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英国文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重要文学来源之一。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与创作方法，以及较高的艺术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重视它的主要原因。19世纪英国文学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资源与材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许多内容，就是在对它们的研究与评论中，提出、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也对19世纪英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 键 词：19世纪英国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其中，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恩格斯生于1820年，逝于1895。两人一生中，均在英国生活了很长也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①。19世纪英国文学，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不仅为他们的文学阅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与这一时期其他国家文学一道，为他们的文艺思想提供了文学方面的启示与来源，他们的文艺思想反过来也对当时及以后的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②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19世纪英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间的渊源与联系，了解文学与文艺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
弗·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中写道：“从马克思定居伦敦以后，英国文学就在他的爱好中上升到了第一位。”[1]恩格斯其实也是如此，自从定居英国之后，英国文学也就成为他的最爱之一，这从他著作中丰富的英国文学知识就可知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喜爱英国文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创作方法与文艺观上的现实主义、内容上的社会主义因素、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提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提出的具体语境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思想交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具体指的应该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创作的小说。不过，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就应该不限于社会主义者所创作的小说，其他作家包括资产阶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可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必然结果，社会主义者的诉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是一致的。广义地说，一部作品，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如实地反映了现实，就会有利于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具有了社会主义倾向。正如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2]巴尔扎克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他违背自己的政治见解，描写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不过，倾向往往带着主观色彩，而对于19世纪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主观上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一定赞成社会主义，他们作品中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在对现实的如实描写中，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因此，对于这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的这类因素，最好叫作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倾向。这里的社会主义因素指的是作品中那些动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永世长存的信念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考查，19世纪英国文学中，社会主义因素是十分丰富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其一，是对现实的真实表现。真实地表现现实并不容易。现实是复杂的，有现象也有本质，有假象也有真实，有个别也有一般。要真实地表现现实，既需眼光，更需勇气。狄更斯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批判美国人的拜金主义，受到美国人异口同声的讨伐；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揭示英国道德的虚伪，受到猛烈的攻击，最后不得不放弃小说创作，改写诗歌。然而，表现现实的真实仍是19世纪英国作家至少是优秀的英国作家的追求。他们的这一追求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与赞扬。马克思肯定狄更斯等作家对英国现实的反映。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3]。恩格斯赞扬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克兰这种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4]，但司各特在他的小说中形象地表现了它。
其二，是对人道主义、良善道德的肯定与推崇。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建立理性的王国为号召。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5]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实现，美好的社会并没有到来。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被公开否定。许多英国作家继续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坚持人道主义，提倡建立平等、良善的人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道德原则和社会理想。如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哈代则主张用纯朴的自然的道德来对抗、取代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在哈代看来，所谓自然的道德也就是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污染的道德，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纯朴良善的道德。如苔丝，虽然她犯了“通奸罪”“杀人罪”，但哈代却称她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因为她顺从的不是资本主义虚伪的道德，而是自己内心的召唤。人道主义和良善道德，成为19世纪英国作家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不仅健康了其创作的内涵，也提升了其精神的高度。
其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阴暗面的揭示与批判。到19世纪为止，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将世界更紧密地融为一体。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作过肯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劳动的剥夺之上的，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在这个社会必然出现大量金钱至上、损人利己、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形式。19世纪的英国作家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些现象。他们大多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对英国社会的罪恶与阴暗面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批判。在这方面，狄更斯最为突出，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以及富人的为富不仁、穷人的穷困潦倒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猛烈批判，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是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诉求和斗争的反映与肯定。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工厂，工业发达，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哈克奈斯、乔冶·爱略特等作家，都写过大量描写工业题材的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喜好、诉求，肯定他们为争取自身利益、自身的解放所进行的反抗与斗争。如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小说最后的结局虽然走向劳资和解，但是却生动地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生活的贫困和他们觉醒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小说也描写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小说女主人公、时装店女工玛丽·巴顿以为凭着自己的美貌，能够获得厂主儿子哈利·卡森的爱情。最后却痛苦地发现，哈利垂涎的只是她的美貌，却没有与她结婚的想法。最后她与哈利决裂，与一直默默地爱着她的工人杰姆结婚，两人一起出走加拿大。小说不仅写出了工人的诉求，而且写出了他们的觉醒与反抗，“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2]
