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那场空前浩劫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右派”的处理有六条规定，其中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其次是监督劳动，再有便是留用察看、降职降级之类，但是不管哪一类，都要下乡（少数在本单位）劳动，官方名之曰“劳动改造”。这当然是一种托词，体力劳动本身能解决政治思想问题吗？能解决意识形态的分歧吗？显然不能。实际上这只是以劳动来惩罚、以劳役来治罪，并且企图通过这种惩罚迫使对方放弃原有的政治思想而已。所以正确的说法，这应该叫做强制劳役。此举实在并不新鲜，它只是历朝历代专制统治者惩治异己的一种传统手段。
我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戴上“右”字桂冠后，曾被送农村服了四年劳役。有两年是在农业生产队里，有两年是在机关农场里，夹紧尾巴做人，遵命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经受了一番别样的艰辛和苦楚。
（一）
1958年4月，我的结论敲定，自知去农村已是唯一的出路，就开始做种种准备。书报衣物，能卖的卖，能丢的丢，只留下一床铺盖、一只破皮箱，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到得6月，正式上路。目的地是上海西郊七宝镇以西约三里左右的吉家巷。同行的除了两个同样身份的难友外，还有几位同一机关里的干部，他们是下乡“劳动锻炼”的。当时正在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之中，下去不久就听到宣布说当地由七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组成了一个大社，命名为“七一人民公社”，吉家巷本是个高级社，倂社后改称为新生生产队。我们被安排在一家农户多余的房间里住下，吃饭有公共食堂，当时全体农户都已取消家庭伙食，大人小孩一律在食堂“张开肚皮吃饱饭”了。我们则是按一定的标准上交粮票和伙食费，然后在食堂领取一份饭菜。
这一地带是粮棉作物和蔬菜混合种植的地区，一方面要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是水稻、棉花和油菜，基本解决自己的粮油需求；一方面要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供应市场，取得现金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当时队里除了个别人在城镇企业当职工以外，没有其他人流动性地出外打工。社员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都已取消，全村男女老少都在队里集体劳动，除了养猪场养鸡场的饲养员外，所有劳动力都纳入班组作业，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听哨子号令统一出工和收工，每天在工分簿上记载劳动项目和工时，然后按劳动力等级换算成工分，到年终时根据工分数字再结算分红。
1958年的夏天，大跃进热潮正在席卷全国城乡，江南地区又正值“双枪”（抢收、抢种）时节，于是热上加热，赶季节、争先进，一片战斗景象。每天早晨哨子一吹，大家就急忙在村前空地上集合，队长分配任务后，就排着队伍下地，割稻的割稻、挑担的挑担，争先恐后，个个都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模样。为了在社队竞赛中争先，经常起早摸黑，挑灯夜战。俗话说是“两头黑”、“从鸟叫做到鬼叫”，甚至点着马灯加班。有几次乘着月色割稻到半夜，割得落穂满地也在所不顾，第二天还要照常出工。割完早稻接着就是晚稻插秧，日复一日，面朝水田背朝天，累得腰酸背痛无法站立。这对我们这些刚来的书生真是极大的考验。那几位“下放干部”累了可以停停歇歇，实际上他们三天两头就有这样那样的“公务”或“会议”，离开生产队半天一天是常事；而我们几个“有罪在身”的人，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必须夜以继日、一天不拉、拼死拼活都得跟上。尽管社员们都很谅解，但是稍有懈怠，个别村干部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众所周知，大跃进伴随着普遍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就说“双枪”完毕后的积肥运动吧。上级号召，为了明年的丰收，要大搞积肥运动，而且要天天上报积肥的“战果”。于是，除了常规的禽畜粪肥、河塘里的淤泥之外，还要多方寻找肥源。上面传话说，烟熏土有肥效，于是就发动大家去田边地头锄草、或者把草皮连土带泥成块挖起，然后垒成一堆点火焚烧，甚至组织青年突击队日夜加班专门烧土，制作“烟熏土”。上面又传话说，坟头泥极有肥效，于是连忙组织突击队村里村外去扒坟，碰到大户人家面积很大的祖坟就像发现了金矿一般，一窝蜂地围攻，把棺廓外的泥土全扒出来，堆在一旁，随意估算个数字上报，说是积了几百担坟头泥肥。前面说的烟熏土肥也是这样估算一下就把数字上报了。
