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关 键 词：印太战略  美日印三边关系  印太秩序  地缘政治概念

作为一个新型地缘政治概念，“印太战略”频繁出现在日本学者报告、官方言论和政府文件中。日本结合其国家特点和现实利益提出“印太战略”的目的是，推动外交实践，构建联盟体系，维持日美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日本的“印太战略”具有延续性。全面梳理该战略形成、演变的动因、历程和发展前景，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洞悉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的战略布局及其配合美国主导“印太秩序”未来发展方向的意图。

一、日本“印太战略”的提出

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和中国的快速崛起，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汝尚指出：“美国以连贯和整合的方式审视日趋重要的印度洋和东亚地区。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是对‘印太战略’形成事实上的确认。”①“美国的‘印太政策’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促进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联为一体，加速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②2015年1月，美国和印度方面共同发布了《美印亚太及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在美国“印太战略”的驱动下，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影响力为核心目标，日本的“印太”地缘概念逐步成型，进而发展成系统性的外交战略构想。

如何借助美国的战略调整，牵制中国的发展，实现日本的战略构想，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课题。2012年末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外交重点，希望借助美国的战略调整完成本国战略目标，因此更加重视“印太概念”，将其作为外交支柱并不断深化和细化，并利用国际外交舞台加以推进。2013年1月安倍发表题为《以海为媒、继往开来——日本外交新五项原则》的文章，将印度洋、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③2月23日，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演说中首次提及“印太”地区(the Indo-Pacific region)概念，将其与传统的“亚太”地区(the Asia-Pacific region)概念并列使用。5月底，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积极回应安倍关于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的说法，指出“印度洋—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畅通，对印度和日本至关重要”。④2015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印度，在议会讲演时再次提及“印太”概念。他强调，以安倍提出的“海洋安全保障三原则”⑤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2015年9月，岸田出席日美印三国外长会议。他在会议上指出，为了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三国有必要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保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将东亚峰会作为处理“印太”地区政治、安保方面问题的首脑级论坛，在此机制下展开协商达成一致。⑥2015年12月，安倍访问印度，两国发表了题为《日印展望2025，特殊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宣言，在首脑级别声明中首次使用“印太”概念。⑦日本迎合了印度为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国际影响力而采取的积极介入南海的战略需要，与印度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日本希望通过积极推动“印太”地缘政治概念，构建海上安全新秩序，协助美国成为该地区规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

2016年8月，安倍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指出“日本将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使其成为排除武力和威慑，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富饶之地”，希望加强在印度洋、太平洋经济和安保等领域的合作，并使合作处于“法制的支配”之下。⑧这标志着日本已经将“印太”概念发展成“外交战略”，并成为安倍外交的重点。11月，日印首脑会谈后发表声明同意推进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安倍提倡的“印太战略”与印度总理莫迪重视的“东进战略”结合起来，强化两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军事安保合作。⑨

2017年1月，安倍在访问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四国时，继续宣传其“印太战略”。他强调：“日本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有作为地区一员承担重大责任和角色的思想觉悟。”⑩同时，在具体实践中，日本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将“印太战略”作为2017年的重点工作进行推动。(11)在2017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围绕“印太战略”，以特集的形式阐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指出“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在以‘印太战略’为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具有战略性的有效的国际合作”。(12)

2017年9月13日至15日安倍访印，两国扩展了战略和防务合作，在印度的“东进政策”和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间寻求更多合作。双方还就推进美印两国海军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联合训练达成协议。9月18日美日印三国外长利用在联大开会之际，在纽约举行了三边会谈。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再次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意在推动三国在“印太”海洋安全方面开展密切合作。美国回应了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在11月初提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想法，并提议美印日澳四国高官进行磋商。10月26日在特朗普总统访问日本前夕，河野提议，日美澳印建立首脑级战略对话机制，“以亚洲的南海经印度洋至非洲这一地带为中心，共同推动在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及防务合作”(13)，以回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提出的类似主张。2018年1月初，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除了介绍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表示愿意支援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呼吁这些国家参与到所谓“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中，主要目的还是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言外之意是日本“如果不采取行动扳回局面的话，将大幅落后于中国”。(14)日本正不遗余力地将其“印太战略”理念转变为“印太”支点国家的共识，以达到实现“印太战略”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持续调整亚太政策，虽没有完整清晰的政策出台，但已不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着重强调“印太战略”，着意刻画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作用，大幅提升印度的战略地位。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总体思路是一致的，即重视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对中国的制衡。美国政府于2017年12月18日公布了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在贸易、外交和安全等领域是竞争对手。(15)由此可以预见，美国今后将会在“印太”地区构建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新的安全架构。美国弃用“亚太”改用“印太”，这一政策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伊始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以双边贸易取代多边贸易协定，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美国总体外交方向也由多边主义向双边主义后退。

安倍政府利用美国政府调整其“印太”政策之机，在“印太”地区积极构建日本领导力，并获初步成效。可见，从“印太”概念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本的战略筹划逐渐清晰。日本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作一个战略整体，将两大洋的地理区域升级为地缘战略区域，试图为“印太”地区塑造出共同战略利益和认知，以此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二、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动因

日本构建“印太战略”基于内外两方面动因。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不确定性使日本出现战略焦虑，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重要外部动因。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呼应和印度东进的战略意图成为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直接助力。从国内看，自民党再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局进入稳定期，日本领导人有条件制定和执行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外交安全战略，而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的助推，成为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根本动因。

(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迅速崛起促使日本构建“印太战略”