其五，是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对他们品德的赞扬与肯定。狄更斯曾经说过，他对于人民，有着最大最大的信心，对于统治者，则只有最小最小的信心。这里的信心既有对下层民众道德品质的肯定，也有对民众力量的肯定。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的描写，《巴纳比·拉奇》对戈登暴动中的民众的描写，都突出了民众的力量。说明狄更斯对民众中蕴含的伟大力量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自然，19世纪英国作家大都没有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他们更多地是从人性、道德、品质等方面描写民众，强调底层民众的忍耐、牺牲、善良、仁爱、顽强、慷慨、乐于助人等美德。他们社会地位不高，也经常为一日三餐发愁，但他们的道德是高尚的，精神是富足的，思想是健康的。如狄更斯笔下的辟果提、埃丝特；夏洛特笔下的简·爱、哈代笔下的苔丝、爱略特笔下的织工马南等。即使是被人们称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华兹华斯、骚塞，其诗歌中的主人公也往往是普通民众，诗人歌颂他们自然、单纯的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诗意与幸福。
自然，严格地说，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度，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因此而苛求它们。因为只要是对资本主义不利的，都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因素。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坚定的参加者，也需要大量的同盟军、同路人。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对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世纪英国文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资源与材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合理延伸。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者，他们奋斗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革命实践要求与经验也必然对他们的文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既是文艺思想，自然离不开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自古希腊以来的欧美文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欧美文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素养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与英国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文学有关的内容和名词。作家的名字如狄更斯、勃朗特、盖斯凯尔、爱略特、司各特、卡莱尔、拜伦、雪莱、骚塞、菲尔丁、莎士比亚等；作品方面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城市姑娘》《蒸汽王》《艰难时世》等；人物方面如俾克史涅夫、鲁滨逊、福斯塔夫、夏洛克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喜爱19世纪英国文学，而且对之下了较大的功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9世纪英国文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贡献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许多内容，是在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评论与阐释中，提出、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这首先是现实主义。
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萨克雷、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尔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3]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对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批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做了充分的肯定，既肯定了他们对于当时英国现实的真实反映，也肯定了他们对于当时英国社会的“英雄”即英国资产阶级的真实描绘。导致这种真实反映和描绘的，更多的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伦理水准，而是由于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现实主义，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正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于19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他们成长的年代，正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英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狄更斯1836年发表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40年代以后，创作进入成熟期。其他英国现实主义重要作家如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也都在40年代进入创作，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他们以及稍晚于他们的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稍早于他们的瓦尔特·司各特、简·奥斯汀的创作，的确代表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而这些作家都是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的肯定，是符合19世纪英国文学的现实的。
但从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角度看，他们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肯定，更多地还是由于他们自己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原因。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6]恩格斯当然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毕生都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这也是他们的最高使命。对于文学作品，两位创始人的要求主要也是从这一目标出发的。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7]历史的标准与美学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从历史的标准看，对一部文学作品最高的要求，是它能够表现出共产主义的思想，直接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发展，最低标准则是真实地描写社会现实，反映历史的真实。因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与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文学只要如实地描写、反映出这种现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打击，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支持。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及其创作方法的肯定与支持的内在原因。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宽泛地说，凡是主张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表现现实的，就是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是古已有之。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一般是指19世纪30年代产生、流行于欧美的现实主义，它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但是，与浪漫主义的兴起不同，现实主义的兴起是波澜不惊的，既没有发宣言，也没有组团体，没有法国浪漫主义兴起时的那种轰动文坛的“欧那尼”事件。现实主义似乎在人们不经意之间就占据了欧洲文坛的主导地位。批评家们还没来得及对其深入研究，自然主义就又异军突起了。以至于在有些批评家眼里现实主义是不重要的，其本身的确定性成了不确定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世纪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就没有设“现实主义”一册，我们现在公认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等，被他归入“法国的浪漫派”中③。