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份无所谓的，人与人之间那份内心的尊重才重要。你们魏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很看重情谊的人。情怀比理性更重要，因为逻辑是建立在片面前提上的推理，片面的逻辑前提，即便经由正确的逻辑推导，结论也不正确，因此，情怀是一种更高的理性，也是一种更高的人性。魏老师能带领你们走向更高的理性和更高的人性！
——欧阳辉煌
我没有有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理性”的概念。我想说的是，理性更和逻辑相关，但真正的人性沉淀在情怀里，而情怀是超越理性的。哲学的进步和根基在于“回返理性之源”的人性，建立更高远的理性、情怀和人性。理性、情怀和人性都是共同进步的。
——欧阳辉煌
儒家坚信德性可以学到，德性的最高范例圣人可以获致，这种信念对于中国有教养的精英和普通百姓都是鼓舞人心的资源。的确，中国文化的明确特征即是相信人具有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能力。现代和古代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卑微之人也可以成为仁的典范，由此可以预期在德性的神殿中拥有神一般的位置。
——杜维明：《道 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30。
自秦汉专制帝国形成后，法律体例及实施中，贯穿的仍然是儒家的重道德、重孝慈、重人情（所谓“合情合理”）的基本精神及教义，即所谓“援礼入法，融法于俗”的礼法传统。今后中国法律一方面应现代化，与建筑在现代经济（大工业、近代财产关系等）基础上的社会性道德相衔接吻合；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的宗教性道德能否仍然起某种范导作用，即转化性地创造出前述中国式的“商谈伦理”、“人际和谐”，便是值得重视的重要课题。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11，页360。
弁言
摆上面前的这个文本，是我应树成、海华及同学们之邀请，于2019年新年来临之际所作的一个关于《论语》读法的讲词。因讲演完后，正值寒假及年关时节，心想讲座的文字稿大约要许久才能整理出来。令我殊为感动的是，在树成及海华的悉心安排之下，大年刚刚过去，树成就来信告诉我说文字稿已整理出来，希望我作校阅。看着面前的文字稿，我能看出树成、海华及同学们的辛勤劳作，我几乎可以不用作什么修改了，在此特别对树成、海华及参与文字整理的同学们表达我的深深谢意！
本打算利用校阅的机会再对《论语》作深度体会，对古往今来的关于《论语》的讨论进行较全面的阅读，但看来短期是无法完成的了。这里既有浅层的因由，更有深层的缘故。就浅层的因由论，两千多年来人们关于《论语》的解读实在太多了，很难一下子阅读遍。就深层的缘故论，阅读《论语》并不仅仅是字句的理解，甚至不是象国学家们那样去弘扬传统文化，其中更隐含着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建构现代中国文明的重大论题。正因此，所以就将这个讲演文本作为一份思想备忘而存之，甚至十分口语化的言说也一仍其旧了。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好兄弟欧阳辉煌先生。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们因为共同师从于我国两位著名哲学教授杨祖陶先生与邓晓芒先生之缘而相识相知，常在一起藏否人间事，几乎无话不谈。可惜的是，辉煌学弟后来与时相推移，慨然弃学从商，遂使中国思想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思想家，此乃我心中常感寂寞且引以为憾事者也。真要感谢当今互联网，就在我们的讲座即将举行的前几日，我竟然在微信上看到了辉煌学弟！欣喜之余，我除了邀请辉煌学弟加入同学们的微信圈之外，还连忙邀请辉煌学弟莅临邕城相见，惜辉煌学弟有事需赴泸上而未能入愿。不过，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辉煌学弟虽然身不在学界，但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思辨能力，他在微信圈里和同学们的讨论中，写下了两段精粹的话语，我读之喜不自禁，当时就决定将他这两段语作为本讲演文字稿的引辞。除了辉煌学弟对我的嘉许之外，他思想的深邃与文字的通达，让我内心无比激动！特在此感谢辉煌学弟，并期待辉煌学弟永葆睿智的头脑，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一个处在伟大转折关头的国家与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
——魏敦友，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学办公室，2010－03－02
引言
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在2019年来临之际，我们缘点学园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来读一下《论语》。我想这对我自己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刚才兰琦说她没准备，我说我也没准备——其实我最近还是准备了不少的，但思路还是觉得没有理得很清楚。海华她们建议形成一个约定，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学术讲座。不过我有时候比较散漫，觉得有灵感和想法就讲，没有就不讲。但她们说不行，认为仪式还是很重要的。最近十多天，我也反复地读了很多文献，把原来读的文献反复地读，慢慢地领悟到仪式是挺重要的。我也反复说过：“有好学生才会有好老师，一个好老师是一大批好学生培养出来的。”好像这句话已经被全国很多朋友接受了。我读了《论语》之后，也感觉到，像孔子这样一个好老师，也是得益于一大批像子路、颜渊、子贡这些好学生。没有子路和颜渊这些好学生的话，孔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孔子也就不成其为孔子了。今天我带了很多书过来，特别带了语言学家石毓智老师的一本书，题目叫《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借此来印证我刚才所说。我等会儿，除了讲这本书，带来的其他每本书我都会讲到。
我今天也是挺感动的！临出家门你们的熊老师还对我说你这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对同学们表示感谢，我说已经感谢过很多次了。但是我通过《论语》之中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交往，愈发验证了我这样一种判断：的的确确，一个好老师是由一大批好学生培养出来的。当然我没办法跟孔子相比，但是我想，俏萍、吕勇、树成、龙增他们，涛勇、孝飞、海华、文可他们，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年的子路、颜渊、子贡他们。所以我也要继续努力，怎么让自己做得更好，让自己内在的光芒充分地绽放出来，我想这是我们人生意义之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阳光和阴暗的合体，就像君子和小人在我们身上同时表现出来一样。但是我们要更加把君子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的朋友们，呈现给这个社会，我想这个社会才更加有希望；如果说大家都把阴暗的一面呈现出来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愈发的黯淡了。
其实今天讲什么，刚才我不是说海华她们说每两个月一定要讲一次吗？最近这段时间我基本上认同了这样一个主张。以后除了我自己讲之外，我们同学们也要来讲；或者我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讲，把我们的缘点学园——我心里想的话，在南中国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真正办成一个像当年柏拉图雅典学园那样，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之中做出它自己的贡献。其实这一次我到重庆见到海华的时候，对于今天要不要如期讲我是心存犹豫的，但海华跟我说还是建议要讲，而且经她们商量后定在12号。我说12号桂林那边还有个会呢，怎么办？其实心里是有点想逃避的意思，因为还没准备好讲什么。当时我有一个念想，我想讲《人性的限度》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如人工智能，如生物技术，对我们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前不久，大家都知道的南方科技大学一位青年科学家基因编辑婴儿的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引起了整个人类的震惊，就是在伦理、法律诸方面可能都挑战了我们人类的底线。它使我们人类的存和亡不再是一个理论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实践的事情。所以前不久在我到重庆的时候，就想今天来讲“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生物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可能的前景”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类以我们当下这样一个人种的方式，或者从猿到人这样一个人进化方式，特别是在自然方面，他能否继续下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或者说“基因人”会不会取代我们人类？如果假定基因人和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当下的人类的话，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对不对？我当时本来想这次就讲这个话题。为此，我回到南宁后也看了很多有关文献，也看到很多人的讨论。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这个问题要讲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哲学家尼采认为，人只是一个过渡，只是一个桥梁，这个社会要迎来“超人”，人类正在走向没落。的的确确，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革命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似乎看见了人类正在走向他的末路。如果是这样，我们人文建构的这样一个基础——人性本身，就坍塌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这是人性的限度。就是说，从猿到人，再从人到“超人”，真的进入到“超人”阶段的话，那么人性这样一个人的段落就走过了、远去了。或者像赫拉利在他的《未来简史》里面所说到的“神人”的出现，就把我们人类超越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类”，他可能就失去了他在当下我们几千年来所讲的“万物的灵长”这样一种地位。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原来想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人性的限度，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太复杂，似乎也太前沿，是不是也太高端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放到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讲。咱们迎新的时候，还是要在我们人性的范围之内，来讲一讲我们的人文建设、我们的人文秩序。
在我们百万多年来，我们在从猿到人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在人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怎么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刚才兰琦所说 “以后会变得更好”，这给我们信心了，是吧！向秦说“不要失望，我们要有自己的精彩”，对不对？这都是人文方面的。我看罗丹说“要不改其乐，不要做堕者”，这也挺好。还有铭泽说“要学习更多”，梦阳说“要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些都是在人性的范围之内来做事情。我想这样一些从你们口里自然流露出来的话语，它应该有其久远的一个渊源，我们可以把渊源追溯到《论语》这里来。所以我后来跟海华说：“我们这次就干脆讲一次《论语》吧！”
为什么要讲《论语》？其实最近很多年来我经常读两本书，一本书就是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我想这次可能大家也读到了，是吧？《论语今读》是李泽厚先生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写的一本书，他认为是“草稿”的性质，其实是用他自己的思想来对《论语》进行阐释。那么我认为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理解的比他要更高、更远。但是他对《论语》的这样一种解读，我觉得接通了我们连通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这样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我们读他这本书会有震撼性的影响，感觉到《论语》这样一部著作——虽然说产生在2000多年前——它的意义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深挖和阐发。那么另外一本书是我经常拿在手边读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书有好多个版本，其中很重要的是《论语集注》。我经常读这本书，包括出差的时候，或者在路上的时候也经常拿着翻一翻。所以有时候，我会把读书过程中想到的一些话写在书的上面，你们看，这些字都是我很多年前写到书上的。反复读了《论语集注》后，我想写篇文章叫《从理到法——解读论语的范式转换》，《〈论语〉的两种读法——朱熹与李泽厚比勘》，但一直没有写出来，不过我有些思想已经表达出来了，还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比如说，张建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批评我的文章或者商榷性的文章，说从理到法的转换，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或者“转化性创造”这样一些话题里面所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所以你们看，围绕朱熹如何读《论语》、李泽厚如何读《论语》、《论语》的深度等问题我在书上也记下过很多不同时间段的一些想法，我的思想也一直在变化。你们看我在这个书上都写了很多题目，但是一直没有把它完整地写出来。后来我就跟海华说，干脆我们这次讲座就讲《论语》，把我自己心中的一些困惑和我自己已经理解到的东西讲出来，跟大家交流，我想可能也有一些好处。海华说那挺好。所以我就基本上定了这样一个题目。我当时所说 “《论语》的两种读法”，无非就是朱熹怎么读《论语》，李泽厚怎么读《论语》，对不对？朱熹开启的又是一个什么时代？朱熹那个时代结束了吗？李泽厚这个时代开启了吗？李泽厚开启的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样想的时候，这些思路就慢慢地打开了。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论语》，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今天来读《论语》只是理解其中的一些文句，以为所谓当下国学热的附庸。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今天讲的不是《论语》本身，我是讲《论语》的读法，是想讲我们从《论语》里面会读出什么东西来，会读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来？当然，虽然我们今天重在讲《论语》的读法，但也要对《论语》有所了解，对不对？你们武汉的田俊阿姨前段时间在微信里面还跟我说呢，为了配合我们今天的讲座，她最近天天在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我当时挺感动，也挺羞愧。我说这一段时间《论语今读》我读了有好多遍了，但还不满意，昨天又读到了快凌晨两点钟。今天早上6点多又起来专门把朱熹的《论语集注》拿出来，我要看它里面有多少个“理”。我刚才一边听大家讲，一边也统计了一下，在朱熹的《论语集注》里面直接点到“理”这个词的有49处，还有些地方朱熹用的是“天理”。当然，我们读朱熹不仅仅是读他的《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也还包括要读他的其他书，我等一会要讲到的。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论语》的两种读法”，还有一些其他考虑。一方面，我想这跟我们的国家大势有关系，是吧？我们今天依然处在文化的一个转型、或者我说的“转进”这样一个关头，我们中国的古典的、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成一个现代文明，这依然是摆在我们在座或者我们整个现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件非常宏大事业。新文化运动进展到了今天好像有些回潮的趋势，对不对？所以新文化运动怎么往前推进，或者我们新文化运动能结出什么样的思想果实、能建构出什么样的现代的思想体系，这依然是摆在我们中国学人面前的一项思想事业。所以我想读《论语》有它的现实意义，也有它的理论意义，也有它的实践意义，当然也可以说有我们的个人意义，是吧？刚才文可说《论语》是教人怎么做人，是不是？当然“怎么做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它放进一个历史的场景的话，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做人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要讲讲时空的转换，以及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些基本任务，这就是我想讲《论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刚才沈妈妈还说到，我们今天应该有三代人坐在这了，对不对？