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又翻起读过好几遍的戴明贤先生的回忆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次重读的感悟却变深了。戴明贤先生于我，算是父执，童年时候的印象，他温文尔雅，总戴着顶鸭舌帽。这么多年过去，在书的封面内页，他的照片上仍然戴着鸭舌帽。2009年夏天见到他，他即题签《一个人的安顺》赠我，连同一本他的由西泠印社精印的《戴明贤书印集》。他的书法，在贵州是大名鼎鼎的。记得小时家里的书中有一册戴明贤的散文集《残荷》，标题应是取自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我中学时读之，极为喜欢。那时中学课本里记得有张洁的一篇《挖荠菜》，也很不错，但我自少年时代读了戴先生的《残荷》，发现其中也写很类似的经历，就始终认定，戴先生写得更好。
关于安顺这座城市，它是戴明贤先生的故乡，在过去，是参观黄果树大瀑布的游客必经的落脚之处。我虽然去过多次，其中一次还独自探索了很多角落，却从来不甚喜欢，这自然是我的偏见。贵州的城市里，遵义的老城，都匀，铜仁都让我觉得别很有情致，更不必说镇远那样的古镇，或许是因为安顺所缺的是一条河，因为河总是会让一个小城灵气陡增。但是安顺对于戴明贤先生的意义毕竟是不一样的，不仅因为他生长在这“黔之腹，滇之喉”的商贸重镇，经历和体验和一般过客绝对不同，更因为正如这本书里详细地描摩下来的，安顺浓缩了一个逝去的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使我感到有点新奇的是，戴明贤先生自叙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也已披揽过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对于把一个小城作为某种独特的文化生态记录下来，是有自己进行文体和学科探索的自觉的。钱理群先生作为外地人，因为时代的阴差阳错，曾在安顺师专教书十多年，对于安顺肯定也有别样的情怀，因此他不仅鼓动了这本书的写作，还似乎促成了它在人文社的出版，并为之作序。
戴明贤先生生于1935年，抗战胜利的1945年尚是十岁孩童，因此书中的视角是儿童的，这也使记叙变得更富童趣，让我一边读一边想到小时候非常爱读的《城南旧事》。读这本书，还发现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故事，的确是可以当做史料来看，但比一般史料真切而生动。历史学者或者更重视研究抗战其间南京政府的势力向西南扩张的问题，而本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则是把考察沿海学生和民众流亡生活的角度转到本地人身上。抗战时期，大量难民自沿海地区涌入西南，很多人滞留安顺，被称为“下江人”。戴明贤先生说得好，所谓下江，大概是沿用了重庆人的说法，因为对在高原山地生活的贵州人来说，并没有“下江”这个概念。“下江”人对于内地小城安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书中描述，这些难民带来了吃饭各付各的“AA制”，让安顺人嗤之以鼻，嘲曰：“新生活，各开各”，看了让人一笑，而这里的方言之韵脚，要用贵州话念才有味。“下江人”思想开明，男女在安顺街头挽臂而行，让当地人“公然做侧目而视状”。但是，“下江人”毕竟给内地小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他们开办师范教育，职业大专，演话剧，开音乐会，办画展，把小城变得五光十色。因此，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返乡使得安顺一时间沉寂下来。
书中写下的很多记忆自然都和战争,军事有关。一件重要史实是关于抗日名将戴安澜的。戴安澜将军1942年5月26日在缅甸殉国。一般只知道他后来安葬在广西，戴明贤先生的回忆中，却描述了遗体经云南赴贵阳途径安顺的“悲壮肃穆”的“路祭”： “集队的学生，公务员和自发的市民，从西门到东关夹道肃立，路两侧摆了许多祭桌奠帷，香烟缭绕。戴师长灵柩缓缓过处，两边响起痛哭啜泣之声。”他和学校同学一起，列队几小时，望着灵车来去。
戴明贤先生的童年记忆中，看到过美军的车队绵延向西，朝滇缅公路行进。抗战胜利后来华的美军，则经常有胡作非为的事见诸当地报纸，例如持酒拥妓，甚至醉后在闹市和妓女公然宣淫，醉卧贵阳街头的美军士兵“车马行人为之绕道而行，警察都不敢惊动他。”另外，美军士兵还经常把分配的后勤物资私自倒卖换钱，比如骆驼牌香烟，军毯，呢大衣，夹克，蚊帐等。不过，他的笔触对他们倒也并不过分刻薄，只说，“美国兵只是些活泼轻浮的小伙子”。1944年冬，日军进攻黔南独山，安顺人发现下江难民的命运似乎马上要降临自己头上，一时谣言满天飞，再读到戴明贤写自己家如何往贵州西部织金搬迁，不禁想到过去读巴金的《寒夜》，也对书中描述的因日军进攻独山造成的恐惧和悲观气氛印象很深。
抗战中的“抓壮丁”后来成为很著名的话剧和电影，在戴明贤先生的笔下，一个儿童也能看到当时征兵的弊端和窘态：“我几次看见新兵过街。有军装列队的（那军装很旧，皱皱巴巴）；更多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庄稼人，膀子被绳子串成一串，鱼贯而行”。新兵吃的是红黑色，发霉难闻的米，更像是糠，连他们离开驻扎的学校后留下的粪便，都仍是和糠一样。和日军作战过的伤兵很快成为让市民谈虎色变的“一大公害”，因为他们经常故意“蓄意寻衅，宣泄愤懑”，而根本原因是官兵待遇在后方有天壤之别。有的军官并未受伤，领取的抚恤倒比伤残的士兵为高，更能坐拥三妻四妾。兵们没有办法，也就只能拿比他们更弱小的老百姓出气了。当地警察的形象也颇有意思，因为他们的地位非常低下，也只能靠欺辱弱者来获取心理平衡。但警察的体质一般很差，因此“连强悍一点的女摊主也敢同警察厮打”。读来最好笑的是，警察的制服竟然没有颜色，遇到节庆，大会后游行或欢迎上司的场合，才临时把制服“用黄泥巴水煮染”，一旦突下大雨，“警察们的制服不断变脸，由一色而斑驳…黄水顺着手脚流淌”…“这个场面被市民们笑谈了很久。”
