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9月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晋三毫无悬念地胜出，进而实现第二次上台后党总裁选举的“三连胜”。如不出意外情况，安倍将执政到2021年9月，并由此成为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同时，安倍也是历任首相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其内外政治不仅突破了日本战后体制，个人执政风格也具有强势、聚拢权力、培植“小圈子”、操控舆论等特点，安倍执政后期日本政治向何处发展，外交安全政策如何演变，中日关系何去何从，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自民党将维持长期政权
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至今，已经历第八个年头。总体看，安倍执政根基相对稳固，既没有受到在野党冲击，在自民党内也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虽然此间安倍饱受各种丑闻困扰，但都能化险为夷，平稳度过，自民党执政地位渐趋稳固。目前，有利于自民党执政的因素显然在增多，但这些因素有别于“五五体制”时期自民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概括起来，其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日本政治生态呈现新特点，有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一是各在野党规模不断萎缩，呈现碎片化迹象，主张和利益诉求多元，难以形成与自民党相互抗衡的格局。曾几何时，国际学界探讨过所谓的“日本两党制”，尤其是2009年民主党取得政权后，一些学者甚至断言日本政治将进入自民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的时代，进而形成两党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由此构筑起稳定的民主政治基础。如今，日本各在野政党不仅不具有昔日的斗争精神，更提不出具有鲜明政策主张的社会治理方案，已经沦落为政坛的点缀品。二是日本社会舆论环境整体向保守化方向发展，尤其体现在政治选举中，选民缺少求新求变以及烂中选优的心态，无形中等于默认了自民党长期以来养成的政治沉疴痼疾。三是由于自民党遭遇不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一些国会议员出于选举考虑，虽然已经意识到党内问题累累，却文过饰非，对安倍唯命是从，自民党内呈现一种唯唯诺诺的政治风气，助长了安倍恣意骄纵、唯我独尊的执政风格。在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成功地安抚了岸田文雄、野田圣子等党内实力派人物，使其放弃参选念头。选前，安倍表示可以与竞选对手展开“自由豁达的辩论”，承诺在组阁时采取人尽其才的施政方针。但据日媒透露，作为安倍唯一的竞争对手、原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在党内的支持势力遭到安倍亲信的打压，安倍支持者甚至威胁农林水产大臣斋藤健如果支持石破茂就应辞职。不仅如此，安倍还将自己的亲信悉数延揽入阁，进一步强化安倍政权色彩。此外，安倍还将原防卫大臣、后因丑闻困扰而辞职的稻田朋美安排在自民党高层，让其担任自民党常务副干事长。稻田是安倍的铁杆粉丝，政治理念与安倍相近，颇受安倍器重。安倍将稻田拉入自民党高层是想借助其在右翼阵营中的影响力，推进修宪等政策主张。为兑现竞选承诺，安倍将属于石破茂派的山下贵司安排到法务相位置，以平衡党内各派系影响，化解舆论风波。
第二，“安倍经济学”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产生一定成效。安倍自第二次上台以来，大力推动“安倍经济学”，虽然学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摆脱通货紧缩方面成效有所显现，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最大亮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18年8～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1．2%～1．4%。另外，日本企业收益明显增加，就业环境得到改善，股市上扬，股指维持高位运行。尽管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财务省数据造假等丑闻被披露出来之后，安倍内阁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没有触底，稳定的经济形势和股市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同时，安倍的经济政策还得到企业、财团以及一般商业阶层的支持，尽管“安倍经济学”有其局限性，但总体上对安倍稳固执政地位起到了加分作用。
第三，安全政策成为安倍迎合右翼选民的重要切入点。安倍内阁从体制机制、政策法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修订“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大幅增加军事防卫预算，购买进攻性武器，推出2018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在出台过程中，虽曾遭到在野党以及少数民众反对，但也迎合了大部分国民的安全心理。近些年，在右翼政客、媒体以及日本安全战略文件渲染下，日本民众对东亚安全环境认知发生了明显的错位和扭曲，安全威胁来源指向渐趋清晰具体，昔日那种求和平谋发展的和平主义意识、反对政府突破宪法束缚扩充军力的安全理念不断受到侵蚀。这种安全认知上的变化与安倍推出的安全政策导向形成“共振”，其负面效应不断发酵扩散，并间接演化为安倍内阁的支持基础。当然，这些选民并不一定完全赞同安倍内阁的所有内外政策，但在安全政策领域与安倍内阁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默契。