沈妈妈属于上一代，年纪比较长；我算一代，大家算第三代人。我们济济一堂在这里讨论《论语》，我们共同地面对这样一个文本，实际上我们也要讨论我们生活秩序建构的一个基本的经历在里面。但是像我今天的话，我现在算是中间的第二代人，其实每个人的生长跟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想说，我们处在不同阶段，各种经历不同，虽然是读同一个文本，但对它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比如说，我从一个乡下孩子，慢慢到了今天，那我的下一代(玄子)到英国伦敦了，她的世界比我的更大，感受和思考到的东西也必定会很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借助《论语》，把我的世界解释出来，或者把它再现出来，或者把它呈现出来，也许这也有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我当时是一个乡下孩子，我在江汉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成长，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我想当时我看到的那个世界，一方面是辽阔的天空，一方面是非常非常平坦的大陆，就是说我没有见过高出一米的坡，非常非常平，无垠无尽。我看着这个世界，觉得这个世界无限的大。我后来也经常在课堂上讲，我说小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无穷的大，长大了之后觉得这个世界很小，它的确是很小的，对不对？现在人动不动就谈银河系，谈整个宇宙，属于我们的世界小的很，对不对？现在回头去看，你想我当时生活的地方多小啊，但是当时小时候觉得那个世界很大。我想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可能大家都没有、也想象不出我的答案。这个世界大，是因为自己的腿短，因为我们的腿很短啊！我们小时候腿很短啊，要靠走才能够跟这个世界接触，才能看到这个世界，对不对？因为腿很短，人也小，那时候才一米以下，要走远那是很难的，走一里路就觉得很远了，对不对？所以说，那是我小时候看世界，感觉世界很大。好了，转折的时刻来临了，那就是一九八一年的九月，当时是因为读书还不错，我们当时可能有两三百个同学吧，其中有四个人后来考到县城去了，我是其中四个同学之一。所以这是一次转机，这次转机呢，跟《论语》有关系。当然，发现这个关系这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为避免忘记，我昨天读书时还在书上写了一段话：“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乡下到县城中学去念书，这一年我十六岁”。一九八一年，对，当时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我们镇上的党委书记，这个同学也要跟我一起到县城去读书。当时我就想，县城好远啊！县城是非常远的，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走过几个村子，到隔壁村子都很少去，你想县城啊一百多里地，真是好远。那一百多里地你靠一个小短腿走的话，要走很久很久的。但因为他爸爸是党委书记，就派车送我们四个同学到县城。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中自然欣喜无比，禁不住四处张望，顿觉满眼新奇，沿途经过多个乡镇。比如说，从我那个村所在的镇开始走，这个镇今天叫陈场镇，沿途经过的有通海口镇、沔城镇、有郭河镇、有张沟镇，这些镇或是以姓氏来命名，或者以港口来命名，心中都是能解。但是呢，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镇名，那个镇叫什么名字啊？新里仁口镇。嗯？我当时傻眼了，叫新里仁口镇，心中大惑不解，又不好意思问人，当时怕人家说你这都不懂啊？但是后来到学校后也问人了，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再后来也不断询之于人，却无人能告诉我。故此困惑长存于心中，不得解。多年之后，来到了北京读大学，当读到《论语》第四篇《里仁篇》的时候，我当时就惊呆了，第四篇啊叫《里仁篇》，第四篇的第一节叫“里仁为美”是吗？哦！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眼前一亮。哦！原来很多年前啊，当时我十六岁的时候，到县城读书的时候，经过的这样一个镇，它其中就牵扯到这“里仁”两个字。我当时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怎么豁然开朗了呢？这个地方虽然叫新里仁口镇，那必然有一个里仁口镇，就像纽约，Newyork，它是什么？是新york，我说这个地方新里仁口镇，它原来肯定有一个里仁口镇。可以回想，因为人类早期都是靠水运的，所以港口非常重要，我就想象啊，这个里仁口镇命名的逻辑极可能是：首先，是这个地方有水运，它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因为水运，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聚集在这里，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集镇。有了集镇，有了“实”，那还要有什么呢？要有“名”啊！那么谁来给这个镇命名呢？命一个什么样的名？我推断啊，当然这是我胡思乱想的，估计当时有一位读书人，熟悉《论语》。当时有一位领导，甚至就是镇领导，去问这位先生，我们这个地方命一个什么镇名为好呢？当时，这位读书人读《论语》正好读到第四篇《里仁篇》，所以就干脆建议改为里仁镇。当然，“里仁”这个词它有两种解释， “里”有作动词用的，有作名词用的。作动词用时，就是“处”、“居”的意思，居住的“居”。但是我更倾向于作名词，“里”就是邻里嘛，对不对，指邻里关系。不论动词也好，名词也好，其实它意思差不多，“里仁为美”就是说邻里相互和睦，仁爱关爱，这就是好的。里仁为美嘛，所以我想的话，当时这样一个小小的镇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命名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回想到北师大，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从小乡下到县城里，路过的这一个镇，叫新里仁口镇，或者叫里仁镇吧，心中觉得这无限的美好。我后来想到，原来这一次是我跟《论语》已经有几乎相撞的时刻，但是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又过了很多年，大概是二零一四年吧，也就是四五年前吧，大概十一月份，我们民进的诸同志，到贵阳去考察大数据的建设。我们都知道贵阳，是一个大数据中心吧，期间也到遵义去参观，到了晚上呢，朋友们都去打牌了。他们也要我去，但我不想去。我就躺在床上，开始胡思乱想，突然想到：遵义，它为什么叫遵义呢？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词，“义”嘛，对不对？“遵义”意思是什么啊？这个字面意思就是遵守道义，对不对？我猛然想到，哦，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它的取名肯定有它的一些奥妙之处，只是这些历史的背景沉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已不为我们所知。当然我们可能会从考察这个地方的自然这样的角度去了解它，其实有些流失的东西也是考察不出来了的。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试图还原它的面目。难道这个遵义的“义”不也是我们《论语》里面一个很核心的词汇吗？对不对？后来我猛然想到，哦，“义”，遵义，这个地名应改是有其深意的。那还有其他的地名呢，也都带着《论语》的印记呢？“仁”“义”“礼”“智”“信”五德嘛，对不对啊！除了“义”，然后还有“仁”，你看，这里马上就有一个地方叫铜仁；“信”呢？“信”好像没有。但是你看我当年读大学，从武汉到北京读大学，第一站就是信阳，信阳的“信”在里头对不对？仁义礼，还有“礼”呢，还有“智”呢？我想很多地方通过它们的名字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我们这里说的儒家文化的印记了，是吧。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除了地名，我突然想到，想到我们的人名，包括在座的各位的名字，你们想一想，你们的名字肯定其中必有“蹊跷”，有文化的烙印在其中，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啊，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两次个人和《论语》亲密交往的一个时刻吧，特别是“里仁”，让我非常震惊，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哦，我们的《论语》已经深深地融在了我们中华大地这块土地上，包括我们这群人之中，我们就这这样带着我们文化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面生成、发展、不断地向前。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论语》有这么一种内在的感觉。这是我讲的两次有关《论语》的切身的体会。
那么另外一个我有关《论语》的体会呢，是我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的事。北师大有一个老教授——周桂钿老师，是一九四二年出生的，比在座的沈妈妈小四岁。这个周老师今年也有七十七岁了。哦，他是四三年出生的，今年七十六岁，也是高寿了。那么当年我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和另外一个朋友——寿江（寿江他和我说他是现在中国期货第一人）——常伺周桂钿教授左右。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是中西哲学比较，所以要对中西文化有所了解，其实最后也没什么了解，为此我还是很遗憾的。当时周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这一代人，遭逢国家巨变，儿时没有好的学习环境，虽然后来有幸走入了大学，进入到学术的殿堂，但是深感幼时读书少，但又无可奈何，唯有勤，以勤补拙为念，孜孜努力。这是周老师当时讲的，我心里想周老师这样厉害的人都是这样，那我这代人更加如此。周老师都这样来描述自己，那我想我自己岂不是更惨，我回视我自己小时候都读了些什么书啊！我不是有一次严厉批评我们小时候的中小学教育吗？这种教育把我们中华文化给斩断了。五四文化运动也一样，它有它的贡献，但是它斩断了我们的古典文明啊，使得我们古典文明的流水完全被斩断了，污染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正本清源，来重新回到原点。回到原点，这是一次勇敢的文化行动，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周老师的那番话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周老师这一代人，当然，还有前面的五四一代人，一直到我们，经常深感精神上的苦痛。我最近也在读《南渡北归》，因为《南渡北归》我又同时买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对里面陈寅恪教授讲的一段话也深感认同，陈寅恪教授说，当然他主要是在挽王国维先生时所讲的，他说当时代发生变局之时，这一代为文化所化的人他们是最感痛苦的，所以王国维先生为什么在颐和园跳湖自杀啊，实际上他是文化的悲剧，而不像那些世俗恶人所说到的一些传闻，像一些什么欠钱就不想还啊，或者是赌博赌输了之类的。陈寅恪先生说，因为我们整个文化大变局，所以你原先在那种文化里面熏染而成的那种人物，他们所秉持的世界观，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亦是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事物，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和新的事物共存，最后必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文化断裂，这就是在断裂之处我们所听到的一个悲哀的哭声吧。我自己有时候也深感苦痛。当我读林毓生先生的著作的时候，我读到一段话，说“那些敏感的智者一定会在文化的最前沿之处感到苦痛。”我想我们在座的，如果对文化有感觉的，依然也是这样。包括玄子刚才在节目表演中讲到的那些最前沿的一些新生事物对我们社会的冲击，包括我讲到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对我们人类的冲击，可能会颠覆我们习以为常、认知为永恒真理的那些规则，包括道德、法律、人情世故、亲情，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就是我们怎么来建立我们的现代文明。
“五四文化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多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从1919年到2019年，今年刚好是100年。前几天我还在网上买了我的老师邓晓芒教授出的一本新书《批判与启蒙》。邓老师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我在他的笔下看到的还是一种18、19世纪的那种乐观主义的思想。但在我心中回荡着的，我觉得，是一种忧思。对人世，我比邓老师要更加充满忧思。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回归古典，看看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创造的《论语》为我们的世界贡献了什么？我们今天能否从这里得到新的教义？我想这也是一个在“五四运动”百年到来之际，来心平气和地做一次文化上的“考古”吧。我们今天不仅是读《论语》，更重要的是通过《论语》对我们人性的认识，对我们人文世界秩序建构的基本原理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体悟。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回应百年“新文化运动”。
我下面准备讲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论语》：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及经学时代的建构，主要讲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以及经学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第二个话题是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理学解读，主要讲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的《论语》解读。第三个话题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能否开启一个法学新时代。我这里也想回应一下张建，我在这个地方长期思考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无论5000年也好3000年也好，它的转进过程和发展阶段盘根错节，我们能否在宏观层面对这样一个3000年的文明史做一个精神的梳理或者说谱系的追寻，也有一种精神的考古和反思的意思在里面。我依着这三个话题来讲一讲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让我们对《论语》在我们中国历史的时空之中所居的地位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这些是我自己的一些体悟，不是学术层面的说法。去年八月份在酒泉开会的时候，晚上主办方宴请我们，当时谢晖教授介绍我的时候说道：“敦友教授创立的新道统法哲学理论很有影响，他在历史学界的影响更大。”我当时听着很吃惊，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个话，因为谢晖教授他游历很广，文史哲方面的人他都认识，可能有历史学家跟他说到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的确，我的理解跟中国其他人是不同的。其实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很简单，我认为中国历史是以道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观和文化母体，在它延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学时代的展开，第二个是理学时代的展开，第三个即我们当下是法学时代的展开。我没有像吕思勉先生、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那样去解读中国。冯友兰先生讲得较为简单，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把中国秦汉以后的时代都归为经学时代，这就太粗糙，我的观点则更精细一些。当然也有更精细的，比如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有七个时代：子学、两汉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学，再到今天的心学。我把他们的思想加以综合、提升，再灌注于精神的成长、人性的成长这一哲学的内在逻辑，再加以提炼、整合，形成了我的“中国四阶段说”即道论创生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和当下的法学时代。我今天讲《论语》也是试图按我这样一个思想架构来理解《论语》在中国历史展开的基本逻辑。
我们知道“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灰色的理论来到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时候也会变得有内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论语》就是让灰色的理论来触摸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是偶然性的，理论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两者要紧密的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生活。我今天在这里讲，可能换了其他人也能讲，我是偶然的，但讲到内容具有必然性。下面我按这个思路依次展开，我尽量用感性的语言和人物来展示我的思想，下面我来讲第一个话题。
