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经济运行出现显著的动荡与纷争，就会促使人们从理论上进行反思，特别是会尝试从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中寻求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代表性的学者，往往在大变革时期，会被人频繁被人提及。亚当·斯密是这样，凯恩斯是这样，哈耶克也是这样。
这一次，哈耶克频繁被提及的大背景，是数字货币的风起云涌、泥沙俱下。支持者四处布道声称货币革命，批评者痛心疾首视为金融骗局。争论之下，大家共同尝试去寻找经济思想上的理论支持，于是，他们都找到了哈耶克，找到了《货币的非国家化》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
要理解哈耶克和《货币的非国家化》，需要将其放在经济思想史和货币金融体系演变史中来定位和考察。
一、 经济思想史演变中的哈耶克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的关系及定位，几乎就是不同经济学流派争论的焦点与核心。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自由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从孕育到发展，第一次全盛时期。卡尔·马克思和卡尔·门格尔，则在《国富论》出版差不多一百年后，分别撰写出《资本论》和《国民经济学原理》。在苏联阵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几乎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经历的大萧条，以及其经济学界随后对大萧条的反思，凯恩斯主义一时大行其道，“看得见的手”以不同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看不见的手”的论调公众几乎难见踪影。
这一阶段的奥地利学派，虽然在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的持续努力下，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政策见解都更加成熟完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但是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之手的理论与实践面前，显得力量单薄，无论是对“兰格论战”的应对，还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都收效甚微。
二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也就在事实上成了奥地利学派黯淡无光的日子。凯恩斯主义的如日中天，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如鱼得水，都让奥地利学派的身影，成了政府之手面前孤单无助的背景。
从1871年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到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现代经济史这百年风云中，奥地利学派不说经历了百年孤独，至少还未曾收获应有的荣光。随着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深陷“滞胀的七十年代”，“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卷土重来，凯恩斯主义的大厦一时间似乎开始摇摇欲坠，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使其再次进入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聚光灯下。1978年，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1979年，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发源地的英国，迎来奉哈耶克为座上宾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全面推进自由化改革；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撒切尔夫人遥相呼应。
在阿兰·艾伯斯坦撰写的《哈耶克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
哈耶克90岁华诞大礼远不只是来自撒切尔夫人的感谢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多时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大萧条以来被政府之手全面压制的市场之手，一时间在全球范围内迎来彻底的反转。
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以及随后的911社会危机，再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等，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全球范围内更加一体化、也更加自由的经济活动，却显得更为动荡，各种矛盾更为突出。
在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现实的经济冲突与动荡，可能对经济实践是灾难，但是往往也是经济思想发展的沃土。面对实践对理论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挑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从经典理论中获得哪些启发？
二 、货币金融体系演变中的哈耶克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最原始意义上的货币的出现，不过五千年左右。据赫拉利《人类简史》的介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钱制度，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麦元”制度。所谓的麦元，就是大麦，将固定量的大麦谷粒作为通用货币单位，用来衡量和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我也曾见过一个陶罐装的满满一罐的小贝壳，那是人类早期的贝币。公元前2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白银货币制度，贵金属开始脱离其一般的使用价值，而作为一种货币存在。而第一枚硬币的出现，还要等待近两千年。约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王国的国王阿耶特斯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第一张纸币则还要更晚，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的四川地区，一些商户开始印制发行名为“交子”的纸币，但到公元1023年，宋仁宗就把这一纸币发行权收归政府独有。当然，“交子”这种纸币与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内容上，都存在许多不同。1694年，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创立，并很快就开始发行银单，纸币开始逐渐在欧洲流行起来。但是，真正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还要还长的路要走。
