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因果具有复杂性，而历史社会学的宗旨又是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社会机理和发展规律。在以变量回归为主导的结构性分析中，历史分析简约为在历史的条件和结果之间勾连出一条线性因果链，而忽略了历史行动者的身份主体性和行动策略性。据此，基于历史具体情境的文化分析视角，不仅要关注历史的动力因，也要重视历史的构成因，研究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透过一系列文化图示去诠释历史的图层，继而推动历史演进出期然或非期然的结果。这一视角既能处理非稳定文化时期的历史关键事件，也能穿透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实践，从而重现历史迭变的动态过程和情境现场。当以“情境—文化”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时，要重视叙事观念、话语、策略的中国情境，构建出一套蕴含丰富本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关 键 词：历史社会学 结构 文化 意义
一、问题的缘起
“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①。在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经典的社会学想象力论述中，历史视角被注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成为我们洞悉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工具。历史想象力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仅仅只是给社会学研究添加进一段“历史背景的勾勒”抑或是“给出历史角度的说明”②，而是需要提供历史趋势之所以如此发展和运转的一套动力解释，并据此追问：“这些趋势赖以发生的机制是什么?这个社会的结构赖以发生变迁的机制是什么?”③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和事件的研究，研究者不仅应当说明其原先如何、现在怎样，还要对何以如此、未来怎样有所交代。社会学研究一旦缺乏历史视野，则不免滑入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深渊。当代社会学研究者亟须将历史维度带回研究中，以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④。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并非仅是社会学的一门交叉性的分支领域，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和本源性的研究趋向、一种社会学的总体视域和理论眼光。而研究者如何使用这一“理论之眼”，则与其所持有的研究视角密不可分。
一个标准化的研究视角是探求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解释因果联系是寻找社会机制的前提条件，但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本身有着种种困难，因为历史的演化常常是由多线复合所构成，有着多重原因。因此，为了方便分析，学者们会采用类实验的比较方法，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约化为无关时间的结构性变化，并从中找寻相同或相异的历史先决条件，再从这一先决条件推演出产生历史结果的因果性。
然而当我们认为由X到Y是一种结构性的因果关系时，也就意味着其他可能性不会出现，相应也就会忽视历史转型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和关键性节点上的历史偶合。反过来，对“其他可能性”的分析，也能够佐证或证伪前一个因果论的论断，能够帮助发现历史演化内在的动力机制。
那什么是“其他可能性”?又如何探寻这种“其他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在历史情境(context)基础上的文化分析路径，强调历史社会学不应该仅仅只是结构性的变量回归，在变量与变量之间机械地去推导线性因果，而是要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研究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透过一系列文化符码和意象去诠释历史的现场、重构历史的图层，继而推动历史演进出期然或非期然的结果。换言之，要理解历史，就需理解历史中的个人，同时理解历史中的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从而在历史文化构成因中探寻历史变革的内在机制。
二、历史因果的复杂性
1960年代，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为代表的学者在剖析现代性的形成时，提出要返回历史的大视野(a return to historical inquiry)。然而这一历史路径的关切在当时依旧保留着浓郁的帕森斯功能主义流派的印记，而忽略行动者主观行为和动机、文化制度这些重要因素。在其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中，摩尔开篇即指出：“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⑤
