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感谢《开放时代》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讲，讲故事、讲经验可能比较擅长，讲抽象一点的话语体系就比较陌生了。在经验研究中，我确实也有过一些想法，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叫做“经验研究：中国话语的社会科学路径”，就是我们中国的实践话语怎么向分析性、解释性话语的转化问题。丁耘老师讲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我的主题，他说现实问题化，问题学术化，学术自我反思化。这就是中国话语的生产机制。
最近半年我们去基层调研，尤其是在广东、浙江、江苏一带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现在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很大一部分工作，正在被社会工作所取代。县、乡、村三级的党政干部对社工组织有很高的期待，有的村干部说社工就可以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调研中发现，社工组织在治理中不仅没有达到基层所设想的治理效果，而且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比如说，组织脱嵌于社区使得其工作人员对社区情况不熟悉，他们局限于与特定服务对象打交道，按照自己的组织方式和理念行事，以完成特定目标为导向。这样的结果是他们不善于学习和总结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甚至不乐意跟项目对象之外的群众接触，因此难以形成群众工作的经验。许多年轻的工作人员甚至要社区干部带着他们做群众工作。社工组织成员的理念很强、工作目标很明确，工作时往往直奔主题，不注意方式方法，更不调查群众的真正需求，从而导致专业服务水土不服，与群众的需求和文化习惯相距甚远。由于工作目标与群众需求不对接，导致原本给群众服务的项目变成严重扰民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们村干部说我们社工人员非常专业，他们自己是“大老粗”，所以他们非常仰望这些专业性的社工人员。但是社工的专业服务，很难满足村社区的群众基础性需求。一个是专业性服务属于小众需求，大部分居民没有这方面需求，使得项目资源供给不公平。诸如才艺培训、心理辅导、书法爱好等，在城乡社区都属于少数人才玩得起的项目，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更是没有这些需求。再一个，市场对专业性服务已经很成熟，再由社会组织来提供纯属浪费，譬如青少年教育培训、居民健身等专业性服务。有些专业性服务由社区自治组织来提供更专业、更合理，由社会组织来提供则是越俎代庖。
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把大量的工作都外包给社工组织，包括党建，很多地方都包给社工组织，不仅仅是搞电脑材料，包括召开党员会议、联系党员等都包给了社工组织。这样导致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减少，越来越脱离群众，使它悬浮于群众之上，会造成群众只识社会组织，不知有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组织和动员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下降，更不用说教育群众。
与社会工作相对的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另外一套非常成熟的工作体系，叫群众工作。从我们党建立以来，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我们大量琐碎的、综合性的、需要与群众打交道的工作，比如党委政府的制度、政策、精神、项目等落地的事情，就要基层干部通过做群众工作来解决。这些工作看起来不专业、不高端、不精致，也不花里胡哨，但是很实用。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群众工作有这么多丰富的经验，现在却连基层干部自己都看不上，转而去迷信社会工作。原因在哪里呢？社会工作跟群众工作都是实践当中的活动，也成为了实践当中的话语。实践当中的话语要向社会去展示自己的话，它一定要有解释、论证、标榜、展示和自我包装的能力。解释和论证的逻辑越完整，越科学，其解释力就越强。而是否有解释力和是否得到充分论证，又与能否从实践话语转化为解释话语、分析性话语有关系。
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不仅得到了强有力的解释和分析，而且已经高度学科化。社会工作背后的理论支撑多达18种，包括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舒茨的人际需要理论、库利的“镜中我”理论等。社会工作实务主要有小组工作、个案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主要类型。这样就把社会工作这一实践活动包装成一个具有分析性的话语体系。
反观我们的群众工作，作为我们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最强大的政治和治理实践，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基层干部都在做，也在说，但它没有得到有效的分析，在解释话语、分析话语当中没有一席之地。实践活动本身是不能自我解释和自我论证的，需要其他的解释性话语来对它进行论证和包装。
我们有两套解释性话语，本来可以解释它。一套是我们的学科话语体系。学科话语是由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内的一些概念、理论、分析框架组合成的一套知识体系。它以二级学科为分类单位，划分为不同的学科话题，如社会学话语、法学话语、经济学话语、人类学话语。每套学科话语对所在领域的现象有解释和分析的责任，对所属知识有传承和创新的功能。学科话语的特点是专门性、逻辑性、解释性、抽象性、系统性、整体性，乃至理念性、目标性、价值非中立性。能够对本领域的现象和知识进行解释和分析。我们整个学科体系，是引进西方的。西方的这套科学体系已经非常强大、非常成熟了。我们引进过来之后，当然也就把西方这套学科体系背后的前提和前见，包括它的意识形态都引进过来了。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每门学科的话语都非常强大，理念太强，有自己的研究内容，理论框架是现成的，问题意识有了，分析工具有了，研究对象也有了，乃至研究结论都有了。这样就会出现苏力老师说的，运用这套学科知识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实践看不见、也不愿意去看的状态。他们觉得实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这个学科的知识内容、知识体系去做而已。
在强大的学科体系、学科话语体系之下，我们的研究者就不会去研究群众工作。他们觉得群众工作是个怪胎，我们有社会工作，为什么要群众工作呢？这个时候，我们所有其他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都不会去对群众工作进行一丁点的研究。
