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上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本土化创新、多元化协调、制度化保障、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的价值理念层面，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的知识层面，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的实务技术层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关 键 词：精准扶贫  社会工作  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  核心能力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work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workers  core competence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以来，我国“精准扶贫”方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系列“超常规”的国家举措和政策聚焦于扶贫济困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者作为精准扶贫的排头兵和生力军，在民政部和扶贫办等部门的推动下，全面介入扶贫工作中的教育医疗、生计就业和搬迁重建等领域，其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以下简称“三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也得到提升。但随着扶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社会工作者尤其需要提升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通过专业方法帮助服务对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一、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能力现状

一般认为，精准扶贫的核心就是科学为本、精准识别、联系实际、联动帮扶、分类施策、动态管理。而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立足社区的具体资源和问题，通过居民的社区参与和能力建设，最终促进服务对象生理、心理、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是指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方法及技术促进扶贫工作的发展，通过精心准备、精准识别、精细服务以及精确帮扶的方法，全面系统、内在持续地促进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和社会支持，使其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个人目标和社会价值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目前，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由民政协调的社区工作者以及社会救助人员等；另一部分是从社会工作、区域发展或者相关专业毕业并参与扶贫服务项目的社会工作者以及毕业后被招录到乡镇、街道从事相关服务工作的人士；还有一部分是深入基层实践的大学生村官。

(一)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成就

民政部等19部委2012年4月联合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并建立相应的‘三区工作’人才”。2016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的扶贫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再次提及社会工作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相关议题。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引导了一大批精准扶贫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实施和发展，也推进了精准扶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更拓展了社会工作服务的空间和深度。总体而言，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成就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得以落实，包括对贫困群体需求的深入调研、对服务对象文化和习俗的充分尊重、对能力建设的强调。二是提升了精准扶贫的规范模式，逐渐形成了“委托—代理”“协作—互助”“外展—介入”等介入路径[1]，不断总结经验和措施，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体系建设，推进“贫困群体—社会组织—政府”协同促进机制的形成，构建了政府主导与引领、社会组织全面参与、贫困群体积极行动的模式[2]。三是促进了社会政策的落实改善，不断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培育和组织建设[3]。四是带动了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不仅促进了扶贫队伍专业水平的提升，更是带动了一大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建设了一支庞大的精准扶贫志愿者队伍。五是促进了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社会资本的支持，挖掘了一大批社区领袖和骨干，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社区凝聚力和参与度，提高了贫困者的自主脱贫意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计发展能力，搭建了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二)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的困境

在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过去由于缺乏政府政策方针的支持与保障，缺乏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的支持，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践脱轨，缺少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构建和创新，加上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使得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常常面临困境，其各方面的专业能力亟待提升，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土化创新度不够。在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梁漱溟和晏阳初等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模式。在国际范围内，农村社会发展也出现过日本的造町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我国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但社会工作的介入历史还很短，虽然有广东、云南等地农村社会工作扶贫的实践探索，也有一些经验和理论的总结，但尚未形成行之有效且广为推广的模式[4]。有些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概念和方法，缺乏对具体个案和本土文化的敏感度和识别力。

二是多元化协调度不够。国家扶贫治理体系由过去单向的市场机制或政府治理，逐渐转变为国家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多方力量结合的“三位一体”格局。但在实际的精准扶贫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调动其他服务系统、组织机构、专业人士以及社会资源的能力仍显不足。

三是社会化普及度不够。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缺乏对社会形势的掌控力、对社会工作和精准脱贫的信心和毅力、对社会氛围的引导力、对社会问题的响应力以及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力。有些社会工作服务仅局限于提供一些心理咨询、节日慰问、物质援助、技能培训等较简单的服务，缺乏专业在全社会中的核心竞争力[5]。

四是制度化保障度不够。虽然《决定》第一次将社会工作写入反贫困政策，并提出要“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但是，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途径、通过什么程序、运用什么模式服务贫困地区没有具体的政策文件加以明确和规范。另外，关于精准扶贫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资格条件、能力素质、服务待遇、服务内容、后续发展等主题，均需要通过进一步细化的制度和政策加以明确和保障。