在通常的货币金融演变历史中，关于货币制度的历史演变，一般归纳为金属本位与纸币本位，而黄金本位又有金币、金块、金汇兑本位制等区别。但是如果对中国经济金融史有所了解的话，可能实际分类会更为多样和丰富。比如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这也是汉字“财、货”皆从“贝”的字源学解释。当然汉字“钱”是从“金”的，但这里的“金”，并非黄金，而是铜甚至铁等金属，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富含白银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才逐渐取代铜等，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要货币金属，黄金虽然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却鲜有应用于流通领域中。具体来看，1581年张居正大力推行的“一条鞭法”，积极鼓励民众用白银支付税款，白银才逐渐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货币，同时也显著影响了白银的国际流动。自1493年至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0，000吨，日本大约生产了8，000吨，总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达7，000吨到10，000吨。事实上，白银的国际流动，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并迫使民国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宣布在全国范围推行法币制度，并逐渐滑向超级通货膨胀。
除了作为货币的物质载体不同，中国的货币发行也具有自身特点。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各自发行本国货币，秦朝一统六合，同时也统一了货币的发行权，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汉朝初期，尤其是汉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盗铸如云而起”，自由的货币发行权，不仅造成了货币的再次混乱，也让铸钱的商人大发横财。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收回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也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体制。历史上的纸币“交子”，也存在不过二十余年，其发行权就被收归当时的中央政府。另外一个特点是，由于货币基本都是贵金属，朝代更替一般并不会带来前朝货币的彻底被废除或被禁止使用的情况，而且，由于无法彻底禁止商人熔钱币铸铜器等行为，虽然大多朝代都会要求收回前朝钱币而发行自己钱币，某一时期的货币总量很难测算，也很难根据经济的增长或衰退，而调整货币总量。当然，虽然金属开采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政府也并非完全对货币总量毫无办法，比如著名的王莽币制改革，曾强制废除五铢钱，而一比一替换为重量仅为一铢的“小泉直一”，相当于民众手中的五铢钱一下子贬值80%，而政府可发行货币总量也相当于增加了四倍。王莽的一系列币制改革，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在金属本位制下，虽然也有王莽这样赤裸裸收铸币税者，但相对来说，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信用货币体系下，无论是意图上，还是手段上，政府之手都对铸币税也更加得心应手。民国出现恶性通胀的时期，为买一袋米，往往需要推着一车的钱；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最大面值达100万亿马克的纸币；十年前的津巴布韦央行发行面值100亿的纸币等。所有这些都让王莽的“小泉直一”或“一刀平五千”等相形见绌。
当然，即使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这种恶性或者超级通货膨胀也是比较罕见的。更常见的，同时也是争议更大的，是所谓的温和通货膨胀，只要给政府之手进行约束，比如规定年通货膨胀率不高于3%或2%，很多人认为，不仅无害，反倒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熨平经济波动。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美好，2003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罗伯特·卢卡斯直言：从所有实际目标来看，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已经解决几十年了。可惜，卢卡斯言之过早，至少早了四年。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在其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著作《债务和魔鬼》一书中所指出的，尽管通货膨胀维持低位，过量信贷还是引发了危机；究其原因，一是信贷投放创造的债务合约导致了负面后果，二是发达经济体的多数信贷未用于支持新的资本投资。
由特纳勋爵来回顾反思08年金融危机，既合适又不合适。合适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更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参与者；说他不合适在于，他自己都承认，直到2008年秋天，他都完全未察觉到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如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以至于，为了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后果，他不得不重新捧起维克赛尔、哈耶克和明斯基等人布满灰尘的著作。从特纳这本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对债务的态度。
在动荡的金融危机中，人们重新提出了哈耶克当年提出的问题：货币发行权难道天然就归属于政府所有吗？难道市场之手，不能像接管衣食住行用各色商品一样，也接管货币吗？
批评货币非国有化的论者则强调，缺乏信用约束的经济社会环境，如果把货币发行权完全交给市场，可能会带来新的冲击。如果市场上同时存在多家机构发行的多种货币，面对随时波动的汇率，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如何标价？发行货币的机构破产怎么办？是不是需要政府对发行货币机构进行监管？政府与发行货币机构合谋怎么办？
也正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耶克这本《货币的非国家化》，一直未能如他的其他著作那样，受到太多的关注。事实上，在本书中，哈耶克本人也坦承，货币的非国家化这一制度重构，是“令人震惊的”，是“开辟了一个最为奇妙的新的理论天地，展现了制度安排的别样可能性，而对此，以前似乎无人考察过。”这本书初版于1976年，彼时，哈耶克已经于两年前出人意料地斩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彼时的全球经济，正深陷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的泥淖之中。当然，哈耶克领衔的新自由主义，还需要再等上几年，等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担任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之后，才迎来欧美经济体系中真正的高光时刻。纵使如此，在本书中提及的欧洲货币体系，最终也并未采纳货币非国家化这一建议，而是走向货币的一体化——欧元区的构建。至于稍晚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非但未放弃美元和英镑，反倒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尤其是前者，国家经贸战略的重要武器。
面对货币非国家化这一颠覆性课题，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哈耶克笔下的“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更有很多科学技术需要取得突破。而区块链技术无疑就是所需要的技术突破的备选之一。2008年，一篇作者署名中本聪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十年之后的今天，“数字货币”的热度已不亚于任何流行词汇。而一起在理论上重新引发广泛关注的，则正是这本书中率先提及的货币的非国家化。
当前，波谲云诡、充满动荡的全球经济，与野蛮生长的数字货币不期而遇，就像特纳勋爵那样，打开历史尘封的经济学经典文献，重新捧起哈耶克这本四十多年前的著作，或许再次收获的，就不再仅仅是惊诧，更有一种深入的思考了。
（本文为《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文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