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结盟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安倍执着构建“印太战略”，利用“印太概念”联合周边海洋国家形成安全伙伴联盟，防止因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上的收缩而留下权力真空，并坚决抵制由中国主导的“印太秩序”的形成。日本认为，从太平洋经由马六甲海峡穿过印度洋到达中东北非的广大领域是其海上生命线。日本的贸易量99.7%来自海洋运输，80%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南海航线，南海圈有着20万亿日元的贸易额。(16)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日本臆想中国或用军事力量控制日本经济生命线，南海会成为日本的痛点。(17)为此，日本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南海有逐渐变成“北京湖”(Lake Beijing)的趋势。安倍认为，为了防止南海被中国“进一步要塞化”，扩大“战略地平线”(strategic horizon)，日本必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sea-faring democracies)，应该在保护两洋公共产品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公共产品安全，就是指“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行自由”。(1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实用主义。日本在实施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过程中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坚持和巩固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安保政策，阻止中国海军频繁进出印度洋，干扰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保护日本海上通道的安全和离岛安全；另一方面又考虑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攫取更多利益。(19)为增强抗衡中国的效果，增加与中国博弈的筹码，日本积极拉拢印度参与现有的亚太合作体系，以“印太”概念引印度东进。对于日本来说，将印度洋沿岸国家拉入原来的太平洋体系中，组成新的“印太”体系，可以形成对其有利的战略环境。作为海洋大国的日本，正试图在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国家间的海洋安全保障合作方面起主导作用，进一步拓展“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外交。

二战结束后，美英两国创造了“北大西洋”地缘政治概念，在欧洲推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安倍希望在“印太”体系中也建立类似的安全组织，以此作为争取“印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政策工具，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倾向于日美还是倾向于中国，很大程度上会左右该地区战略走向。日本试图通过主导这一地区的安全机制建设，获得地区领导地位，其不仅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也具有地缘经济意义，可以为日本争取到更大的国家利益，增强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利用美国“印太战略”推进“战略自主”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是以深化日美同盟作为结盟战略的核心。安倍二度执政以来，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目前正在向日美军事一体化方向发展。日本通过“印太战略”打造准同盟体系，不仅可以遏制中国，更可使自己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下衍生的“印太”次级准同盟体系的“二把手”，提升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从而为战略自主打好基础。目前，为应对“特朗普冲击”，日本谋求开展自主外交、防卫自立，在海洋秩序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日本推动“印太战略”的另一重要战略考量。(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提出的“美国第一”理念，意味着美国将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而同盟国则被要求承担更多原本由美国承担的责任。安倍政府担心，因特朗普新政府对“印太”体系内已经存在的或是正在谈判中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对介入“印太”地区热点问题的态度都具有明显不确定性，中国可能趁机主导“印太”事务，这会给日本的安保环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安倍政府近年来竭力打磨其“印太战略”，以期在“印太”地区构建准同盟体系，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目前，“印太”主要国家正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就任首相第五年的安倍认为自己熟谙国际事务，可以成为代表亚太地区的领导人。(21)日本试图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所谓的“印太”新秩序，以此谋取更大的“战略自主”。日本的对外战略根据其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判断，不同的时期曾有过不同的构想。日本二战前奉行称霸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的扩张政策，战败后又借助冷战推行建立以“反共—日美安保体制为基轴的东亚冷战秩序”，冷战后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谋求“对美自主”，进入21世纪后，仍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鼓吹“中国威胁论”，通过推进“民主安全菱形”“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亚非增长走廊”等构想，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崛起打基础。

(三)与印度的“印太战略”相契合

印度在“印太”地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是印度洋的中心，拥有多条海上交通线，并能轻易进入通往印度洋的所有咽喉要道。(22)印度总结曾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原因，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23)独立后的印度继承英国统治时期的地区安全政策，确保在印度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确定了从“亚丁湾到马六甲”的专属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印度实行了“外向型”的新经济政策，将“大周边”作为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点，制定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向政策”，进而发展为同时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东进政策”。“21世纪印度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军舰支持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投射力量并显示存在，通过海上能力促进伙伴关系。强调印度海军在需要时帮助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宁，以及满足友邦期望时应发挥的作用。”(24)

随着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活动日益增加，印度认为这是中国“从战略上包围”印度的体现。为了维护地区主导地位，印度加强与美日澳等海洋国家的军事合作，重视印美日三国在西太平洋的“马拉巴尔”演习，强化印美日三军的“互操性”，特别是关注封锁岛链。印度认为，这是实现其“东进政策”的安全保证。(25)2013年以后“印太”概念在印度政界得到广泛使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为日印“量子式跃进”提供了有利环境。(26)印度正在实行外向型海上战略，希望在“印太”地区构建“各种跨国海上协商合作机制”，整合各国资源和能量以维护“印太”地区“良好秩序”。(27)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构想符合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区开展权力再分配，建立稳定的均势。印日在“印太战略”上具有互补性，希望通过建立稳定的安全关系，把两国军事力量联合起来，执行联合军事任务，稳固“印太”海上交通线，进而成为“印太”地区的一极，与中美等大国形成均势。

(四)国内右翼势力的助推

进入21世纪后，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日本实现正常化的战略目标。在2017年10月提前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公两党大获全胜，在野党进一步分化瓦解，自民党单独确保了能够主导国会运营的“绝对稳定多数”(261个以上议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取得了超过2/3的多数议席，安倍有望执政至2021年。“修宪势力”确保了提议修宪所必需的2/3以上议席，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加剧。11月17日，安倍在连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再次提出加速修宪进程。新内阁就任后自民党党内正式启动修宪讨论，安倍呼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修宪进入实质准备阶段。

