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在《伟大的贸易：贸易如何塑造世界》中写道：“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世界贸易史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又如何将这些教训应用于当今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之中？”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讨论16—19世纪中期中国外贸时要考虑的。
伯恩斯坦接着说：“尽管自由贸易总体上给人类带来了好处，但也创造了许多输家。日益繁荣的经济、逐渐下调的关税与不断下降的运输成本，使世界贸易在不断扩展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更多的赢家和一小部分输家。如果我们不以公平与同情的方式善待这些失败者，那么我们或许都将面临失败。”换言之，中国外贸在16—19世纪中期有巨大的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中的重要角色。这个重大历史事实，对中国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这是需要我们回答的。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两极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16—19世纪中期西方（西欧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一种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而中国和西方的贸易也是西方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侵略。因此，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是为了自卫，应当予以正面评价。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16—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西方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为了贸易。而就总体而言，中西贸易对中国是有利的，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技术，从而开创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由此而言，清朝实行闭关自守对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重大障碍，应予否定。
我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16—19世纪中期中国外贸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下面，我就这两个方面作一简单说明。
（一）积极方面
由于外贸的发展，中国在16—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些外向型的经济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纺织业，产品和原料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销往或购自海外的。福建、安徽的制茶业，大量的茶叶生产出来是为了出口。景德镇和德化的瓷器业都有大量产品出口。外贸使中国部分地区走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繁荣，这些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16—19世纪中期中国外贸的发展，不仅创造出一些欣欣向荣的外向型经济地区，而且对中国全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白银输入带来的中国货币大变革。
中国的市场经济，自宋代开始，就有了史无前例的进展。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必须有合理的货币体系。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货币对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欧瑞尔（David Orrell）和克鲁帕提（Roman Chlupaty）也说：“最重要的是，货币让交易更加便捷，从而替代物物交换的这一观点让人们只把货币当作是经济当中的一个被动的媒介，一种‘交换的润滑剂’。”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个“瓶颈”，即缺乏合适的货币体系。传统的铜钱不适用于大规模贸易和长途贸易；宋朝出现的纸币，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发明，但在历代使用过程中，政府信用不彰，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因此也不能胜任大规模贸易和长途贸易，更不能胜任国际贸易。只有白银，才能胜任这些贸易。但是中国自身白银产量严重不足，如果没有白银输入，中国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从而严重制约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跨地区贸易的发展。国内跨地区贸易的发展是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关键，而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6—19世纪海外白银大量进入中国，中国的货币白银化得以完成。依照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18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22.3%。在当时世界六大经济体中，第一是西欧，占到24.9%；第二位印度次大陆，占24.4%，第三才是中国。日本、俄国、美国的份额都很少，特别是美国，只占世界GDP的0.1%。到1820年左右，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GDP占32.9%，第二位欧洲占26.6%，第三位印度占16%。也就是说，在这100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其他几大经济体（欧洲、印度、日本、俄国、美国）都更快。这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康雍乾盛世”出现的重要原因。
白银也把中国和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弗兰克对此作了概括：在1800年以前，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17世纪中国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因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对白银流向的研究也得出结论说：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如果把白银看作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那么明代出现的中国新货币财政体制，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推动力。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因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的西班牙帝国。
（二）消极方面
16—19世纪中国外贸发展的消极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鸦片贸易。在18世纪的头60多年里，英国输入中国的物品中只有10%是货物，其余都是金银。从1721年至1740年，英国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只有5.1%是货物。由于没有白银购买中国商品，欧陆各国对华海上贸易的出口都急剧下滑。这些国家在西方对华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1764年到1829年的65年中，从36.7%下跌到0.4%，而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从53.3%跌落到的0.4%，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因此丹麦人和瑞典人在1825年之前好些年就从广州撤走了。在广州的法国商人，于1802—1832年的30年间，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最后连人员也撤走了。西班牙也从1832年中断了在华业务。只有英、美两国成为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鸦片贸易。由于鸦片贸易的发展，鸦片进口不断扩大，加速了白银流出中国。在1800—1834年间，中国为鸦片进口支付了17190万两银子。白银的流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紧缺，成为导致中国19世纪社会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鸦片泛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灾难。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述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事实确实如此。
（三）“康雍乾盛世”与“问责康雍乾”
16世纪和17世纪初（即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人性解放的先声”等问题的主要时期。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白银货币化为标志的货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中国也加入了世界历史形成的整体过程。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也通过不断扩大的外贸，越来越深入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但是，也就是在16—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实现了产业革命，进入工业化时代。而中国虽然也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康雍乾盛世”，但依然在传统的道路上行进，其结果是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沦落为西方列强的俎上鱼肉。为什么中国会从“盛世”下滑到“末世”？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何芳川指出：“正是在康雍乾时期，西方产业革命正在酝酿和兴起，西方列强也成为对中国的巨大威胁，而大清帝国统治者竟然对此懵然无知。从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接待就可以看出，整个清廷对于世界大势是多么的颟顸了。”时年88岁高龄的清史学家王戎笙先生于2017年出版了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他在书中以宏大的视野、长时段的关怀，从17世纪世界局势及清朝军事、文化、国防、科技、外交几个方面，对清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他指出：清代康雍乾时期推行了许多积极的政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从此时开始，清代皇帝及其大臣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世界早已形成的近代国际环境、外交方式懵然无知，以致中国卷入国际社会时，举措失当，应对失策，这个时期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始端；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康雍乾时期的中国与西方，详细叙述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青年学者吴四伍在为此书写的介绍中说：1980年代以来，赞扬“康乾盛世”弥漫学界，学人论证康雍乾时期的国力、文化、军事等积极面向往往不遗余力，但是康雍乾带给中国历史的消极影响却被忽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创造业绩，但无法解决制度本身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
清朝统治者的这种封闭心态，导致了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消极政策，使中国难以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主动地投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中获得更大利益，从而继晚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之余绪，进入近代化时代。这种消极政策的结果就是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早在距今一个半世纪前，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已说过：“若不允许货物跨越国界，士兵们就会跨越国界。”由此而言，鸦片战争就是清朝“自我限关”的结果。
更严重的是，清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严厉的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国脱离于恩格斯所说的那个“伟大的时代”，因此难以进入早期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近代化洪流。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始着手向西方学习，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这种封闭心态仍然坚实牢固。晚清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最有作为的人物，依然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国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在日本使节森有礼向李鸿章详细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李鸿章断然表态说：“我国绝不进行这种变革!”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于1896年出访欧洲，英国的舆论评论说：“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后，未遑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这种基于“体用”思维进行的改革，不能触动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核心问题，因此也无法使中国真正走上近代化之路。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但是，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李鸿章头上，因为“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因此，16—19世纪中期的中国，虽然通过外贸，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但是由于自身的原因，特别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导致对世界认识的缺失，中国未能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赢家。
我最后还要说的是：研究这段历史，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有言：“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更说：“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成长，是世界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发生，离不开16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历史基础，正如德国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言：“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因此，我们要珍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和经济成长的经验，否则有可能陷入以往那种“今天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的历史虚无主义泥淖。另一方面，历史留下的教训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布罗代尔补充说：“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困扰着活人的生存。”由于过去还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因此重新聚焦“中国何以落后挨打”，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也。”导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并且牢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