另外，对自民党执政相对有利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的支持。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鸠山由纪夫首相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被国内亲美势力视为排斥美国在东亚影响力、弱化日美同盟的举动。尤其在普天间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鸠山首相主张公开与美国对立，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打压日本，最终导致鸠山首相黯然下台。总体看，自民党具有较强的亲美色彩，在冷战期间,自民党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将本国安全保障交给美国，美国则把日本作为“桥头堡”，一直支持自民党政权。美对日政策的核心是确保日本执政党不与美国离心离德，如果有脱美倾向就会无情打压，乃至不惜搞垮政权。安倍上台后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不仅大力采购美国军火，还主动拉近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加大对美战略协调力度，这些无疑有助于消除特朗普对安倍政府的疑虑，同时，密切的日美关系也有利于安倍长期执政。
未来几年，如果国际和地区局势不出现重大变化，日本国内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自民党政权还将得以延续，日本政坛尚没有足够的势力能对自民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倍执政可以高枕无忧。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石破茂就公开提出自民党应建立“诚实”“正直”的政府,这话显然是针对安倍的政治操守而言。2019年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届时安倍尚未撇清的各种丑闻无疑会被舆论再度炒热，成为在野党攻击的“炮弹”，一些自民党的支持者出于平衡国会政治势力、牵制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心理，也不能排除把选票投给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如果自民党败选，安倍在党内面临的压力将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或将出现要求安倍引咎辞职的声音。近些年，日本自然灾害呈多发态势，一些灾民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灾后重建还没完成，若再度发生重大灾害，政府应对不力，将导致民怨沸腾，也会对安倍内阁构成冲击，在自民党内蛰伏的实力派人物或伺机挑战安倍的执政地位。
二、打造以修宪为标志的“政治遗产”
作为一名政客，安倍具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谙熟日本政坛规则以及议会政治的基本套路。安倍出生地日本山口县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像伊藤博文、桂太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多个首相，这些人对推动战前日本对外殖民扩张以及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地域政治环境影响以及家庭熏陶，安倍政治意识中具有强烈的右翼保守主义色彩，安倍也自称是“务实的保守主义者”。就执政风格而言，安倍拥有坚定执着的韧性，同时也不乏灵活妥协的变通性，日媒称其为“蛇性”人格。此外，安倍还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在政策上比较务实，善于把控政策风向，能及时调整行动策略。对于未来两年多的执政前景，安倍希望在现有政绩基础上推进修宪以及“脱战后秩序”进程，解决社会保障、增加消费税等一系列问题打造个人政治遗产。安倍将上述执政夙愿视为构建“美丽日本”的一部分。
从2006年9月第一次组阁开始，安倍在推动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摆脱战后体制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涉及内政、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包括从修改《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到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再到修改《国家公务员法》，对修订后《有组织犯罪处罚法》增设“共谋罪”条款，等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各项举措，安倍所推动的“脱战后体制”是在“破旧立新”基础上实施的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改革。上述法律出台，一方面大幅强化了社会治理法制基础，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紧张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整体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平稳，犯罪率较低，东亚地区的外部安全环境也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内乱和大规模战争之虞，国际社会对此存有共识，认为日本是全球安全度较高的国家。安倍推出的这些法律、法规显然是针对本国公民和入境的外国公民，这不仅平添社会紧张氛围，给民众带来恐惧和不安，形同暗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社会治理上有开历史倒车之嫌。有学者认为，安倍推出的这些法律发挥着战前社会治安法和国家总动员法的机能，自然使人联想到战前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社会形态。尤其是《特定秘密保护法》。