回顾安倍政府的执政历程，其通过渲染和夸大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推动修宪、强化日本军备的做法赢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欢迎，而右翼势力的支持又进一步巩固了安倍内阁的执政地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出现了一些政界人士与右翼势力共生、合流的格局。在这一大趋势的影响下，安倍内阁认为，当前的“印太”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如何保卫日本”成为日本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仅靠一国保卫不了和平”(28)，需要制定“印太战略”，形成安保联盟，造成让自卫队走出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事实，从而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此外，“作为先进国家，日本应该加入制定规则的国家的行列，创造条件开展强势外交”(29)。这包括开展“旨在体现日本主体性的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战略性外交”和“重视普遍价值观的、以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30)

三、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印太战略”自2016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其主体内容已基本成型。总体来说，“印太战略”来源于日本结盟外交思想和实践，是对日本过去一个时期以来结盟外交政策的汇总和发展，日本外交战略思想的积累是“印太战略”的源泉，从形成、发展的脉络来看，先有零散的结盟实践，后有“印太战略”，通过若干结盟构想来运作、推动、完善和实现战略。

(一)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坚持结盟战略，“国际舞台上谁占鳌头，日本就会基于自身利益而与谁结盟”(31)。日本“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对外结盟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先后结成过日英同盟、日德意三国同盟、日美同盟”。通过结盟，借助外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大国志向是其原动力，而其战略谋划又极具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32)

1.以三边合作为主要模式构建“民主安全菱形”

2007年安倍首次提出日美澳印四国合作倡议：“通过日本与印度的联合，将美澳也拉入其中，逐渐成长为覆盖太平洋、印度洋全域的合作框架。”即“以自由、民主、基本法律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外交”。(33)这一倡议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时顺势发展成“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并由安倍在2012年12月27日发表的题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文章中正式提出。(34)安倍指出：“太平洋领域的和平、安定、航行自由与印度洋领域的和平、安定、航行自由密不可分。”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日美澳印四国一致，共同保障从日本、夏威夷、澳大利亚到印度之间的菱形地区的安全。(35)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所著论文《日本的“太平洋世纪”》指出，“民主安全菱形”构想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崛起的趋势很强，又坚持自己的主张。(日本)将印度与亚洲太平洋联结起来是对中国强有力的牵制”。(36)

在双边层面上，美日、美澳、日印、日澳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除处于核心地位的日美同盟关系之外，日澳、日印之间也形成一种“准同盟”关系，每年定期召开外长、防长“2+2”会议，密集开展双边军事演习。在三边层面上，美日澳、美日印、日澳印关系均形成固定的高层对话机制，相关军演也在开展。三边合作是介于双边同盟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一种合作形式，既弥补双边同盟和多边机制的不足，又不会取代现有机制，因此，日本热衷于构建三边关系。(37)以下就对美日澳、美日印和日澳印三边关系加以重点分析，剖析日本以双边同盟为基础，以发展三边关系为手段，稳步推进“民主安全菱形”的战略构建意图。

(1)美日澳三边关系示范标杆，是构建“民主安全菱形”的基轴

建立在安保基础上的美日澳三国关系相比另外两个三边关系，起步早，机制化程度高，关系更为成熟稳定。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澳合作也不断发展，故三国已经将安全保障合作向更深层推进。2002年美日澳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启动。2007年三国建立了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2014年三国利用G20会议间隙举行首次首脑会议。同年，美日澳三方就研制新一代常规潜艇进行磋商，共享潜艇技术。这标志着，在“印太”地区，三国安全合作已进入联合研制的新阶段。前防卫大臣森本敏表示：“未来日美澳或许将通过潜艇技术的合作谋求更多的深层安全合作，并由美国统领三国合作。”(38)美日澳还在反恐与防核扩散方面开展了信息交流，推进三边反导合作。这对导弹预警等情报共享提出了更高要求，必将推进三边军事一体化。(39)美日澳三边合作模式为美日印和日澳印三边关系的发展起到示范和标杆作用，其他三边关系基本以此模式向前推进。

(2)美日印三边关系突飞猛进，是构建“民主安全菱形”的主翼

在美日印三边关系中，日美是同盟关系，日印关系已成为“准同盟关系”。2007年8月，安倍访问印度，与辛格发表了《关于构筑新时代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路线图的共同声明》。两国就“亚太地区及超越这些地区的共同战略利益问题”达成一致，强调要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上进行合作及加强防务交流”。(40)日本和印度在2008年签署了《日印安保共同宣言》。在此基础上，双方于2009年12月开始每年召开事务次官级“2+2”对话等，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安全保障对话框架。2009年，美印海军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其联合组织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日印关系在素有“亲印派”之称的安倍重新上台后进一步提升。

2014年印度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上任后，与日本发展成“特殊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安保等领域全面加强合作。同年两国首脑东京会晤后，决定定期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建立日印“2+2”外长、防长磋商机制。两国于2015年签署了《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和《秘密军事信息保护协定》。尽管没有缔结同盟条约，但日印之间正在构建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在日印双边关系不断加强的基础上，美日印三边副部长级磋商于2011年12月在华盛顿启动。2012年4月和10月又分别在东京和新德里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磋商。2013年5月1日，美日印举行第四次三边会谈。日本积极敦促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机制，希望三国政府在亚洲领土争端上保持清晰和一致的立场。2015年9月，美日印三国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机，首次举办部长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三国外长共同使用了“印太”这一用语。同年10月，日本成为“马拉巴尔”演习的永久成员，议论“民主安全菱形”构想的声音复出。2017年7月，美日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首次从印度补给船获得燃料补给。三国舰船首次在孟加拉湾展开反潜战演习，而反潜科目历来是各国海军保密最严格的演习内容，一般不和他国进行交流，反映了三国互信程度的加深。三国军演规模逐渐升级，科目逐年增多，成为“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军演，标志着“民主安全菱形”又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在2017年9月召开的美日印三国外长会议中，日本提出加强对主要港口的战略性停靠。这一主张得到了美印两国的赞同，三国就在“印太”地区合作推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达成一致，还同意为该地区相关国家提供海上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41)在美日印三边关系中，日本通过更加主动地设计议题，游说美印，以此形成合力，推动日本“印太战略”的落实。

