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初冬起,直到2005年春末为止,中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先后几次向日本做出旨在缓解和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仅始终没有予以实质性的积极呼应,反而反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采取旨在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甚至前所未有地触及特别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些频繁的单方面行动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损伤了中日政治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首要近因。日本方面的有害行为和中国国内舆论状况共同作用,导致中国政府以吴仪副总理2005年5月下旬取消与小泉首相会晤为转折点,改而采取以至今不变地坚持对日强硬为根本特征的、一定意义上可称是“新的”对日政策。
2005年的中日政治关系无疑是1972年以来最坏的。不仅如此,随着2005年9月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以来一系列重要事态的出现,特别是小泉又一次悍然参拜靖国神社、组成以对外政策“鹰派”人物为核心的新内阁和外交大臣等阁员公开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很少有人再怀疑中日政治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下去,或者至少长时间保持严重对立的僵局。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以外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它们的东亚邻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可见和不可见地急剧提升了对中日政治/战略紧张的关注程度。美国政府甚至开始以小心翼翼地有限规劝日本为侧重点,尝试“调解”中日对抗。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或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仍在继续。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中日间“权势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变更。亦即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某种特定意义上相当迅速地崛起,那就是日本越来越决心要获得“正常的”国际政治地位,要成为具有“正常”军事权利的政治强国,而且似乎决意不顾其东亚邻国、特别是中国与韩国的不安和担忧,我行我素地要将此变为既成事实,而不做认真切实的争取让邻国放心的足够努力。日本这一特定意义上的崛起,其首要动因是其对中国崛起的深刻的抵触和担忧心理。或者说,在中国崛起这一背景下,日本要搞一种“先发制人式的”或“预防式的”崛起。按照国际政治常理,在两个近邻之间发生的这种“双强崛起”依其本质就充满动能、充满不确定性和极易引发不稳定。更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和施暴为特征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逐渐倒退而引发的愤怒;而在日本一方,则有淡化、掩饰和扭曲这段历史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使之更加难以控制。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两国各自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变化。在中国,包含众多层面、产生众多效应的“中国崛起”,连同某些国内社会、政治和思想动因,导致了大众民族主义的强劲增长,而它针对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日本。日本国内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多数日本公众变得愈益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同时作为这种变化的特征之一,近几年来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化的政治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感,以及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判问题上日益严重的倒退趋向。在民族心理和意念方面,中日关系中特别基本和意义重大的是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关于对方是怎样的国家的根本意象。多数日本公众正在形成、甚或已经初步形成这么一种“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但对日本充满敌意的中国。多数中国公众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日本意象”则比较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很可能敌对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很可能能够“克服”或压倒的日本。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既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的相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无疑,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这些关于对方国家的根本意象导致了中日相互的战略疑惧和敌意。
在中日之间,持续紧张很有可能升级为冲突或经久的冷战对抗。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之间现有的多项重大政治和战略争端将可能不会得到任何真正的解决。然而,中日政治关系的不断恶化若不予以制止,必将给东亚的稳定与安全带来重大危险。因此,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必要和切实的任务不在于(至少首先不在于)解决重大争端,而在于缓解紧张和谋求基本稳定,控制中日关系对抗动能。为此,中日两国政府急需确定对待重大争端和谋求基本稳定的一条最根本规则,即两国不得在彼此间有重大争端的任何问题上采取任何旨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还有如下基本规则需要逐步确立,那就是:区别中日关系的四个主要领域———历史问题争端、战略对立、外交关系和经济互相依赖,尽可能防止或阻止在其中一个领域发生的重大紧张或危机过度影响其他领域;区别政府言行与民间言行,将政府言行当作判断对方国家意图和政策的唯一标准,防止或阻止民间反华或反日行动过度影响政府间工作关系;在严重紧张得到控制的基础上,双方都应当认识到,适当和有限地表示先做出让步、至少以此试探对方意图和创造缓解或解决的机会是有益的。为了产生和施行这些规则,一定要争取逐步创设比较全面和集中的中日战略对话及其机制。
从更高的战略层次上看,倘若在中国为避免长期对抗和冲突危险而切实努力的同时,日本政府行动上反复表明无意认真依据上述根本规则争取紧张关系的缓解,那么中国就不得不选择对日实行强硬政策,包括在国际政治中争取最大程度地孤立日本政府。这种战略有其代价和风险,但在日本政府决意经久“较量”的情况下,中国大概不仅要被迫采取之,而且多半能够据此“制约”日本,亦即迫使日本最终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中国作为伟大强国的崛起。
事实上,经过中国政府近一年来实行以坚持对日强硬为主要特征的对日政策,日本“入常”的努力失败,日本政府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开始遭到比较广泛的国际批评,日本主要因坚持与华对立而形成的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相对孤立愈益明显和严重,日本国内(甚至自民党内)舆论对小泉及其主要幕僚在靖国神社乃至总的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受到愈益广泛的指责或质疑,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和中日东海争端问题上的公开表现与先前一段时间相比略有收敛,而且政府内部出现了对华态度较为温和慎重的重要阁员对强硬派先锋即外交大臣麻生的公开指责。更笼统地说,日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以其当前态度和心理应对中国崛起将付出巨大代价,日本越来越尖锐地意识到其现行对外政策基本方向可能面临绝境。可以说,坚决控制中日对抗动能与在基本的力量对比、影响对比和意志对比的意义上力求最终“制约”日本,应当是中国当前和中长期对日战略的两个始终并行的主要方面,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尽可能的协调是首要的战略操作课题。
无论实施什么样的对日战略,无论中日政治关系状况有多恶劣,必须尽可能坚持在政治和战略上的“区别论”,并尽可能细致地将其作为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的实际主导原则之一。这应当是中国对日战略中至关紧要的第三个基本方面,也是中国至今做得多有欠缺的一个方面。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必须努力通过合情合理的、能够逐渐吸引多数人心的方式,尽我所能地参与争取防止日本大多数公众改信日本右翼历史观和政治观,阻止日本公众经久地确定一种新的“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但对日本满怀敌意的中国”,阻止他们由此改变对一系列安全问题的基本观念。
对于日本公众对华舆论及其在一系列相关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中国并非一定能够争取到想争取的状况,但这不等于无需进行认真、细致的尝试并尽最大程度的努力。中国的这种努力与对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的恶劣行为进行的斗争一样,是参与决定日本国家方向与其未来状况的一类重要因素,是对中国安全环境和根本利益负责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这样的努力本身就是对日本右翼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关系到争取不让日本右翼获得“中国威胁”证据来便利俘虏尽可能多的日本公众,并且关系到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舆论同情中国对日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