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在发生深刻多样变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并且变与不变的交织，使得当今世界异常复杂，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在分析预判全球发展大势的同时，也需要明确哪些因素没有变化，这样才能找到行动的基准点和落脚点，避免迷失在大变局这幅复杂的图画之中。
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但是，面对变化的世界，我们常常会犯恩格斯曾经提醒避免的错误。他说，在自然界、人类历史或者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但是“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在全球大变局中，“什么东西”就是要变化的主体或者发生变化的因素或者条件。当这些主体、因素和条件在变化的过程中依然保持其原来的地位，发挥原有作用时，它们就是“不变的”。而分辨出、把握住、利用好这些“不变者”，也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变化过程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关键因素以及约束条件。
在全球变局中，“不变者”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约束条件。任何变化都是在特定环境、结构以及前提下发生的。与具体的变化相比，环境、结构和前提是稳定不变的，约束着前者发生的可能性、频率、强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如果突破了这些条件，具体的变化就会产生质变，但也会遇到新的约束条件。在当下的全球大变动中，时代主题、发展阶段、国际格局等都是约束条件。尽管它们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第二类是基本关系。基本关系是由国际行为主体的互动形成的，反映了全球变局中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也涉及关键因素，但通常是稳定的。在当今时代，虽然国际行为主体在多样化，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互动方式以及具体特点在发生变化，但是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南北关系等依然是基本关系。进一步说，这些关系并没有消解，有的反而更加稳定了。
第三类是应对变化的主体。毫无疑问，这些应对变化的主体也在变化着，否则就无法承受变化带来的压力和冲击。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变者”，是因为它们应对变化的主体地位、承担的责任没有改变。这些主体也确保了国际事务中基本关系的稳定。在这些主体中，国家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依然是首要的行为者，而国家作为拥有合法暴力、人口和领土的政治单位，主体性更加突出，不可替代性更为稳固。
具体而言，在全球大变局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的“不变者”：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二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但由于双方都拥有毁灭性的核武器，由此开启了以相互威慑、相互竞争为主题的漫长“冷和平”时期。这也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做出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要开启改革开放判断的重要依据。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此后这个判断成为中国坚定推动改革开放的基本依据。“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判断的准确性。
经过了近40年的发展，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并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之所以这样讲，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维持“冷和平”的核威慑依然存在，核武器产生的严重后果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二是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一种力量愿意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即便是个别超级大国或者高度组织化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如此；三是发展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随着对发展认识的深化，衡量标准的丰富，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效果，而发达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赶超，也更加重视发展，以保持既有优势。尽管各国为了争夺发展优势激烈竞争，动用了各种方式，但都无法做到以牺牲和平环境作为代价。
第二，全球力量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全球力量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中，发达国家依然拥有综合优势，在多极格局中，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力量对比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尤其是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规模来衡量，还包括由制度、文化、规则制定、标准创设等组成的“软实力”。后者持续性、渗透性更强，变化更缓慢。这也是发达国家始终能在国际事务诸多方面保持优势或者所谓道义制高点的重要原因。
在发达国家掌握的优势中，有三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发达国家长期构建起来的“位势”之优势。位势越高，影响力越大，施展影响力所需的成本越低。西方的优势是历史形成的，最远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殖民拓展，最近可算“冷战”的成功收场。由于长期累积，西方在技术、军事、经济、制度、文化以及心态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优势，也在曾经作为其殖民地的后发社会中培育出根深蒂固的殖民文化、殖民心态，培植了代理群体，限制了后者的自信心和原创力，使后者始终以追随者的身份亦步亦趋。要转变这种“位势”关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全面彻底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国家权力的高度渗透性。经过长期调整磨合，在发达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国家、社会、市场这三个现代性元素形成相互兼容的关系，在国家利益等方面形成了稳定共识，国家权力也以合法的方式渗透到社会、市场之中。当发达国家面对后发国家的时候，国家权力对内的渗透性也会转化为其对外扩展、在国际社会获得优势的支撑，通过社会力量、市场力量来间接地实现国家的意图，由此隐蔽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三是发达国家利用规则博弈的能力。现有的国际规则基本上都是由发达国家创制或者主导创制的，这些国际规则与其国内规则有着天然的联系，有的还是国内规则的国际化。因此，发达国家可以更自如地利用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和优势，并且使这种基于起点不平等获得的收益和优势显得“理所应当”、事所必然，从而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强化了精神优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适应、服从既定规则并不难，难的是利用规则实现更快的发展，更难的则是创设出符合自己期待又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新规则。