(3)日澳印三边关系小步快走，是构建“民主安全菱形”的辅翼

日本积极推动日澳印三边关系发展。日澳印三国在2015年6月举行了首次副外长级磋商，以加强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安全协调。2016年3月又举行了第二次磋商。三国决定在信息共享、沿海国家防务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合作，并期望通过合作，在东海、南海至印度洋、南太平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以此弥补美国力量的下降，抑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在这两次磋商中，三方再次确定了“航行自由”原则，强化海洋安全合作。(42)美国本身也有意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扶持“日澳印+X”地区合作模式。(43)尽管与美日澳、美日印相比，日澳印三边关系起步晚、层级较低、机制化程度不高，却是小步快走，弥补了“民主安全菱形”的短板。日本通过这种合作加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能力的提升。

(4)“民主安全菱形”的推进

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在马尼拉举行部长级战略对话，9月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军演。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四国战略对话陷入沉寂。在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中，日本利用该机制围堵、制衡中国的心态最为明显。印度、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担心四国合作机制过分刺激中国，影响本国与中国已有的合作关系，对构建这一机制的态度不很积极。但目前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2016年3月2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提议重启四国海军联盟，“以维护地区航行自由”。2017年10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提议，与美、印、澳进行战略对话，以亚洲的南海经印度洋至非洲这一地带为中心，四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加强防务合作。(44)

未来，日本还将继续以深化双边关系、拓展三边合作空间为主要形式，加强四边协调，以一种更加间接、隐蔽、灵活的方式进行安全合作。(45)四个国家之间已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由国家间的合作扩展到“印太”地区。尽管四国之间没有形成正式的军事同盟，但战略合作已经塑造出一个“战略利益共同体”，在个别领域甚至发挥“准同盟”的作用。(46)这是对日美同盟的补充和强化，长期影响不可忽视。

2.基于民主价值观推动“海洋民主国家联盟”

2005年日本推出“海洋立国”战略目标，2007年出台《海洋基本法》作为实现目标的制度保障。此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洋战略的法律、政策和规划，持续推进“海洋立国”战略。日本综合海洋政策研究本部在《海洋基本计划》中提出，日本的海洋战略目标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重视海上通道安全，利用国际机制，强化与海洋国家之间的合作。”(47)

(1)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的主要内容

2013年2月22日，安倍访美时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日本回来了》，提出“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和海洋国家联合”等概念。主要内容是：“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为目标的亚洲民主国家组成保护海洋权益的菱形结构。日本作为古老的海洋国家，要与其他重要海洋国家联合，在保护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东盟和印度包含其中。”(48)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提交的一份报告进一步提出：海洋民主国家在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内进行合作，联合包括韩国、东盟各国、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国家，组成“印太海洋安全保障联盟”。(49)将扼守马六甲海峡、南海和印度洋国家作为“战略性外交”重点，并赋予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正当性。(50)日本认为，自己作为亚洲海洋民主国家的代表，应积极主动与“印太”海洋国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海洋安全机制。目的是“应对中国追求海洋方面的霸权，稳步推进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为此，日本还专门成立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研究会，“围绕近年东亚海洋秩序的调整，保护日本的海上国家利益，研究20年、30年后的日本将处于怎样的国际环境，今后将如何行动等问题”。(51)

(2)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的主要措施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山田吉彦表示：“日本如今已被东南亚国家推上了亚洲海洋合作的领导地位，日本需要具备领导海洋国家的决心，由日本来构建海洋和平秩序。”(52)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强化“印太”友好国家间的海上安保和防务合作。日本成立专门的海上安保机构小组，设立人才交流和能力支援组织，加强“印太”地区沿岸国家海上防务力量建设；帮助完善沿岸各国的海上安全机构，加强对海上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海洋安全领域的信息收集和警戒能力；以提供海上巡逻艇等方式，提高沿岸各国海洋装备水平并推进海上警备力量的技术合作；通过提高相关国家海上防御能力，加大与这些国家的安全联系；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机制下，制定“印太”海域内海洋法的执行、监督制度，加强大规模的海上防务领域合作。

第二，开展海洋安全、海上通道外交，加强与印尼的关系。为确保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所谓航行自由，日本强化了与东南亚各国(特别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的合作，其中重点发展与印尼的关系。日本认为，印尼对日较友好，是“印太战略”的支持者。印尼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认为，东亚峰会是东南亚国家推行“印太外交”的有意识的行动，并提出制定“印太条约”(Indo-Pacific Treaty)。2016年12月，日本与印尼建立部长级对话机制“日本—印尼海洋论坛”，在海洋安全保障、产业培育合作方面保持着对话，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大对“印太”地区海洋国家的投资开发。一方面，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国际协力银行(JBIC)、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经团联等组织，以官民合作方式，加入对这一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未来日本ODA的大多数预算增额将用于为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相关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53)另一方面，日本通过ODA提高印太地区的海洋安保能力。日本政府表示，截至2019年，在三年时间内，将向“印太”地区沿岸国家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安保能力。(54)

3.制定“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争取“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