对于大跃进中的浮夸虚假现象，正直的老农或村干部也不以为然，背后常有怨言。但是这样就犯了大忌。有个小队长对这些不良现象发了几句牢骚，上头知道了，很快就召开社员大会点名批判、勒令检讨，把他作为“拨白旗”的对象，整得灰溜溜的，后来还把职务撤了。我们几个“右”字号当然谨言慎行十分小心，总算没有吃什么新的苦头。
（二）
“双枪”过后，同我们一起下来的“下放干部”陆续回机关去了，换了另一批来。而我们这些“右”字号，则成为这里的常住人口。我们的工作证已被收缴，虽然户口和工资关系还保留在原单位。常年干活，没有星期日或节假日，每月可以请事假两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社员逐步接纳了我们，觉得这几个年轻人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私下还颇为同情。有些社员遇到家务事还愿意同我们商量，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能得到他们的照应。他们都叫我“小张”，认为我虽然偏瘦，但是“青皮硬骨”，积极肯干，够得上一级男劳动力，每工能记10个工分。事实上我每次出工也都是同青壮年在一起，和这些强劳动力干着同样的活。
这里的农活，大致为栽种、田间管理、收割采摘、农田建设四个大类。田间管理包括施肥、松土、除草、杀虫等；蔬菜的品种多，田间管理更为复杂多样些。干农家活，需要一定的农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但最基本的还是靠体力。而最常用的体力活便是挑担，挑土、挑水、挑秧、挑稻、挑菜、挑粪，事事离不开一根扁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根扁担总是如影随身的忠实伴侣。我大致上可以负重120到150斤，视距离长短而稍有变化。
夏天挑担，头顶烈日，脚踩热土，几个来回就会汗流浃背，衣衫尽湿。但又不能脱去衣服赤膊上阵，不光是皮肤晒不起，肩膀也磨不起，所以总要穿结实一点的衣服才行。当时我总是一件卡其布外套，一天下来，内外湿透，天天如此，所以干脆不换不洗了。几天之后，久而不闻其臭，外套背面盐花泛白、硬如纸板，反到不粘糊了。一直穿到挑担活告一段落再抽时间换洗，作一次性保洁。
冬天挑担，迎着寒风，脚踩冻土，几个来回就浑身发热，寒意全消。但是，渐渐地汗水湿透内衣，味道就不好受了。这时还停歇不得，一停就冷，只好拼着命地连轴转。更糟糕的是，由于常年劳作，两个手掌十分粗糙，加上寒冷干燥，手掌和手指处处开裂，十个手指都会有横向裂纹，就像刀割的一样。有时还会渗血，接触到水分就刻骨铭心地疼痛。当时没有橡皮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无奈之下，只好在开裂的地方贴上胶布，但是满手胶布仍然无法解除疼痛，胶布赃了总要揭下来更换，这时就更会痛得撕心裂肺了。
最顶级的挑担活，要算是“浇泥浆”了。根据江南的习惯，每年冬春之交，在小麦出土之初，要从池塘或河浜里捻取稀薄带水的淤泥，铺开浇洒在麦地里，既为新苗保暖又为之施肥，这就是“浇泥浆”。此活有两个部分，一是驾着小船，用特制的捻泥网，从河底捻取淤泥。这种捻网是个巨大的网夹，主体是两根二三米长杯口般粗的毛竹，底部装着两个合在一起的簸箕状的网兜，操作时把竹竿和网兜伸向河底，夹取淤泥，然后连泥带水提起来放到船舱里。等装满一船后就用长柄木勺一勺勺地把泥浆抛到河岸上的泥浆池里。二是把泥浆池里的泥浆，装进粪桶，一担担地挑到麦田里，然后提起粪桶洒泼，要均匀有序地洒泼在麦田的表面。
这两步作业，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既要有大力气，又要善使巧劲。首先，用网捻泥，每一网的泥浆都有几十斤重，从河底拖上来放到船舱里，一拖一放，小船就会摇晃。既要多捻泥、又要保持小船的平稳和安全，这就需要巨大的臂力和技巧。当时没有防水的手套和衣裤、长靴，最多就是一双胶鞋。在凛冽的寒风中，两手冻得通红，两腿裤管结冰，内衣却又汗湿淋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其次，要把泥浆一担一担挑进麦田，每担泥浆总有一百四五十斤，洒泼时要负重弯腰作180度旋转，稍有不慎就会闪腰伤腿。实际操作时通常两个人搭档，一个在船上捻泥、一个在岸上浇泥浆，定时互换。这算是青壮年男子的顶级农活，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冬天，也算经受了考验。