总之，当前，精准扶贫加入了多元化主体的支持和多方力量的倡导，但是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仍然没有取得可以推广的服务经验和模式，相关社会工作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虽然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原因乃在于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缺乏该服务领域的核心能力。所谓核心能力，即是他人难以复制而为个体所独特拥有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能保证个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是指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展现出的其通过体系化学习和专业化实践，摸索掌握的独特的专业理念和方法，是其他专业人员无法复制的功能和优势[6]。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的缺乏，导致地方的扶贫效果与扶贫初衷出现偏差；导致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被泛化，难以凸显在扶贫攻坚中的优势；导致扶贫者专业素养不高，难以维护专业的公信力与信任感；更导致未能优化本土化理论与实务方法，难以建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体系。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当代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相应的措施加以培养、巩固和提升。

二、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体系

专业社会工作是以价值为基础，通过对已有知识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并在不断行动反思过程中发展专业服务技术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社会化活动[7]。作为一门应用型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表现为价值、知识和技术三位一体的框架。因此，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也可以从价值理念、学科知识和实务技术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一)价值理念层面的能力

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理论前提和实践灵魂。王守颂认为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意义重大，脱贫攻坚实践背后蕴含着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如以人为本的思想、平等互助、利他主义、福利服务等，这些理念不仅折射出当代精准扶贫的内在哲理与思想灵魂，更有利于其服务民生的使命得以实现[8]。具体来说，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需要秉持以下三个核心价值理念。

1.共同富裕的理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根本原则和最终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脱贫指标就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需要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具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将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进行有机统一。首先，社会工作者需要挖掘培养村庄领袖，培育扶贫工作的骨干和带头人，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发挥社区骨干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其次，社会工作者需要始终认识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的和宗旨是实现全体社区民众的共同富裕。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积极调动社区贫困群体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使他们通过参与社区组织和社区照顾等活动，参与社区发展的进程，分享社区发展的成果，实现社区的共同富裕。再次，社会工作者要认识到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包括精神文明的提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社区的公共治理、守望相助以及文化传承。最后，社会工作者需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实现，既有居民外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其内在能力的提升。因此，更多地需要激发贫困群体内在的发展潜能，通过增能赋权来促进贫困群体自愿、自发、自主和自为地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在参与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城乡平等的理念

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扶贫开发政策的不断推进，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发展“二元剪刀差”问题不断得到改善，但城乡之间在发展的机会、水平、模式以及效果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因此，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城乡平等理念的培养，认识到城乡平等主要是指权利和潜力上的机会平等性。这种机会平等并不否定社会成员因“天赋”或“自然”能力上的差别造成的机会利用和把握上的不平等，机会平等并不否定竞争的存在。相反，竞争要为这种“天赋”“自然”的能力差距提供更加合乎公平正义的环境支持[9]。首先，要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机会的平等，具体指协助贫困群体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如得到相关财政转移支付、金融产品的支持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和信息。其次，要促进扶贫政策和制度的落实，除了要进行社区宣传教育让贫困群体掌握政策信息之外，还要促进政策的落实，开展政策的评估，保障政策对于贫困群体的可及性。再次，要促进城乡社会资源的共享。社会管理资源具有提供参与机会的功能，由于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而农村可以获得的公共资源相对较少，这决定了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资源的机会上不平等。任何社会都应存在一些对所有人都开放和公平的机会。这是社会公正的应有涵义，没有这样的公平机会，有些人就有可能无法生存和发展。最后，要实施多样化的城乡公平贸易。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如何体现这种资源的稀缺性并促进稀缺资源之间的公平流通和贸易，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和有效渠道。因此，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以优势视角去看待贫困地区、贫困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并以创造性的视角去挖掘和发挥贫困群体自身的优势，促进城乡之间的公平贸易和平等交换。