我读初中时候在学校里学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中参加合唱比赛，唱过气势磅礴的《黄河船夫曲》，背过“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读《一个人的安顺》，方知那时还流行很多很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软性”抗战歌曲，颇有后来邓丽君歌曲的风韵，如《江南之恋》：“……啊江南，梦样的温存，露样的娇香，水样的柔情，云样的迷惘……”；有《夜夜梦江南》“……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着点点归帆……”，还有一首《淡淡的三月天》“……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在下溪畔，杜鹃花了谢了又开呀，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可以想象，这些“哀而不伤”，婉约而不颓废，把个人情感和家国兴亡融为一体的歌曲，对流亡者内心的触碰会是多么强烈。
书中有一些细节是读者可能不曾知道的。戴明贤先生写道: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黔北，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鸦片提神服役，不由得大为骇异。解放战争期间，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又正式开放烟禁，小城外的菜地谷田，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罂粟花，烟农用小竹蓝提着‘洋烟菜’即罂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锅比筒蒿菜还好吃。”就我的浅陋见闻，只知道当代无良商家以罂粟壳使火锅食客上瘾，绝对想不到，罂粟嫩叶还真的会好吃，而且“比筒蒿菜还好吃”。有一些关于文化和语言碰撞的故事则颇令人发笑。书中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安顺人看无声电影，片中放到一个男士在女士家做客，女士端上菜来，男士尝了以后点头微笑。字幕出现：“烧得很好”，却引起满堂哄笑，因为贵州人只说“炒菜”，不说“烧菜”，而西南方言又无卷舌音，因此调皮的观众们会自然读成，而且故意曲解为：“骚得很好”。
戴明贤先生用白描手法记述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偶而让人想到汪曾祺的散文，但似乎更多一重历史和命运的悲怆感。在他描叙的各种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女先生”，而她们的故事，也多多少少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和中国女性的命运。先生写到，他小时就读的私立安顺“三一学校”，是由一群矢志献身教育的年轻女子在外受教后回乡发起，由安顺商界集资兴办。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天主教徒，终身未嫁，但学校却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他回忆起胡校长在放学仪式上突见有战机低飞，无从辨别是日军飞机还是盟军飞机的时候，镇定自若，不向天空看一眼，因而小学生们虽然惊呼，队形却不散乱。胡校长病逝是孑然一身，送葬者却上万。另有一名才华出众的黄老师，也是终身未嫁，到了五十年代初，她对推行苏联教学法提了些意见，在受到批判后竟愤然辞职，赋闲在家几十年，从此只靠胞弟接济度过余生。就在这种情形下，当文革后期，戴明贤先生一次从贵阳返安顺，贸然闯入黄老师独居的家中时，居然看见“她正坐在那儿读一本木版大字的《后汉书》。”
敲字到此，真叹服能在如此乱世里独处一方净土的奇女子。如今世人因为章诒和的文字，才渐知康同壁罗仪凤母女的贵族精神，但她们毕竟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在我看来，康同壁罗仪凤是可敬的，然而像黄老师这样不靠父辈的名望和人际网络，真正单凭一己的内在力量对抗整个时代的女子，不论如何寂寂无名，才值得更多的尊敬。
谈到安顺，难免是要讲到吃的。戴明贤先生在写安顺小吃时，竟然说，“我第一次去成都，久慕其小吃之名，遍尝一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生于川而长于黔，两地都认同，各有所弃取,也颇好美食，细思戴明贤先生的比较，结合自身经验，不得不说是深以为然的。只能说，有时“名气”真是未必可靠，只是一旦形成，就很难令世人改变定见而已。先生记述他的母亲让他去吃一家很著名的面馆，归来大赞，被母亲告知，人家的高汤不但用鸡炖，还要下新鲜鸡血“紧过”再捞出，汤才又清又鲜。只是安顺美食中唯有一物，虽蒙戴先生盛赞，却不为我所喜：此即所谓小鸭没孵出来的“寡蛋”，把蛋煮熟，剥出蛋白蛋黄及鸭胚胎，炸后煎炒。我过去去安顺时，来自安顺的同事就点此菜来吃，乐此不疲，尽管我一向喜欢尝试新食物，但对此坚拒动筷，因为此菜被我看做天下第一变态。
