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沈清松还是比较早的，是在1988年。1988年的8月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开“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29日至9月3日）。这次会议其实是杜维明先生主导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以前海峡两岸是不来往的，1988年台湾刚刚开始允许两岸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的一个重大决策。这次会议虽然不是在中国大陆举行，但是，这是第一次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和海外学者坐在一起，来讨论儒学发展的问题。

1988年春天，我还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为了这次会议，杜维明先生建议我做一个准备材料以供大会参考，就是把那些年两岸三地所有的儒学讨论、各家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做一个梳理。我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便利条件，做了一个很长的材料，将近四万字，题目就叫《传统儒学的评价与反思：有关近年儒学讨论的参考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收入大会论文集《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1988年群英会记实》（杜维明主编，正中书局1997年出版），里面我也提到沈清松对儒学的看法。

这次群英会，来自美国的学者有余英时、杜维明、张灏、林毓生、傅伟勋。台湾方面除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戴琏璋、蔡仁厚，还有韦政通，韦政通是自由主义的，但是他跟新儒家也有一些渊源关系，在台湾学界里边，他算是比较关心儒学发展的，尽管他的政治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香港就是劳思光、刘述先，劳思光年龄比余英时还大，所以余先生都是让他在前面。这就是海外儒家、新儒家的阵营吧。当然，台湾参加的还有梅广，他是做语言学的，当时在台大，后来去了新竹清华；还有张亨，是新竹清华杨儒宾的老师，这两位学者也是跟新儒家比较近，但不是明确的新儒家。此外，台湾方面还有两位比较年轻的，就是沈清松和傅佩荣。沈清松当时在政治大学，傅佩荣在台大，他们俩都有一定的天主教背景。这是台湾。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主要是庞朴、汤一介、萧萐父、余敦康，这是年龄比较大的几位前辈，还有就是首都师大的孙长江，复旦大学的朱维铮，还有当时推动新儒家研究计划的方克立，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包遵信，他是反儒学的、反传统的代表。年轻的就是我和甘阳。当还有一些学者，我也不能一一记清了。当然，参会的还有新加坡本地的一些学者。整个华人、两岸三地、包括海外的中国人能够聚在一起，开儒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次，非常难得的一次盛会。

正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的沈清松。这次会上，年轻的学者，中国大陆就我跟甘阳，台湾的就是沈清松和傅佩荣。我们都是因为这次会认识的，以前也没一起开过会。在我发表那一场，我跟沈清松也作了互动。这次大会可谓史无前例，每个人都是一时之选。我发表的论文《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是替儒学说话的。我的发言既回应了包遵信，也回应了傅伟勋。他们常常责难儒学：儒学能富国强兵吗，能加强法制吗，能发展高科技吗？这种一元论就导出要全面改造儒学的设想，儒学要能发展出科学、民主，傅伟勋的想法就是这样。他们从一元化思维对儒学的责难出发，由此发展出全盘改造儒学的计划，其实这样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应该说我当时的反驳是有力的：“我们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论，向印度教要求个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杜维明当时觉得这些反问很有力，对儒学处理文化论争非常有利。以前是没有人这么提问的，台湾学者也很赞成我的看法。但是我们内部，他们多是启蒙派嘛，包括汤一介、包遵信。我讲完之后，他们就纷纷提问，都是从批评儒学的立场上来提的，对我为儒学的辩护提出一些质疑。当时台湾的学者呢，我还记得戴琏璋、蔡仁厚就替我说话。戴琏璋很兴奋，下来之后就跟我握手，说“我们的观念是比较接近的！” 会后，这些台湾学者在韦政通办的《中国论坛》上针对这次盛会发了一组评论文章。沈清松在《中国论坛》上写的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他们也是很多元的。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些学者，他们看法不是一致的。这其实是个好事，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学者也不是铁板一块，我的讲法可以说跟当时主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说：他们还是很多元的。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好的。

二次年1989年夏天，不到一年，这年7月我去夏威夷开第七届国际中国讨论会，以及第六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两个会是连着的。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的人比较少，中国大陆可能就是我跟汤一介先生发言，其他先生都没去成。张岱年先生没去成，冯契先生也没去成。台湾去的就是沈清松，香港去的就是刘述先。东西方哲学家会的会期时间比较长，我印象中，那一次有一两个星期。我们就住在那个林肯中心，因为跟沈清松比较熟，我就经常到沈清松的房间里聊天。他开玩笑说：“你每天来查岗！” 当时我正在写王阳明的书，也跟他谈谈现象学的问题，因为他在欧洲留学，熟悉西方哲学。他当时用一个笔记本电脑来打字，他主要是用英文和法文来写的，那个时候，中文的写字软件还不行。我们用中文软件写字，都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才可以用电脑作中文打字。我就好奇，看他用那个东西。每天没事时，就到他那聊聊天。

