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杰克·维瑟福德认为在世界历史上，货币有三次重大突变，第一次是硬币的发明，第二次是纸币的发明，而第三次则是今天的电子货币的发明。德罗尔·戈尔伯格更认为现代货币起源于没有财产（土地和金属）作为支撑的纸币。而这种纸币实际上起源于中国宋代。因此中国纸币的出现，成为一场改变世界货币史的革命，也是世界历史上一次“货币革命”的开端。

从铜钱到货币

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做出过两项伟大的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项发明是圆形方孔的铜铸币（即我们通常说的铜钱），第二项则是纸币。

铜钱之所以是一项伟大发明，是因为它使得千千万万小生产者能够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以至于布罗代尔说“近代以前，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是中国”。但铜钱也有两个重大缺点：第一，仅适于小额交易和本地交易，而不适于大额交易和长途交易；第二，铜钱生产受资源和运输条件的限制，供应量有一定的限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铜钱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出现严重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唐代实行了一种“钱帛兼行”的制度。发现这个制度的李埏先生说“钱帛兼行”就是把绢帛也当作货币，和铜钱同时流通。绢帛作为货币使用，可能今天人们觉得匪夷所思。但在唐代这是切实存在的情况。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名作《卖炭翁》，就真实反映了在长安用绢帛作为货币买东西的事实。唐代甚至在小额交易中也使用绢帛作为交易的媒介。但绢帛不是理想的货币，人们还是更重视铜钱。既然绢帛不是理想的货币，铜钱本身又有自身缺陷，那么怎么解决货币问题呢？经过不断尝试，中国人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货币形式——纸币。

货币通常分为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最初的纸币是兑换券，代表金属货币流通，其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随时可以兑换成金属货币。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全部纸币同时兑换为铸币的情况，因此如果建立起了普遍信用，纸币的发行数量可以超过金属货币的数量。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基本上都是信用货币。比起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在如何约束发行方面的问题要大得多。控制纸币的发行规模，通常采用金/银本位制度，因为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在数量上受到实际金/银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发行纸币通常有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就可以了。但发行者（主要是政府）通常不能约束自己，总是超量发行纸币，使得发行的纸币数量超出准备金（或者根本就没有建立准备金），这样纸币就成为一种仅依靠发行者的信用而流行的货币，即法定货币。纸币是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政府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的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流通的货币。

由于纸币是不同于金属货币的信用货币，因此是一种新型货币。1024年，北宋益州交子务发行了脱离金属本位的官方交子，由此纸币以一种新的货币形态出现于中国。杰克·维瑟福德认为在世界历史上，货币有三次重大突变，第一次是硬币的发明，第二次是纸币的发明，而第三次则是今天的电子货币的发明。德罗尔·戈尔伯格更认为现代货币起源于没有财产（土地和金属）作为支撑的纸币。而这种纸币实际上起源于中国宋代。因此中国纸币的出现，成为一场改变世界货币史的革命，也是世界历史上一次“货币革命”的开端。

纸币的历史演进

最早对中国纸币的起源和最初形态问题开展研究的德国汉学家M. 克拉普罗特，在1822年发表了《纸币的起源》一文。随后美国汉学家皮克林将此文译为英文，于1844年在美国刊出。皮克林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机智的中国人在三个最重要的发现上比欧洲人提前了几个世纪——航海用的罗盘、印刷术和火药。但是，我们认为，很少有人意识到，现代金融意义上的纸币他们从十世纪就开始使用了。”克拉普罗特谈到最早的纸币就是宋代的交子。真正对纸币进行深入研究，是日本和中国学者分别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开始的。在日本，经济史学家加藤繁是这个研究的开创者。在中国，李埏先生是开创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纸币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诸多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纸币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

因为大量的铜钱使用和运输不方便，唐代后期出现了铜钱寄存、汇兑等专门业务，从事这种业务的机构叫作“柜坊”“僦柜”“寄附铺”。商人将现钱存入这些机构，换领信物和帖（票据）等支付凭据，取钱时需要提供这些支付凭据。这些票据在本地市面上可以流通，因此具有初步的货币功能。不仅如此，由于铜钱运输困难，加上政府限制铜钱异地流动，于是汇兑方法应运而生，出现了“飞钱”等方法。“飞钱”是商人发明的，外地商人在长安将铜钱交给各地方政府在长安的进奏院等机构，得到取钱凭证，回到本地，到当地政府核对凭证后，取得铜钱，就称为“飞钱”。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的矛盾，但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只是一种汇兑凭证。