冬春之交，水稻田里作为绿肥种植的红花草，开始伸枝展叶，随着天气转暖，红紫的花翠绿的叶便浓浓地连成一片。这时候需要及时翻耕，把红花草埋入土中，沤烂成肥。由于男劳力紧张，我又被调去跟着犁地和耙地。犁地时，既要让前进的耕牛听话，又要让手中的犁把深浅适度，太浅了就翻不起泥土，太深了就直往土里钻，弄不好整个犁都会断裂。耙地时，耙子在高低不平的土块上碾压前进，双脚要始终在耙子上面站稳，最终要把脚下的田地耙细耙平。这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常常弄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最后我也终于学会了，能够顶上一级男劳力的岗了。
就这样冬去夏来，我同几位难友在吉家巷劳动了一年有余。1959年10月，据说因为我们同农民相处太熟、不利于监管，于是被转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生产队去。不过三个月后，1960年2月，又被转移到上海市直机关办的奉贤农场去继续服役改造。
（三）
奉贤农场位于上海远郊的奉贤县，濒临东海，看来这是开发不久的地带，有些玉米、红薯之类的作物，而更多的是连片的芦苇和野草。农场有两排新建的平房，用作场部办公室、宿舍和食堂，另外还有仓库、猪栏等棚舍。场部受市直机关工委领导，原机关团委书记方某是场党委书记，他是我在原单位担任团支部书记时的老上级。全场不到一百人，分别来自各市级机关，既有我们这类“右”字号，也有下放干部。有一阵子我原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王某、和我同科室的朱某、籍某等人，也来这里短期“锻炼”。王、籍二人个把月就走了。朱某在农场时间较长，担任过场内“右”字号的总管，主持过几次我们的学习会和批判会。所谓学习会主要是汇报“改造”心得，批判会主要是针对劳动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记得“右”字号中有位来自市总工会的女士，三十多岁，大概是夫妻离异了吧，独自带了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在这里服劳役。这种处境本身就够可悲的了。谁知有一次收工时分，她见到夕阳下面一片枯萎的玉米杆，轻声说了句:“全都枯了”。由于说的是上海话，竟然被人听作“全是骷髅”，告密者报告上去以后，上头就专门组织了一场会议批判，说她出于阴暗心理，污蔑大好形势。弄得她有口难辩，徒叹奈何！
这里的劳动有三类，一类是养殖，主要是养猪；一类是种植，主要是为养殖提供饲料；一类是运输，为农场的基建运输水泥、黄沙等材料。我先后参与过后面两类。时值冬春，农活主要是采收玉米、红薯之类，另外就是采集野草野菜。没有农活的冬令时节，人们每天背个麻袋到四野去采挖可以喂猪的野草野菜，一天下来，少则几十斤、多则一百多斤。大家四处奔波寻觅，生怕采少了不好交账。但是比较起来，我做得更多、时间更长的还是运输劳动，也就是当装卸工或搬运工。当时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卡车，基建物资都得从几十里之外通过水路运来，而水路又不能直达，中间还要翻越一个路坝。于是我们每次运输都要装卸两次，初装一次，翻坝时又一次。水泥可以成包肩挑背扛，而黄沙则要一铲又一铲地装到箩筐里，然后两个人用碗口粗的大棒来抬运。一包水泥上百斤、一筐黄沙二三百斤，我们硬是扛着、担着、抬着，一步又一步地踏着狭长的跳板，从岸上到船上、又从船上到岸上地搬运。出差一次总要好几天，不论晴雨，也不论日夜，只要需要就得夜以继日地干这番苦力活。遇到雨雪天气，每人身穿一件破雨衣，满脸雨水掺着汗水，脚底下泥泞路滑，筐里的黄沙随着雨点的飘洒越淋越重，但还得战战兢兢、一步一幌地负重前行，一步一幌地脚踩泥水和狭长的跳板前行，幸好没有发生过致命的意外。
不过，事故还是出过的。当年深秋时节，奉命去松江县装运稻草，场部借来了一条木船，由一位生产组长带着三个“右”字号执行任务。这位生产组长是苏北人，本是某机关的厨师，可能在老家摆弄过小船，这次便充当了舵手，自信满满地出发。从奉贤出发，日夜兼程，经过七折八湾的河港，进入黄浦江，再溯江而上驶向松江某公社。船过黄浦江时，来往船只甚多，又逢涨潮，船身常常失控，一路同其他的船磕磕碰碰，险象环生。当时船头船舷根本没有保护装置和安全设施，船员们连一件救生衣都没有，大家也就懵里懵懂地上路了。回程的时候船上装满了稻草，堆得高高的，行驶时总有点颠簸摇晃。在某个河港拐弯时船身一侧，我们一位朱姓同伴竟然滑到水里去了。当时已是深夜，水面上一片漆黑，朱某七划八划好不容易抓住了船舷，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进了船舱。只见他浑身湿透，在夜风中瑟瑟发抖，但总算没有送命，原来他还懂得点水性，没有让身子沉下去。要是换了我，早就做了淹死鬼了。