然后到了1990年夏天，大概8月份，突然有一天，那时候我住在展览馆那边，楼下有个公用电话就叫我，其实那时候我家里已经安了电话，但是我也没告诉系里，我怕系里找我有事。在此之前，一般我用公用电话跟系里联系。系里就告诉我台湾来的沈清松，现在住在北京饭店哪一号房，跟你联系。我就在家里给他打电话。他是参加中华书局的一个什么纪念活动，我记不清了，很可能是中华书局的一个什么活动。他跟他太太一起来，他太太叫刘千美。我就去北京饭店看他，那时候我住的离王府井也不是很远，我住在城里。我陪他们到王府井大街走一走，到首饰店里看看首饰，我不记得买没买，就是转了一下。因为他住在王府井嘛，刘千美说北京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说台北的建筑面貌太难看，他用英文叫“ugly”。两人的关系，和我们这里一样，先生处处依着太太，沈清松说：“在家里，以坤为大嘛！”然后，他们的活动有一天是在北大，就在北大图书馆。开始很多人说话，如中华书局那些领导。我们其实跟中华书局也没什么关系，沈清松就跟我，说：“哎！去看看冯先生！”他可能知道我跟冯先生的关系，因为1988年的时候，我有一篇文章在当时台湾的《文星》杂志发表，讲冯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一些情况，他就知道我跟冯先生的关系。他说“去看看冯先生”，我说“好！”图书馆南门对面过了五六十米就进了燕南园了，我就领他去。当时有千美，还有政治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王寿南，就一起去冯先生家。我去冯先生家，是推门就进，也不敲门。因为冯先生在里边，有时候也听不见，太麻烦。大家几个人进去，那动静就比较大了，冯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就出来看看是谁。我跟他说，这是几个台湾的客人。沈清松的太太刘千美没进来冯先生书房里坐，在走道跟蔡先生聊天，就在冯先生书房门口。为什么呢？因为刘千美的专业是美学，蔡仲德是音乐美学，他们就聊上了。我们就进去，我跟冯先生作了介绍，大家聊了一阵，当时也没有具体的内容吧，就聊聊冯先生的状况，因为当时冯先生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记得饭后沈清松他们还在北大校园里还走了一圈，那时候静园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刘千美走在静园边上看到萤火虫，那应该是黄昏，她说：“你看，这里竟然有萤火虫！”他就很高兴。她说台北的小孩子太可怜了，现在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其实北京城里恐怕也看不到，那时北大的生态还行，还能看到萤火虫。

1991年2月，我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开“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也是杜维明先生召集主办的，主要讨论两岸三地关于中国文化的诠释问题。北大还是我跟汤先生去的，上海有王元化，台湾有沈清松等，美国有余英时、劳思光、傅伟勋，还是两岸三地加美国的这些华人学者吧。王元化当时跟余英时有一点交锋，后来王元化自己也轻描淡写地写了那个过程。余英时就说中国传统还是尊重知识分子的，王元化就说中国传统社会也不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比如军队里。这次会议沈清松也在。我当时在那也讲了一篇论文，主要是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反思。到了秋天，沈清松就给我写了信，他说他们在台北办了个杂志叫《哲学杂志》，这一期创刊号的主题是“文化运动的再出发”。他说夏威夷那个文章，你拿来我们发表好不好？我说行。但是我改写了一下，因为去夏威夷时，刚刚开始用中文打字机打，写了两千字吧，就写不下去了，不太会用那个东西，所以接到沈清松的信，我就重写了一个一万字左右的文章，这个就是《二十世纪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后来也发表在《东方杂志》的1993年第1期。

三

1992年夏天，我去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访问，住在中研院。那时两岸刚刚开始允许大陆的学者到台湾，我们算是第一批吧。去了我就给沈清松打了电话，因为跟他已经比较熟了。沈清松就请他的小舅子开着车两人就来了，因为他是住在政大木栅那边，接上我就到他们家去了。在他家吃的饭，还跟他的岳父也聊了聊，他的岳父好像是海军出身。他弟弟接完我就回去了，晚上沈清松叫了个出租，给了我三百块钱台币，让我乘出租回去。其实，打车只需要两百块钱台币。但是后来，那三百块钱台币，我也都给了司机了。为什么呢？跟司机聊得很高兴。司机是一贯道的，能讲很多的儒家的人生、体悟，我就觉得聊得很投机。所以到了后，我就把三百块钱都给他，我说不用找了。另一天，我和沈清松一起去了傅佩荣家。当时傅佩荣有个新居，刚装修好的，花了好多钱。那天有我和沈清松夫妇、傅佩荣夫妇、冯沪祥夫妇。冯沪祥就提出来，我们几个利用这个机会对谈一下，他当时办了一个国是杂志，他是国民党里面最早反对李登辉的。我因为对台湾的政治生态也不太了解，怕贸然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所以我就面有难色。后来沈清松说：“算了，没有准备，不谈这个了。”刘千美拿出冯办的杂志给我看，说：“他是反对李登辉的。”