“亚非增长走廊”是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通过在亚非地区建立保障工业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促进该地区经济上的融合，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集团。该计划是对“印太战略”的补充和支撑，可以进一步拓展“印太战略”的影响力。其总体目标是，通过重新探索古老的海路，创造新的海洋走廊，将非洲大陆与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55)为此，2016年日本在伊势志摩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计划。2016年11月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安倍正式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实施细则，在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期间，积极推动与印度联手实施“亚非增长走廊”。(56)为让“印太战略”落地生根，日印两国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推动“亚非增长走廊”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接。2017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力推印日版的“亚非增长走廊”。2017年9月安倍访印时，两国再次强调日印联手推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通过发展与合作项目，在东亚、大洋洲、非洲等区域建立一系列连接城市和其他生产中心的跨区域的“海上经济大三角”，并使其成为世界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心。(57)

根据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以及日本有关“亚非增长走廊”的相关报道，笔者认为，日本推动走廊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发展与“印太”地区“中等强国”(secondary powers)和“摇摆国家”(swing states)的关系。日本将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各国，统称为“中等强国”或是“摇摆国家”。(58)日本认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虽拥有一定的力量，但放弃大国那样的以本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从‘大国’所主导的权力政治的舞台上后退一步，在并不隶属于大国外交的领域(例如多边合作)里发挥重要的作用”。(59)“印太”地区存在一些与大国的实力不在一个量级但对“印太”秩序发展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方向很有可能会给今后“印太”秩序的构建带来影响。日本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其实现“印太战略”的重要途径。今后，日本和印度将借助“亚非增长走廊”，争取进一步扩大与亚非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加强与占据“印太”海上战略要冲的国家关系，以保证“印太战略”的顺利实施。(60)

在“印太”两洋区域，建立“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是日本极力倡导的一种做法。“亚非增长走廊”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将这些分散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通过经济关系紧密联合起来，从而成功搭建强大的“印太战略平台”。

日本“印太战略”主要是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以日美同盟为主导，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崛起形成长期的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形式，在“印太”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美之外“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维护并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二)日本的“印太战略”的主要特征

日本的“印太战略”在推进过程中有其鲜明的战略特征。日本借美国之力实现自身战略构想，通过主导海洋秩序以海制陆，建立“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加强同印太地区国家的安保合作，以东海南海联动来限制中国的一系列特征，进一步填充了印太战略的内涵，勾勒出其特有的外延和轮廓。

1.借力美国实现战略目标

日本虽然表面依附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但实际上是借力美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将自己的战略意图隐藏在日美同盟下。纵观日本“印太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及一些官方文件和政策报告，日本对于“印太战略”有其独立的战略考量，在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同时，使日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为实现“印太战略”目标，构建“民主安全菱形”“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与印度合作推进“亚非增长走廊”计划。(61)

2.具有以海制陆的特点

长期以来，日本以西太平洋强国自居，重视海权，主张海洋立国。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将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对立起来，提出以海制陆的战略构想(62)，这一构想至今仍影响日本的“印太战略”。“印太”两洋既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交通要道，更是日本的重要战略屏障。日本国土面积小且狭长，缺乏必要的战略纵深，海洋及各重要离岛即是日本国土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去制海权日本将难以生存。

近年来，随着中国航母服役、055型驱逐舰下水，中国海军实力大幅提升，中国空军和海军穿越宫古海峡更是刺激了日本敏感脆弱的安全神经。因此，日本通过“印太战略”在海上构建安全包围网对中国制海能力的提高进行回应和遏制，保障“印太”海洋生命线，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对自身战略安全范围的扩展和延伸。日本习惯将“印太”两洋视作自己的重要利益关切和势力范围，面对日益重视海权的中国，日本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和焦虑。日本以海洋国家联盟限制中国这一传统陆权国家的海权发展，体现了“印太战略”以海制陆的战略特征。

日本希望用规则主导海洋秩序建设。将“基于自由、规则的秩序”“法律支配地位”“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等概念作为其宣传“印太战略”的固定内容，以规则来约束中国的行为。日印在“印太战略”的规则制定方面立场一致。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我们坚定地支持确保航行自由权及对海上商贸活动的监管权”，“我们坚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各国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及海上事务准则”。(63)

3.具有鲜明的安保合作特征

日本希望以海上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为基础进行推演，企图以此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并对中国进行军事牵制，具有鲜明的安保合作特征。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同“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从2015年开始正式以永久成员身份参加美日印“马拉巴尔”军事演习，且参演装备逐渐升级。在安保领域，日印签署了交换防务机密的相关协定。协定的签署和军演的深化，有助于提升日印军队深度协同作战的能力，共享日印两国的军事情报。日本借参加军演的机会，派“出云”号“巡航”南海，经停东南亚多国，企图借此插手南海事务，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对中国进行牵制。2017年9月安倍访问印度期间，建议今后将军演范围扩大至陆空，并在日印声明中加入了推动日印开展防务装备研发合作的内容。(64)

4.谋求东海南海联动，是“印太战略”另一重要战略考量

面对中国在东海的活动日益频繁，日本2010年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以来，不断加强西南诸岛防卫，强化在冲绳、那霸等军事基地的部署，大幅提升在东海海域的军事存在。即便如此，面对中国，日本也不能确保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东海争端中占据优势。因此，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企图将南海矛盾扩大化，以此转移中国注意力，牵制中国在东海的行动，并以南海问题国际化来抹黑中国，使日本在东海问题上赢得国际舆论，占据主动。日本考虑周边安全局势后作出的包含明确军事意图的地区战略部署，其目的不仅是保障“印太”海洋战略通道，更是在包括东海、南海在内的“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军事部署。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是双轨制：一是通过日美同盟主导构建“印太秩序”，营造有利于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地位的地区环境；二是在“印太战略联盟”的设计和实践上，将这一地区的核心国家拉入其所倡导的“印太战略”体系中，将该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体制化，以此作为主导“印太秩序”的抓手。