（四）
在奉贤农场呆了一年光景，1961年我们几个又被转移到钱粮庙农场，这是上海市直机关的另一个农场，位于龙华方向、沪闵路南段，比奉贤农场离市区要近多了。原先从奉贤农场来市区，先要步行二十多华里到达南桥，过一条河以后才有间隔时间很长的公交车去市区，而钱粮庙农场附近就有开往市区的公交车站。当然这种公交近便对我们意义不大，车来车往我们只能瞪眼看看，因为我们没有人身自由，基本上不会去乘车。
这个农场除了养猪，也要种菜，是又一个为市直机关提供蔬菜和肉食的重要基地。现在回顾起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正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全国大闹饥荒的年头，城市的情况稍好于农村，但各种营养缺乏症、特别是浮肿病也相当普遍。上海作为重点保障的大城市，粮食是按计划有得供应的，但是副食品奇缺，糖盐油烟、肉鱼禽蛋都要凭票供应，蔬菜也要凭户口证限量供应，因此，各机关企业都在挖空心思，想办法拉关系，为自己的员工收罗农副产品。我们所在的市直机关，凭借权力在郊外圈地办了几个农场，利用我们这些编外劳动力，为他们餐桌提供蔬菜肉食，那真是一举多得的高招。
钱粮庙农场范围没有奉贤农场大，但是人员不少，组成情况和奉贤农场大同小异。除了场部及大组的组长是下放干部外，基本上都是市属机关的“右”字号，有市委各部的、有市总工会的、有市妇联的等等，市长曹荻秋的秘书也是“右”字号，安排在这里养猪。这里的生产管理比奉贤农场更为正规，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和作业计划，有严格的作息制度，场部还办了黑板报，通报生产和政治学习情况。全场人员划为几个大组，这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学习组织，几乎每晚都有政治学习或生活会议，当时正值中苏论战高潮，论战文件便是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
我被分在农业组，各项农活都能拿得起来，日子过得相对平稳。但在这里也有过特殊的考验，那就是到市区拖粪的那些日子。
当时农场养猪，除了一般的干饲料和青饲料外，还作兴用人粪喂猪。据说人的粪便残留不少蛋白质，加热烧煮以后，香气四溢，猪儿们特别爱吃。于是场部组织强劳动力，轮流到市区的公共厕所收集粪便，装进木桶，拖运回来。1961年春夏之交，我曾经轮到过三次，每次十来天，早出晚归，这又是一场挑战体力极限的超强劳动。
这项作业通常两人一组，配备一辆人力车。人力车有两种：一种是双轮拖车，俗称板车或黄鱼车，一个人在前面手握车把、肩搭背带地往前拉车，一个人在后面用双手往前推车；另一种是三轮车，一个人骑在上面蹬车，一个人在后面辅助并推车。两种车上都安装有特制的长圆形加盖的木柜，装满人粪尿后大约有四百来斤重。
轮到作业那天，提前早餐后出发，到徐家汇、大木桥一带，沿路寻找适当的公共厕所。所谓适当，是指采用木制马桶大便而不是蹲坑大便的。当时还没有抽水马桶，部分公厕里摆有几个圆柱形的大马桶，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两个人把马桶抬出来，小心翼翼地将粪便倒进人力车上的木柜里，大概倒了十来桶，就装满一车了。
要把这样一车几百斤重的人粪尿拖到农场，真要拼尽全身的体力。沿途经过漕溪路、沪闵路，总有二十多华里，其间还有两座坡度不低的公路桥。两个人就像两条牲口，老牛破车，一步一喘，挥汗如雨地前行。上桥时身子俯伏得几乎贴近地面、几乎和车把构成一条直线，才能勉强拖动车轮缓缓爬上斜坡；下桥时又得直起身子、稳住脚步，全力把控住背后压过来的巨大推力，一不小心就会有车翻人亡之险。就这样，拼死拼活，每次回到农场总是大汗淋漓，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躺卧很久才能缓过气来。我干到第三个周期就病倒了。那一天胃疼得厉害，坐立不安，夜不能眠，请了假挣扎着去远在市区的医院就诊服药，回来后只能勉强干点轻活（卧床休息是不可能的），调理了两三个星期才逐步恢复。