一、《论语》：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及经学时代
孔子的形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主要是在解构的过程之中。两千多年以来孔子一直被当作圣人，但“新文化运动”就是批孔了，所以孔子形象被污名化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我们今天讲孔子，他有很多形象，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孔孟一样。但是孔子从圣人解构到普通人，就要回到历史，回到《论语》，回到先秦时代，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回到两千五百年前意味着什么呢？这里要做一个比较文化史的对比，什么叫比较文化史呢？我们今天有能力放眼当时地球的人类文明，这是孔子当时看不到的。当时与孔子同时的，有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恒河的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这四大文明对人类影响是深远的。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叫雅思贝尔斯，他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他提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轴心时代”。他认为人类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我们都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9年，正好位于这个时间段，其他包括苏格拉底、佛陀、《圣经》的创始人也都在这个时间段落，所以当雅思贝尔斯这个哲学家以一种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很惊讶地发现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近800年的时间里，不同的民族都创造了它独特的思维模式、语汇体系、方式方法，或者说独特的世界观，而这些世界观对此后的历史影响深远。所以我们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轴心时代，我们今天引用雅思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观念来看待孔子的时候他就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我们就能看到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是不一样的，当然孔子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从思想的高空降落到现实中来看看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是如何来创造中华文明的基本范式的，这是我们的基本理解。
我刚刚讲到孔子从圣人跌落到一个历史人物，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创造的一个契机。最近若干年有一个阅读《论语》的热潮，所以很多人对《论语》有不同的读法，当然一直都存在不同的读法，比如我喜爱的钱穆先生对孔子以圣人称之，可以说是无限的崇敬；比如李泽厚就没有那么崇敬；但是也有一些让人觉得很不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李零教授，他主要是研究古文字、古文献的，他写了一本书叫《丧家狗——我读<论语>》，大家一看上去就很惊讶，我买了这本书来看，是不是对孔子极尽污名化呢？不是，比如说，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这个书自序里面讲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讲得挺好，他说：“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且下面还有一句：“这才是真相。”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讲的都是假的，大家把孔子当成圣人了，的的确确我们都知道孔子在《论语》里面也有说，说自己像一个丧家之犬，所以呢李零教授说我不同意你们后面表彰孔子是圣人的这样一些胡言乱语，我认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当然，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是有谦虚的意思在里面，“圣与仁”我岂敢当啊，连仁者都当不上啊。但是后来，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孔子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石毓智教授在他写的《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中的这段话，我觉得讲得也挺好，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以前，人们是站在孔子的肩膀上瞟一眼他的弟子们，因此感受孔门弟子是渺小的、模糊的，他们仅仅是孔子伟大形象的陪衬。现在，我们换个位置来观察，站在这些弟子的中间来体验，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些弟子们一个个鲜活起来了，他们个性鲜明，有自己的思想，不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也是儒家思想的积极的参与者、创造者与宣传者。一句话，换位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群体，而不仅仅是圣人一个。”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其实也挺感动的，我在这个地方，写了一句：“圣人也是学生培养出来的，一个好老师是由一大批好学生培养出来的”。所以石毓智的《非常师生》写得很有趣，他当然有一种调侃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这篇还有一段话，我觉得也写得很好，他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以及弟子之间的切磋琢磨辩驳诘难，在孔子去世之后，在弟子守墓三年星散之后，也随即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温床。在孔门弟子的问答往还里，包含着一个圣人和一帮大人们对于人、人生、人性、道德和社会的理解和体悟，这些都成了我们现实思考的永恒出发点，成为我们人生感悟的千年印证。正是在对他们的关注和解读、阐释里，我们开创自己的时代，开始自己的人生，开始自己的理解世界之旅。”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但是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激荡着后来的人们，包括当下，我们依然要思考人性，思考人性到底能绽放出什么样的花朵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读《论语》，实际上是在读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实际上只成了一个符号而已，我们今天还在思考人文问题，我原来是想讲我们的人文思考的世界是不是终结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将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我们如果在这一点往后退的话，我们依然要研究人文，要研究中国的智者们对人文的研究达到了何等的水平，达到了何种样子的精彩，就像刚才向秦所说到的，要有自己的精彩，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精彩，实际上我们的文明、历史也要有自己的精彩，我们的历史时刻因为特定的环境、时空而产生自己的精彩。所以我想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留下的这样一部《论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空里，为什么经久不衰啊？在不同的时代里面被人们所研读，且研读出不同的内容来，我想实际上这就是人类本身，人文本身。我们人文它是跟天文相对的，如果大家读过《易经》的话。《易经》我也读了一下，但我感觉就是门外汉。《易经》的第二十二卦是《贲卦》，《贲卦》里边的《彖传》我觉得写的很好，我觉得它能够表达对人文的理解。什么是文明，它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人文”和“文明”是不一样的，它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这个地方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可能知道，比如我们小时候读过《古文观止》，“止”这个词在我们中国经常用，比如说，止于至善，止是什么意思？就是最高境界。文明以止，我想就是文明达到的最高境界。人文可以说是一种文明，但是它是一种文明的理想状态，我们要用这样的理想状态来涵射我们现实社会，让我们的人类社会变得美好，我想这就是人文的意思。所以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探讨的人文的世界——实际上我个人所体会到的——是要去理解一个好的、善的、美的人文世界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刚才文可说，整个《论语》都是讨论怎么做人，对不对？那怎么做人，做一个好人的话就有一个好的社会，就有一个好的人文世界，所以整个《论语》我的理解是，它是面对一个人文世界，然后去思考人文秩序建构的基本原理，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对《论语》的理解。但是《论语》对人文世界的理解，当然也不宜评价过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开一次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发言，把中国文明区分为四个阶段：道论创生，经学时代，理学时代和法学时代，我同时用人的成长来比较，道论创生的时代就是我们人类的儿童时期，经学时代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理学时代就是我们的青年时代，法学时代就是我们的壮年时代。我用人的成长来对这四个时代加以比较，当时复旦大学有个老师，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了，他说今天我们会议最雷人的就是魏老师讲到的，他居然说孔子竟然是我们中国儿童时代的思想家。我今天依然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一个儿童所看到的世界啊，跟一个少年、青年、壮年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贬低孔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赞美孔子，我们一个儿童看世界，他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看世界，满心欢喜，用好奇心看世界，他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天人合一的一个世界？我认为他所看到的世界，用我们今天的哲学话语来讲，那是一个本真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此后的人类生活都被污染了，所以我读《论语》的时候，我切身感觉到，孔子正是以一颗童心来看世界的，他所创造出或者提炼出的那些概念，比如说“仁”，比如说“勇”，比如说“宽”，比如说“慧”，很多很多，这些基本的词汇都深深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语汇之中。我们读《论语》，可能我们都感觉很惊讶，为什么2500多年前这些文献的很多语汇我们今天依然在用，我们大家随口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很多很多，所以说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当下日常的语言里面，我们只有通过精神的考古或者语言的考古才能知道这样的词汇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为我们所创造的，它们用一个童心来看这个世界，它们认为这样一个好的世界应该用这样的语序加以建构。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论语》，来了解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遭逢的那个时代，体会他们所追求的人文的理想，依然还是有很大的意义。这是我所讲的这一段。
下边我想具体讲一讲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真是如石毓智老师所说的“非常师生”。这里边有很多话讲得特别有意思，大家读着读着就觉得很有趣。比如说，石老师第一章讲了七个人，第一个人就是写子路，他写子路怎么写啊？他说，比圣人还要牛的人，就是管圣人的人，这个人就是子路。在所有的弟子之中，只有子路敢对孔子做的事不高兴，经常批评孔子，几次成功阻止孔子失足，挽救了孔子，避免他老人家晚节不保。写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经常想起张树成，他就干这事是吧？经常对我一些行动加以批评，我干了几件事情都没干成，就因为树成阻止了我。这个地方讲子路讲得很有趣。其实呢，《论语》里面子路的形象是很活跃的，是不是啊？这里面石老师讲了两件事情，主要是讲孔子。孔子他就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啊，就如我们普通人所讲的，他很想当官嘛。孔子他自己肯定讲，我并不是很想当官啊，我只是想把我的理想付诸实践。看到的不同，想的就不同，但是他孔子想当官这一点的话还是一样的，对不对？子路觉得想当官不错，但是你要跟好人在一起。这里面就讲了两件事情。两个叛臣也邀请孔子去给他们做官，孔子说，好，那可以。子路说，那不行，跟他们搞在一起的话，会搞得身败名裂啊，后来硬是不让孔子去，孔子也没有去，后来邀请孔子的一方很快就失败了嘛。在这一点上，的的确确是子路挽救了孔子，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子路他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一个人，是吧，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比如说他很暴躁。我们在读“侍坐”一章的时候，孔子说，你们老说平时没有人认可你们，不得志，那假定有机会了得志了，认可你们了，那怎么样？子路马上就出来说，如果让我管一个国家，那我很快就把它搞起来，把它搞好，让它秩序井然。孔子实际上总是对他很不客气，可能《论语》里边除了宰予之外孔子第二个最不客气的就是子路了，宰予昼寝，孔子很不客气，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就是在骂宰予，其实宰予也挺好的，是吧，十个贤人之一。子路啊，在石毓智老师的书里边被称为孔子的监督员，很有趣。其实孔子对子路也是很好的。我们都知道子路在卫国的一次战争中死掉了，其实孔子也预料到了，因为他言语总是很莽撞嘛，所以我们后边所讲到的，他不得其死，就是他不得好死吧。我们都知道子路后来去世后孔子很伤心，前一年颜渊去世了，第二年子路又去世了，之后过了一年孔子就去世了。关于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这里面讲的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石毓智老师的这本书：《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这个地方我是举了一个子路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跟颜渊的关系，当然他是最赞美颜渊的，他批评樊迟，批评冉有，批评宰予。讲的最多的是子贡，子贡是个实干家，在传承孔子的思想之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读起来都特别感动。这里面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到孔子去世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孔子他在去世之前，因为道不行，所以感到非常悲催，心有不甘，因为他的儿子孔鲤也去世了，颜渊也去世了，子路也去世了，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他有一天可能想子贡了，后来子贡来了。大家都知道，他跟子贡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子贡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这说明老师想他想好久了，对不对？孔子死后，弟子们都对老师执父母礼，服丧三年。石老师这段话也写得很感动，他说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岸边，弟子们都在心里为他服丧三年。《孟子》里面记载这么一个细节，说明此时子贡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确立，即弟子们服丧三年之后，整理好行装，要走时，一起来拜见子贡并给其行礼——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说明子贡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大家相对痛苦失声，孔子在时只有孔子才能享受弟子的揖礼。大家都走了，只有子贡在墓旁搭了一间小房子住下，一住又是三年，守墓总共六年，然后才离去。后面这一段话我读了特别感动，他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礼节，更是一种精神，感动了当时，更感动了后世。这一段这让我想起2006年的时候，我到山东大学法学院开会，那时候邓正来还健在，会开完了之后，大家就一起到曲阜去参拜孔子，其实也就是看看“三孔”：孔府、孔庙、孔林。那天人特别多，好像是周六还是周日，人特别多。后来我将那天的感受记在了《齐鲁粤广十三日行思录》里头。当时邓老师领着我们去参拜孔子之后回去了。第二天我本来要到广州去，但到了车站之后，突然觉得是不是还应再去“三孔”那边一下。接下来，周一我就一个人去，当时仿佛整个“三孔”就我一个人，我先到孔府转了一圈，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又到孔林转了一圈有点感觉了。因为当年祭祀孔子那些墓碑都在文革的时候被砸断了，我看见那些斑斑痕迹，无限的感伤。然后就到了那个孔子的墓边，可能从早上十点钟一直坐到下午五点钟，一直到夕阳西下。这期间我就坐在子贡墓边，坐在那里。我就感觉到孔子、子贡和他的学生们都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起来，整个人都差点在那睡着了。等到我慢慢醒来的时候，夕阳已经西下了，整个林子就我一个人，我后来就意犹未尽地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现在读到子贡这一段非常有感觉。当然，现在不可想象了，时代不同了，当时人们生活在古典的时代，时间好像跟现在的感觉不一样，今天的时间总是觉得不够用，那个时候的时间好像比较多，父母亲去世了之后，你当官的不能当官了，至少守一年的孝，老师死了要为老师守孝。现在不可能了，就比如说我前年我的杨老师去世之后，我们也只是给他送上山，也不可能为他守孝。那就写文章，我写过三篇文章来怀念杨老师，怀念他这个人，也怀念他的学术，更重要的是继承和传承他的学术精神。我想子贡以及孔子的学生们，在他们有生之年，其实做了一项重大的工作，就是传承老师的思想，最终使孔子他的文化事业在中国开花结果。所以孔子这个人实际上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应该也有爱有恨。好像他也很少讲他家里面的事，似乎就跟那孔鲤说过你读书没有，孔鲤说没有，孔子说那赶快去读书，不读诗书无以立，等等。