四、“印太战略”的前景及困境

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以“民主安全菱形”为“核心”，“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为“支柱”，并以此为基础将日本的外交影响力进一步向“亚非增长走廊”渗透。

日本的“印太战略”，意在以“多重联盟”方式，运用不同的“政治议题”和“政治结构”，保持与更多国家的密切联系，建立正式和非正式同盟体系，实现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同时还可以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争取获得建立该地区新秩序的主导权。联盟既相互独立，各自有独立的运行模式，又在整个“印太战略”体系中互相支撑、配合。在“印太战略”构建过程中，日美同盟是核心中枢、是“大脑”，占据最高战略地位，具有长期稳定性，或者说，无论日本政权发生何种变化，日美同盟一体化趋势不会改变。“民主安全菱形”是以日美同盟为统领，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支点，四国深化合作，形成“印太地区”菱形安全结构。“民主海洋国家联盟”是“印太战略”实施的推手。日本与所谓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海洋国家构筑志同道合的海洋合作伙伴联盟，发展成员，壮大队伍，以建立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为目标，推动“印太战略”联盟构想的形成。“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使日本的外交影响力进一步向印非渗透。日本与印度联合，以亚非地区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为基础，试图拉更多的国家进入“印太战略”构想的“朋友圈”。

(一)“印太战略”的前景分析

在整个“印太战略”中，日本一直有“两手准备”：一是对美国的“印太战略”采取追随政策；二是在拉“朋友圈”过程中也谋求自主性，时刻准备在美国撤到幕后或者退出后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后，日本与亚太11国达成新的TPP框架协议，竭力形成新的自由贸易圈，以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积极争取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权。

1.“民主安全菱形”稳步推进

美日澳印四国间已经形成较高程度的战略合作，但因利益需求不一致，特别是美国政府以“美国第一”执政理念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调整，导致日本所推行的“民主安全菱形”面临着不确定性。(65)印度长期有着不结盟的传统，考虑到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对安倍的这一提法保持距离。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极力游说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加入美日印“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2017年5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里斯·佩恩公开表示有兴趣加入“马拉巴尔”军演。经历了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印度放下对中国的顾忌，间接促成“四国海上同盟”的成型。

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强调“印太”地区对美国全球利益的重要性，借美国重新制定亚太战略之机，与特朗普频繁沟通，力促美国构筑美日印澳四国同盟，防范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崛起。同时，日本将“印太战略”构想嵌入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布局中。(66)日本的战略初步奏效，特朗普总统在执政后首次访问亚洲时提出“印太概念”，而不是“亚太”政策，重启四方会谈机制。2017年11月12日美日印澳在东盟峰会间隙举行了“印度洋—太平洋”的首次会议，四国支持建设“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67)。美日以美日澳印四边合作框架，整合地区内的战略力量，在安全领域内建立多边主义。从短期来看，以安全合作为主，遏制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不太可能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日本正尝试推动将四国防务合作增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内容，在美国对全球事务采取收缩政策、更加专注于国内发展时，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四国合作中不断寻找利益点和相互威胁点，不遗余力地继续向前推进。(68)

2.“海洋民主国家联盟”顺势而为

日本目前加紧实施海洋战略，希望成为海洋秩序的维护者和海洋规则的制定者，并以海洋强国的身份再次崛起。安倍政府试图以南海、东海问题为着力点，编织制衡中国的网络。日本之前一直担心日美同盟过分紧密可能会被美国“缠住”，现在则担心会被美国“抛弃”。面对“特朗普冲击”，日本正实施“充分利用美国”战略(69)，以“中国威胁”和“航行自由”为由，联合一些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国家，以此牵制中国。目前，日本正从“消极勉强现实主义”向“积极自愿现实主义”转变，通过自主联盟和抱团取暖，推动海洋国家安全合作。(70)未来，日本有可能会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要求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为未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构建日本主导下的海洋安全合作积蓄力量。日本举办了由美、日、澳、加等国海军参谋总长参加的“西太平洋海军研讨会”，还积极参与印度洋沿岸诸国(包括非洲)海军参谋总长等参加的泛区域性海洋安全合作组织“印度洋海军论坛”。日本希望加强与其他海洋国家间的合作，但战略抱负超过其能力，综合国力未必能支撑其提出的战略目标，战略实施起来存在着很大困难。

3.“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由空转实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亚太政策出现不确定性，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或将下降，而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区域的作用日益凸显，美国与中国博弈的成本在逐渐增加。为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未来的中美共治，日本希望成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在“印太”地区，国家间力量对比正发生剧烈变动，尽管大国拥有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但一些“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等，对未来印太秩序也能起到很大影响。

安倍二度执政以来，实行了所谓新旧“三支箭”经济刺激政策，但日本国内经济仍复苏乏力。安倍想实现执政当初所承诺的物价上涨2%的通胀目标遥遥无期。日本经济虽然缓慢复苏，但整体经济复苏后劲不足。日本经济仍寄望于外部需求的增长。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沿海的新兴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需要借“印太战略”进一步促进日本与“印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博弈，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太”地区新兴市场铺路，提振日本经济。但“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对美日同盟抱有警惕，认为美日同盟是“冷战遗产”，“把亚洲的国际关系军事化了”，“阻碍了亚洲共同体的形成”。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响应。日本通过争取“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的计划面临很大困难。但安倍政府仍然积极推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以在国民心目中树立具有优秀外交能力的有为政府的形象。日本认为，印度洋是连接日本与非洲国家关系的纽带。在经济上，“印太”区域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地区，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与印太地区周边所谓海洋民主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可以促进日本企业向印太全域输出，为日本经济贡献新的增长点。日本实施开发援助政策的优先地区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优先地区几乎完全一致，日本也在考虑与“一带一路”构想“共存共荣”，目前“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已经由空转为实。