这是我下乡后的第二次大病。另外一次是在奉贤农场，有一天突然腹痛不止，场部医护员诊断为急性阑尾炎，派人用三轮拖车把我送进城去急诊治疗，想不到服药并针灸以后便逐步缓解。由于医院里不能留住，我挣扎着从徐家汇乘车到虹口二姐家里住宿，第二天赶回农场，几天后竟然没事了。和我得阑尾炎差不多时候，农场里有一位年纪较大的难友突发心脏病。当时根本没有急救观念，也没有急救设备和措施，只是派人用三轮拖车往城里送，要知道奉贤农场离徐家汇有好几十里坑坑洼洼的土路，结果在半路上他就停止了呼吸，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报销。而我两次突发病痛竟然都能化险为夷，我那瘦弱的身躯竟还隐藏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是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的。
1961年10月，我总算被摘去了头上的右冠，说是可以回归人民队伍了。但是，党政机关是留不得的了，而且还不能留在沿海城市，以免后患，毕竟是异己分子嘛。第二年四月，同难友戈兄一起被发配到江西内地，在偏远山区当了个乡村教师。从此以后，在这块红土地上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
（五）
以上便是六十年前在农村服劳役留给我的主要记忆。四年时间，漫长而充满辛酸，我在中国特色的炼狱里尝遍了种种屈辱和苦难，但也增添了许多千金难买的体验和历练。回顾起来，那时的思想既迷茫又简单。迷茫的是：明明遭到多次欺骗（响应号召提意见、响应号召学习讨论、响应号召向党交心，结果所有记录都成了“罪状”），明明受了天大委屈，还不得不“低头认罪”；心里不解和抵触，但又不能质疑和反抗，不得不吞下全部苦果。当时对这一切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是感到混沌和无解。简单的是：我已沦落成泥、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别无所求，只盼早点解脱、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千难万险在所不辞。这点残存的盼望，也是当年仅有的精神支柱，凭着它，总算度过了四个春秋，一千五百多个强制劳役的日日夜夜。当然以后还有许多年的折腾和磨难，那就要另文记述了。
我孤身一人，没有妻离子散的苦恼，这也有利于我的坚持。而我的家庭、我的哥哥姐姐们的理解和关心，极大地安慰着我，增添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这方面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让我一想起就会热泪盈眶。曾记得，1958年我刚发配下乡不久，我的三哥就特意寻访到吉家巷来看我，这是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我们在河边的水车棚里相见，尽管时间短暂，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曾记得，当年家家口粮紧张，我的大哥还是想法设法多次用粮票给我买来糕饼，好让我补充正餐的不足，以支撑繁重的体力劳动。曾记得，我的二姐在我每次进城时总要给我准备些糖拌的炒面粉，装在玻璃瓶子里给我带走，以备必要时充饥；得知我在寒冬腊月里还要冒着冰霜在农田里起菜，她特意给我缝了一条大棉裤御寒。我在城里没有住所，原先在机关宿舍里居住的老爸老妈已经被赶下乡去了，机关宿舍已没有我的栖身之所了。每当我获准进城时，就把大姐的家、二姐的家当做自己的家，在那里住、在那里用餐，她们还总要想方设法给我准备点荤菜补充我的营养。她们的孩子都一如既往地亲近我，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增添了我在苦难中求生的信心和力量。我的二哥在江西南昌，也会来信关心我。我要一辈子感谢他们，正是这些可贵的亲情，帮助我历尽悲苦而没有崩溃、终于坚持到了光明到来的一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史料的披露和传播，人们知道了更多有关反右运动所造成的悲剧。以我的遭遇和无数家破人亡的难友、和夹边沟几千饿死累死暴尸荒野的难友、和顾准林昭等以身殉难的先烈相比，实在是一粟之于沧海。记得我在1979年为改正的事去原来所在的市委某部、见到当年的老领导沈安娜时，她感慨地说：“你受苦了。但总算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好些。”她是在为我的平安返回感到欣慰，因为她也很清楚在这场浩劫中遭受大苦大难的、死于非命的人实在太多了。是的，我能幸存下来，这是上天的恩施、命运的眷顾，格外值得珍惜。正因为如此，我更应该把当年的遭遇一点一滴地记载下来，告诉后人，让大家牢记前辈的苦难、牢记历史的教训，共同努力铲除造成悲剧的制度根源，千万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写于201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