3.内源发展的理念

在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国贫困地区开展的扶贫工作指出，要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避免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因此，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需要敏锐的促进内源发展的理念，即协助贫困群体强化自我发展的动机，激发自我发展的潜能，挖掘自我发展的优势，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探索自我发展的渠道，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真正通过其自身的思想建设、能力建设，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和发展目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首先，社会工作者要保持对贫困群体的尊重。只有尊重才能去理解贫困群体的困境，只有理解才会更深入地了解其贫困的原因，只有真正地了解才能挖掘其独有的资源和优势，最终才能找到适合其发展的“精准”扶贫的策略。其次，社会工作者要关注贫困群体的外在社会环境，注重其家庭、家族、社区、单位及其参加的各类社会组织中所蕴含的发展资源和再生力量，尤其要注重社区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关系的资源，通过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来营造精准扶贫的环境和氛围。再次，社会工作者要注重协助贫困群体的内在能力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组织社会活动、技术培训的方法，激发其生计发展的动机，通过组织参观考察、榜样示范等方法帮助其构建对美好生活的愿景，通过社区参与、农户合作和产业发展促进其脱贫致富的行动，真正实现贫困群体的“思想脱贫”。最后，社会工作者还要通过资源的集聚、整合和协调，整合贫困群体个人内外、社区内外、城乡之间的多种资源，实现精准扶贫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综合性发展[10]。

(二)学科知识层面的能力

学科知识是社会工作专业性的集中体现，更是实现扶贫工作精准化的前提。因此，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核心的学科知识层面的能力。

1.社会政策知识层面的能力

精准扶贫作为一项面向贫困群体服务的系统工程，是社会救助政策的一部分，其具体实施所依托的价值理念、知识基础以及具体方法蕴含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框架之内[11]。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作为国家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和参与者，要为贫困群体谋取福利、争取资源、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选择，在政策操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为政策的完善提出调整建议[12]。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了解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背景、社会环境、发展历程、政策目标、实施主体、受益对象、资源调动、运行机制以及实施、评估和变动的过程，深刻理解扶贫攻坚战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战略意义和价值；二是充分了解目前我国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困难以及发展模式，尤其是要对社会救助政策的不同模式及其利弊有相对客观的认识，防止陷入扶贫的一些误区；三是积极拓展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的知识和实践，立足于我国现有经济发展基础，更深入地了解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就业和自主创业计划、微型企业和小额贷款计划、工资津贴补助计划、最低工资或生计工资标准计划、资产积累计划、社会资本计划、消除妨碍经济参与的障碍并创造平等机会计划，并积极拓展这些计划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运用[13]；四是以专业方法和服务不断践行现有精准扶贫的战略和策略，坚持需求导向，确定不同的帮扶政策，因户因人施策，动态调整，实现社会政策与相关政策的有机衔接[14]，使得贫困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有劳动能力人员)通过政策帮扶及时实现就业、再就业、创业，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社会救助政策保障最低生活水平。

2.生计发展知识层面的能力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15]。因此，需要提高贫困居民的生计发展能力，改善其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环境等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提升其参与社会竞争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能力。具体来说，社会工作者生计发展知识层面的能力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挖掘和提升贫困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具备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水平，尤其要注重提升其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二是倡导更为便民利民的扶贫政策，促进社会扶贫理念和机制的更新和发展，引导社会力量和多方资源投入到扶贫开发服务中，构建扶贫开发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三是发展持续性生计模式，与贫困群体一道从其自身日常生产生活的视角来探索在地化、土生化和特色化的精准扶贫模式，在服务项目的前期设计、中期执行和后期评估过程中，都强调绿色、开放、共享和创新的发展理念和措施。

3.服务管理知识层面的能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确保我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对贫困地区的社会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熟练地管理运作的能力，在进行扶贫开发工作时，强化项目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对扶贫项目决策最优化、分配公平性、执行规范性、评估科学性的管理，提高扶贫项目对贫困群体的可及性、普惠性、发展性和持续性；另一方面，要创新精准扶贫社会管理的机制和制度，探索更能够调动全社会资源参与、促进不同社会系统协调运作的扶贫服务管理模式。精准扶贫社会工作的管理运作，需要从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和政府组织入手，具体表现为：一是积极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局面；二是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群团组织的纽带作用、社会组织的基础作用，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组织群众开展活动，参与民主管理；三是坚持培育、发展、管理、监督并重的原则，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机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16]。