(二)“印太战略”的困境

近年来，日本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从外交到军事、从政治到经济，在“印太”地区周边小动作频繁，拉拢东盟、中亚、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推广和落实，“印太”沿线国家同中国的经贸关系迅速深化，积极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只有印度积极买账，“印太战略”收效甚微。在日本大力构建所谓“印太秩序”、推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向，日本以所谓南海仲裁等法律秩序围堵中国的计划落空；日本竞争印尼高铁项目失利，“高质量基础设施计划”进展缓慢。反观中国，中巴经济走廊及瓜达尔港建设顺利推进，中马经济合作逐步深化，皇京港建设合作稳步进行，“一带一路”沿线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归根结底是由于日本的“印太战略”虽然“精雕细刻”，却存在难以避免的“先天不足”。

第一，安倍将“印太战略”加上“民主”“自由”“法律”等字眼，但“印太战略”服务于安倍政府积极追求修宪、改变战后体制目的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各国与日本交往时难免心存芥蒂，时刻警惕，日本推动“印太战略”将会阻力重重。

日本众议院大选后，自公两党执政能力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安倍内阁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积极将修宪作为日本的“国家目标”，并将修宪的目标扩大为整个日本政坛乃至国民关心的焦点，为自卫队松绑扫清法律障碍。虽然有少数党派反对，但修宪势力似乎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右翼势力积极推动修宪成为日本的“国家目标”，而日本政府的外交决策也会受到这一重要政治主题的影响。在日本与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交往过程中，往往将自卫队合作和武器设备出口捆绑，并以此诱导相关国家与中国对抗。但事实上，日本自卫队和日本的武器设备出海之路并不顺利，即使在与“民主安全菱形”支柱国家澳大利亚的潜艇合作项目中也屡受挫折。

第二，仔细分析“印太战略”的实质意图，安倍政府是以合作之名，行对抗之实。“印太战略”的战略方向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先天不足，前景不容乐观。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发展与合作，各军事、政治联盟体之间的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冲突为发展与合作让路，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竞争退居次要地位。而在此大势下，日本企图以所谓民主意识形态缔结新的小同盟体，以安全保障合作遏制同周边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中国，实为逆势之举。“印太战略”视野宽广，涵盖了“三洲两洋”，横跨半个地球，战术安排缜密，也不失谋略，但是如果选择与中国对抗的错误方向，或将导致“印太战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第三，在“印太战略”具体推进过程中，日本面临着与经贸现状脱节的困境。日本的经济体量不足以担负“印太”地区领导力量的角色，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错误定位，使“印太战略”难免“眼高手低”。以日印关系为例，安倍二度执政以来极力拉拢印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深入加强合作，日印关系进入蜜月期，日印合作成为“印太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推进最为顺利的双边关系。但如果从实际的日印、中印双边贸易来比较，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截至2016年，中印贸易额是日印贸易额的五倍之多，日印、中印、中日之间的贸易体量比是1∶5∶21的关系。虽然日印关系“高歌猛进”，但日印经贸体量距中印经贸体量仍有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先于印度，印度社会经济对于中国产品的接受程度更高。日本提倡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有其优势，但对印度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其次才是高端项目需求。日印关系表面的风光，解决不了印度社会经济在各个层面长期的基础需求。日印尚且如此，日本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均处于优势。另一方面，“印太战略”之所以同实际经贸现状脱节，同日本对自身的战略定位密不可分。虽然日本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上成就卓著，但日本的人口、领土、地理等先天因素也使得日本无法适应和完成“印太战略”这一宏观战略构想。

日本的“印太战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对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总体可控，但中国仍要充分防范日本以“印太战略”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渗透。日本若坚持按照“印太战略”既定方向运行，也会给中国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制造一定麻烦。首先，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会给“印太”地区国家带来第三种选择，多边下注获取最高利益是“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生存之道。虽然日本在印太地区难以占据主导地位，但“印太战略”的实施将提高中国同相关国家的交往成本，增加中国“一带一路”推进的难度。其次，日本借推行“印太战略”为自卫队和日本武器设备提供出海的机会，加强日本同东南亚、南亚等国的军事合作，提升相关国家军事装备水平，将使中国周边安全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再者，日本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将助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气焰”，有可能提升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风险。最后，日本自身虽然难成气候，但日本的“印太战略”符合美国以日本制衡和稀释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日本的“印太战略”与美国因素相互叠加、补充，将进一步提高日美同盟在“印太”地区的紧密程度和影响力，对中国构成战略制衡。

①"The Rebalance to Asia:Why South Asia Matters(Part 1)",U.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7/02/205208.htm[2017-07-30].