在安倍拟定的诸多“政治遗产”中，最为看重的就是修改现行和平宪法,安倍将其视为政治使命，在两次执政当中，修宪均是安倍内阁所推动的重要议题。安倍之所以重视修宪，究其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修宪是安倍倡导的“脱战后体制”的核心标志，也是其他各项变革的政治基础。自民党自1955年结党时就标榜“自主立宪”，宣扬“摒弃外国人强加给日本的宪法”。鸠山一郎、岸信介内阁时期曾主张“改宪即时实现”。不过，那个时期的“改宪”和现在的“修宪”内涵不完全相同，“改宪”是推倒重来，“修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删改。此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不断富庶充盈，日本很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一方面，深刻的现实使精英阶层认识到，战前日本通过侵略扩张没能达到的目标，战后经过美国民主化改造很快得以实现，日本民众逐渐认同并接受战后所确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包括自民党内部分年轻议员的意识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且“大部分国民已经接受了新宪法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以社会党为核心的革新势力同自民党的修宪势力进行了长期斗争，围绕修宪与护宪是战后“保革斗争”的焦点之一，修宪议题成为各党派不敢轻易触碰的禁物。此外，战后历届内阁所采取的内敛式安全政策有助于彰显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其中和平宪法的作用不可或缺。这几方面因素客观上使战后和平宪法体系得以完整保持下来。就本质而言，安倍心目中“脱战后体制”和修宪互为表里，“脱战后体制”的核心在于修宪，修宪是“脱战后体制”的重要标志。现行宪法规定着日本政治、外交以及国家防卫政策取向，尤其在安全政策上，尽管有些条款已经名存实亡，但条文本身仍然存在，在形式上与安倍执政理念还没有理顺关系，为打造个人“政治遗产”，安倍执意在战后修宪议题上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二，修宪可以进一步明确日本安全政策走向以及自卫队在宪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有效化解法律与现实的矛盾。目前，修宪势力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处理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的关系。安倍的构想是保持第九条前两个条款不动，增加第三款，以该款确立自卫队的性质、地位。而第九条前两款规定了战后日本“不保持战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显然，增设第三款在逻辑上与前两款的立法宗旨截然相背。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此，早在2015年5月，安倍内阁审议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即“新安保法案”。这些“战争法案”解禁了因第九条而被限制的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从法理上讲，“战争法案”所限定的条件以及对自卫队作用的定位与现行宪法第九条明显存在矛盾，属于违宪状态。安倍强烈主张修宪是想通过国民投票追认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向海外派兵的合宪性，即“战争法案”在法理逻辑上与宪法不冲突，分解弱化前两个条款的法律效力。另外，保持前两款，增设第三款，也表明安倍不愿公然与民意对立，试图在维持现行宪法主体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增设新款为自卫队正名。如果安倍修宪的目标得逞，将导致日本国家安全政策解释的余地更加宽泛、多元，预料日本今后难以继续沿着和平主义道路走下去。
第三，修宪可以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提升日美同盟的内涵。美国亚太战略调整需要军事盟友的配合、支持，而和平宪法的各种束缚使日本在配合美军事行动上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在修宪问题上安倍既有内政方面的需求,也有来自美国的默许和认可。但美国也不希望日本在军事安全上完全脱离掌控，彻底走上自主化道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官方、智库的表态、文件中均直接或间接将宪法第九条视为日美同盟的障碍之一，认为“修宪也将使日本更广泛地参与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作出更大贡献”，希望扩大自卫队的作用，突破宪法束缚。
安倍曾多次表示要在任期内亲手修改日本宪法。2017年5月，安倍在宪法纪念日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将在2020年前实现修宪，并力争于2020年颁布施行，要求自民党于2018年内提出宪法修改草案，将修宪纳入实质化议程，但因在野党阻挠，安倍这一计划没能落实。2019年日本内政、外交议题较多，除了新天皇即位、颁布新年号、统一地方选举、参议院选举之外，G20峰会也将在大阪召开，安倍称其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安倍再次抛出修宪议题，要求执政党尽快拿出具体方案，努力加深国民的讨论和理解，呼吁各党派超越政治立场，凝聚广泛共识。目前，日本国民对修宪持赞成立场者不足40%，另有40%～50%持反对立场。
安倍执意打造的“政治遗产”与国民的意愿并不合拍，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经过2017年众议院选举以及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修宪意志似乎更加坚定，每当涉及该议题，安倍都会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努力推进。不过，目前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对修宪态度较为暧昧，在野党阵营中日本维新会虽公开表示支持修宪，但与执政党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彼此有渐行渐远之势，立宪民主党对待修宪立场也呈多元化态势。自民党的修宪策略是拉拢分化在野党，将修宪说成是时代之需、全民共识。在具体策略上，安倍避实就虚，拟定提出四个修宪条目，先从容易获得国民理解、与民生相关的条款入手，如“增加紧急事项条款”、“取消参议院选举制中的合区”等内容，以此唤起国民热议，烘托抬升修宪氛围，进而将讨论引向第九条的安全政策领域,推动“自卫队入宪”。