目前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内地各省。关于现代史上的湖南，四川，云南都有专著问世，而有关贵州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古代史，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少数民族等议题，对贵州在近现代中国史的作用仍然关注不够(被忽视的可能还包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贵州在中国当代诗歌和美术领域的突破)。《一个人的安顺》中娓娓道来，讲到安顺最有名的“一门三中委”：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描述“谷正伦留花白大八字胡，戴铜盆帽，拄根大手杖，完全是电影中民国将领的形象”。还详述对作者父子两代均有影响的贵州现代史上名人，“瘦削，矮小，双目深陷而神光湛湛”的学者，书法家吴晓耕。文革期间，戴明贤从吴晓耕学七古诗，并为吴晓耕和贵州书法大家陈恒安传递相互赠诗。吴晓耕的老师为任可澄，曾当选为民元参议院议员。1915年，任可澄曾以个人名义向袁世凯发电报，阻止其称帝，后名列蔡锷，唐继尧的讨袁宣言中。在书中，吴晓耕和陈恒安两位老先生见面并不多言,只谈点“淡淡的旧事”。吴先生还曾特地叮嘱戴明贤，做诗的事万不可与别人说。写至此，戴明贤先生一直冲淡平和的叙事竟也不免加入对文革的慨叹：“可怜那时的中国人！”今日的读者若细品, 自可体味出一种力量。即便在一个举国若狂，批判斗争的年代里，边缘之地如贵州，也有旧文人在沉默中坚守。
自然，戴明贤先生从小醉心于文学，书画，以至终生以此为业为乐，至少部分是因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大量的阅读，观影，观剧，与当地名流交游的体验所熏陶。书中记述，他的父亲是安顺有名望而开明的富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经营着自己的集团公司和商铺，曾考察上海，香港，广州，然后开始接受西服，在安顺建西式住宅，骑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玩蔡司相机，家里设暗室，还赞许女儿们办家庭剧团。他的母亲还专门从贵阳购买美国制“胜歌” （singer）缝纫机。不过，戴老前辈不仅自奉甚俭，还曾借车队商运的机会，护送过阮爱国（即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本名）返越。戴明贤先生承认，这段史实自己并未听父亲讲过，是后来在文史资料上看到的。
可想而知，抗战大后方物质的困窘，民众的艰辛，流亡学生的营养不良和病弱，生活在这种富裕家庭里的独生儿子是不太能亲身体验的。不仅如此，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样的家族是有颇多“象征资本”的。这是一种他人没有的幸运，但也不是罪过。至少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民众和士兵的困窘有深刻的同理心。书中收录了不少家庭私照，年少的戴明贤却并不像我记忆中的作为长辈的他那样温润敦厚，眼神中有一种几乎和年龄不相称的犀利和桀骜。不过，这种桀骜不驯或许正是后来几十年如一日深研文学，历史，书法，纂刻的定力的另一面，对于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这样的人是纯粹的，不会把艺术当成“敲门砖”或者“改变命运”的手段。
尽管我难免把《一个人的安顺》当成有关抗战史的史料来读，也相信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当地人的往事，对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历史也是会有极大帮助的。但作为作家的戴明贤在后记里确实着重对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的反思。他觉得，假如把故乡安顺的人物事迹按惯常的“小说”作法处理，人和事很容易“失去了鲜活的个性，掉进了类型化模式里，一切都似曾相识”，而按笔记体写成“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是文化志性质的散文”，却似乎更为自然和得心应手。
或许人在年少时经历不多，往往喜欢靠读小说来弥补阅历和扩展想象，而到了一定年龄，阅世既深，所见日广，看见现实生活中太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活剧，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与其虚构小说，不如以类似小说的文笔来记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真实故事。真人真事之奇谲，生动和丰满，未必逊于小说，而写人物又不必落入固定的类型化程式—对此。 戴明贤引了高尔基的话说：“小说里的人总不如生活中的人有趣的。”这一点，我在最近读作家阎连科的回忆散文集《我与父辈》的时候也深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