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民主人士关心关怀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注重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关心保护民主人士，提出要在救济方面多给予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的合作情谊。1946年2月，重庆人民在较场口举办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的大会。未料，蒋介石反动派为了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指使特务破坏大会会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就在特务行凶之时，周恩来及时赶到现场，当场痛斥特务暴徒，制止他们继续行凶。随后，他和邓颖超等赶往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并于当晚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残暴行为。
同年6月中旬，上海群众举行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集会，并推选马叙伦、阎宝航等10余人赴南京请愿。23日晚上，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和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于凌晨二时赶到医院慰问负伤代表，并于24日就“下关惨案”事件向马歇尔、徐永昌等人提出严重抗议，提出严惩祸首、惩办不称职的教育机关等六点要求。
6月底，民盟联合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反对国民党内战，要求民主和平。民盟由此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奸党”，被使用残忍手段“处置”。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暗杀了爱国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周恩来闻讯后十分悲痛又极其震怒，随后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后来还专门写了纪念悼词，“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悼词由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在上海各界追悼李、闻二先生的大会上宣读。7月下旬，民盟中央常委、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引发脑溢血去世，周恩来、邓颖超等赶到医院时，陶行知“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对陶行知的病逝，周恩来深感悲痛，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并协助处理后事。之后，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提出“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要保护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这些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体谅、关心和帮助。
2、妥善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保证新政权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受中央委托，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他妥善周到地安排各方面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为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召开付出了大量心血。
宋庆龄在政治主张上一贯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在国共合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党中央十分重视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并为此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1949年1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发出盛情邀请的电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当时宋庆龄因一些客观原因和身体原因未能立即北上，但回信表示深厚的感谢。6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派与宋庆龄相交很深的邓颖超专程到上海迎接宋庆龄。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委托邓颖超转交。周恩来也委托邓颖超带去一封言辞恳切的亲笔书信：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
这封信字字恳切，态度至真至诚。宋庆龄读了信后，心情十分激动，欣然同意北上。周恩来闻讯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详细安排了宋庆龄北上的相关事宜。电文中指出：庆龄先生病体难支，“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从电文中可看出，周恩来切实考虑了宋庆龄北上过程中的不便之处，对具体事宜作了详细的部署，安排得十分周全。在宋庆龄的火车到达北京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在站台等候迎接，热烈地欢迎宋庆龄到来。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周恩来与宋庆龄始终以心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具体指示各地党组织，迎接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工作，体现出严谨细致、周到妥帖的工作作风。1948年9月7日，周恩来得知冯玉祥乘坐的轮船在由美返国途中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为确保安全，中共中央安排民主人士分批北上。第一批安排了沈钧儒、蔡廷锴等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事先对经过的路线，遇到突发情况后如何处理等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并严格进行保密。在相关准备工作完成后，周恩来指示可以北上，并强调行程中无论有任何情况都要及时报告。在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抵达后，香港方面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这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等。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有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影响力很大。他们从香港登船前往大连，途中遇上了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知悉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询问具体情况，直到他们顺利抵达后才放下心来。李济深等刚抵达大连，周恩来就派人送去了皮帽、皮靴、貂绒大衣等御寒用品。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纷纷表示：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从香港出发，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等。
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正是由于周恩来周密细致的安排，民主人士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新政权建设的诚意，从而激发了他们为新中国建设建言献策的积极性。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意义重大，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3、与民主人士真诚团结合作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影响力较大，但他为人谦虚谨慎，认真细致，在几十年的统战工作中，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团结民主人士，善于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往往能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也充分展现了他以诚待友的坦荡襟怀和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范。许多民主人士都称赞说：周总理最能团结人。
早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张治中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代表团拒绝后，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成为了棘手问题。就在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犹豫不决之际，老朋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他和其他国民党代表表示了诚挚的挽留，认为现在的形势对代表团不利。周恩来恳切地说：“你无论回到南京、上海还是广州，到哪里去国民党反动派也不会饶你的。国民党的特务也可能对你们下毒手。”周恩来还特别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躲过特务的视线，将张治中的妻儿接到北平，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周恩来考虑得如此周全，态度如此坦诚，对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真诚相待、关怀备至，使他们深受感动，毅然决定留在北平。通过这件事，党内外人士都纷纷称赞：周恩来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后来，张治中参加了人民政协，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他和周恩来的友谊也在进一步交往中日益加深。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充分体现出民主联合政府的精神，如何在政府机构里安排民主人士，是需要经过慎重考虑的。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影响力较大，对他们的妥善安排尤为重要。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应该请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参与到新政府建设中。但黄炎培在旧社会不愿做官，曾多次拒绝过旧政府的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无意做官。周恩来亲自到他家中拜访，同他交谈，请他出任公职。黄炎培仍以年老不能做官为由推辞，说：“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听后，恳切地对他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当天，周恩来与黄炎培畅谈了两个多小时，黄炎培被周恩来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听后决定再考虑一下。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时，黄炎培终于同意出任政府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政务院组织人员陆续配齐，但地质部部长一职仍然空缺。周恩来在等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新中国诞生后，旅居英国的李四光期盼早日回到祖国报效人民。但此时，国民党反对派却妄图阻止李四光回国。为了确保李四光安全回国，周恩来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发去电报，内容是：“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于1950年5月安全归国。不久，周恩来登门探望他，并同他畅谈了许久。周恩来诚恳地表示新中国的事业刚刚起步，地质工作要先行，希望李四光牵头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周恩来高度重视和真诚的态度令李四光备受鼓舞，信心百倍。不久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地质部部长，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把民主人士作为亲密朋友，对他们敞开心扉，真诚沟通，与他们紧密团结合作，不仅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而且赢得了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令民主人士纷纷称赞，从而团结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共同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充分尊重民主人士，以诚待人，注重与他们搞好合作。他一生和许多民主人士保持了多年的交往，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其中体现出的伟大精神风范与高超统战艺术，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选自北京市政协主办《北京观察》，2021年09期。作者王亚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