(三)实务技术层面的能力

技术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功，也是价值理念和学科知识的具体运用，更决定了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服务的具体成效。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可以采取个案工作、团体辅导、社区发展、政策倡导等策略，运用物资援助、劳务提供、教育宣传、示范引领、行为促进、技能培训、小组互助、经济合作等多种手段，优化精准扶贫服务，提升贫困群体的脱贫能力，激发贫困群体的进取精神，链接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提升精准扶贫的成效。具体来说，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在技术方面的核心能力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精准识别的技术

扶贫的关键是有效，有效的秘诀是精准。因此，社会工作者参与精准扶贫的首要关键技术就是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及其贫困成因的技术。总体来说，精准识别扶贫对象，要求社会工作者综合贫困居民的实际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劳动和就业状况、健康和疾病的历史、贫困的类型和历史、脱贫的动机和行动等多方面的因素，开展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实地走访，掌握每一位贫困者的全面资料。首先，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是最常见的方法，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息核查等工作，协助政府准确识别贫困对象。其次，家庭综合调查是一项更为全面的调查，除了调查家庭经济状况外，还要更细致地了解家庭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家庭遗传疾病的状况、家庭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家庭休闲与娱乐类型、家庭成员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模式、家庭关系及其社区关系等情况，这些都是在开展精准扶贫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所需要掌握的资料。再次，要实现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还需要更多地了解其贫困的类型、成因及历史。这方面的评估更多地重在对于社会环境的评估，主要是了解导致其贫困的社区生态环境(比如：是否有开发的限制、是否有地区性的污染源及其所导致的疾病灾害)、社区关系(比如：是否有不和谐的村民关系、是否有吸毒赌博等犯罪行为的盛行)、社区治理状况(比如：是否有村霸、贪污腐败、人治超过法治等问题存在)等方面。对于贫困群体而言，环境的恶化会增强其社会脆弱性，降低其脱贫致富的动机和能力。最后，要充分考虑到贫困群体自身脱贫的意愿、动机以及采取的行动，充分注重贫困群体自身主观能动性对于扶贫脱贫最终成效的影响。另外，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社会工作者必须要充分重视社区参与技术的运用，即充分调动社区群众参与贫困识别，按照“组评→村议→乡核→县定→组公示”的程序，多维度综合评估。比如，黔西南州在精准扶贫工作实践中，就开发了一套包括“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家中装备洋不洋、四看多少存款在银行、五看劳动力强不强、六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贫困农户评估表》，促进了扶贫工作的精准识别[17]。

2.跨界融合的技术

脱贫攻坚是当前国家的一项战略，精准扶贫是一项跨学科、跨专业的系统性工程，其不单单是协助贫困群体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更多地包括帮助贫困地区的生态改善、社会治理、乡土教育、文化传承、交通便利以及精神丰富等，涉及的学科知识包括金融、旅游、林业、文化教育、水利水电、工程基建、农业经济、宏观经济管理、社会治理等。因此，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也需要具有更为广阔的工作视野和学科视角，在开展扶贫服务的过程中，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加强对不同领域资源的链接和合作，开发多样性、综合性和整合性的服务方案，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更好的发展。比如，社会工作者可以有效利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将精准扶贫与云计算技术、社区营销、文化教育、金融服务、生态保护以及产业发展相融合。一是可以利用“互联网+”构建大数据平台，推动扶贫由“粗放管理”向“精准管理”转变，实现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评估、精准追踪。二是可以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商扶贫，推动扶贫由“线下”向“线上”转变，不仅可以有效开发电商产品，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的建设形成电商扶贫的系列产品、品牌优势以及电商人才，通过人才的带动实现电商扶贫的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利用“互联网+”开展教育扶贫，实施扶贫人才的开发和技能培训，推动扶贫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不仅可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技能训练和脱贫技术，还可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状态。四是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扶贫，可以有效地调动各类社会资本投身于精准扶贫事业，优化资本机构、盘活资本存量、促进资本流动，推动扶贫由“大水漫灌式”向“精准滴灌式”转变。五是利用“互联网+”开展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在通过云技术检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适度开发已有产业资源，调整产业规模，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扶贫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18]。