从摩尔这一段对研究宗旨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结构式分析取向：“历史条件”成为重要的起始点，土地贵族(L)和农民(P)两个阶级作为重要自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同类型的交互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即决定了现代性的三种不同发展路径。具体而言，在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中，如果土地贵族(L)和城市上层居民(资产阶级)组成联盟共同反对王权，同时农民(P)能够积极响应并融入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则农民会离开土地转变成小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工商业领导者逐渐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从而支撑起现代议会民主制的社会形态；如果土地贵族(L)依旧强势，同时又与其他阶级结盟形成镇压农民的力量，而农民也不响应甚至抵制农业商品化，那么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自给自足的小农仍然会构成社会的基础性阶级力量，从而导致出现的社会形态。
摩尔对案例的深度研究，及其他指出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是多样的论点，为历史社会学开辟出崭新的研究范式⑥。但不可否认的是，摩尔并没有思考行动者自身的行动策略从何而来，我们也无法知晓历史变革中的农民，是否真的如摩尔所言，“既是推动革命的机器也是革命的代表，并且在革命机器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之时开始逐步扮演起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历史角色”⑦。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当时的基本民情是什么?农民是否真的理解自己正在经历农业商品化的浪潮，是否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可以自主决定命运，主动选择转型为产业工人，抑或继续和土地紧紧绑定，为了一个终极的信仰与目标而义无反顾地加入神圣的革命运动之中?甚至，什么是农业商品化，都是一个值得再次推敲的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序列性的，可以采用线性的结构性分析，但因果要素却是复杂的，不仅包括因果条件，也包含着历史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重大的偶然事件、历史场景的文化图示等。一方面，不同的因果关系可以相互交织，早期的结果可能成为之后的原因，从而无法使一个因果链独立于其他；另一方面，多个原因都同时可导致一个结果，去掉一个原因并不一定影响结果，反之，单个的偶然事件也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进而激化历史展开。
历史因果的复杂性促使学者重新对结构性的动力因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在社会生活中，绝大部分原因既不是充分也非必要的，而是“INUS condition(INUS条件)”⑧，也就是“单个因果条件往往都是结果的一个充分而非必要的因果组合里的不充分但也不多余的一个组成部分”⑨。例如A可以由一组原因要素B1引发，也可以由另一组原因要素B2引发。B1又必须由C1、C2、C3组成。这样C1就是A的因果组合(B1)里的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INUS条件来说，原因和偶合性的边界是模糊的，而历史社会学的大部分原因都是INUS条件。如果只关注动力因，忽视构成因(原因既是结果的动力，也是结果的构成)，把历史社会学当作变量回归，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此，必须在历史分析中引入时间和过程，看到行动者的能动性，厘清行动者之所以做出如此行动而非其他选择的内在意涵。也即是，在历史因果链的分析中，不能忘记文化图示所建构的历史情境，以及行动者在这一特定情境中对自己主观选择的行为所做的合理化诠释。
三、作为意义制造的文化
诗人艾略特(T.S.Eliot)曾经将文化视作“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文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惯习。作为人类社会最质朴的、也是最不可替代的组成，文化看上去直观、具体、琐碎，但又极易被忽视、被遮蔽。文化研究学者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在其198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行动中的文化》(“Culture in Action”)中指出，文化在形塑行为中的核心要义，在于意义的制造(meaning-making)。文化本身是由意义的符号象征载体所组成，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剧场艺术、节日庆典以及非正式的习俗惯例等，而这些符号意象都促使“共同体内共享行动模式和观点的社会过程成为可能”(11)。正是因为文化围绕着意义所展开，因此需要去考察意义的生成机制，意义如何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又如何影响人们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并且最终与社会世界之间构筑起或紧密或松散的关联。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家温迪·格里斯沃尔德(Wendy Griswold)所宣称的，“(文化)寻找的是社会意义。在我们的文化菱形中，意义连接起了文化客体和社会世界”(12)。
作为意义制造的文化，一方面会通过构筑一个包含惯习、技能风格的剧目库(repertoire)或工具箱(tool kit)来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形塑人们的“行动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13)。在韦伯式的传统分析框架中，人们深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和价值信念，并且应该在其指引下，通过行动去实践这一套终极价值。正如韦伯所言，“直接支配人的行为的并非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14)。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由观念价值所决定的，因此是“被动”的行动。
