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不修边幅。蓬乱的头发和一脸胡茬，衣服从来不熨，即使是西服也总是皱巴巴的。他习惯于微微歪着头，常透过眼镜的上半边镜片，盯着你的眼睛和你说话。他的随和和不事张扬的性格，使他在同事中间颇受好评。他能做到近史所所长和“中研院”院士，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以外，与此不无关系。

不过，永发兄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却并不怎样中庸。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明显地带有批判性。他最大的特长是能够注意到别人不大去注意的那些边缘性的史料，并据此做出让许多研究者心服口服的分析来。他的《制造革命》、《延安的阴影》以及《红太阳下的罂粟花》等，都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长材。但永发兄的研究，至少在我看来有一点不足，就是因其批判性较强，有时立论及分析容易出现偏颇。但永发兄最令人佩服之处，也是至今旁人所不能企及的，就是他的宽容与大度。我曾不止一次地撰文批评过他的书和文章，而他从未因此对我拒而远之，耿耿于怀。

五．大陆以外的党史研究界

任何历史文献都不存在所谓质量的问题。只要你能确定它是历史文献，它就有其价值。即使是历史上某一方所伪造的文献，也一定有其值得去研究的价值所在。何况，什么叫质量？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常常在事后修改他们过去的文章，那么究竟是毛泽东修改过的文章没有质量，还是蒋介石修改过的文章没有质量？其实，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受到高度控制的社会里，人们所能看到的文献永远都是片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任何一种哪怕是用来暴露这种控制的荒谬性的资料的出版，虽然其同样片面，却必定会有其价值。因为当你既看到这边公布的文献资料，又看到那边开放的文献资料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有比较也才有分析，所谓质量也就存在于其中了。

所谓海外党史研究，在今天来谈它们，多少会给人以昨日黄花的感觉。因为，包括萧延中主编的那些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过去三十年以前海外的研究成果了。在1970年代，乃至于1980年代初，我们还可以说海外存在着“中共党史研究”。自1980年代初期以后，这样的情况早已逐渐消失了。无论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过去那些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基本上都已经改行了。我和日本目前还在继续坚持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开玩笑说：他们比日本的大熊猫还要珍贵。很显然，今天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可以用于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献资料不知丰富了多少倍。也就是说，今天研究中共党史的条件远好于过去。依据今天的资料来评价二三十年前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水平，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

我曾经和国外的朋友谈起过旅英作家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告诉他们这本书最大问题在哪里。法国的朋友曾经希望我写一个长篇书评，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哈佛燕京学社曾集中一批学者开会评论过张的这本书，台湾的陈永发教授也写过书评，大家己有很多批评，因此我也就没有专门去写这个书评了。坦率地说，我和张戎比较熟。她写书的4年时间里每年都会来大陆一两次，几乎都会找我询问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我对她那本在欧洲得奖的《鸿》很感兴趣，也认识她的丈夫，知道她是在写本有关毛泽东的历史“小说”。因此，我对她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她在书末也注明采访过我。但奇怪的是，她书出之后再没有来找过我，不仅没有送书给我，连封信也没写来过，更不用说询问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的意见了。这说明，她是知道我们的基本态度的。

就张书而言，我在网站上对关心此书的网友有过一个简单的答复。大致如下：

首先，张的书值得一看。从批判的角度，把毛妖魔化的书其实有的是，只不过过去大多数都是台湾学者或海外国民党的同情者写的，而且真正在史料上去下功夫的书不多。张不仅“长在红旗下”，而且是干部子弟，对中共历史自然会有全然不同于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深切了解和体会。特别是张与她的丈夫花10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各国广泛查找历史档案文献，对相当多历史亲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大量史料，也揭示了不少新的史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看法，从而使该书在史实方面的颠覆性远比以往那些批毛的书籍更具冲击力。只看大陆出版的片面捧毛的书，而不读这种有较大冲击力的批毛的书，一旦有朝一日读到，难免会从根本上怀疑自己过去所得到的历史教育全是骗人。因此，我是主张要更多地广泛阅读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说法的历史书的。多读这些书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断那些靠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胡编乱造来挣钱的书商们的财路，让更多基于学术研究的客观谈论毛生平史实的著作成为读者的需要。