安倍要实现修宪夙愿，除了要在国会各党派中形成共识外，还存在国民投票过半数的难关，每一道关隘都不容易突破，尤其是日本国民能否守住“和平国家”的最后防线，用好手中的选票，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三、维持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平衡外交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在外交安全领域，提出很多带有标识性的主张，从所谓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主张型外交、战略性外交，到积极和平主义，再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外交主张的背后贯穿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凸显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和影响。2019新年伊始，安倍又提出要进一步推进“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安倍所说的“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与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日本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其实质是在对外政策领域进一步摆脱战后体制。
纵观近年日本外交轨迹可以发现，安倍内阁外交政策的动机和目标都是围绕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而展开，进而彰显日本在“脱战后体制”进程中的对外政策举措。安倍执政期间，日本与澳、法、英等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与安全磋商机制(2+2)”，推进所谓“战略性外交”。同时，日本还与多个国家签订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提升了与域外国家安全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说，外交与安全政策是第二次安倍内阁所重点实施推进的领域，取得了较大突破，未来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将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既有框架内维护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务实外交。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政策取向不仅压缩了日美同盟的回旋空间，也给日本外交带来一定阻力。安倍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心生疑虑,提出“高举自由贸易旗帜，主导构建新时代的公正规则”。尤其在事关日本切身利益问题上，安倍将会对美采取若即若离姿态，不会一味追随特朗普，适度在中美日三边之间保持平衡。在国际多边事务中，日本仍将坚持日美“基轴”，采取对美协调立场，并且围绕南海、台海、印太战略等亚太安全议题,配合美国战略，继续扮演国际海洋秩序“维护者”角色。另外，日本将不断与美国深化军事安全领域合作，深度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及地区安全事务，进一步放宽自卫队的职能和作用，借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推动日俄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日俄领土问题虽然旷日持久，但也成为牵动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抓手”，双方拟以经济合作带动领土问题争端朝积极方向转化。2018年9月，安倍在与普京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时，双方就签署和平条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意在广泛领域推动日俄关系向前发展。普京提出在不预设前提条件下，推进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俄方这一建设性提议显然超出日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传统外交思路，安倍似乎不愿意按照俄方设定的路线推动双边关系改善进程，但又找不到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有效途径。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在东亚亚地区大国战略重塑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安倍也将推进日俄关系作为2019年外交重点之一，尝试与俄方磋商缔结和平条约的条件。但从日方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日方的期待显然与俄方的政策底线存在一定落差，双边关系难以在短期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力争使日朝关系有所突破。随着美朝关系改善，调整对朝政策也是未来安倍外交重点之一。小泉内阁时期，安倍曾作为内阁官房副长官参与解决日朝“绑架问题”，并赴朝会谈。时至今日，日朝关系没有改善迹象。安倍政府追随美国实施对朝制裁，提出在解决“绑架问题”之后，才能恢复改善日朝关系谈判。随着半岛核问题取得进展，日本也在积极寻求与朝接触，试图与半岛局势缓和节奏同步推进对朝关系。安倍第二次上台初曾表示，将“解决绑架人质问题作为执政使命”，现在似乎调门有所降低。究其原因，战后半岛问题纷繁复杂，日本有意借“绑架问题”掌握日朝关系主导权，介入半岛事务，希望美日韩协同对朝施压，但在朝美就有关半岛核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后，日本的作用和影响在降低。另外，日本政治利用“绑架问题”意图比较明显，解决半岛问题似难按照日方设定的路径推进。