但在文化工具箱的分析框架中，人们的行为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在一个由充满各色符像、编码、观念、价值、话语、仪式、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工具包内，根据历史情境的需要，有选择地去调用合适的工具，从而合理化自身的行为，并展示出行为背后的文化意涵。按照“文化工具箱”这一思路，人们的行动不再是被“扳道工”一样的观念任意改变，行动者可以适时根据历史现场具体的情况主动选择不同的工具建构他们的行动路线。特别是在非稳定文化时期(unsettled cultural period)，现场的图景是波动异变的，常常充满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去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而非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终极价值立场上坚持他们所认定的目标，同时改变构建他们实现目标的行动链条。简言之，行动者在历史情境中对于意义的阐释，是拥有主动权的。
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研究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明确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人们主观意愿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推动的一个历史必然结果，而是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特定利益的过程里，在诸多集体行动和反制行动(例如抵抗与反制、革命与反革命)的互动中外溢出的非期然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行动导向所产生的这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反而给历史带来了很多不经意的延展路径(15)。并且，正是因为文化为行动者提供了构建行动路线的工具，人们最终会达到与其文化能力相符的特定的价值目标。
作为意义制造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文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一套具有“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和认知模式，不仅塑造人的行为，也塑造人们与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因此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这种对文化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调，被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定义为“强文化范式(strong program)”。在亚历山大看来，强文化范式强调意义的内生性，文化不再是依附于社会结构的附属变量，而是可以通过意义符码塑造社会以及人们对于社会图景的理解，也因此，行动者不会按照自己所身处的结构性位置进行工具性行动，而会对于行动所镶嵌的情境要素进行反思性行动(16)。对于强文化范式，一个更加直观的表达则是“文化是母亲，制度是母亲的孩子”(17)。
例如，亚历山大在《社会生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ocial Life)一书中列举了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种族劫难，是如何从一个代表民族暴力和战争的特定事件，转变为一个代表着全人类苦难和精神创伤的普遍性事件，并成为人类道德堕落的象征性符号。其中，纳粹作为绝对恶的表征，不断地在文化叙事中被编码为给人类现代历史划出了一道精神创伤，这一精神创伤是如此黑暗且具有威胁性，以至于所有那些没有亲历过当年真实事件的人，也可以在文化符码的表征意义下，感受到悲愤般的巨大共鸣，并生发出集体的记忆。
与强文化范式相对应的，则是弱文化范式(weak program)。弱文化范式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非独立变量，是依附于社会结构的附属品，受到地理环境、政治变迁和社会事件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拥有相对的自主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不再通过象征系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解释和引导，而更多作为结构性力量的配角出现，意义也被社会结构转化为被支配、被驱使的从属品，“从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不起眼的配角”(18)。
在强文化范式的框架下，要真正理解历史迭变的原因，就需要以微观解剖的视角洞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行动者对于历史变革的信号是如何感知、如何阐释的，他们为什么会参与其中，并成为历史场景中的一部分。在此，钱力成提出了“文化作为构成”(culture as the constitutive)的解释模式，即将“文化作为构成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本身就需要通过文化的意义来实现”(19)，而非仅仅将文化当成社会结构之外的又一个解释变量。比如，要理解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就要理解参与到革命进程中的行动者，他们是如何理解革命的，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参与是在推动历史的进步，抑或仅仅只是基于社区网络连接的自发性动员，甚或是偶然迸发的情感冲动；他们所吟唱的歌曲、所阅读的书本、所传看的画册、所穿戴的衣服和帽子，是革命立场的象征性表达，还只是个人趣向的主观偏好?