我们今天是在读《论语》。但是我想，《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所整理而成的，大概是在战国初年。我们都知道，战国时代就是公元476年左右，这个时候，孔子到底留下了什么？《论语》都是关于老师一些语言的记录，都是些段段篇篇。黑格尔说这不过是一些陈腐的道德教诲而已，哪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这是黑格尔作为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对《论语》的一个论断和评判。我们小的时候读起《论语》，也觉得这个太乱了，都是一句一句的，它的一句就是一章，或者三句是一章，比如说我们讲的《学而》，三句就是一章，整个《论语》大概就是1万多字，所以人们在古典的时代读书就占了便宜了。我们今天读书挺难的，一本书最少也10万字以上，比如俏萍写一本书，她的那个小说至少有10万字，写2万字都不好意思说，因为觉得太少了，那人家整个《论语》就是1万多字。但我们今天所看的《论语》都是注释，是吧？都是10万字、20万字、30万字的注释，这些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所编篡而成的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当然我后面要讲到的，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特别标了一个题目，叫做孔子对话录，就如《论语今读》，他特别点了一个题叫做“论语对话录”。对，就是孔子和他学生们的对话录。其实按照我在武汉大学的老师邓晓芒教授的说法，哪有什么对话？邓老师是当下中国批判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力，他今年70岁了，我看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劲头没有丝毫的减低。但是，他有些说法是不是值得推敲，比如说他认为《论语》跟柏拉图的对话录那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讲的当然有些道理，比如说他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那是学生们没有设定一个前提，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所以就一个话题一个话题不断地往前推进，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比如说什么叫美，那可能说那一匹马是很美的，一个瓶子是很美的，或者一个风景是美的，那你这个还是没有回答美本身，你说的还是美的一个事物，那到底什么是美呢？不清楚，下次再说。这是柏拉图对话录的情形。但是我们的《论语》的确不是这样，《论语》它不是像两个人在对话，它好像一个长者在那个地方教导年轻人，比如说告诉他们什么是仁。比如说颜渊问仁，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在针对什么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这样一些问题时，他根据个人的情形来对你回答，好像有个长者高高在上。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来回答，比如说孔子很了解子路，就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子路的问题。这个对我们今天所谓后现代时代的时代状况倒是有一些启发，都是情景性的，没有一个超越于现实情景之外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呢它的确有它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感觉到的邓老师的这样一个评价有他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论语》，它是一个长者的文明，是一个古典的文明。比如说钱穆先生认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我们中华文明经过了夏商周的这样一个发展，已经有两千五百年了，所以孔子他是一个文化的总结者。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即使今天人们不接受，比如说五经或者六经啊是孔子编篡而成的这样一些观点，但是至少认同孔子对古典文献他是一个传播者。同时我领悟到他也是一个提炼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论语》它是我们整个中国古典文明的一个入口，或者一个古典文明生发的理论形态。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五经之说——诗书礼乐春秋。那么这五经之说原来从古典的人，比如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当然我们后来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即使不是孔子所作，孔子也有传播的功劳。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领悟到《论语》应该是人们进入五经的一个入口，也就是说《论语》可以看作是一种导论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论语》是孔子自觉的创作，这都是跟学生们聊天或者上课或者讨论过程之中，他所阐发出来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我认为是对五经的一个生发。而事实上面，《论语》最早并不是经典，比如说我拿了有一本书叫《中华元典精神》，这是武汉大学冯天瑜老师所作的。那么在写中国经典的时候，就没有讲到《论语》，中华经典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论语》当然后来也是十三经之一，但是《论语》在汉代的时候不是经典，它实际上跟《孝经》一样，它是人们启蒙的时候要读到的，是人们进入经典的一个导论性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觉得导论性的著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它是理论的生发和提炼，是一种纲要性的、提纲挈领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应该说是共同地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学术或者文化的事业，就是将我们中国的经典加以传承，进而转化提炼，形成一种思想的形态，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典文明里面儒家这样一派。其实有人说，虽然中国分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实际上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源头，就是“五经”。并没有说儒家跟道家在整体上面是对立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讲，他爸爸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讲的就是所有的诸子百家都是为了讨论一个事业，即国家该怎么治理。我们研究《论语》的一个目的就是人文秩序怎么建构，或者一个国家怎么治理。我们都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来展开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文化事业更在高位，道家也好，法家也好，都是儒家派生出来的。所以，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论语》，就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简单讲一下，现在基本上认为《论语》从版本学上的意义，是战国初年就整理成文了的，此后不断流传，当然后来有秦始皇的“焚书”，很多经典包括《论语》都遭到了火灾。但是后来《论语》在定本的时候，有一个叫张禹的。张禹当时地位很高，所以当时就以他的版本来定本。根据现在人们的研究，我看了一些材料，《论语》在版本学上当时就有《鲁论》，有《齐论》，还有一个《古论》，后来基本上用的是《齐论》，最后在当时东汉的大经学家郑玄的手下基本定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十篇，其实就是二十章，从《学而》一直到后面的《尧曰》。它跟我们今天写文章很不一样，有分类但不像我们今天这么严格，它的标题是《学而》，为什么是《学而》呢？因为“学而时习之”，为什么《尧曰》呢？因为尧曰什么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论语》形成版本之后，特别是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用法家来令行禁止，用一些威权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当社会走向一个平稳的时代之后，那么要强调人际关系，强调人们的服从和自身权威的时候，儒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比如当年的刘邦，就不把儒家放在眼里，做了一些欺辱儒家学人的事情，做的有些事很龌龊，但是后来他接受了写《新语》的陆贾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这样一种儒家观点。后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定下了核心的、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地位。我在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经学时代”，对于“经学时代”，我有这么一些概括，有一篇文章叫《历史转进、人性生成与知识类型》，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对“经学时代”做了这样一些理解，比如说，经学时代它在内心认同的正当性方面，我认为它是圣人崇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之所以相信“理”，相信这些经文，是因为在经文的背后站着的是圣人，所以圣人是我们接受经典的前提条件，只有圣人讲的话，我们才会接受它。所以《论语》跟其他一些经典一样，成了我们中国儒家学人治理社会所引用的基本文本，这是圣人崇拜，经学之治背后是圣人崇拜。为什么孔子在后来不断地树立他的权威，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无非就是要强化社会接受这样一些理论，这样一些行为规则的正当性而已。所以，圣人作为一个我们规则遵守的理由，一个正当性的理由，在“经学时代”里面不断被加深，孔子的形象也就不断被提升，一直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这就是我所讲的“经学时代”。
当然我今天主要不是讲“经学时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那篇名为《历史转进、人性生成与知识类型》的文章，我同时也对“理学时代”“法学时代”作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内容。
二、朱熹《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理学解读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内容。第二个内容我想讲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就是理学的解读方式。就像我刚才所说过的，今天早上我还专门统计了一下朱熹怎么用“理”来注《论语》。我发现，朱熹注《论语》的方式跟经学家就很不一样。我前面讲到了我们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写了一本著作，叫《中国哲学史》，有上下两卷。在这两本书里，他把中国哲学史是分成了两段，第一段就是“子学时代”，第二个就是“经学时代”。他在两段的时间界定方面，比如说孔子到淮南子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有交错，并不完全是前后衔接的，而是有时候是重叠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子学时代”就是从孔子到淮南子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经学时代”就是从西汉的董仲舒开始，一直到清末民国时代的廖平，冯友兰先生说“经学时代”结束在廖平或者结束在康梁时代，当然也有人说康有为的经学是剽窃廖平的。总而言之，冯友兰先生认为，“经学时代”是非常长的，从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廖平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过于突显了“经学时代”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漫长的“经学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两宋时代或者宋明时代中有一个“理学时代”，理学跟经学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理学是一种经学，或者经学也是一种理学，这是后来的看法，但是我的看法则是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经学时代”和“理学时代”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读朱熹的《论语集注》，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从冯友兰先生的经学时代里面截断众流区分出来，不能把经学时代和理学时代囫囵地划分，而不顾及思想本身的发展。这就是我要讲的朱熹怎么读《论语》，他读的方式跟经学家们不一样在哪里，经学家们以圣人崇拜为前提发泄他的微言大义，用《论语》来治天下，就像宋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朱熹的读法可以说是《论语》解读史上或者说《论语》诠释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我们都知道唐宋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转折时期，这次转折时期，它背后的结晶在朱熹的《四书集注》里面，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四书集注》在思想史上被称为“四书”学，它跟经学是不一样的。