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在作品中表达出来，一是现实主义似乎是一种更自然的创作倾向，遇到的阻力较小，因此没有像浪漫主义兴起时那样进行广泛的宣传，甚至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朱光潜认为：“‘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哲学领域虽然从中世纪起就经常出现，而在文学领域，它首次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5)论文里。”但席勒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古典主义”，而不是现在通行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就连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来标明流派也是很晚的事。在一八五零年，当批判现实主义高潮已开始过去的时候，有一位法国小说家向佛洛里(Chamfleury)才初次用‘现实主义’(Realism)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而“‘批判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到高尔基才提出来的。”[8]在欧洲批评界，“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出现是比较迟的，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早就关注到了现实主义。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注意到了现实主义。恩格斯在1844年指出：“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9]这里所说的“新流派”“时代的旗帜”，无疑就是指当时风头正劲的现实主义。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进行相关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肯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进行肯定，一是对文学作品如实地反映现实进行肯定。如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明确指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2]，并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谈及莎士比亚的时候，恩格斯也指出，“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10]。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学作品的首要价值是如实地反映现实。一部作品，只要反映出了现实的真实，就具有了基本的价值。反映现实，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在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内涵、特点与实质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现实主义。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2]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概念，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物处于环境之中，环境影响人物，人物改造环境。这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自然，现实主义并不反对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达需要通过文学形象自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指出，在作品中，“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2]。在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批评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莎士比亚。马克思要求拉萨尔“更加莎士比亚化”，批评他“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1]。恩格斯则指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要求拉萨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12]。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莎士比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和创作方法。无论是“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还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12]，或者“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切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中的“最朴素的形式”[11]，实际上都是与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和创作方法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将席勒作为侧重观念表达的代表。要求作家将自己的思想蕴含在形象之中，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不要将观念直接地讲出来，说明了他们对现实主义这一特点的高度重视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与评论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些研究与评论中，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而富于启迪性的观点，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在文学批评标准方面，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还提出了美学的标准和历史的标准，并且认为这是文学批评最高的标准[12]。两段论述可以结合起来看，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是原则，而“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则是具体的要求。优秀的作品不仅要达到这两个要求，而且两个方面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恩格斯的论述虽然是针对戏剧而言，但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是对文学作品的具体要求。
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强调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在两人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⑤。作为现实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的文学，其源泉当然只能是生活。这一观点在对英国作家的评论中也有体现。在致自己女儿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们的朋友达金斯……是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不免要同他开点玩笑，警告他别让艾略特夫人遇见，因为她会立刻抓住他，把他写进她的文学作品。”[14]作家的创作来自生活，作家总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进行创作。马克思虽是幽默，却道出了创作源于生活的道理。
对于作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重视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的19世纪英国作家达一二十人之多，相关的论述也很丰富。在马克思看来，“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15]马克思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还只有24岁，然而思想却非常辩证。他肯定了作家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写作，但不能以获取物质作为写作的目的。作品是作家的目的，作品高于作家，当然也高于物质。这既是对作家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最低要求，即作家不能为“挣钱”而写作，最高要求，即作家在必要时应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放弃个人的生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有更高的要求。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社会主义作家应该表现“战斗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战斗，一是社会主义作家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并不主张在作品中把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地表现出来。
