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9日下午，美丽的西爪哇山城万隆的上空一下子乌云密布，突如其来的春雷与闪电打破了上午晴空万里的宁静。此时，一场为期7天，集中了29个亚非国家的“亚非会议”已经正式进行了一天半。所有与会者此时都能感觉到此时笼罩在会场上空的紧张气氛。在听完了两天来各国代表的发言之后，周恩来走上了发言席，以他那段被美国记者鲍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称为“没有闪电惊雷”[1]的演讲，回应了会场上凝聚的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敌意，也就此打开了新中国对中东及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局面。
此前一天下午，在几个平淡无奇的公开发言之后，伊拉克前总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人穆罕穆德·法迪尔·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的发言彻底打破了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着力推动的中立主义基调。在演讲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2]的贾马利提到，至今为止仍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和谐的“三股国际势力”包括:“旧殖民主义”，作为旧殖民主义“最后一个篇章”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他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偏狭的、物质至上的宗教”。这种“颠覆性的宗教”具有席卷全球的能力，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新形式”。[3]在万隆会议开始之前，贾马利便已经公开表示过他将会在万隆会议上持何种立场。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伊拉克代表团一行6人在贾马利的带领下经停新加坡，并接受了采访。采访中，贾马利表示，伊拉克代表团此行的任务是“保卫联合国框架下和平共处的原则”。然而，他也强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拉克“不可能保持中立”。他的代表团“也许会支持国民党中国，但一定不会支持红色中国”。[4]
早在1955年年初，在前来参加万隆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联盟（جامعة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Arab League）成员国中间便因为1955年2月24日签订的《巴格达公约》（Baghdad Pact）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作为二战之后大国竞争在中东地区的直接表现，《巴格达公约》以“经济协作”（Economic co-operation）与“联合防御”（joint defence）作为一组不可分的政策框架，将大国霸权的国际治理模式推进到了中东地区。并且试图强调这种“共同防御”的模式，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精神原则。[5]而对纳赛尔这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种带着明确限制条款的“经济协作”与“经济援助”，无疑会损害阿拉伯人民的独立，并使得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变成他们利润的源泉”（source for their profit）。[6]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中，《巴格达公约》的签订使得美国成为了继英国与法国之后的“第三个帝国主义者”（the third imperialist）。[7]因此，作为对美国通过《巴格达公约》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回应，埃及民族主义政府表示，“很有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likely to recognize People’s China），以此作为对“伊拉克与土耳其结盟”的对抗。[8]这种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紧张间接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隆会议上所面对的局面。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拉克、伊朗为主的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敌意；另一方面，以来自埃及等新成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为代表，它们则对新中国持相对中立甚至是友好的态度。这种矛盾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的霸权斗争。相反，这种矛盾更多体现了第三世界对霸权秩序的差异性反应与内在政治紧张。体现在政治语言上，这种第三世界内部政治斗争与自主意识的生长，则表现为各个国家对 “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这类霸权秩序内涵的不同阐述。
在贾马利直接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意之前，伊朗代表阿里·阿米尼（Dr Ali Amini）便已经隐晦地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将二战之后盘旋在世界上空的那种以美苏“两个阵营”争霸为主的幽灵，引入到了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种间的洲际大会”中。[9]到了4月19日上午，来自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代表又将这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意重新带入了会场。当天下午3点，大会在午休之后继续进行。叙利亚、泰国与土耳其代表陆续发言。截止此刻，按照美国的事先的意愿，刚刚开始一天半的万隆会议，已经将“反殖民”这一议题拆解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以及反对“旧西方”的两个主题。[10]这种表述使得原本在尼赫鲁等人设计下，试图通过中立主义（Neutralism）来表达的反霸权主义新世界理想，一步步走向以反对旧霸权为名，树立新霸权为实的旧世界道路。然而，万隆会议的进程最终并未被这种霸权意志所决定。随着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会议气氛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这种围绕着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内涵定义的冲突，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传递了第三世界运动本身必然失败的信号。因为这种内在的冲突被视为是缺乏共识基础的体现。而在传统西方的永久和平观中，只有实现了制度与价值观的统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虽然，这种传统的民主和平（liberal peace）观已经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而遭到严峻挑战，但是其对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理论假设仍旧在延续。这种在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国际秩序观假定，稳定的“同盟”关系必然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绝对一致，或在有限范围内实现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基础上。[11]而二战之后，在去殖民与美苏争霸的双重背景下诞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上述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观里自然显得格格不入。