第四，在亚太地区以印太战略作为根基，推动安全与经济并重的多边合作架构。日本印太战略主要侧重安全保障以及对华战略对冲，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目标旨在构建“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及规则设定，通过塑造规范，维持秩序，保持“印太”的“自由与开放”。自2016年提出该战略后，日本又积极将其向世界推广，以利于印太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2017年初，安倍在施政演说中强调:“在这前景难测的时期，最为重要的”，就是“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
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安倍是将印太战略作为一个长期对华战略，已得到一些国家呼应，2017年11月，在东盟峰会期间，日美印澳还举行了局长级会晤，有将印太战略打造成为海洋安保合作联盟。除安全价值外，安倍提出的印太战略具有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冲意图，进而彰显“主张型外交”。但在外宣上，日本刻意将印太战略说成是为了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策主张，具有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振兴的功能，与“一带一路”并不排斥，为对华经贸合作预留接口。
总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冲击与挑战，前景尚不明朗。安倍主政时期日本外交调整已经基本到位，后续其可作为的空间相对有限，除非国际局势发生大变动，否则将延续在现有框架内的平衡策略。同时，借印太战略扩大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形成相互制衡的亚太格局，营造对日有利的战略空间。
4改善对华关系的内生动力增强
作为日本首相，安倍曾于2006年10月访华，开启了中日关系中的“破冰之旅”。时隔12年之后，2018年10月安倍首相第二次正式访华，同时这也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后再次访华。这期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风风雨雨。如今，中日关系终于止跌企稳，逐渐回归理性务实发展轨道。2019年新年伊始，安倍表示要将中日关系推向新阶段。可以说，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精细呵护和加倍珍惜。
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经历了波澜曲折过程，其间既有合作与友好，也有摩擦与斗争。纵观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每逢国际局势变动或出现重大调整时，都会带动中日关系互动。近两年，中日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改善势头明显，双方各领域交流频繁。究其原因，从日本国内角度看有两方面因素。第一，安倍再次上台执政后，经过几年的对华战略调适，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同时，安倍政府也因各种丑闻而倍受困扰，其负面影响导致日本民主政治体制遭到削弱，安倍个人政治诚信饱受质疑，其政治光环黯然失色，日媒将安倍视为“搞垮日本的10个首相”之一。尽管如此，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在党内采取威压与怀柔并用的政治手腕，使自民党内难以出现异类声音。加之近年的选举自民党都以较大优势胜出，安倍的执政地位相对稳固，无论执政党内部，还是在野党势力，均对安倍内阁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和挑战。日国内舆论对安倍内阁的评价也呈两极分化态势，这种相对稳定的执政环境有利于安倍调整对华政策。同时，改善对华关系可以给今后两年的安倍内阁带来加分效果，有助于其积累“政治遗产”。
第二，安倍第二次上台后渲染炒作南海议题，试图牵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现实是安倍不仅没能阻止中国发展的脚步，而且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合作势头愈发紧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广泛参与。日本企业界普遍看好中国“一带一路”，这无形中给安倍的对华策略带来压力。安倍调整对华政策，既顺应了各界要求，也体现其实用主义外交思想。安倍在访华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乃至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机遇”，访华时再次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现在对中方的倡议(指“一带一路”)提供合作，对日本来说好处最大”。2018年9月，河野外相演讲时也表示，“欢迎为全球经济带来良性影响的中国的参与”，认为“为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日中两国共同肩负着很大责任”。从日本官方表态可以看出，促使安倍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所展现出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双方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既可实现互利共赢，也可增加彼此互信，提升合作水平，还可应对特朗普对日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外交回旋空间。因此，无论是从企业利益，还是从战略层上看，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具有很强的内生动力。