作家创作作品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但也不一定是给所有人看的，他的创作总以一定的读者为对象。为什么人而写，是衡量作家及其创作价值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作家必须为人民、为下层民众写作。他们肯定雪莱、拜伦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由此可见：穷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个世界迟早也是他们的。”[16]“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的‘家庭版’”[17]。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因是一部“关心人的书”，也受到恩格斯的赞扬[18]。自然，只是为下层民众而写还是不够的，作家还要写下层民众。要像狄更斯等作家一样，将先前在文学中“充当主人公的”“国王和王子”，变成“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19]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根红线，我们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它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内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2]社会主义文学或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应该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反映他们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映不应是一种表层的、一般的反映，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根据现实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进行的反映。通过这种反映，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反对这种制度。如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流行的歌曲《血腥的屠杀》。马克思指出，“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度。”[20]而英国宪章派诗歌《蒸汽王》则批判了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这首诗表面上是在指责蒸汽，但实际上是在批判操纵着蒸汽机的“祭司”(资本家)和在背后支撑着这些“祭司”的制度。诗歌号召工人们“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趁他还没有吞灭全国人民。”[17]资本主义时代发明了蒸汽机，但蒸汽机却被用来奴役工人，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使他们生活得更加痛苦。进一步思考，机器本身是没有趋向的，有趋向的是操纵它们的人和制度。诗歌的矛头和内在的深意就这样突显出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评论英国文学，直到90年代，晚年的恩格斯仍然关注着英国文学的发展。19世纪英国文学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了文学作品和研究对象，在其文学素养和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否也对19世纪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不过，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也还没有确凿资料说明狄更斯、萨克雷、夏绿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直接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或者直接看过他们的著作。这一方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
不过，作为一种规律，一种先进的思想产生之后，它不可能不对其所产生于中的社会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成员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成员。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探讨：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部分英国作家有过直接的交往，如恩格斯与哈克奈斯。部分英国作家、批评家如卡莱尔读过他们的著作，直接受到过他们的影响。而卡莱尔在当时英国是一个重要的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与狄更斯等人的关系很好。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必然会通过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传播开来。因此，说狄更斯等人间接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应该不是牵强附会。
其次，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之后一直定居英国，恩格斯50年代之后也主要在英国生活。英国是他们50年代之后主要的活动场所，其生活、学习、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学术界、理论界和思想界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有着极高的威望。这种威望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时英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影响到英国社会，并通过他们影响到19世纪英国作家和英国文学。
再次，1836—1848年英国掀起的宪章运动是19世纪英国社会和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和英国作家产生了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宪章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等都深受影响。宪章运动使他们看到了英国社会的矛盾，认识到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力量，使他们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关注并且参与了宪章运动。1842—1844年恩格斯乔居英国期间，曾和宪章派一起战斗，帮助办好宪章派的报纸《北极星报》，并在1845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赞扬、评论宪章运动，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也曾号召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像宪章派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解放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还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琼斯、哈尼等建立了联系，通过教育与帮助他们，间接地参与并且指导了宪章运动。可以说，受到宪章运动影响的作家也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康德的美学著作只有对一个具体文本的剖析，而这一文本是德国威廉皇帝的创作”，这使人怀疑他在美学鉴赏方面的判断力。黑格尔显得比康德高明，“他在美学著作中就不针对同时代的作品，而采用了古希腊时期作品，这样就不会因为一时的鉴赏而产生麻烦。在黑格尔这种看起来比较保险的批评实践中，就割断了文学批评对于现实的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作用，所以黑格尔在思想体系看来当时是新颖的，而在所体现的美学趣味上则是保守的。而反之如果要积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的文艺问题，从原先的理论研究中往往难以拿出现成的可以切实适用的，这样也就是在体现现实针对性的时候，这种新的研究和过去的理论之间就缺乏自洽!”[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避免了黑格尔的尴尬。他们的文艺思想既联系过去，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并且主要是建立在现实的文学活动的基础之上。19世纪英国文学构成了这现实基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探讨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互动和影响，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马克思于1849移居伦敦，以后的岁月主要住在伦敦并逝于伦敦。恩格斯于1849移居伦敦，后到曼彻斯特，1870后再次移居伦敦并逝于伦敦。1849年之前，恩格斯也曾在伦敦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
②本文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狭义的，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马克思、恩格斯。
③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④莎士比亚不是英国19世纪作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将他放在现实主义行列中，与19世纪英国作家同等看待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评席勒“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他们只是将席勒作为观念性作家的代表进行批评，并没有全盘否定席勒的创作。
⑤卡西尔认为，语言是人类生活的提升和凝集。“语言概念的最初功能并不在比较经验与选择若干共同属性；它们的最初功能是要凝集这些经验，打个比方，就是把这些经验融合为一点。”(参见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1-62页。)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地获取各种经验，这些经验有的由于相同或不断重复，有的由于与人的主体需求和意愿相符而得到人们的“注意”，为了把握这些现象，使其在自己的意识中固定下来，人们便使其与一定的符号联系起来，这就是初始的语言。这可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观点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