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情势纷繁芜杂。主要传统发达经济体遭受冲击，日子艰难。欧洲的主要债务愈演愈烈，已经蔓延到欧盟核心国家，触及该地区最稳固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虽然直指金融体系，表达普通民众对金融寡头的不满，更反映出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不平等加剧的现实。为提振国内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无力，美国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活力最为活跃的亚太地区，高调宣称“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的“重返亚洲”不仅搅乱了东亚利益格局、提升了东亚安全议题的热度，更凸显了大西洋轴心瓦解以及太平洋世纪的浮现。而始于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的余波荡漾，继本·阿里逃跑，穆巴拉克被抓，卡扎菲被杀之后，俄罗斯和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逼近叙利亚，中东战事似乎一触即发。全球陷入乱局，而且动荡的幅度、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往。未来世界趋势如何？如何把握世界的走向？是否会出现“黑天鹅事件”？有六大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世界经济进入衰退的长周期
世界经济进入比较长期的萧条期，未来十至十五年，世界正处于技术创新决定的经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意味着未来十年经济非常困难，未来发展的障碍会多一点，速度会慢一点，投资会少一点，就业会少一点，政治矛盾会多一些。
一般来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周期性。周期性波动分为消费决定的短周期，制造业决定的中周期，以及科技创新决定的长周期，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由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提出，他认为长周期是由创新或者说主要固定资本产品的更新换代开启的50至60年的经济周期。18世纪末期以后，世界经历了三个长周期，分别为1789-1849年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一个长周期；1849-1896年以“蒸汽机和钢铁”为代表的第二个长周期；1896年以电气时代来临到1920年进入下降期的第三个长周期。
按照长波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计算机、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长周期，在IT革命的带领下，不仅美国在1991年走出衰退以后，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持续增长，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分享全球化的成果。
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长波上行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世界经济出现三个拐点：其一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标志着以因特网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的高频率原创活动已经趋于枯竭，成本竞争开始了，而这必导致高科技产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于是大量的资本开始撤出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其二是世界FDI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2000年开始趋于下降；其三是世界固定资产形成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开始大幅下降。[1]这些都标志着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阶段的到来。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国际石油与粮食价格飙升，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面临进一步衰退的风险。
二、全球化进程减缓
全球化进入一个相对停滞期，全球合作的难度增大。全球化起源于1492年哥伦布地理大发现，此前的世界相互隔绝。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追求财富驱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拓展市场，逐渐把各自封闭的区域联系到一起，全球化蔓延全球，不过全球化的发展时起时落。
最新一轮的全球化高潮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美国的里根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1981年美国的里根政府成立，在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开始大幅减少国家对金融的管理，废除了很多法律规章，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使得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全球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些都助成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经过30年的凯歌高进，取得很大的成果。比如，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进程，相当于30亿多人加入到世界市场大舞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提高，推动世界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已从1981年的19亿降至14亿。
不过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为很多人带来福利，但也带来了诸多的不平衡。诸如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一边是生产大国另一边是消费大国；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主权、经济安全、价值观的冲击，还被经济全球化“边缘化”，分享不到全球化的成果；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的骤然增加，加剧了资源紧张，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之前我们看到全球化的成就，现在更应该关注其代价和后果。
更严重的是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心理上的隔阂。诸如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由于没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实现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仍然依靠单一的旅游、运河和石油收入，又受到发达国家以全球通货膨胀为表现的危机转嫁，成为全球危机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了社会动乱，进而成为全球化的失败国家。另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跟西方国家展开激烈竞争，导致西方的心理不平衡，对可能失去在新兴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感到不安，开始普遍实行贸易保护。结果，发起者后悔，失败者反抗，反对全球化的情绪正在形成，而且声势日益壮大。原本凯歌行进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倒退、停滞、变缓。
不过我们可以持稍微乐观的态度，全球化不可能逆转或倒退。一方面，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如同放出魔瓶的精灵。[2]社交网络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这一趋势任何国家的政府都难以阻拦。另外，政策层面上，全球多边治理平台不断扩展，如WTO、G20，APEC，东亚峰会等等，维持了全球经济、贸易秩序，为减少摩擦提供了协调沟通的舞台。
但是在全球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世界处于日益分化、分裂的情况下，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目前最可能出现全球化减缓或者停滞，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各国“相互依存”的效用下降，各国或许更趋向于以邻为壑，对从合作中获利减少的预期，导致国际合作难度的加大。
三、中等国家群体性崛起
一批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跃入世界舞台，国际博弈更加复杂。中等国家一般指实力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综合国力发展良好，具备相当的物质基础或至少是某一领域里的大国，具有适度的国际权威和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并能够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和地区性影响力。[3]国际上还没有对中等强国的确切定义，不过从现实来看，除了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南非外，还包括土耳其、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阿根廷、沙特、埃及等国家。
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虽然处在世界金融危机和西方实力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但他们凭借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良好的天然禀赋为参与国际博弈奠定了基础。