3.资源整合的技术

相较于其他专业而言，社会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链接资源和促进多方合作。我国著名的社会工作专家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先生经常被称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社会性，也就是强调通过利用社会的资源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在当代社会，贫困群体缺乏的有可能是生活资源、经济资源，也有可能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社会资源，更有可能是获取资源的机会，比如就业机会、教育机会以及表达机会等。所有这些要素，都可以通称为资源。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掌握资源整合技术，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的挖掘。很多贫困地区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产业资源和历史资源等，因此可以通过社区资源分析、社区地图、社区寻宝以及社区大调查等多种方式，带动贫困群体去重新认识和挖掘这些资源。二是资源的利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贫困群体挖掘其自身的生活习俗、衣食住行、语言文化中所蕴含的特色，然后通过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将这些特色资源演绎出来。三是资源的共享和整合。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更强烈的社会营销、社会宣传、项目运作以及综合协调的意识和技巧，促进贫困群体与大众媒体、政府组织、商业机构以及民间组织合作，共同促进贫困地区的社会救助、产业转型、经济合作服务，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四是资源的流通。社会工作者在扶贫过程中应注重社区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积极流通，注重培育、建立、梳理和激活社会关系网络，拉动和整合全方位的资源，帮助贫困人口精准脱贫。五是与政府合作。社会工作资源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申请政府的项目支持，另外则是要寻求各类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将正式资源系统与非正式资源系统连接起来，解决贫困群体的生活困难，帮助其建立长效的资源获取机制，为贫困人口的脱贫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19]。

4.评估跟进的技术

在扶贫帮困的工作中，社会工作要确保服务的成效，就必须建立反馈跟踪机制。这不仅可以有效地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本管理、进度管理、品质管理和士气管理，更有利于精准地了解贫困群体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适时开展持续性的扶贫跟踪和成效加固。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跟进评估的能力。在精准扶贫的最后阶段，社会工作团队需要通过邀请专家或独立第三方，以贫困群体及相关利益人为对象，运用综合定量和定性评估、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的技术，对精准扶贫的投入、活动、参与、服务等过程以及产出、成效、问题解决和满意度等结果进行综合评估，通过衡量成效、寻找偏差、分析问题、改进方案的过程，最终提出增进扶贫成效的实务层面(技术、模式、过程及其他)、场境层面、专业建设层面的对策和建议[20]。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针对脱贫后返贫的现象进行跟进服务，了解贫困对象在结案后的情况，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跟进服务的实施方案根据具体的扶贫实践而与所不同，既可以通过电话跟进、实地走访、个案辅导、小组转介等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资源链接、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等方式进行。

三、我国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的培育策略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能因为其自身的专业教育不足、实践能力欠缺、技能训练不够等内在的原因，也有可能因为政策支持不够、文化差异等外在的原因，最终导致其核心能力未能体现出来，扶贫服务的成效也不明显。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系统化的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的培育策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专业教育培养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专业教育是培养从事适应某一领域或特定工作环境的知识实务型人才的有效方法。通过专业教育培养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能力，不仅可以促进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还可以提升社会工作专业的水准，并探索大规模服务于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创新精准扶贫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方案。高校可以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攻坚的重大战略，在本科或硕士层面设立扶贫社会工作的专业方向，引导科学研究向精准扶贫领域发展，探索切实有效的扶贫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方法与技术。二是更新扶贫社会工作理论与课程。高校可以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完善课程计划，围绕农村发展和经济建设来开设相应的学科方向性选修课程，鼓励跨学科从事精准扶贫的研究以及实践，推动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三是为专业学生搭建实习平台与提供实训机会。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在“三区”建立扶贫社会工作服务的示范教育与实训基地，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从知识传授的源头上与实践对接，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学到的理论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技能，输送一批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21]。