换一个角度看，在万隆会议上出现的这种矛盾，也正凸显了20世纪新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霸权本身所呈现的多种面孔。纵使这诸多社会政治背景各异的国家之间一时无法对霸权本身的所指达成精确的共识，在“反帝”与“反殖民”实践中产生的对霸权主义政治本身的道德排斥，则已经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建设世界新秩序过程中构建合作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起点。这在万隆会议最后公报（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of Bandung）便有很好的体现。公报中强调，万隆国家文化合作的基础是对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存在于亚非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反抗。[12]也正是对反抗本身多样性的认可与寻求共识与合作的理想基础上，以反帝与反霸权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第三世界运动才为二战之后的新世界秩序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政治可能。
在万隆会议上那种对新旧两种“殖民主义”的批评背后，我们不仅仅能够从传统的大国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层面上，看到主导了19世纪与试图主导20世纪的两种西方霸权秩序的交割，也可以发现20世纪世界霸权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冲突。然而，在这种霸权政治叙事背后，还另有一条历史线索鲜为人注意。这条线索以对霸权秩序的反抗为主题，从19世纪初便不断对世界霸权秩序做出回应。
进入到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意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为20世纪国际秩序中对“平等”问题的理解带入了新的内涵。一种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践上、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争取“平等发展”与“互相尊重”的斗争过程中，“第三世界”认同才逐渐成型。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里，这种以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national independence）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合作为表现形式的平等政治尝试，也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20世纪的独特历史价值。通过梳理新中国初期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的构成、实践及其理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今天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否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因此，对这段历史的审视，其意义更是希望借此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的生成机理。
注释：
[1] Barnett, A. Doak. “Chou En-Lai at Bandung, Chinese Communist Diplomacy a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May 4, 1955.档案号：ADB-4-‘55。
[2] NSC Briefing, 27 April 1955, 档案号：CIA-RDP80R01443R000300320012-2。
[3] Barnett, A. Doak. “Chou En-Lai at Bandung, Chinese Communist Diplomacy a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May 4, 1955. 档案号：ADB-4-’55。
[4] “Iraqi Policy at Bandung Outlined”，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Daily Report档案，档案号：FBIS-FRB-55-071, Rabat, Apr. 11, 1955.
[5] 该条约的全文可以参见：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aghdad.asp。
[6] 这一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反西方霸权情绪很快就在苏联的新闻中被描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并在一段时期内，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成功调动并联合了数次民族独立运动。在苏联新闻报道中关于埃及官方表达的反美情绪，特别是针对杜鲁门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的反感与批评，参见：”Arab Suspicion of U.S. Aid Justified”，FBIS档案，档案号：FBIS-FRB-54-077, Moscow, Apr. 20, 1954.
[7] 这一批评出现在当时的阿拉伯语媒体中。主要针对美国对中东援助政策中体现出的帝国主义色彩做出了相应批评。参见”U.S. Told to End Support of Imperialism”, FBIS档案，档案号FBIS-FRB-54-120, UAR, June 19, 1954.
[8] 来自埃及政界的这则消息，早在1955年2月24日《巴格达公约》正式签订之前便被以色列媒体披露。参见：”Reprisal Laid to Egypt if Pact is Signed”，FBIS档案，档案号：FBIS-FRB-55-036, Isreal, Feb. 18, 1955. 埃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交则在1956年5月。
[9] “Opening Address given by Sukarno, Bandung, 18 April 1955,” Asia-Africa Speak from Bandung. Djakart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5, pp. 19-29.
[10] NSC Briefing, 27 April 1955, 档案号：CIA-RDP80R01443R000300320012-2。另外，按照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的描述，虽然美国没有参加万隆会议，但会议上却有其“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少代言人。参见：Richard Wright, The Colou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London: Dennis Dobson, 1955), 138.
[11] 这种态度很好地呈现在基辛格《大外交》对欧洲秩序及美国威尔逊之后参与世界事务的历史叙述中。参见：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29-55.
[12] 参见："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of Bandung," in Asia-Africa Speak from Bandung (Djakart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5), 16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