大概1994年，台湾学者他们到北大哲学系来开会，当时好像是在图书馆东边的现代物理中心开的会，来了好多台湾学者。当时他们辅仁大学文学院的张振东院长发表的论文，我就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提了一个问题，沈清松最早也是辅仁毕业的，就赶快替张院长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问的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从美国发展出来一套哲学话语，他怕这个老先生可能不熟，就主动替辅仁的前辈来回应这些问题。

1996年，他们又到北大来了，当时台湾大学陈文团和沈清松带着学生来哲学系。1996年秋天我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当时那个会我就没去参加。系里的相关活动也没参加。我当时在家里休息，晚上沈清松就带着陈文团来看我，说听说我做手术了。其实很小的手术。当时我住在燕北园，那个时候呢，我爱人就怕沈清松他们没吃饭，还准备了饭。后来他们来了，说吃过了。

1999年7月25日至29日，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轮到在台湾开，会议主题是“跨世纪的中国哲学：总结与展望”，27、28日会址在政治大学，29日在南华大学。1993年8月，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是在北京大学开的，我张罗的这次会。还有一届在波士顿，台湾开的这次是由沈清松张罗主办，当然我也去参加了。这次年会，我觉得开放性大一些，不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包括研究马哲的一些学者，也被邀请去参加。我记得人大的刘大椿，吉大的孙正聿、武大的欧阳康也参加了。由此可见沈清松在哲学上的广泛包容性。

到了1999年的秋天，就出现了一些变化。1999年的秋天，我就到香港教书了。当时计划名义上是一年，但也有可能我就在香港教下去了，取决于我的选择吧。到香港安顿下来，我就给沈清松打个电话，他说要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这是接秦家懿的位置。秦家懿去世了，他们要找一个人接替，最好是英法双语都能讲。沈清松就很合适，他的第一外文就是法文，英文他也会，本身他也有天主教的背景，正好接秦家懿最合适。他说：“本来我都要走了，碰到一个乌龙事件。”这是我第一次听“乌龙”这个词。他真正出发去可能要到年底了，我记不清了。此后我们再到台湾就看不见他了，他的活动重点就已经转移到了北美。沈清松的办事能力很强，以前刘述先说过，他说台北有两个人很能做事，一个是黄俊杰，一个是沈清松。我觉得由于过早离开台湾转去北美，沈清松的干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我在香港待一年就回来了。回来后，大概到2001年吧，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又开了，这次还是在北京。这回是由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方克立牵头主办的。这个时候，国际中国哲学会就遇上改革了，因为这么多年，都是成中英在一手领导。改革以后，成中英做名誉主席，那个时候傅伟勋已经去世了，沈清松做执行长，我和李晨阳做副执行长，我是代表中国大陆，李晨阳代表北美。其他地区的研究个体都太少了，最大的研究力量就是我们这边，英语研究的力量主要就是北美。国际中国哲学会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联系英语世界的作者、研究者，他们大部分还是在美国、北美。这样新的国际中国哲学会，沈清松是执行长，我是副执行长，这是一个新的架构。

到了2008年吧，按照任期，07年就应该结束任期，已经过了七年了，后来沈清松就说，人换一换吧。中国大陆换谁呢？我的建议就是换郭齐勇。郭齐勇接着我去做副执行长。于是2008年沈清松来了北京一次，还专门到我家带给我证书，就是为国际中国哲学会服务的一个证书。我开车送他回去酒店，请他在东单吃的饭。这是我跟沈清松在国际中国哲学会还有这么一段因缘。其实，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工作跟我们关系并不多，我那一段主要是把国际中国哲学会的资料放到我们北大哲学系的网上，包括中国哲学史学会的资料也放上去。那个时候，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全部资料，我都放到了北大哲学系的网上，包括章程、人员、地址等等，然后收会费。而国际中国哲学会活动基本都在海外，跟中国大陆的活动，基本没什么交叉。沈清松因为活动基本以国外为主，我们见的就比较少了，可能就是后来在浙大开会见了一次，武大开会见了一次，慢慢联系就少了。2008年我接了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所以国内的这一摊，我们有自己的架构来发展。国际中国哲学会对我们自己的活动也没有什么影响，它真正的活动，更多是在海外。中间他给我来过一次E-mail，是可能2015年，汤一介先生是14年去世的，2015年国际中国哲学会要在香港开会，想弄一个分组，纪念汤一介先生去世。他问我能不能来来参加，我说是什么时候？他说几月。我说正好这个时间我在韩国访问，所以香港的那次国际中国哲学会我就没去。到了前几年，北大要开世界哲学大会，每年开一次准备会议，好像是2017年，我在吃饭时看到他，好像没什么人认识他，我就过去跟他了聊一下，但是因为饭厅人很多，所以也没说上几句话，就分手了。

（2012年，沈清松与作者在杭州）

2018年底，沈清松在加拿大突然去世，我也很感吃惊意外。几十年来跟他交往的很多细节，现在想来还是历历在目。他去世后，我也看到他的学生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友人写的纪念文章，特别是台湾朋友祝悼他“安息主怀”，感到很欣慰。

（2019年2月23日陈来先生口述，翟奎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