(二)通过继续教育提升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对已具有一定教育背景并已在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各类人员进行的再教育活动，将培训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不同于系统的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强调的是提升能力的运用性、实践性和成效性。首先，是在职培训。可以通过在职培训为政府扶贫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等非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办短期培训班或系列讲座，邀请一线扶贫社会工作者举办反贫困社会工作研讨会，会诊反贫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并寻找更适宜的解决方法。可以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对于本地的驻村干部、乡村教师、大学生村官等素质相对较高的群体进行社会工作培训。其次，是专业督导。通过聘请资深农村社会工作专家和专业人才，定期和持续地监督、指导，传授专业服务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增进精准扶贫人员的专业技术，进而促进他们自身的成长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服务质量以及扶贫效果。再次，是网络教育。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优势，一方面通过远程网络教育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内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农业推广专业、农村发展专业以及扶贫开发专业课程的学习，通过互联网教学掌握最新的农村扶贫开发和社区发展的知识、方法和技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积极向国际、国内扶贫开发的相关机构和网站学习，借鉴最新的扶贫开发经验和技术。最后，是行动反思研究。社会工作者参与精准扶贫，既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调查，更是一种研究。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不仅要通过身体力行的服务促进贫困群体的发展，更要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了解贫困群体的相关认知、态度和需求，还要在服务中不断反思服务的成效和改进的空间，通过“在服务中反思”“与服务对象一起反思”“在反思中服务”等模式，最终与贫困群体一起促进扶贫的精准度和精准性[22]。

(三)通过实务拓展强化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扶贫开发者会不断遇见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系统化地提升自我能力，强化个体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相应的工作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拓宽服务渠道。社会工作者在扶贫实务中，需要结合不同发展方向去开展不同的服务内容，融合各领域在农村开发中的切入点，同时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拓宽扶贫建设的服务工作，确保实现更好的、可持续性的扶贫效果。二是在实务中总结提炼经验。社会工作者在扶贫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解决应对措施和一些经典问题，应当有所记录，要注重提炼和总结当地扶贫工作的主要特色、先进经验和做法，及时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尤其要不断通过行动反思提炼出适合自身的扶贫发展策略。三是在实务中探索有效模式。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因此需要有较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有效的协作平台，总体达成“主体多元，总体平等”的局面。多方鼓励、组织各种社会力量——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大学和科研机构、乡贤等成为社会工作的后备军[23]。四是在实务中建构本土化理论。目前，对于扶贫开发中仍然存在诸如扶贫对象不太准、扶贫效果持续性不太强等问题，更多需要借鉴管理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经验，结合自身服务经验，总结构建出适合自身的本土化扶贫理论[24]。

(四)通过政策引导巩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从国际范围来看，政府是扶贫的第一部门，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配置，也更能够敏感于贫困群体所面临的制度限制。通过社会政策增进和巩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农村社工服务中心(站)。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培养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要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站)作为平台和载体。在镇、村两级建立中心、站的两级联动机制，即在乡镇一级建立规模较大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行政村或自然村一级建立规模较小的社会工作服务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统筹和协调本乡镇范围的服务站工作，工作人员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非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构成[25]。二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大力提升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地位，增强其对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认同感，同时制定鼓励措施，给予激励政策，吸引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毕业生和本土大学生返乡建设。当地政府应协助整合农业、科技、教育、医疗等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资源，鼓励这些部门及单位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从工”参与精准扶贫。同时，吸收乡村退休干部、乡村教师和医生等为“义工”(志愿者)，从而建立起“社工为主、从工为辅、义工为补”的社会工作者全梯队人才结构。三是颁布社会优惠政策。借助制度政策的导向功能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和项目等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流动。首先，可以加大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社会工作者更有利地进入扶贫工作；其次，优化顶层设计，形成多元协作，出台相应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对口支援贫困县乡，凝结企业家的力量，发展贫困地区区域经济。四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依靠中央政策文件支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保障参与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等。可以实施以中央、省级政府为主，市、县级政府为辅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建设的经费投入机制。在经费统筹分配上要根据各贫困地区的财政经济现状、脱贫任务轻重作出差异性安排，同时鼓励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扶贫工作，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更加有效地提升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的功能，为社会工作者介入精准扶贫搭建良好的服务平台和广阔的施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