当然，“四书”，我们知道就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是朱熹秉承了“二程之学”，承前启后，在南宋采用的一种新的世界观，我称之为理学世界观。理学世界观这样一种世界观和经学世界观是不一样的，“经学时代”世界观以圣人崇拜为前提，以文字的解读为表现形式。所以在两汉的时候，人家解经可以解释出几十万字出来，这样一来，经学就变得越来越繁琐。那么到了唐宋，是一个转折期。当然也有佛学进入中国的过程，形成思想上的涵射以及吸收佛学精神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在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时，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陈寅恪先生说：我们的中国文化发展到赵宋时代是一个高潮，此后就愈来愈衰败，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建立新宋学。我当时看到这样一句话，就觉得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延续陈寅恪先生这个观点，更要超越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要超越理学这个观点。那我们今天要超越理学的话，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理学是怎样解读的。所以，当我们回到朱熹的历史场景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文化迎来了历史转进的节点，这样的节点我个人认为不是要通过《论语集注》来理解，而是要通过四书之一的《大学》来理解。这里我就要讲讲对《大学章句》的理解。我们都知道《大学》和《中庸》原本是在《礼记》里面的两章，后来单独抽出来的，形成了“四书”。我们也都知道原来唐宋之前是周孔之道，到了唐宋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后，经过朱熹创造性的工作之后，周孔之道被孔孟之道取代了。所以当我们迎着新文化这样一个文化浪潮而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孔孟之道，已经不是周孔之道了。在学术的脉络上面，那孔孟之道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四书学”所奠定下来的。那么“四书学”，我个人认为和之前的经学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在读“四书”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是朱熹在《大学章句》里面有一个《格物补传》这一点。为什么有《格物补传》呢？根据朱熹的一个说法，他说《大学》的本文里面有错漏之处，特别是在格物这一点上面，圣人的文句有遗漏，所以我今天要注释这个《大学》的话，那就要为圣人作补，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代圣人言”这个意思。《格物补传》他是这么说的：“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也就是圣人的格物致知的文句已经丢了，那怎么办呢？他说：“窃取程子之意，补之。”他就用二程的理学思想在这个地方把他补上来。他是这么补的，我念一下：“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是朱熹认为圣人的格物文句丢失，他根据自己对理学的理解，对格物做了一个补传。这个补传，很多人都持不同意见，比如说包括王阳明就持不同意见，当然我们今天很多研究者也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们新文化运动对理学是持一个很大的批判态度的，其实我们新文化运动有的人认为是批孔子，我认为实际上可能更多地是批评朱子，所以我们的敌人不是儒学，我们的敌人不是经学，我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是理学。所以，陈寅恪先生所说到的“新宋学”这样一个观点可能会在冯友兰那个地方得到应和，因为冯友兰建立了“新理学”的体系，他的“新理学”是针对程朱理学、宋明理学而言的，他在晚清以后建立一个这样的新的理学传统，他还是理学，还是理学的框框，还是理学的套套，还是理学的概念框架，只是言其“新”而已，在这里就是“旧瓶装新酒”的意思。
但是我在读朱熹的这一段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有石破天惊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刻。我认为朱熹写的这一段话，其本身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一种意义。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朱熹写这一段话背后的根据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在哪里呢？我认为朱熹写这一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现在代圣人立言，我之所以能够给圣人代言，是因为圣人讲话一定要符合事物的道理，即是圣人复出，他看到我写的这一段话符合事物的道理，他也没得说。所以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并不因为他是圣人，是因为他所说的话、做的事情、想的问题符合一个事物的道理。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讲的这段话？这段话里面有一个悄悄地重心的位移：原来是圣人为重心，现在是道理为重心，事理为重心了。当出现这样一个位移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一种石破天惊？所以我认为在朱熹笔下，圣人死了，圣人终结了，进而一个经学的时代也终结了，一个经学的知识系统也坍塌了，它迎来的是一个新的知识时代，一个理学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世界再也不要听圣人的话了。譬如说，就像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回家跟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会说：“我老师是这么说的。”所以老师就是圣人，因为是老师说的所以我才听老师说的呀。但是当你到了高中之后变成青年人了，“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老师不重要了，老师就被道理所取代了。所以为什么亚里斯多德说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啊？老师跟真理之间变成对立了。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老师那是多么高的尊崇啊，就像孔子的学生子路、颜渊、子贡，他们对孔子多么的尊崇啊，但是到了朱熹这个地方，他们就不一样了，圣人跌落了，圣人消殒在历史之中，消殒在事理之中了。所以，事理成了第一位的。我认为这是思想最撼天动地的历史性的时刻。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思想的范型开始转换了，风头变了。所以朱熹之后，思想世界再不会说是哪个人说的，他要看你说的有没有内在的道理，要看事理是不是这样的。有理，那我就听从；没理，那我不管是谁说的，圣人说的，也没有用。因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所说所做符合事物的道理。这样一来我就觉得朱熹在《格物补传》的书写之中完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历史转折。所以我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我能听得见思想的滚滚雷声。但是问题是当下的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者们一般对朱熹注“四书”，当然也包括《论语》，基本上都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他们的批判态度认为理学家们把自己的概念、范畴机械的套在“四书”，套在《论语》之上，用“理”这样一些观念来解释《论语》，这样的话可能他们认为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我通过仔细地来反思《论语》，反思“四书”，我就想到我认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对人文世界的理解，他们是一种直观性所看到的那样一些生活的道理，他们当然没有用“理”这样一种说法来说，他们不管是天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的关系、政治的关系，等等，这些人文世界中的具体的构成要素，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用直观所把握到的，他们是通过对古典的文献、经典的研究所生发出的一种理解，完成了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轴心时代”。
但是到了朱熹这个地方，他所阐发的是一种新的世界，所以我认为他就更进了一层。比如说孔子认为就应该这么做，应该“仁”，你作为一个人，人而不仁怎么行？你这个人没有“仁”的话你讲理有什么用，那是外在的东西，是一个形式的东西。你没有“仁”，你敲锣打鼓有什么用，你这个“乐”有什么用，都没有用。他用“仁”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当时的生活，完成了一个从周礼向“仁”的一个转换，所以一直到今天对“仁”的研究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吕勇应该知道，陈来写过一本书《仁学本体论》，比如牟钟鉴先生写过一本书《新仁学构想》，我都注意到了。牟钟鉴先生的《新仁学构想》我还没有买来读，但是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我是反复地读了好几遍，他们依然还在阐发“仁”。我们当然知道近代谭嗣同写过《仁学》，“仁”一直到今天还是作为理解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的概念。但是在朱熹这个地方，他对“仁”的理解就进了一层，他不仅仅说“仁”就到此为止了，那也就是说从理学家的角度讲，“仁”应当还有“理”在后面，但是我们在《论语》里面看不到这个解释，我们在《孟子》里面就找得到这个解释，《孟子》第一篇《梁惠王》里面的解释是这样的：“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他就用“理”解释了，所以我们平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之爱的内在道理是“仁”，所以“仁”成了一个“理”，是我们相亲相爱的一个基础、根据、道理。你为什么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小孩，你为什么爱家庭、爱社会，就是因为我们有“仁”。所以“仁”是一个爱的基础或者说道理。这样一种解释是不是进了一层？所以在孔子那里只是直观上领悟到了这个“仁”字，但是在朱熹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了一个事物的道理、一个事理在里头。所以这样一个理学的世界观跟经学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经学的世界观就是停留在世界的一个浮面，活泼泼的一个人文世界。那么朱熹的一个理学的世界观是进到这个活泼泼生命的背后，去看到它的根据。同时把这个“理”的观念充分扩展出来，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生活的领域，他有他的道理，所以“理”就有很多很多。这是我讲到朱熹在对《大学》的《格物补传》之中所完成的一次思想的重大革命，他革命的成果就是理学观的建立。这种理学观不是我们今天很多学者所指责的那样，所谓的理学家把“理”的观念都生生的套在孔子的身上。不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一个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一个进展，我认为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思想转型或者范式的转型，我讲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理学的世界观由此而建立。
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之下，朱熹他通过注《论语》或者注“四书”来诠释经典。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角度来领会朱熹是怎么来注《论语》的。就像我先前讲到的，今天早上我将朱熹的《论语集注》里面点到“理”这个词的地方数了一遍，注释中总共有49次“理”，《论语》正文是没有“理”的，朱熹的注中有49次，所以我就回到原点来讲一下朱熹怎么用“理”这样一个观念来注释《论语》，或者说他怎么从《论语》里面阐发出一个思想范式出来。在朱熹的笔下《论语》当然是一个经典，“四书”都是一个个经典，但是大家如果读《四书集注》，尤其是读《论语集注》的话，前面有一些序说和读《论语》《孟子》的一些观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也可以读一下。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引用了程子的观点，当然不知道是程颐还是程颢，不清楚。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这有几层境界啊？有四层境界，第一层境界就是一点感觉也没有，读了等于没读，全然无事。第二种是读了得到一两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读了这一两句觉得挺好，对不对？这是一两句。还有读了之后“好之者”。上一次我讲到博尔赫斯，他不主张读新书，就主张读老书，他主张重读。当然我觉得这个重读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读完一本书就扔掉，只追求读书多。所以不要给自己定目标，一个星期要读一本，不要这样定，这样不好，你读书就要随着自己的性子去读。读了之后全然无事，要反思一下，我为什么全然无事呀。读了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要反思一下自己，哦，原来和自己的性情不对，或者自己经验未到，或注意力不集中。那如果读了一两句也不错呀，你读了一两句觉得好的话，你就把它写在书上面，把它写在后面也可以啊。你看，我就经常觉得你们写的一两句很好，我就把它写在后面，把它写在空白处。你看上一次，那个欧阳辉煌他说的一两句话就非常好，我这次准备放到大家整理出来的文字里头，让欧阳辉煌知道他在群里讲的一句话被历史抓住了。他说：辈分无所谓的，人与人之间那份内心的尊重才重要。你们的魏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情怀比理性更重要，因为逻辑是建立在片面前提上的推理，即使经由正确的逻辑推导，结论也不正确。因此，情怀是一种更高的理性，也是一种更高的人性，魏老师能带你们走向更高的理性和更高的人性。我还记得远华还讲过情怀跟情感是什么关系对不对？这段话写得很好，下面他还有一段话也写得很好。他说：我没有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理性”的概念。我想说的是，理性更和逻辑相关，但真正的人性沉淀在情怀里，而情怀是超越理性的。哲学的进步和根基在于“回返理性之源”的人性，建立更高远的理性、情怀和人性。理性、情怀和人性都是共同进步的！写得多么好呀！我马上就把它抄在书的这里。准备这一次把它放在我们的稿子里头，一方面他这个文字写得很好，另外一方面也要让他知道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光，这道光不断地散播，这样，黑暗的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光亮。就像歌德在死之前说的，再来点光，再来点光。所以得一两句，喜欢了也很好啊，赶快把它写下来，不要追求数量，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追求数量，我又读了一本书，我又读了一本书，那有什么用啊？其实可能一辈子就读一本书，就够了。你还说一个星期读一本呀对不对？其实我这个说法，大家不要机械地去理解。其实就是有一本书呀，它就可以包含整个世界，就可以解释整个的人生与世界。另外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读其他的书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读了这一本书，所有其它的书都是围绕着这本书在转，都是为了理解其中的文句，或者说，这本书就是我的整个人生，真正把人和书融为一体。就像《论语》里面讲的：“人不外道，道不外人。”人和道就合为一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最终就是要涵养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我们的人生境界在读书中要不断地来展开。其实最后我们就都不要书了，我们要书干嘛，就像我们可能会达到慧能的境界，干脆我们不认识字了。上一次，我讲到人生如何开境界，讲到慧能不认识字了，我们讲的全在字外，那讲得挺好。那我们可以上升到人生最高的一个境界了。书其实都像维特根斯坦的梯子一样，都可以把它扔掉了。我想讲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读了有好之者，最高境界就是读了以后啊手舞足蹈，乐之，这个《论语》里面也讲到了。第一层次是好知者，接着乐知者，然后就是手舞足蹈，最高境界就是无限的喜欢，纯粹的光亮，没有黑暗，没有阴影了，这就是读书的一个最高境界。四层境界，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法子来读书。还有程子也讲了这样一句话：今人不会读书。好像我们今天和一千多年前没有任何隔膜。他说今人不会读书为什么啊？他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还是此等人，读了等于白读。就是说这个《论语》经过我的身体就是白经过了，我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猥琐还是猥琐，我油腻还是油腻，没有任何的改变。读书要把人从猥琐、油腻的状态里面提升，书要把你从一个黑暗之处带到一个光亮之处对不对？所以这是朱熹特别引用的程颐、程颢的两句话，我就觉得不错。
