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0年11月1日，北大国发院在上海举办【朗润·格政】第148期暨“中国经济的远景与挑战”专题第二期。国发院集合优秀学者，基于和美国布鲁金斯合作的《中国2049》研究报告和图书专著，探究中国经济的远景与挑战。继首场（北京）探讨老龄化与国企改革之后，本场（上海）聚焦气候、环境与能源，解析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必要的改革与布局。本文根据北大博雅教授、国发院教授、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的演讲整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此，我们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前景做一些解读，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转换所需要的经济政策。
我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2030、2060目标”的由来，中国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及大国责任；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
三、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思考；
四、“2030、2060目标”的深层含义；
五、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面对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
我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的“2030、2060目标”的表态，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彰显了大国担当。这项承诺的背后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碳排放国，需要承担世界减排任务的主要部分，隐含着非常大的国际压力。
从全球气候变化排放轨迹来看，1990年-2002年，世界碳排放增长缓慢；2002年开始提速，2002年-2010年相比前8年增排近50亿吨二氧化碳。中国有类似趋势：1990年-2002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缓慢，2002年开始超速增长，2002年-2010年相比前8年增排二氧化碳近40亿吨。
这两组数据的背后是2002年以后，世界碳排放速度加快，其中超额排放的近80%来自中国。所以，如果中国不减排、不重视气候变化，全世界很难遏制气候变化。
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有很高的相关性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来看，中国与美国、欧盟、印度、日本相比，在2002年之前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排放量，到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
2006年以后，几个主要经济体都处于平缓或开始下降的趋势，特别是美国2008年以后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可能跟经济危机有关，也可能跟页岩气替代有关。如今已经只占全球碳排放量的15%。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2年-2012年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之后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在全球碳排放量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如今已经达到30%，成为绝对的第一大国。
如果把2002年-2012年的排放数据再细分的话，会发现在此期间增长率最快的是2002年-2007年，年均增速超过10%，最高时达到17%-18%。这几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迅猛的时期，说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2012年之后的排放增速放缓，与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二氧化碳排放趋势也是中国增长模式的一种体现，尤其是产能过剩的产业基本都是高排放产业。
“污染避难所”倒逼绿色经济与产业升级
2002年是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的起点，当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一年，WTO红利体现在进一步开放式地融入全球经济，进出口水平都大幅提升，GDP走向更高速度的增长。
但与此同时，2002年-2008年，碳排放水平与进出口、GDP也在平行增长。通常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源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制度成本。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出口数据，你会发现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独占鳌头，而是有大量的电子设备、普通机械设备等中等水平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相关的产业，有很大的碳足迹和污染排放强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在《中国2049》这本书里，我们专门从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分析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通过使用合成控制法的经济学方法，我们用最优的权重合成了一个虚拟的中国，力求准确模拟假设中国没有加入WTO，2002年之后的碳排放量会如何。然后与实际加入WTO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对比。从结果上看，中国因为加入WTO，二氧化碳的排放明显增加。因此，用“污染避难所”现象解释更合理一些。
“污染避难所”指的是一国加入WTO以后，由于变成全世界的加工厂，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都会优先向这个国家转移，从而使之变成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同样可以使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分析。通过较为准确地计算2002年之后虚拟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关系空前加强，导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下降。我们也对欧盟、日本、韩国做了类似分析，结果一样，从而可以确证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可以说，2002年-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高碳经济向中国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支撑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力成本，还有巨大的环境成本。
另一组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核算出口部门的增长，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出口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二是碳排放、碳足迹增加。其中这几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一直是40%左右，出口关联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出口行业的贡献从40%增加到50%以上。尤其是2002年和2008年期间，碳足迹成为支持出口部门增长的最重要的贡献因素。
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从高耗能、高污染向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变。
减排与生态系统建设将转向两手抓
“2030碳峰值、2060年碳中和”两大目标背后是对发展模式转型的倒逼和生态系统建设的战略性思考。