当然，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张的这本书是有其严重的弱点的，那就是作者缺乏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不知道围绕着诸如毛的重要生平及史实问题，凡出新论，不能简单地自说自话，非做严格的考据工夫不可。该书仅满足于另外讲一套故事，对史料的利用和解读完全服从于作者的情感的倾向性，常常表现得过于偏颇、武断和为我所用。

举一个例子，张书为证明1937年底因王明回国毛权力失落对王明怀恨在心，所用的论据是：在当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众人一致推举王明在未来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并且在进一步的举证中又说，1938年2月底政治局会议为抵制毛的擅权，大多数人又一次支持了王明，再次确认王明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张的结论是：“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然而，张在这里显然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第一，1935年遵义会议推举的中共中央总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不是毛。无论毛在实际权力方面掌握多少，在中共中央内部，张闻天到1937、1938年仍旧是党的第一领导人。如果王明回国要夺权的话，首先要夺的也只能是张闻天的权，而非毛的权。

第二，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关于“七大”的决议很明确：“筹备委员会廿五人：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陈云……。秘书处五人：泽东、王明、洛甫、陈云、康生。主席泽东，书记王明。”这里可以看出，因为王明回国，毛泽东的排名反而提前了。

第三，12月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根本就未提到“七大”报告人的问题。这次会议所提到的报告起草问题也有，但不是指“七大”报告，而是指十二月政治会议的决议，规定“王明起草”。1938年二月政治局会议时，王明也特别讲到过这个情况，说他因为12月会后即去了武汉，以至于没有就12月会议起草一个正式的决议，这是一个遗憾。

第四，在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人们才第一次提出了“七大”报告的起草问题，但是与张书所说不同的是，会议决定：“报告的准备人：十年结论——毛泽东（由洛甫、毛、王、张共同起草）；统一战线——王明（王、毛、周、任）；军事——朱德（副报告）（朱、毛准备）；职工运动——项英（康生、国焘、王明）；组织报告——周恩来（周、博、董）。报告人现在不决定，上面的是报告准备人。”同时王明提议：为准备七次大会，应由毛起草一政治提纲，即十年来我党奋斗的提纲；王明准备一个统一战线工作的提纲；洛甫准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等。由上可以看出，会议并没有明确指定“七大”政治报告的报告人是王明，不仅如此，因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来主持起草和准备，让王明准备统战报告，也可以看出会议意向中的政治报告的人选也应当是毛泽东，而不可能是王明。

再联系到194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王稼样、任弼时转达的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当着几位中共代表的面告诫王明他不熟悉国内事务，不要去争最高位置的谈话情况，可知张书中这一段关于众人推举王明担任未来“七大”政治报告人，因而证明王当时已经成为众人心目的领袖的说法，并不是事实。

类似这种似是而非或生吞活剥的情况，可以说充斥于该书的绝大部分章节，要一一订正起来可想而知会多麻烦。张确实挖掘到了相当多的史料，但只要预先将毛在内心中定性为恶，再多的史料在其眼中，也只会从恶的方面来理解和解读，而难以被客观地运用。这可以说是该书最为失败之处。

六．研究历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

任何研究都需要较高的悟性和想象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我前面说过，历史研究很像警察破案，要通过大量珠丝马迹和历史碎片来重建历史的图像。悟性高的学者能够举一反三，把大量常识性的知识与书中得来的各种信息运用于有逻辑的联想，从而容易寻找出各种珠丝马迹与历史碎片相互之间的联系，编织起证据链接逻辑严密的历史图画。他甚至还会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地发现其他更多更大的历史问题，做出既微观又宏大、既历史又现实的历史研究课题。缺乏悟性和想象力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会差得很多。他们的研究题目往往过于偏狭，文意晦涩难懂，即使能做出一些应时的题目，其成果也通常缺少应有的张力和对读者思想的冲击力。

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固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也依旧在那里起作用，未必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举一个例子，10年以前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政治笑话，说是把所有基层干部排起来都枪毙，多半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今天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无疑远甚于当年了，因此，推崇建国初期“三反”运动，希望再来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惩治贪污腐败的网友和民众，人数众多。如果我们的某些决策者不了解“三反”运动之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性，而是一味地相信我们今天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的“三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谁能保证他们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这样一场运动呢？

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史研究者而言，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本身。不难了解，过去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没有什么不是历史，没有什么不可以去重现。问题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重现它们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意义何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让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有其实际的意义的话，除了要考虑个人的职称评定以外，还是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研究的动机更多些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前进之中的社会来说，我们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的人文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份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

来源：《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11月；在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