以中等强国中最为耀眼的金砖国家为例，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指出，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南非近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则在3%左右，多数年份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IMF最新报告称：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将超过6%，而发达国家只有2%左右，未来几年复兴艰难。新兴经济体则将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传统大国损失惨重，无力独自维系全球市场体系的稳定，主动邀请新兴国家参与收拾残局，以求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整合全球秩序。”中等强国的崛起不仅经济上成为传统大国拉拢的对象，政治上也成为大国博弈争夺的对象。
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五大力量谁获得较多中等国家的支持，谁就会在大国博弈中占上风。因此，传统大国去取悦中等强国来增加竞争的筹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中地位实质性的提升，打破了过去30年间五大力量中心的国际格局，它们与现行国际俱乐部的关系决定着未来世界的稳定与否。[4]
四、全球性问题继续恶化
全球性问题一般指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关系到全人类根本利益、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及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问题、人口问题、资源紧张与环境恶化、贫富分化、气候变化等。自1972年全球性问题得到人们重视和研究以来，由于手段的缺失，全球治理陷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老问题越演愈烈，新问题也不断涌现。随着此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债务问题在发达国家持续发酵，全球金融监管问题也跻身其中。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度逐渐被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取代。
虽然世界和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世界范围的热战打不起来，不过局部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不排除牵涉大国加入、导致冲突升级的可能。而2011年10月31日，菲律宾婴儿丹妮卡·卡马乔的诞生象征着世界人口突破70亿，人类将面临“可怕挑战”。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此前的数据，按照目前的趋势，世界人口大约于本世纪中期超过90亿，本世纪末将超过100亿。世界将如何负重前进？毫无疑问，世界人口的激增使得水资源缺乏、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愈加恶化，资源比以前更加紧张。
以水资源为例，去年12月，世界银行联合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共同发表的一份关于水资源状况的报告指出，目前，已有约20亿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而到2030年全球将有1/3的人口分布在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报告预计，在未来20年内，全球范围内对水资源的需求将增加40％，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可能增加50％以上。[5]或许今后由水危机引发的战争不再是预言。
全球性问题也出现了新特点。此前，全球性问题的苦果往往由发展中国家独吞，目前全球性问题恶化的余波已经波及到发达国家自身。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反应出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隐藏更深。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美国1%最富有家庭的资产是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225倍，创历史最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与发展》杂志最新公布的报告，在本轮经济衰退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享有整个社会财富的23.5%（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仅10%），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社会中下阶层人群仅享有社会总财富的7%。
五、各国的“弱领导”时代来临
全球各国领导力缺乏正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下大众政治蓬勃兴起，另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改变了政治行为的形态。从现象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赢得选票而全力迎合选民；一些中等国家的政治强人面临集体下课的窘境，国内派系纷争，较长时间内将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
在阿拉伯之春中，遭遇高通胀和高失业打击的群众无法忍受，就一哄而起，走上街头，他们本身没有纲领，也没有组织。而“Facebook”和“Twitter”新型信息工具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实现了信息的大量即时传播，这就使以往需要旷日持久才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得以在瞬间完成，从而就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可以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所闻、表达个人政治述求的能力。因此，新技术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政治的兴起，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力式微。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放弃了小布什总统任内由于“反恐战争”需要而无限扩大的总统权力，他定下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放弃单边主义，重视与盟国的合作，同伊斯兰世界开始接触等等。由于金融危机的打击，奥巴马政府对提振经济和扩大就业束手无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盛。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美国的减赤争执不下，不仅延误法案的通过，更现总统陷入两党政治之争的尴尬。在面对“占领华尔街”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时，政府只能出动军警清理驱赶示威民众，显示了美国政府解决问题手段上的捉襟见肘。
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除了金融、资金等因素，导致危机愈演愈烈，不断蔓延的主要推手正是欧洲区领导力的缺乏。从历史来看，高福利制度民选政治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了赢得选票，政府不断提高福利，当经济增长超出经济增长速度，支撑福利的税收增长也不能跟上福利开支时，政府只能借债维持，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积重难返。因此，主要解决之道是放弃或至少先降低高福利制度。不过，从希腊到法国再到英国，改变现有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财政紧缩措施已经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使得欧洲政府在解决债务危机正确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而2011年阿拉伯世界昔日的政治强人纷纷倒台，本·阿里逃跑、穆巴拉克被抓、卡扎菲被杀，强人统治政治虽然并不民主，但是稳定了本国的政治秩序，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些国家的动荡和变革后，正等待着新一轮权力分配和政治变革，各方势均力敌，如何重整新的格局还是个未知数。
总之，由于经济的衰退，整个世界都开始流行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不满；由于经济的衰退，各国政府的权威受到冲击，在此状态下，各国政府的行为会更大程度上被民意所左右，对外关系上将更多展示“肌肉”而非协商和解，因此各国间的合作的难度加大。
六、全球领导变弱
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国际社会力量对比正趋于均衡，未来世界将进入“G0时代”，即没有超强大国的“无极化时代”。不过没有领导的“G0时代”将是对国际关系的重要考验。根据政治铁律“再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当前的国际社会虽无政府但有秩序的，需要高成本来维护。而进入“G0状态”后，国际社会可能进入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时代，国际社会未来的风险加大。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里，美国创造并领导了一套几乎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美国不仅将世界大部分国家（除了苏联以及当时受其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入了美国搭建的机制中（如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关贸总协定），而且在之后几十年都保持着在这些协定中的主导影响力，这也是美国霸权构成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