下面我就循着这个思路呀，看看朱熹是怎么用“理”来注《论语》。有些地方我就试着来讲一下，他总共有49个地方吧，我就大致的来讲一讲。比如说第一个地方讲的是《里仁》。第一次出现理的地方是《里仁》第四，大家可以看得到。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知道了道理，晚上就可以不活了，生命远远低于道啊。他说“夕死可矣”，我想他死在“道”里对不对？我们看朱熹是怎么注的。他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这段话就是说道就是事物的当然之理，什么叫当然之理啊？应该这样做的事情就叫做当然之理，那可能还有相对而言的必然之理，必然之理就是必然这样的，必须这样的。这里面我想，必然之理和当然之理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必然之理它主要是应用于自然的，当然之理应用于人文。自然和人文还是不同的，我前面讲到《易经》里的第二十二卦《贲卦》，它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它就是必然之理，就是不得不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你丢一块石头它一定向下坠，这是自然的。人文就不一样，人从高处跳下去作为一个自由落体，当然也向下坠，但是你可以不这样做。当然之理更多的带有人文道德的或法律的意识在里面，这个地方就讲到，事物当然之理，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它是用“理”来阐释“道”。在《论语》里面，朱熹注的第一个“理”，即“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这个“理”就出现了，这是他注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大家接着看《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你看朱熹怎么解释啊，他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这又出现了一个“理”字，这是第二次出现。什么是义啊？义就是天理。我们为什么要讲义啊？当然这个“义”与今天的正义是否一样我们还要讨论。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正义辨析，我认为中国的“利”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义”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讲义气呀，要舍己为人、舍生取义，对不对？舍生取义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正义你比如说市场的交易，对不对？什么意思呀？就是你该得就得，不该得就不得，该得没得，不该得得了，那都是非正义的，这就是古老的正义观，这叫自然正义。我们中国人讲的“义”它不太一样。但是朱子在注释“义”的时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其实就是一个当然之理的意思，对不对？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呀？为什么要“君子喻于义”呀？你君子你的生活就应该以他人为中心，不能以自己为中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都有很多，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其实没有讲到“理”的地方都是有“理”在里头，只是说它没有出现这个字眼而已。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把《论语》读一遍。
接下来大家来看《公冶长》第五。“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朱子里面对这个漆雕开这个人做了解释，漆雕开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字子若，在石老师的书里好像没有点到这个人。那么这个“斯”，它这里面特别解释了这个“斯”。“斯指此理而言。吾斯之未能信，信未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个道理嘛。这是第三次出现“理”这个字。
好，大家往下走，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一个文段，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文段。“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就是说夫子的文章啊，经常听他讲，这个文章也可以说是文献，但是这里面也有朱熹的解释，他说“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文章跟我们讲的写的文章还不大一样，我们写的文章可以称为文字的一种吧，其实我们每天表现出来的就是文章，章就是“彰显”，文就是表现出来的文路，这里他怎么解释“性”和“天道”呢？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这句话朱子的意思其实是说，孔子他是逐级地来教你，性与天道也是自然的本体，要慢慢地呈现出来，所以孔子教人是有次序的，按高低层级来教学生，是讲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性啊天道啊它都是天理的本体，它是隐的，我们看不到性，看不到天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道的表现，对不对？万事万物都是天道的表现，那么人的任何一个做法都是你的人性的体现，所以性与天道是隐的，而我们的表现方式是显的，所以子贡没有看到孔子说这个呢，它并不是没有，它是天理，是隐的嘛，看不见的。我想这里正是朱熹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的往前深入，是一个突破吧。我看见《非常师生》里面它对易中天非常推崇，多次称文化超男易中天，它讲到易中天批评孔子，说孔子没有反思性。我认为孔子没有反思性，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活脱脱的生活世界，他不用反思，或者他本身就是一种反思，对不对？他两千五百年前文献里面反映出的仁义礼智怎么不叫反思了呢，对不对？人为什么要“仁”呢？“人而无仁，如礼何？”这都是反思。所以我觉得易中天讲的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都是批邓老师和易中天。我们要在南宁建造我们自己的范式，当然不能听你们的，是不是？虽然是你们的学生，但我们要自搞一套嘛，对不对。当然，在座的大家以后要自己发展自己的思想，通过读书来领悟新的思想。好，这是一处。
还有很多地方也提到“理”，在《雍也》里面也有一处，这个不是很特别，但也还是简单讲一下。《雍也》里面也讲到：子曰：“雍之言然。”雍是个人，“雍之言然”它里面讲的是“仲弓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所言之理”，讲了这个意思在里头，这个“理”它就在这个里面又出现了。下一段要更有名一点：“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对自己学生要求挺高的，他认为就是颜回好学，其他人都不怎么样，但是好学的学生死得早，所以现在没有了。朱熹他这里面引了一段程子的话，你们这个资料上面没有，我在这里读一下，他说，程子曰：“颜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迁。”他是说颜回他为什么不迁怒、不恼怒在别的事情上，他是在物不在己，故不迁。“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不贰过也。”又曰：“喜怒在事，则理之当喜怒者也，不在血气则不迁。”这段意思是说喜怒是有内在的道理的，你怒的是对象，但是你怒的根据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反思性的嘛，怒之所以怒，这就是理嘛，这就是朱熹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挺好。
接下来我找一些很有名的段落给大家讲一下。下面这一段就很有名。大家打开一下第七篇《述而》，“述而不作”的下面一段。“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讲的是道德仁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朱子有一个注解，他主要是注“游于艺”，他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这个地方讲到了至理与义理，讲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个是六艺的一个说法。六艺有两种说法，大家知道吧？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平常讲到的六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也是六艺。这里面是礼、乐、射、御、书、数，他把礼乐看作是文的方面，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这些内在都有它的根本的道理，至理嘛。“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就是说用这个理来解释。还有下面这一段话也是很有名的，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大家知道这个吧，因为孔子的学生都很穷，所以学费都不高，只交一条肉就行了。孔子的学生只有两个富人，所以孔子在这点上有人也说他很伟大，也有人说他很可怜，因为招不到富贵之家的子弟，都是贫贱之家的孩子。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伟大之处也在这儿，就是让文明的薪火往下传承。有人认为我们中国在秦汉以后开始流氓化了，就是说贵族社会没有了，那些高贵的，像我们李梓瑜，我一看就是有贵族气质，都不用去刻意表现出来，在你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我就看出来了，你的这个涵养在里头。所以呢孔子之后我们整个社会流氓化了，贵族被消灭了。整个春秋战国就是消灭贵族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刘邦，有人就说他是一个流氓式的人物，项羽他是一个没落贵族，后来就是流氓打败贵族嘛。所以孔子我认为他的伟大也在这儿，就是当时很多穷孩子交小小的一点学费就可以跟着孔子去游学，如果今天的话可能我们很多大富翁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都可能游不了是吧。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个道理，这是说“盖人之有生”，你看这儿有一个解释就是出现了一个“理”——“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这里面的来学与往教也是有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发展出来的，主要是要来学无往教，这个我们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就是要往教，要传道啊，中国文化就是要坐着，你们来吧，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反正你们来吧。但是有人说最近我们中国文化好像有些攻击性了，要把中国文化传到四面八方，好像改变了孔子的一个意思在里头。我们中国文化是来学不往教的，这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的孔子学院现在办到世界各地好像有这个往教之意，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是坐着，我们的文化高，所以的话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学，对不对，它的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地方提到“理”，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再讲一些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述而》里面非常有名的句子，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个是很有名的是吧，这个里面朱熹注到“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下面还引用了一个人，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圣，每云好学者，非惟勉人也，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你看这里讲到了两个义理，也就是说那些天分高的人他们不用学习，他们本身就跟义理在一起，他们本身就是义理，他们不用学习。我们是中人，我们需要学习，下学而上达。还有下面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吧，朱熹注释到“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因为它不符合事理，所以就不要讲怪力乱神了。朱熹从孔子的背后讲了这些道理，所以我认为今人对朱熹的批评是不符合道理的。大家再看下面这一句也很有名是吧，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你看这里朱熹说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那为什么君子坦荡荡啊？因为他循理嘛，道理就是这样啊，他为什么要心胸狭窄呢，不如心胸坦荡呢，因为君子他是循着君子这样一个做人的道理，他当然坦荡荡，小人就总是循着小人的道理，所以他总是愁眉苦脸，忧思不断，就像玄子说的，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所说，忧思也是一种罪。
接下来每一章我就选讲一个“理”好了。大家看《泰伯》篇第八，这也是比较有名的句子，里面这一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古往今来不尽相同，我们今天理解为孔子是一个愚民主义者，觉得孔子认为让老百姓知道该做什么就行了，不必让他们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有人认为这就是愚民。但是也有其他不同的断句法和不同的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不一样造成相反的理解。我在这里主要说朱熹的理解——“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民可使之”是有它自身的道理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当然我们后世可以评论说朱熹太霸道，但这是后话了。这里是指人的第一个层次，或者第二个层次，从活泼泼的生命，然后透过生命表面看到事物道理的一个世界，再对这个道理的世界进行反击，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暂且不论。
下面看《子罕》篇第九，倒数第二句，我本来要在孔子那部分讲到的，现在既然提到就讲一下吧，这一句虽然没有提到“理”，但也很重要，我把它概括为交友的四个境界，或者四个层次——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我认为这是交友之道，或者说交友之理吧，大家如果平时看我写的文章应该会注意到，有一次我给周腾编的书写了一篇小文章，专门引用了这句话，我认为这是交友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与共学；第二个层次，可与适道；第三个层次，可与立；第四个层次，可与权。这是交友之理。像我们现在共同坐在这里，就是第一个层次“可与共学”，大家一起学习知识。那么下一步“可与适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追求共同的道理，大家都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是《论语》中讲到的，所以成为同道中人是不容易的。第三个层次“可与立”又是什么意思呢，《论语》中《尧曰》篇最后一句——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所以“立”就是人生要站得住，怎么才能站得住，就需要了解社会的规则，而社会的规则就是“理”，可与适道不一定可“立”，人生不一定站得住，要成长起来才行。最后，第四个层次“可与权”，权指什么？权变。在总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可以权衡、变通，比如说我们本来决定这次讲到下午六点钟，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大家今天很高兴，讲到七点钟也行嘛，这叫做权变。经权——经者，常也；权者，变也。经是不能变的，权是可以变的，但不能随意地变，像我们讲到明年就不行了，要在一个幅度范围里变化，这是最高境界。这是交友之理。我在百色一年多的时间里，跟周腾交朋友，我对他的赞美很高，其实也是我想象中的周腾，写别人写出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别人，其实是写出了你自己，你是一束光，你发出去的光照亮了别人，别人回过头来看到的是你自己。所以你写了一个对象，并不是说写出对象是怎么样的，其实写出的是你是怎么样的。这是交友之理，其实所有事物都是理。我在这里书上特别标注了，易中天和石毓智说孔子缺乏反思，这就是反思，而且是很强的反思，这里就不说朱熹的注释了。大家记住交朋友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共学；第二个层次，适道；第三个层次，与立；第四个层次，与权。要达到最高境界是很不容易的，所有的事物都有理，这只是交友之理。
大家看到《先进》篇第十一，这里也很有名，我就简单说两段，第一段——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朱熹对这段的注释也很有意思——“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幽明始终，道理都是一个，本来不存在两种道理，但是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颠倒秩序，所以孔子这样告诉子路。这跟我们平时理解的不一样，其实对“未事人焉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意思是告诉子路，你不要人都没有管好就想去管神的事情，不要自己的生命都没有弄清楚就去想死后的事情，要一个一个来。当然我们中国后来的一些学者，特别是现在一些学者，把它理解错了，就认为孔子只管人事不管鬼事，只管生不管死，其实不是这样的，按照朱熹的意思，是要一步一步来，道理是这样。幽明始终，道理是一样的，有“幽”，有“明”，有“始”，有“终”，我觉得这段朱熹注释得很好。第二段跟子路有关系，是讲师生之间的一个小情节——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这一段讲到了四个人，一个是闵子，闵子骞在老师的旁边，“誾誾如也”，很安闲的样子；子路呢，就有点气宇轩昂的样子，“行行如也”；冉有和子贡呢，谦谦君子，“侃侃如也”，老师看到他们四个这样挺高兴的，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什么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因为你看闵子、冉有和子贡，他们都很谦虚的样子，唯独子路，“行行如也”，好像很不得了的样子，所以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像子路这样，恐怕不得好死啊”。这里朱熹引用了一个人的话，尹氏曰：“子路刚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后子路卒死于卫孔悝之难。”因为太勇敢了，就死在勇敢之上，会水的人就死在水里，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孔子一直为子路担忧，但担忧也没有用，后来成了现实，子路本来可以退让一下，或许就没事了。后来我看“子路之死”这一部分的时候，就觉得子路你啊不要太讲究那些规矩，也没有事的，因为子路他系帽的带子被击断了，说“君子死，冠不免”，要正一下帽子，正帽子的时候敌人的刀从缝隙中刺过来，子路当场就牺牲了。我看石毓智的评论说，如果不要讲那么多规矩，管他帽子在哪儿，只管迎敌就不会死了，子路就是不行，他必须要正帽子。但孔子在这个地方，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主要还是说子路太冲了，所以怕他将来不得好死，果然后来子路就死了，这也是他死的道理，死也有死的道理，什么事情都存有道理。
