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今天想根据我自己做学术的国际经历，谈谈我对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的几点思考。
第一，中国道路崛起的优势为什么没有转化为“中国话语”的优势？
2014年到2015年，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着“最炫”的时刻。我在学术重镇波士顿感受到的却是中国道路崛起的优势，没有转化为中国学术话语的优势。一崛起了，人家不是赞赏、认同，却说我们有威胁。那么“中国道路”是什么？怎么崛起的？从学理上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系列的理论，因此学术上说不清楚，媒体报道也没说清楚，更多却是新一波“中国威胁论”的流传。
第二，学术话语重在学术还是重在话语？
根据我的体会和观察，学术话语在国际的传播，内核还是在于学术。所接触的更多的是社会学的西方学者也认可说，中国的社会非常复杂，有很多问题发生，可以去做研究，是全球社会学理论能够实现突破的土壤。但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重建之后吸取西方的理论框架太多，自身的理论比较滞后，一分析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就用面子啊、关系啊、乡土中国啊，这是过去的中国土壤。中国已经是“城市中国”了，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了，不能用这种已经不适合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框架分析了，希望中国在社会学领域构建自己的理论。
我和老师们合作，这几年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做的是关于中国的流动人口的主题。在与国际移民比较中，我提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不像主流西方学者所说的是“人权障碍”，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表明这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的，而且我们的流动人口管理是有序的、稳定的、渐进的，卓有成效，没有引起如同国外流动人口（移民、难民）那样的大冲突。我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不是西方所认为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2015年出版的《威利-布莱克威尔百科全书：种族、民族和民族主义》（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五卷本里，关于“中国流动人口”（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的词条就是我撰写的。我想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不用西方的那套话语也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第三，到底什么是学术话语？是踏踏实实讲道理。
“学术话语权”有三层意思，分别是“学术”“话语”“权”。什么是学术？学术就是讲道理，把事情是什么样的讲清楚，这就是思想。“中国学术话语”就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用中国的立场和观点把中国发生的事情的道理讲清楚。有了学术和思想，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才会受到大家的关注，你才有了学术的话语。你的学术话语阐释越来越明晰，让大家信服，你就有了学术话语权。中国学术话语权，在国际上怎么走，首先得有真正的“学术”，就是有思想。这个思想很出色，人家才会注意到，才会听你讲，这就有了我们的“话语”。如果你总是用他们的话语框架、话语概念来讲我们自己的事情，人家其实并不一定认可，因为他们的话语他们比我们懂的多得多。
在国际上发表英文文章来讲明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是对的，大家反对的是把SSCI 的发表作为评价标准的价值导向。如果为了发表而发表，用的框架和模型全都是西方学术理论，而不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来理解和阐释，这就是“食洋不化”。况且，西方学者知道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他们也非常希望中国的学者能把这个事实讲清楚，而不套用他们熟知的框架理论。我也认为，学术重在思想，这样整个世界的社会学体系才会有突破，不然会永远在西方社会学的范围内打转。
第四，是因为传播才有了学术话语权，还是因为有了话语权就有了传播？
学术话语到底有没有“传播”？是否需要“传播”？我认为传播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学术是精英的工作，学术话语是精英的工作内容。学术的国际传播可能不是学者自己可以做的，即使用中文写的东西，可以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学者本身关注的是学术思想，而不是传播。传播是其次，传播是由专业的人来做。我们反观西方的学术话语，主要是借用中国精英的话语权在中国进行传播，而不是由中国的平民和大众化传播的。这些西方学术理论进入中国之后，由精英进行“中国化”和“本土化”之后，大众才了解、理解和接受的。那么，反过来，学术话语在国际上，我们的学者主要做“传播”吗？
第五，量与质的关系。有了“话语量”，就有了“话语力量”，或者说就有了“话语权”吗？
量变才能达到质变，确实如此。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标准中，“量”成为了一个主要标准，因为“质”的标准不好把握，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你发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平台和传播，你的话语就有力量吗？有了力量就有了话语权吗？