这里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是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其《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一书中搭建出的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结构性分析框架，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对此提出批评，某一社会的国家与阶级结构之所以可以发生迅速而根本的改造，不仅仅是来自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叠加，“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在其间扮演的重要作用(20)。“同时”的意思也即是，要将意识形态纳入分析革命爆发的模型中，成为结构性解释要素之外的又一个新的解释变量。
四、历史事件的“情境—文化”分析
由此可见，在剖析历史发展的动因时，首先需要把深嵌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他们的情感互动、话语叙事、显性或隐性的意义表达，并不会呈现为整体性、规律性的统一节奏，而是复杂的、流变的，是一种碎片式的呈现。与之相联动的，则是行动者的身份认同。在充满张力和变动的历史隧道中，人们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行动总会偏离那些社会结构中的预设位置对于自己的限定与束缚，而一旦跨出身份边界，在跨界互动中身份就会不断得到转化，并激发出新的行动火花。这些行动火花进而会成为点燃下一起历史事件的前奏曲，激荡起更多的涟漪，在文化意象层面更进一步推动历史事件的规模性扩展。因此，只有理解嵌入历史场景中的人们为何以及如何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图示的运作方式作出诠释，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现象。
要追踪历史跌宕起伏的变革性过程，而非只是在历史的条件和历史的结果之间拼贴出一条简单的线性因果链条，将历史分析简约化为探寻两个关联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这一点上，笔者曾经提出对于历史图景要进行过程—事件分析，亦即强调关注“事件的时间性、事件的濡染和扩散效应、历史情境的风险和模糊性，以及行动者的回应性选择和互动(21)。”这一研究取向旨在在休厄尔的事件社会学(eventful sociology)基础上(22)，完成对“事件”充分的理论化，即构造偶然性事件如何改变结构、形塑历史的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历史事件的叙事和构造本身，强调一些偶然性的、断裂性的、转折性的事件如何对历史构成产生重大的结果和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过程事件分析路径的这种预设，极大地增加了历史情境中的偶变性(contingency)。尽管我们还可以把行动者的关键选择和偶然事件的发生放入事件序列中，作为之后其他事件的原因，形成一种包含因果关系的论述，但却会忽视那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实践聚合在一起时，对于历史的推动和改变。换言之，当我们只分析那些历史上稀少、罕见的关键时刻时，会一不小心掉入偶合性还是因果性、宏观结构因素还是行动者的选择的陷阱之中。
对此，孙立平和应星等人提出，要在过程—事件分析中将“事件化”作为方法，通过事件展示社会运行的机制及结构生成的逻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日常生活之中凸显出来的“事儿”，透过它来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起作用的，但没出“事儿”的时候隐秘起来的机制，从而释放出社会存在的多种可能性(23)。关注历史中的日常时间、日常事件所生发出的聚集性效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的价值观念(而非外在制度所扶持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对于日常的意义探寻，应当成为历史社会学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结语
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历史事件背后抽离出一般性的规律和社会机理。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从变量思维出发的结构式分析，抑或是从文化思维出发的“情境—文化”分析，都是以这一目标为研究宗旨。在基于历史情境的文化分析中，分析者会强调从行动者自我本位的意识形态、互动过程以及社会网络视角加以理解，从而超越历史本身的抽象进程，激活并重现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和情境现场。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既然需要结合具象的历史情境来探寻行动参与者的主观诠释和文化表达，那么又该如何对这两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呢?毕竟历史现场的亲历者都已经从历史中消逝。对此，笔者认为，需要更多发现和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无论是对那些关键时刻还是日常事件、精英人物还是普通参与者，都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调查，而非对二手文献进行再解读。尽管包括摩尔和斯考切波在内的早期历史社会学学者，都是基于二手文献的归纳和分析撰写出经典的传世著作，但伴随着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新一批的学者在研究中会更多地引用一手文献和档案资料(24)。只有深入历史的琐碎细节，方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学术和话语这三大体系的构建中，重视历史维度的观照已经成为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正如应星所提出的，透过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转向过程中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我们只有重新激活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传统中国有更充分的理解，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转折点有更明晰的分析，对现代早期的巨变方向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可能在对理性化和现代化的一般性理解及比较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更真切的体会(25)。”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26)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27)。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值得关注，文化的本土要义和内涵也应成为历史社会学本土化的关键向度。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也即是我们要对文化的主体性有自知之明，“在中国文化中，文化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具有的历史性，又紧密地与文化的社会性相联系”(28)。这提醒我们，当以“情境—文化”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时，要重视叙事、观念、话语、策略的中国情境，构建出一套蕴含丰富本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本文中，我们透过不同理论视角的反思，并在反思中提炼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与实践，从而展现出历史社会学的独特魅力与诸种可能性。对历史行动者的关注、对不同历史情境的区分、对文化意涵的理解、对一手文献资料的重视，这些都是在历史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需要汲取和拓展的重要维度。观照知识的普遍性，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展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