由于时间关系，我再讲一个最著名的地方，还是在《先进》篇第十一，最后一段，这是收录进我们中学教科书的一段，也是儒家精神的最高体现，就是《侍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同学陪老师坐着，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这里的“愿学焉”非常有名，做什么事情，虽不能，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在高中语文教材里收录过。简单来说就是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他们跟老师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的确跟柏拉图的对话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段话跟孔子平时的态度也是不一样，原来好像有一点老人谈道理的味道。这段对话老师说你们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大一点、长一点就拘束，说说吧，平时老说没有机会，有机会了怎么办呢？子路就说：“我有机会的话，即使是很糟糕的一个国家，我也三年把它搞好，且让那个国家的人民勇敢，也知道事物的道理。”“夫子哂之。”这个“哂之”也很有名，是吧，我们现在好像还能看得见“夫子哂之”。然后就问冉求你呢，他就说：“我啊，一个小的地方，我就让他们三年有饭吃吧，至于礼乐的话还是等别人吧。”那公西华呢，你怎么样。他说：“我啊不怎么样，我要学焉，我只要做个小相就行了。”他们志向好像都不怎么大是吧。然后又问曾点。这段里边写得很有趣，所以那个《非常师生》里边特别抨击我们当下的这个教育，一个老师在上边讲啊讲的，下面的同学们都没人听的，而且特别死板，但是孔子的课堂就不一样，孔子与四个同学讲课、聊天啊，你看曾点他正在干什么啊，他正在弹琴啊，他在鼓瑟，师生们在谈话，他在旁边弹钢琴。他说我和他们三个都不一样，他谈的是一种境界，等到暮春时刻啊，找成年的五六人，小孩六七个，然后一起在哪个地方洗澡啊，游泳啊，然后唱着歌回家。“夫子喟然叹曰”，你讲得真好啊。这里边呢，朱子注了，王阳明也注了。这个地方朱子是这么注的，我就简单读一下，朱子他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这个地方特别赞许的是曾点的境界，认为这个时候的人欲都消磨渐尽而天理尤行，这就是见了天理啊，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吧，或者说是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吧。这一段大家好好体会，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些地方来不及讲。但我希望就像武汉的田阿姨所说的，我们今天读《论语》，是讲《论语》的读法，同时也是讲要读《论语》。通过读朱子的注这样的方法来读《论语》，还有很多点到“理”的地方，因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
总的来讲，在朱熹看来，《论语》或者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所有的领域，不管是人生的领域、政治的领域、文化的领域，行动方面、言语方面，都有一个“理”在后面，要把这个理呈现出来，这就是朱子注《论语》，当然也包括注“四书”的主要的动机。那么这个动机到今天——朱熹是1130年出生、1200年去世，他活了70岁——眨眼就一千多年了，那么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朱熹，这伟大的贡献也就是在这里，他完成了我说的是秦汉儒学的一次跃进，跃进到了理学阶段，完成了圣人的消隐和理学世界的耸立，他的贡献就在这里，这里我要反复强调这一点，这叫理学世界观，后面的也包括朱熹之后的比如说阳明心学等，包括整个清学，我认为他们都是在理学的光照之下进一步的来发展的。有关朱熹对《论语》的解读方式，我大致就讲以上这些。
三、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能否开启一个法学新时代？
下面我讲第三点，就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能开启一个法学时代吗？我想讲一下这个问题。但因时间关系呢，我就大致上讲一下。李泽厚这个人在现代中国应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李泽厚老师是1930年出生，今年也有89岁了。我见过他一次，我是84年到北京读大学，那时候84、85、86、87、88这个前后是我们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二次文化热这样一个时刻吧，就是80之后的一段，一直到89年就戛然而止。89年是一个段，我们今天就处于89年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我在89年之前，我是84年到那里读大学，一直到92年才回来，那一段是文化热的一个时期。相对于1919年前后那次文化热而言，它是我们的第二次文化热，也就是说上个世纪吧——20世纪的第二次文化热。第一次文化热我们当然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开启，是不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他们主要是批判传统的儒家文化，要建构新文化，主要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西方的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封锁着的大门，同时西方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对中国人构成了强有力的这样一个影响。当然，我们中国人像魏源这一代人睁眼看世界之前，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天朝大国，是世界中心，为什么叫中华啊，就是中央之地所绽放的最高文明之花，这叫中华之意，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在很长的时期里面他就处在这样一个自我中心、这样一个文化的背景之下。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基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而来的，洋务运动主要是物质、器物方面要向西方学习，戊戌变法是要在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新文化运动是这两次之后的一次在精神方面、在思想方面向西方学习，所以我们中国在1919前后这一段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一直到今天，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下子我们中国人又从这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很快地进入到从器物到制度然后马上到精神的这样一个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所以形成了我们中国的20世纪的第二次文化热。李泽厚先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涌现出来的一个思想家。曾经有人认为李泽厚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高的荣誉啊，因为李泽厚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我们中国当时20世纪有两个人获得过这个荣誉，另外一个就是冯友兰先生，他在30年代也当选过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那么在80年代，具体是哪一天这本书里面没讲，但就是在80年代。当时李泽厚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虽然在思想上引领了当时的中国的思想潮流，但是他在官方不一定被认可，所以他的思想是处在沉潜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对年轻人特别有影响。像今天一些所谓的很有名的，像刘小枫，邓晓芒这些还有很多，都深受李泽厚的影响，当然我也深受他的影响，他的书基本上每出一本我都买来疯狂地阅读。《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我想这里一定有人读过对吧，还有《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那么后来他居然出了一本《论语今读》，当时我都惊呆了。我最早看的不是这个本子，这个是我第二次买的另一个本子，这个是2012年有一次我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我在他们书店里边买的，七年前了吧。我前面读过一个本子，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心想李泽厚你还注《论语》啊，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李泽厚啊对我们影响很大，他的书经常读，而且对他的思想，他的脉络是比较了解的嘛。他原来研究康德，后来希望把康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他原来是批判儒家的，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嘛，因为特别的一个事件他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就讲中国文化，然后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后来我才知道《论语今读》是他在美国大学里向美国学生教书时写下来的。
读了之后我也特别有感觉，感觉在哪里呢？首先他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判断，一个什么判断呢？他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宗教、政治、道德三合一，这样一个三合一的结构是极不利于一个现代文明的建构的，这是李泽厚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后来我看李零在《丧家狗》这本书里面也谈到。怎么读《论语》，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我也印象特别深，怎么读《论语》啊？他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那么在我看来也就是李泽厚老师说的，宗教、道德、伦理三位一体啊。你看我们今天中国依然还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处理可能把它拉到政治上面，把它拉到道德上面，甚至把它拉到信仰上面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很多问题很难处理。那么在我读《论语》的过程之中我也深深的感觉到这种三合一的结构它实际上是有它的基础的。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往前推，推到我们这个文明的转进的话，那也就是我们说从文明的、前文明时代转到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创生的时候的话，它的的确确是，比如说你看祭祀、祖先崇拜。我们中国人是一元的世界观，这个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西方人是二元的世界观，比如说有天国、城市，本质、现象，主体、客体，它都是二元的，我们中国人没有二元，人跟道就是一起的嘛，所以中国的世界观都是统一的。那么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来使得这样一个古典的或者传统的文明完成一个现代的转换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朱熹读《论语》，他不是讲到一个“理”的世界观吗，其实这个理的世界观也就是三合一，对不对？那“理”的世界观特别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实践，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理”呀，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当然之理，也就是应该这么做的一些规则。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什么是“理”呢？哦！“理”就是你的那个理，那么你有理我也有理啊！那这样一来的话，这样的“理”就面临着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我在这里就要特别讲到一个人物——戴震。戴震主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但是这本书今天我没找到，我今天把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老师的《戴震哲学研究》拿来了，我对戴震的评价非常高。戴震从总体上来讲他属于“乾嘉之学”，他属于清学的一部分。钱穆先生也写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们知道梁启超先生也写过，钱先生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到戴震的时候，对这个“理”就有一个很好的阐发，什么是“理”呀？宋明理学中的“理”就在戴震笔下受到了动摇，我认为就像当年朱熹做《格物补转》走到了一个思想的断裂处一样，当戴震对“理”进行批判的时候也迎来了一个思想的震撼期，走到一个思想的断裂地带。那么具体怎么来讲呢，简单来说，戴震对“理”的批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从正面的方向来说，或者说从理论上来讲，理学家们认为“理”是当然之理，但是戴震认为“理”并不是当然之理，“理”不过是人的情欲而已，当然也可以说是经过今天哲学的还原吧，那么你们说的“理”，你们说的那些关于“理”的说法，其实经过还原之后都是“你的理”，前面是有所属关系的。比如说政府颁布一个规定，说这是按照事物之理来做的一个决定，但是后来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你说的理不过是政府的“理”或者说某个人的“理”而已，这样一来的话，我认为他就撕裂了“理”的这样一个面纱，体现了人的情欲，人的主观性、意志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理”看起来是客观的一种规则，其实它背后是主观的，我认为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个观点。我对戴震评价非常高，我认为整个清学三百年，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戴震，戴震可以说使得整个理学的大厦摇摇欲坠，甚至就此坍塌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讲戴震就是，他说过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死于法者尤有人怜之，死于理者其谁怜之”？这话说的令人惊心动魄。也就是说一个人死于法律还有人同情他，但“死于理者其谁怜之”？因为理是当然之理，所有人都认同的，所以死于理那说明你该死，不得不死，你死是一种正当的，谁同情？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是“法”，一个是“理”，但是，当我们联想到前面所说的，也就是戴震戳穿了理学的面纱，将理学的“理”做了还原之后，我们发现“理”不过是人的情欲而已，这样中国的思想是不是就迎来了一个新的转进的时期？所以我认为戴震的笔下关于理学的质疑为我们中国的思想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和李泽厚先生试图挑战的“三统一”有一定吻合，理学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三统一的观念，即道德、政治、宗教都是合而为一的。那么当戴震说“理”其实不过是每个人的“理”，在这样一种掩盖之下，我个人的“理”变成了所有人的“理”，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在“理”的面纱之下每个人都站立出来，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每个人都有生存的理由，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我们可以从戴震这里推理出这样的意义。我个人认为，发展到李泽厚之后，李泽厚正好可以接承发展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什么呢——完成“理”的转换，“理”不过是人的意志的遮掩物，其实“理”就是人的意志，意志就凸显出来了，“理”在这里得到转折，原来“理”是一个人说了算或者一群人说了算或者国家说了算或者统治者说了算，现在“理”是我们所有人说了算。那么我们所有人说了算，当然也要协商、要磨合，也会有冲突、有斗争，那我们形成新的世界，形成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我们可以命之为一个法律的世界。所以法律的世界就不再认可理学的世界所做的承诺，法学的世界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意志，我们都参与了生活意义的建构，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社会上有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能动的个人，我们的生，我们的死，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意见都是有意义的。