“2030碳峰值目标”意味着中国要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如果没有任何气候谈判，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达到峰值。但是气候谈判以后，中国必须主动走向低碳情景，这是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巴黎协定》又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限制在上升1.5摄氏度以内。
《巴黎协定》的情景设定已经是极端低碳，到2030年达到峰值，但很多专家表示仍然不够，要求所有排放大国在2020年重新盘点自己的碳轨迹。所以中国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又做了其它几个潜在轨迹，即中国如果做更激进的承诺所出现的排放轨迹：2050年要比2025年、2030年预期的排放量相比下降85%，即保持十几亿吨到20亿吨的碳排放量，才能基本达到控温1.5-2摄氏度的目标。
中国很多气候学家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一目标情景在中国已经比较现实，因为2012年以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出现减缓，在2013年已经达到峰值，然后下降，这两年才略有回升。这意味着只要中国经济维持5%-6%的增长率，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就不会创新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对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更乐观一些，非常有可能在2025年就达到峰值，因为2017年和2018年以后的碳排放增长只有2%-3%。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出台类似2008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刺激高排放行业的重新复苏，就能实现领导人在联合国的承诺。
中国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加以抵消，从而本国的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不断地减排，从过去的85亿吨，到2050年减排到15亿吨，然后依靠生态系统吸收15亿吨二氧化碳，才能实现净零排放，即化石能源工业生产排放跟生态系统吸收相等，形成碳中和。
中国作为大国承诺的这一目标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即中国的生态系统要在气候行动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过去，减排是重点，生态系统建设只是锦上添花，但未来40年要大力建设，变成中国兑现气候承诺的生力军。减排和扩大生态系统吸收要成为目标达成的左右手。
减排重在能源结构调整和要素市场改革
减排实现控温的成本很高，核心在于能源结构调整。有研究认为技术突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电动汽车、氢能汽车的技术突破。如果实现技术突破，能源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在没有实现这类重大技术突破之前，需要加大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
如果从环境角度看增长模式的转换，中国主要从过去几十年的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换。中国在产品领域实现了市场化的配置，但在要素市场依然有很高的管制。所谓奇迹式增长是靠压低要素市场成本支撑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其实在压低或扭曲的要素市场中，还应该包括环境要素。包括加入WTO以后的超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环境要素更便宜。
纠正要素市场的扭曲，需要提高它的价格，必须有合适的财政税收政策。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提出，环境税是中国综合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在碳定价问题上中国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碳交易，实行全国性的碳市场，当然主要从电力行业开始。我个人认为，碳税优于碳交易，中国环境执法的问题最重要来自于地方政府有没有积极性，因为环境监管、环境执法主要靠地方政府。如果无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像过去三四十年，环保难以落到实处。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将其行动与收入相结合，最好的办法是收环境税、碳税。
通过给碳定价，企业才能意识到碳排放有成本，如果碳价过高，就会更主动地降低碳排放。在当前的工业技术水平下，如果参照2012年的排放水平，电力行业二氧化碳减排15%，要求有效碳价为218.92元/吨，减排85%对应的有效碳价为500元/吨。对比环保先进的国家这个数据并不高，比如瑞典的碳价如今已经是每吨126美元。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碳中和的另一个抓手是加大生态系统建设，提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来提升吸碳能力。NBS指通过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从而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利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帮助人类和野生生物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国家领导人确立碳中和的目标以后，我们更有必要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变成政府工作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没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就没有碳中和。
生态系统吸收碳可以来自很多方面，森林、农田系统、草地、海岸沿线的红树林都可以，但在中国目前最成功的是森林。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近年绿地面积扩大主要来自于中国和印度，而中国比印度高很多倍。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其成本远远低于减排化石能源，因此现在应该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重要部分，但需要做很多工作。按照中国当年在气候大会上承诺4000万公顷碳汇的目标，即森林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一年大概能吸收10亿吨左右的碳。如果加上天然林保护政策的调整，到2050年，一年新吸收二氧化碳的潜力能达到15亿吨，再加上化石能源减排85%，本世纪中叶即可实现碳中和。
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我们造林、再造林。荒山造林一亩地是二三百元，如果折算成能吸收的二氧化碳，每吨的碳成本是13元。成本比较高的是退耕还林，新一轮的退耕换林一亩地的总成本是1800元，15年补完，是荒山造林的10倍，碳成本是130元，对比工业减排需要500元的边际成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成本要低得多。
中国新一轮人工造林的潜力已经不大，因为可造林面积已经开始下降。但改善森林经营管理的潜力还非常大，因为我国60%的天然林处于全面禁伐，如果长期禁伐，原始森林将有可能不再是碳汇，而是退化为碳源。天然林更接近不健康的森林，过度成熟的树木开始老化，开始有病虫害，开始起火。如果我们一直实行天然林禁伐政策，不准任何人为干预，将来会拖累中国的气候行动。
碳中和的另一个重点是用木材替代化石材料，我们要积极经营森林，要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和钢筋水泥，多建造木质房屋。实际上建设部早就把建设现代木质房屋作为“十三五”规划特别重要的内容，但是没有真正实现全社会的行动。
此外还有生物质能源对化石能源材料尽可能的替代。当碳价足够高的时候，生物质能源就能够进入能源市场，替代化石能源。北欧国家的例子就是证明。
在这个过程中，还特别需要转变全社会的意识。如果不重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重视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会导致错误的政策。所以，因应国家领导人的碳中和目标，中国的林业政策应该做大幅度调整。生态学界呼吁很多年，希望重新调整天然林禁伐政策，从全面保护转向积极经营，完成相应的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早将其变成中国气候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