另外，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日本也面临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为此日本需要拓展回旋空间，增加对美交涉筹码，而改善对华关系，深化中日经贸合作无疑对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反全球化势头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对于大多数中日两国民众来说，中日关系向好无疑是喜闻乐见之事，毕竟中日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利益相吸。但中日关系要行稳致远，还要克服许多障碍，需要政治家登高望远，不为浮云遮望眼，确保中日关系的大船始终沿着“四个政治文件”所指明的航向前行。中方非常重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贯穿实施，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本地区及世界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高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中日关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一是增加政治互信，扩展交流领域。受日本选举政治以及党派利益等影响，中日间许多问题很脆弱、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对两国关系大局造成冲击。为此，应自主规避影响两国互信的政治风险，增加自律意识，扩大政治共识。构建建设性中日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避免无端指责对方。不久前，安倍内阁推出的2018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仍以国际社会代言人自居，明里暗里散布“中国威胁论”。另外，当前南海形势趋于稳定，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明显改善，各国正通过建设性方式化解分歧。安倍在访华后不久参加的东亚峰会上，配合美国论调，将矛头指向中国，宣称“反对威胁该地区各国利益的单方面改变现状行为”，承诺继续向该地区国家提供二手防卫装备。受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负面消极影响开始显现，日本难以置身度外。为此，中日应在已有“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新态势，充分凝聚共识，制定针对两国关系具有长远意义的合作构想，进一步规划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二是深化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际上，中日两国企业在非洲、中东地区已有一些自主合作项目，近年日本企业界也多次对中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予以正面回应，这些理应成为中日合作的基础。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问题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应成为中日合作的指导原则。中日在推动全球产业合作方面互有比较优势，任何一方单凭一己之力都有局限性，中日合作可以使多方受益。同时，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应局限于某一具体项目个案，应通过长期合作，积累实绩,逐步化解相互猜忌，推进双方区域合作战略对接。安倍访华期间，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会谈期间，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如此规模大、数量多、领域广、涉及国家多的项目合作，中日间从未有过。重要的是，日本以积极务实姿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表明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三是以冷静务实态度化解和处理两国间的矛盾和争端，积极营造有益于中日关系发展的良性氛围。近年来，中日人文交流不断升温，2017年中国大陆访日游客达到700多万人次，两国人员往来突破1000万人次。当前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增多，双方改善关系意愿强烈，但一些潜在、深层次矛盾只是暂时得以缓解，难以指望中日关系短期内出现实质性转圜。从长期看，日美同盟关系未变，日对华心态未正，中日地缘战略竞争态势未改，影响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未消，这些无疑将会体现在日本政府外交安全政策当中，矛盾与摩擦仍是中日关系的一部分内容。对此，双方应以理性务实姿态，加强政策沟通，通过各种对话机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不要将问题大而化之，而应建设性管控分歧，防止因某些政策领域的负面因素对中日关系大局造成冲击，保持良性的整体态势。
安倍主政时期，中日关系经历了起起伏伏，未来自民党内无论谁上台执政，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与争端都无法回避，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回避的前提。在这种政策背景下，那些具有广阔战略视野和现实主义思维的政治家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中日关系的发展既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特定党派，也不能寄希望于少数政治家，只能基于双方共同利益。2018年5月中国领导人访日之后，安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完全回到了正常轨道”，这既是对现状的判断，也带有期许成分。本轮安倍对华政策调整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执政利益所需，即主动顺应日本内外形势变化而采取的积极举措，充分体现其“奉行实利优先”的外交原则。借助本轮调整，安倍有意愿将对华关系重新纳入务实轨道上来，有鉴于此，未来两年中日关系将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作者：王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孟晓旭（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