李泽厚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两德论：社会型道德，宗教型道德。他认为，我们要把社会型道德和宗教型道德做一个区分，宗教型道德就是个人的信仰，那没关系，那是私人的；而社会性道德就是公共领域了，公共领域是可以计算的，是可以用法律来规制的，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对不对，至于你信什么、想什么那是没有关系的，让宗教不直接干预我们的生活。我们原来就是宗教干预我们的生活嘛，就像伊斯兰教直接干预生活，我们就做了一个区分，中国文化就做了一个转折，宗教要退场、古典要退场，退到边缘处，退到人的内心，回到人的内心。那么重要的是要公共化，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李泽厚的观点就是将宗教区分出来。我们之前讲到的关于理学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转折，李泽厚先生提出了一个“两德论”观点，我认为是接续了戴震对理学批判而在我们现在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推进，当然我也一直致力于怎么修改它，即完成一个法学世界观的建构。李泽厚老师在《论语今读》里面，是用他的“两德论”对《论语》来进行解释的，他特别将社会型的道德和宗教型的信仰做了一个严格的区分，让宗教性的道德回归内心，让社会型的道德占据公共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公共型道德很显然是法律层面的。李泽厚老师在《论语今读》里特别强调程序性的建设，其实程序性建设为什么重要？它的重要在于我们原来一个人说了算或者一群人说了算，现在是所有人说了算。所有人说了算，那谁说了算呢？通过程序，通过民主、协商这些程序性的建设达成共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建设的资源、理论的基础，我们从学理上面来完成这样一个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李泽厚老师的这个《论语今读》与朱熹的这个《论语集注》就明显不同，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如果说朱熹的《论语集注》还有很强的传统学术的色彩的话，那么李泽厚老师对《论语》的注解就为我们现代思想和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但是要记住它依然是立足于《论语》。所以我认为李泽厚老师的《论语今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延续我们《论语》的古典的文化传统，另外就是要别开生面，开出我们现代中国学术的新生面。我认为正是在李泽厚老师《论语今读》的笔下，我看到了一个法学时代的来临。我特别要强调的是通过对《论语》的注释，他居然能够为一个新的时代，准备一个新的学术框架结构。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很幸运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立足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开辟出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和人文的世界来，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也要特别强调李老师的一个观点，因为他特别讲到了《论语·尧曰》篇中的最后一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是讲的君子的三个层面，作为一个君子要知道自己的命，要知道理，那今天是知法律，同时要知人知言，李老师特别强调中西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西文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跟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人有很大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上帝的信仰，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靠自己承担生活之中的重担，负重前行，相互取暖，要让自己的光照亮别人，也让别人的光照亮自己，“光光”辉映。但是基督教呢，基督教背景的人和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基督教背景的人他们的苦难、痛苦、挫折，一切烦恼都可以要上帝承担，他们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是没有的。今天也有很多人相信基督教，把人的烦恼扔给上帝，这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一点可能很难做到，我们中国人永远是负重前行的，所以道论的“道”就是这一意义上的，我们中国人要奋力前行，不断开创自己的文化新局，所以我通过李老师的《论语今读》能看到，可能在《论语》里面也蕴含着一个中国文化的新的世界的来临——法学世界。所以，李老师在做出“两德论”的时候，做出区分社会型的道德和宗教型的道德的时候，同时也指出宗教型的道德和社会型的道德也不是完全相区分开的，所以制度的建设、人文秩序的建设也应该受到文化的滋养，但这不是建构性的，是范导性的。李老师承认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也会对现世人文世界的建构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的法治可能会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人的法治道路。即使今天的西方人的法治，以科学这样一个必然性的铁律去建构，也是值得深思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之中也会创造出自己的法治，这就是李老师他讲到的他跟林毓生教授讲到的创造性的转化不同，我们喜欢用这个词，创造性的转化，李老师用的是转化的创造性，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会根据我们中国特定的情势，有新的制度建构。我想这一点的话，应该说也有他的道理。当然了，未来是很不确定的，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到底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参与其中，我们要有信心。我曾经这么说过，我们的子学时代也有数百年吧，我们的经学时代也有上千年，理学时代也有上千年，我判断法学时代也会有上千年，所以我们今天的法学时代才刚刚走出它的一个门廊。我判断当下中国文化的一个身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当下中国的文化处在理学的末梢，处在法学的发轫萌动之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我们很多人的参与，它的未定性还是很强的，所以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法治模式，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想，我们的法治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质吧。因时间关系，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李老师《论语今读》它的意义之所在，我建议大家回头要好好读一下这本书。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
结语
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语。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我们其实也是作为一个人，我们回到孔子的话，孔子念想着的是一个人文世界的建构，所以我们要探讨人文秩序建构的基本原理，是我们作为学人，特别是我们作为人文社科学人，职责之所在。这是我从邓正来老师那里领悟到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问题，或者说文化的自主性问题怎么展开，这是需要我们参与的一个进程。所以我们今天读《论语》，实际上我们读到最后，读到了什么呢？其实读到的只是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呀？一个良善的人文秩序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作为人文秩序里面的一份子，一个能动的主体，特别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我们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如何参与这样一个人文秩序的建设？这就是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联系一下当前的一个案例，简单谈一下看法。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天很热的张扣扣案，网上也是讨论颇多，这本来是去年的一个案子，案子当然很复杂，但也可以把它简单化。这个案子中，22年前，张扣扣的妈妈被隔壁的男人杀死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张扣扣妈妈的原因。我看最近也有人在批评张扣扣的妈妈，说张扣扣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女人，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是不管怎么样，当年张扣扣只有13岁，当隔壁男人的棍棒击打了他妈妈的头，把他妈妈打死了，张扣扣怀抱着妈妈，看着妈妈断气，这件事情是不可否认的。张扣扣因此深埋仇恨，复仇之念在这个时候就埋下来了，一直到22年之后奋起反击，杀死了当时参与案子的隔壁三个男人。这个事情可以说是震惊中国，也在我们学术界引起了分化，我是在山东大学王利民博士的微信圈下面讲了几句，因为我们今天受西方的程序主义法制的这样一个教诲，认为要把伦理排除开来，严格按法律办事。张扣扣杀人了吗？当然杀人了。杀人就应该怎样？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事情就这么简单吗？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的话，那不就是孟德斯鸠的机器法官吗？把一个案子的事实和法律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一个答案了吗，出来一个判决了吗？所以孟德斯鸠的机器法官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现实的案子每一个都不一样，所谓同案同判这是不可能的，只会有相似的案件，不可能有同样的案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扣扣的案件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那我个人认为，虽然我们以血性复仇的这样一个面目来讲张扣扣案，但是的的确确，张扣扣这个案子需要慎重地对待。所以我这两天几次在谢晖教授主办的一个群里面多次批评了几位老师以所谓的严格法条主义的法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待张扣扣案。我认为法教育学在这个地方是一种非血性的法教育观，而我们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就像李泽厚老师讲到的，我们的信仰虽然要从公共秩序里面被排除出去，但依然会影响现实的这样一个秩序建构，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张扣扣案要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在主流的媒体，包括检察院、法院也是这样，检法两家实际上是一体的嘛，那么他们都认为涉及复仇的观念，当然谁都没有直接这么提，但是他们言外之意就是认为这个是现代法治要加以漠视的。那从这里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现代法治如果这样来建设的话，那给我们中国的社会带来的不是现代的良善的秩序，很有可能的是一种恶的法治。所以我在那里特别谈到的一个观念，我本来还想写一篇文章说一下，后来我想算了吧。我特别谈到，有血性的法治和冷血的法治，如果说我们在中国推行的是一个冷血的法治的话，我想这样的法治不要也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张扣扣虽然判了死刑，但应该引起人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包括那个律师邓学平老师，当然他的那个辩护词主要是让世人来看的，得到了很多赞美，但是最近也得到了很多的批判，但实际上这篇辩护词得有好几万字，不可能在法庭上宣读的，所以这主要是有舆论的策略。其实我觉得一个案子的判决会对这个社会，对人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但从张扣扣本身来讲的话，他复仇的念想已经完成了，人生已经觉得没有意义了。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妈妈当时死在他的怀里，他十岁左右，你想的话他的目标就是报仇嘛，仇已报的话，那他可能就不想继续活着了。在这个地方，把球踢到了国家层面，所以检法两家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国家意志掌握在一帮严守法条主义之人的背景之下，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的一个严峻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主义的法治，我认为不能够作为一个绝对的法条主义的一个论据。我们许天熙同学已经考上了季卫东老师的博士生，他是第一名，这也是我的一个培养目标达到了，天熙一来我就笑称，天熙是一个很难得的读书的种子。我认为今天真正好的老师很少，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我就是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你们，不是教你们什么，没什么好教的，而且教也教不通，主要是自己学习。像吕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也没教他什么，我只是作了一个读书的榜样，对不对？那吕勇写硕士论文的后记里面，写到有一句话我挺感动的，他说经常夜里十一、十二点钟走到我的楼下，我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看到这句话我挺感动的，我想你也读书读到这么晚才走啊，是不是？天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的种子，所以我在给季老师的博士推荐书里面，我特别讲到这一点。我其中的每句话都是特别带感情的，也是实在的，我说天熙是一个很难得的读书的种子，我认为能在季老师的门下学习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学术发展，甚至希望他在季老师带领下在未来中国的法学界能够开宗立派。但是我对季老师本身是有批判的，季老师是程序主义法治观在我们中国最主要的倡扬者，那么我认为如果一种血性的法治观建不起来，而以程序主义的法治思想建立所谓程序共识这样一种冷血的法治观的话，那这样的法治观应该要受到批判。所以形式的法治我想的话在今天应该过时了，我们是人的法治，而不是机器人的法治。就像我讲到的，难道我们就不是人了吗？我们都是人工智能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讨论这些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都是基因人，都是人工智能人，都是神人了，那我们的人文世界就坍塌了，那我们今天的讨论还有任何意义吗？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想，张扣扣案很有可能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之中成为一个转折点，它是对形式法治的挑战，是对绝对程序主义法治的挑战。我想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典的传统，研究人，研究人文世界，研究人文世界秩序建构的基本原理，去完成一个现代的、良性的中国法治的建构。
当然这个法治建构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像向秦讲的，不要失望，我们未来会有自己的精彩，以后会变得更好；就像罗丹说的，不要做懒惰者，高铭泽说的还要多多地学习，杨梦阳说的最好要踏实地做事情，只有踏实地去做，我们才能做得更好，我们才会有精彩，我们才有更多的希望。所以我就以张扣扣案作为今年讲座的一个结点。当然对张扣扣案怎么判，那是国家的事情，也有人在网络上说学者们在叨叨叨吵什么吵，学者们当然要作为社会舆论的一方，这并不是舆论绑架了司法，没有！舆论绑架司法我认为是一个假命题，没有这回事。法检两家哪会听舆论的，对不对？只是说它的一种判决、裁判里面，裁判规则支配着它，对不对？舆论不会左右司法，只有权力才会左右司法。所以中国的法治建设还漫长得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来读《论语》，读中国文化，我们来考虑当下的身位，就非常重要。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要努力为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发挥出光和热，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些话，也以此与大家共勉。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许天熙、熊辉、李笑雪、李恒、袁自力、张梦源、黄莹、叶秋滟、冯兰琦、杨梦阳、向秦、罗丹、高铭泽；字音校对：岳文可、高铭泽；全面校核：张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