当然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实践、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没有得到学科的眷顾。比如，我们最近在研究县域的治理，调查回来找文献资料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领域都是一张白纸，找不到相关的文献。我们党的组织部门是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中枢，竟然我们的政治学和组织学都没有介入进去。这蛮奇怪的。包括我们新闻传播学在内，也没有去研究宣传部。要问宣传部到底怎么运转的，有哪个新闻传播学的专家可以回答？纪委监察工作也是，我们查到的文献只有少量硕士论文论述了这个问题。不仅仅我们党政体制这套系统是这样，我们其他领域都是这样，真正的中国研究还没有开始。
前两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位青年政治学者转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说只要按照这个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做，我们村委会的民主自治就可以搞好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确实写得很细致，但是我们村级民主经过这三十多年已经相当成熟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也很显著，难道怎么开会、怎么议事还要去学人家书本上的吗？毛主席就写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谈了怎么开会，可就是没有谁去关注它。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没有人去触碰，大量学者的视野仅局限于西方的专著。我们的学者之所以觉得罗伯特议事规则很好，是因为它背后有关于西方选举、民主、议事等一整套理论支撑。
我们的学科话语体系既不屑于研究中国实践，也没有能力去研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体系来自于西方，问题意识也来自于西方。他们学科界限太明确，脑袋过于僵化封闭，是学科的卫道士，而不是真正的研究者。几年前，有一个青年学者在日本学习了城市社会学，回到中国的一所高校做教师。他跟我们交流时说他感到非常郁闷。为什么郁闷呢？他说回来之后，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跟他学的没有任何关系。他感慨中国的城市他看不懂，是个怪胎。他一生所学没有用武之地，不能报效祖国，他又回到日本代课去了。中国的经验这么丰富、复杂和独特，是我们研究的富矿，但是他只知道教科书上那一套东西，他看中国的情况，所有的都是怪胎，没法下手，确实研究不了。
除了学科话语，我们还有一套话语体系，就是政策话语体系。它来自于三条线索。一是脱胎于我们原来的革命话语、解放话语，就是改造世界的话语，从更宽泛意义上讲还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二是来源于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把它们纳入既有的政策话语体系之中，或者通过既有的话语体系将其说圆说通，以便整个官僚系统和社会都能够接受新的实践。三是我们政策话语体系正在引进一些学科体系的话语，包括供给侧改革、改革红利，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政策话语本身不是一套解释性、分析性的话语体系，不是从实践本身出发，寻找对实践的解释，而是从经典作家原点出发，从领导人著作和讲话出发，构建的是概念和话语之间的逻辑联系。概念之间，加一些中间变量，使其逻辑通畅，以给实践戴一个合法性的帽子，让干部群众接受这个实践。比如说市场经济，政策话语不会去解剖市场经济的各个侧面，而是要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使其在逻辑上没有漏洞，在政治上也没有问题。
那么，在学科话语体系、政策话语体系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实践的情况下，我们的实践话语怎样才能转化为分析性、解释性话语？我们认为，只有经验研究才能将实践话语转化为解释性话语，构建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一是因为经验研究能够设置自己的研究议题。研究议题是一切理论、话语的源泉。经验研究不带问题意识下去，两手空空、脑袋空空进入经验的现场，在经验浸泡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所以，经验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来源于学科知识，不来源于刊物的偏好，也不来源于课题项目，而来源于研究者与经验本身的张力，研究者作为能动的主体与经验发生激烈地、密集地、反复地碰撞。由此生发问题意识，产生顿悟，在蓦然回首时将现象之间的逻辑关联打通。研究议题实质上是研究立场和研究视角问题。
二是因为理论的本质是对逻辑关系的探求。实践经验本身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没有听说生活经验有悖论，只有理论有悖论，理论与理论之间有悖论，理论在不能解释经验的时候容易产生悖论。比如“通三统”问题，在理论上是通不了的，因为儒家传统、毛时代传统、改革开放传统在理论上存在无法协调的矛盾，无论嵌入多少中间环节，都无法将三者之间的关系打通。在实践中却不存在悖论现象，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都可以融入生活的实践之中，成为自洽的统一体。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的实践就包含了这三个传统。三者在经验中的融合很自然，没有矛盾和悖论。那么，也只有进入经验，才能真正发现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是因为经验研究的做法很简单。长期田野调查形成厚重经验，形成经验质感，重视田野的灵感，经验的意外。理论思考要与经验互动，不断地从经验中吸取营养。理论要反映经验，回应经验，用经验进行检验。理论来自对经验内在逻辑的抽象，又不限于经验。通过大量的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进入经验，产生大量的分析性概念、中层理论、解释框架。之后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知识背景总结提炼，形成学科化的体系。
四是因为经验研究是对事的思考，不是对词的思考，它很开放。在研究方法上经验研究采取拿来主义，视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怕出错，不怕批评，也不需要谨小慎微，而是大开大合，大进大出，从小处着眼，从局部入手，追求片面的深刻。在研究态度上，不认死理，经验研究从来不是要终结真理，而是尽量地接近真相。
最后一句话，大道至简，中国话语的社会科学路径就是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