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分裂，统一的货币制度也随之崩溃。宋朝兴起后，由于全国统一和平，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对铜钱的需求大大增加，而铜钱供给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在五代十国时受战乱影响较少的四川地区格外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到了宋真宗时，四川一些大商户联合起来，提供担保，发行一种新的地方金融票据——交子。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其上可以填写钱币的贯数。商人向这些商户交钱，领取交子，不论远近都可以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也都用之。用交子去交子铺户那里取现钱，每贯交30文作为手续费。用交子交易比用铜钱方便得多，但是问题也不少。到了宋景德年间（1004—1007），益州知府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了一次整顿，最后挑选16户有实力的富商负责主持交子的发行。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设立的益州交子务，接管了这项工作，次年即放第一界交子。至此，交子取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因此公元1023年也成为世界纸币元年。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为防止交子因用纸取自民间而易伪造的弊病，专门的造纸机构于成都设立，开始由政府生产特制的纸来印刷交子。

交子到了南宋演化为会子。会子也是民间出现的，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被收归官营，成为南宋全境使用的纸币。北宋灭亡后，统治中原的金朝先后使用过铜钱、银币、纸币三种货币，其中最重要的是纸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政府允许交钞永久使用，不限年月，并停止铸钱，为纸币流通区域的迅速扩大创造了条件。纸币从先前的有界期（即期限）行用发展到无限期流通。这是金朝的创举，在纸币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朝建立后，于中统元年（1260）发行了中统元宝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法规。元代的纸币制度在宋、金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发行的纸币已经具备了近代纸币的雏形。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八年（1375）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通称“大明宝钞”。明代历朝发行的纸币只有“大明通行宝钞”一种，都由中央政府发行，是我国古代形制最为规范和统一程度最高的纸币。但明朝宝钞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到了明代中期宝钞已不被民众所接受，大明宝钞作为一种信用货币体系也崩溃了。

清朝统治者接受了明朝货币制度的经验教训，对纸币的态度十分谨慎，只在顺治年间与咸丰年间两次发行纸币，都是因为财政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前后都未超过10年。在顺治十八年（1661）到咸丰二年（1852）的191年间没有再印发纸币。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清政府将其定位为中央银行，并印制户部银行纸币。这是在西方影响下由银行发行的钞票，其已是近代纸币，和中国传统的纸币有了很大差别。

民间信用货币的兴起

在清代，除了政府发行的纸币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自发的金融票据。这些票据种类繁多，遍布各地。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是银号、钱庄、当铺或者其他商号发行的银/钱票，用以代替铜钱或银两流通；钱庄应顾客要求发行的一种期票——庄票；以及大体相当于汇票但还可用作清偿债务的会票，其性质与现代银行托收结算颇为相近。民间信用货币广泛使用于社会各界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涉及大笔钱款时，使用金融票据更为方便和安全。

钱铺、银号、钱庄源于明代中期，主要从事白银和铜钱的兑换业务；明末以后，业务发展到了兑换、放款、存款和发行钱票、银票和庄票等票据，以及开展汇兑等多种业务，形成一个多种业务的、综合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发展更加迅速。它们发行的钱票、银票和庄票等票据，不但执行大额资金的支付职能，而且也具有商品的购买职能，使用这些票据即可完成商品交换、债权债务的清理，成为一种流通手段，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在清代中叶，民间纸币（主要是钱票）成为货币体系的新生力量。这些民间金融票据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已经作为货币在流通，因此可以说是民间纸币。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各种类型的纸币在中国已经广泛流通了。