学术话语的“质”的问题，必须是一个真的学术问题。你真的有一个学术研究成果出来，才是话语的质，而不是“伪问题”，或者没有新意的重复。从话语的“量”到话语的“质”，增强“质感”，质的厚度，最后才能建构一个敦实的话语体系。仅仅只是话语量的积累，没有新的变化其实是没有话语权的。尽管中国的实力上去了，但是没有系统地阐述中国社会发展、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的一系列自己的理论，所以硬实力上去了，软实力却不够，软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
第六，警惕“西方话语的中国化”或“中国话语的西方化”越演越烈。
当前，对于话语的界定并不清晰，也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学术上的“中国话语”。潘维教授提出“中国学派”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印象主要还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传统文化，而西方话语中出现了众多的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有一系列的学术思想，形成社科“范式”。我们当然不是说要鼓励这种“学派”的产生，而是说“中国学派”在现在是必须的。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了中国的文明，中国正在崛起，正在走向伟大复兴，这更需要中国文明能够为世界文明，或者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当前的情况是，“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或者“中国学术话语的西方化”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年西方也是不断通过学术话语来消解中国的思想，消解中国的话语权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一时一日一人能够完成的。话语本身是一种主观的内容体现，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是一个群体的主观，有主观的解释加上事实、史实的解释客观，创建一些基本词汇，形成概念。而在词汇或者概念创建过程中，就反映了基本的价值观，印上了其视角和思维方式。也因此，中国要构筑自己学术的话语，就必须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来构建，要用自己的概念并界定概念内涵。而这种概念的被认可和新概念的不断涌现，都需要一个很长的孕育期，需要不断的努力和耕耘。
最后我想说的是，学术话语的代际更替，很多时候取决于话语者的代际更替。一个新的理论出来，是可不能颠覆原来旧的理论和旧思维的，阻力太大。只有旧理论和秉持旧理论者的更替，新的理论才会自然更替。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位就是处于这个更替的过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前途是光明的，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逐步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把“中国学术话语的贫困”转化为“中国学术话语的力量”，在国际上能更好地阐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文明，让大家了解中国，这需要几代人的追求，我对这个还是有信心的。
白钢：丁耘兄对学术的讨论，核心是在讲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的问题。我觉得很可能需要检讨一下，是不是学术界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是因为迷信专家而没有走群众路线。中国当下有三种成体系的知识话语，即党政体系的话语、学术体系的话语、非学术的社会话语。当前中国学术界所面临问题，一言以蔽之，是被资本逻辑俘获，将本应鲜活生动的知识生成，异化为僵硬的、冰冷的、遵照资本逻辑无限自我复制与扩张的知识生产。党政的话语体系有所不同，它因为毕竟要遭遇现实并回应现实，还有比较强的自我纠正能力，即在问题和方法之间，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传统上行之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哪些，但由于没有学术界的有力支持，对于许多现实问题也就没法进行更高明而周圆自洽的解释。与学术界本身的僵化倾向相反，真正的问题被内移到非学术的社会当中去。学界偏执地推崇西方，民间就走向它的反面，索性根本不承认西方历史及其解释话语的真实性。某种程度上，这倒是民间还有思想活力的表现。但是，这种活力因为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和知识积累，变成了某种病态的蒙昧主义的亢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希腊伪史论”之类观点的浮现。面对一种扭曲的、带有明显偏见但又包含着极丰富信息与内在真理性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如西方中心论），最软弱怯懦也最廉价的批评，就是因为这一体系的偏见而拒绝一切它的合理成分。那本质上就是退回到蒙昧主义，用蒙昧拒绝一切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解释可能。蒙昧主义是所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中，最为其所钟爱的一个，因为客观上，这是一种另类的辩护。
宋少鹏：我首先把问题提给贺照田老师。您谈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如果可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这个“社会”指什么？李放春老师把阐述聚焦到了社会学的概念，特别想打通古今，想从古典理念中抽取概念以解释当下经验，这中间有什么方法论的思考，希望您再阐释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