第三，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变。在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曾经出现过民族国家过时论、空壳论、消亡论等论调，但是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民族国家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作用更为强化，不仅继续扮演着国内社会经济诸关系的调节者和塑造者角色，而且成为应对国际危机、全球风险必须依靠的政治力量，因为国家依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有效执行法律的制定者、税收的合法征收者以及解决问题的第一行动者。易言之，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是各类国际行动的基本依靠。没有它们的参与和支持，任何国际行动都不可能真正有效展开。福山曾经评价说，20世纪政治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国家职能和作用的争论。但后“9·11”时代全球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谈论这种争论，而是如何重建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因为无论对于单个社会还是国际社会而言，国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向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
当前的全球大变动还从两个方面强化着国家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要求国家必须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综合国力竞争涉及诸多领域，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机制以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领域，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大国在国力竞争中更加自觉，更加投入。提升综合国力既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更高位次，争取或保持竞争优势，也是为了回应国内的相关诉求，尤其是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民族自豪感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巩固自身地位，赢得公众认同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激烈，国家作为弱势群体庇护者的地位更加突出。在竞争中，资本、知识等要素是流动的，附着在其上的人群也有更多的选择性和竞争优势；而缺乏流动性的要素，比如劳工就会逐渐沦为弱势群体，必须向国家寻求更多的保护。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兴起，就反映了弱势群体的直接诉求。按照这些诉求，国家在制订和执行政策中要更重视领土性和民族性，将政策取向从外向转变为内向。
第四，国内治理依然优先于国际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都普遍存在着治理“赤字”，现有的治理资源、治理机制以及治理能力不能充分应对错综复杂的治理问题，由此也造成了全球性的治理危机。国家是既有治理结构的制度核心，也是各类治理问题的聚焦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治理危机也是国家合法性危机。
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治理挑战，由于各国所处境遇、掌握的资源以及治理理念等不同，因此采取的应对举措也有较大的差异，但都将国内治理置于优先选项，即使是在一体化水平最高的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选择也不例外。典型代表是英国的脱欧行动。而一些主要大国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也放弃了曾经的团结合作、共度时艰的姿态，把应对国际问题作为处理国内问题的辅助，甚至转移国内矛盾的理由。典型代表是特朗普当选后采取的各种各样的“美国优先”举措，甚至不惜毁坏长期维持、引以为傲的国际事务领导者形象。
之所以国内治理优先，根本原因是民族国家作为基础性政治单位的存在。进一步分析，还有三个原因值得注意：一是国内社会的认同依然是国家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尽管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已经多样化了，但是国际社会的认同无法替代国内社会的承认。这从依靠外部力量支持掌握政权的政府都难逃垮台的诸多实例可以得到验证。二是国内治理在全球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绝大部分治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各个国家的内部治理失效。改善国内治理必然能减少，甚至避免某些国际治理、全球治理问题的出现。国内治理的改善也能为国际治理问题的解决筹集更多更持续的资源。三是各国都普遍面临着紧迫的国内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危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各国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既有的治理机制、体系，提高整体性治理能力。
第五，中国的历史任务和国际使命没有改变。中国正处于国内变革与全球变局的双重转变过程中，相比其他国家来说，更深刻全面地感受到各领域、各方面变化的冲击。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由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承担的国际使命——为人类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以及近代以来整个民族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没有改变，只是更加紧迫、更加艰巨，更需要整个国家和民族保持定力，凝聚合力，积蓄动力，形成冲力。
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也是为人类做出更大更新贡献的前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存在的更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多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是国内治理必须回应的问题。由此也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化国内治理改革，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是社会主义内在价值诉求，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重要目标。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年的讲话中曾经感慨：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决心更为坚定，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各种国际事务之中，为国际事务、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贡献中国资源。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亮明了自己的世界情怀，即“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团结协作，实现共同发展；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和宪法，以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化冲击着每个主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变化，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以及坚定的内心，把握住变化中的“不变者”，明确应对变化、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和方法。列宁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颇有启发：“每个时代（大的历史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