中国纸币的世界影响

纸币出现后，其影响并不局限在中国。中国纸币首先传到西亚。元朝时期，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政府，统治了波斯地区。该国政府在元朝的指导下，仿照元朝发行纸币，纸币上印有汉字“钞”及其音译，还钤印官印。波斯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钞”。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中国游历也注意到：中国人交易时，不使用金银硬币而使用纸币，“如有携带金银硬币去市上买东西者，则无人接受”。阿拉伯人也由此知道了纸币。

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中，中国纸币也为其他国家模仿。李氏朝鲜在大庆宗时期（1401—1417）开始印制仿中国明朝的“建文楮货”和“永乐楮货”纸币，但是流通不畅。在日本，江户时代开始发行的纸币——藩札，形状也模仿中国纸币，而且和中国一样也多为银、铜的价值符号。在越南，陈朝顺宗光泰九年（1396），政府下令收回所有的铜钱，仿照中国发行纸币，规定纸币发行后任何人都必须使用。

欧洲人在元朝时期才知道纸币。1253年，罗马教廷派遣出使蒙古的传教士鲁布鲁克在给教皇的报告中，提到了蒙哥二年（1252）在燕京行省印造的宝钞，这是欧洲人对中国纸币的最早记载。但是鲁布鲁克的报告是给教皇的报告，社会影响有限。真正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纸币的是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对纸币做了比较全面的讲述，从此中国以纸为币之举，才广为欧洲人所知。

在近代早期，欧洲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大额交易所需货币数量也越来越多。虽然在这些贸易中可以使用价值较高的金银铸币，但是大量铸币不易携带，把一堆金银铸币搬运几百英里，不仅耗时多，而且沿途容易失窃。同时，当时欧洲小国林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铸币的质量往往也良莠不齐，极易损坏和贬值。1529年，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为赎回两个替他充当人质的儿子，向西班牙人支付了1200万枚西班牙金币（escudo）。西班牙人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数清并检验完这些铸币，其中4万个因不合格被拒收。因此欧洲人急切地希望找到一种更理想的货币，纸币应运而生。

欧洲人从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故事中受到启发，见识到了纸币的优点。纸币的理念在1650年借助英国一本叫《财富的关键》的小册子得以传播。于是欧洲银行家和金匠开始发行可以兑换储蓄的纸质本票，这种本票可以支付给任何拥有它们的人。到了17世纪，人们发现与其让黄金原封不动地待在家里，倒不如借出去，收取贷款利息，或者将黄金的收据以票据形式借给别人，或者用票据支付他人。发行票据是一种利润非常可观的生意，自1609年起，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允许商人建立账户，从事转账，可以以书面形式安全便捷地完成交易。到了17、18世纪之交，欧洲人对纸币的认识更加清楚了。一位当过法国财政总监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罗写道：“人们一直采用各种方法来保存和增加货币，可是人们发现，这些方法当中没有一种能够保存或增加货币，有些方法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他接着写道：“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银行除了使付款更方便、更迅速外，还使人节省了兑换费、保管费和运输费，人们再不会因货币质量低劣而遭受损失，而且把钱存入银行比放在自己家里更为安全。他所说的这种银行增加的货币就是纸币。

不可兑换的法定纸币，最早出现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而由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最早出现在1694年的英国，由英格兰银行发行。英格兰银行以公私合营的形式成立，政府提供规定货币价值的官方印记，私营部门用贮存的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后盾。英格兰银行设法巧妙地在币值稳定和供应充足之间保持平衡，因此发行钞票成为英格兰银行最成功之处。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一样稳定”，一个原因是英格兰银行是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的代表。这时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纸币了，纸币的优越性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亚当·斯密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用低廉的纸币代替昂贵的金银币进行交换，是因为纸币更便于流通。纸币好比流通界的新轮，其建立费和维持费比旧轮便宜得多。”新轮比旧轮更有利于经济运行，因此纸币也成为近代经济成长的重要推手。由于纸币的优越性得到公认，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贸易原理》中相信纸币刺激了商业，而且还认为纸币可以比贵金属更加稳定。他的这个看法代表了18世纪后期西方人对纸币功用的高度肯定，而这种近代经济必需的货币形式的祖宗就是中国最早发明并使用的交子。

到了现代社会，纸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货币形式。因此，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人发明的纸币确实是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明。

李伯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