②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49页。

③安倍晋三「開かれた、海の恵み日本外交の新たな5原則」、2013年1月18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0118j.html[2017-05-30]。

④外務省「マンモハン·シン·インド首相の訪日(概要と評価)」、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2017-05-29]。

⑤“海洋安全保障三原则”主要指的是：各国应依据国际法提出海洋主张；避免采取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片面行动，不使用武力和威胁推进本国的主张；解决争端须用和平方式。

⑥外務省「日米印外相会合共同メディアノート」(仮訳)、2015年9月29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page3_001394.html[2017-10-29]。

⑦外務省「日印ヴィジョン2025特别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ツプー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と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の協働ー」、2015年12月12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8.html[2015-12-20]。

⑧外務省「TICAD VI開会に当たって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基調演説」、2016年8月27日、http://www.mofa.go.jp/mofaj/afr/af2/page4_002268.html[2016-10-29]。

⑨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2017年11月21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2017-11-21]。

⑩「中国牽制の狙いも、日本とインド共同步調」、『産経新聞』2017年1月18日。

(11)外務省国際協力局「平成29年度開発協力重点方針·各地域の重点課题『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2017年4月、http://www.mofago.jp/files/000245509.pdf[2017-11-21]。

(12)外務省「外交青書2017·第1章2016年の国際情勢と日本外交の展開·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chapterl_02.html[2017-11-20]。

(13)《美日印澳拟加强基建投资合作日媒：针对中国“一带一路”》，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7_10_28_432653.shtml[2017-11-28]。

(14)参见《日外相访印度洋三国欲遏华又怕刺激中国日媒：陷两难境地》，2018年1月8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80108/2250903.shtml[2018-01-08]。

(15)The White House,U.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17-12-28].

(16)山田吉彦『海から見た世界経済』、ダイヤモンド社、2016年、1頁。

(17)太田泰彦「経済安保ともる黄信号」、『日本経済新聞』2015年9月21日。

(18)外務省「インド国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二つの海の交わり』(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2017-10-22]。

(19)参见《安倍改变对华牵制战略欲联合“一带一路”构想》，共同网，2017年12月18日，https://t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12/7d748322b8b0.html[2017-12-31]。

(20)参见吴怀中：《“特朗普冲击”下的日本战略因应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第1页。

(21)酒井充「安倍首相4カ国歴訪、訪米前の地ならしに成果」、『産経新聞』2017年1月17日。

(22)参见雷嘉·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朱宪超、张玉梅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23)参见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89页。

(24)Indian Navy,Integrated Headquarters,Ministry of Defense,Freedom to Use the Seas: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May 2007,p.11.

(25)同上书，第91—93页。

(26)参见雷嘉.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第5页。

(27)参见詹姆斯·R.福尔摩斯、安珠·C.温特、吉原恒淑：《印度二十一世纪海军战略》，鞠海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2—233页。

(28)「安倍首相は戦後レジームからの脱却を狙い、日本平和主義の交差点」、共同社、2014年8月18日。

(29)安倍晋三·岡崎久彦『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扶桑社、2004年、161頁。

(30)参见吕耀东：《日本战略性外交中的海洋政策探析》，《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4期，第16页。

(31)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

(32)参见段廷志：《日本结盟战略与实践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33)外務省「インド国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二つの海の交わり』(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2017-10-22]。

(34)安倍在就职前发表了评论文章，讲述“两片海域的交汇”的发展和深化。这篇评论文章投到了国际非营利组织“辛迪加”，在第二次安倍政府诞生那天(2012年12月27日)在网上发表。

(35)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December 27,2012,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html[2017-08-17].

(36)林芳正CPC研究会「日本が考える『太平洋の世紀』」、『中央公論』2012年9月号、79頁。

(37)参见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47页。

(38)石原雄介「アボツト政権と日豪の『新たな特别な関係』」、『NIDSコメンタリ』第4号、2015年。

(39)参见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第47页。

(40)外務省『新次元における日印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ツプのロードマツプに関する共同声明』、2007年8月22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iim_07/india_rmhtml[2017-10-22]。

(41)参见赵明昊：《美日印拉“基建朋友圈”，想干嘛》，澎湃新闻，2017年9月26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7019[2017-11-20]。

(42)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Annaul Report 2015-16,2016,p.44.

(43)参见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34页。

(44)参见《日本外相提出建日美澳印首脑战略对话机制》，日经中文网，2017年10月26日，http://www.weibo.com/2478163131/Fs7GWnkfH?type=repost#_md1509028055095[2017-11-30]。

(45)参见杨文静：《美日澳印结不成“四国同盟”》，《国际先驱导报》2016年3月10日。

(46)参见胡欣：《美日澳印四国协作的战略走向》，《现代军事》2016年第5期，第43页。

(47)総合海洋政策本部『海洋基本計画』、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130426kihonkeikaku.pdf[2017-08-30]。

(48)首相官邸「日本は戻つてきました」、2012年2月22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5-8-30]。

(49)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守る海、繫ぐ海、恵む海—海洋安全保障の諸課題と日本の対応ー』、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Sea/09_Report.pdf[2017-09-02]。

(50)参见吕耀东：《试析日本海洋战略理念及对华政策取向》，《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2期，第8页。

(51)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守る海、繫ぐ海、恵む海—海洋安全保障の諸課題と日本の対応ー』、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3_Sea/09_Report.pdf[2017-09-02]。

(52)田中明彦「アフリカ日本外交にとつての課題」、『外交』第19巻、2013年、10—16頁。

(53)Cindy Ponder-Budd,"Japan's Aid Spending Pales to What China is Doing",Asia Review,September 2,2017.

(54)参见《日本将对外援助5亿美元加强海洋安保》，日经中文网，2017年8月18日，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6594-2017-08-18-11-17-50.html[2017-10-18]。

(55)参见唐璐：《“亚非增长走廊”，印度和日本在想什么》，《环球》2017年第12期。

(56)“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是印度总理莫迪在2016年访日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的。

(57)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2017年11月17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79.html[2017-11-27]。

(58)有关此问题的论述，参见：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Secondary Powers/Swing Statesへの对応—」、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5_lndo-Pacifc/0A-frontpage_intro_member_indexpdf[2017-12-22]。「中国の『一带一路』にインドが反旗、アジア2大国の壮絶バトル」、2017年12月15日、http://diamond.jp/articles/amp/153089?page=3&skin=amp&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7-12-22]。

(59)参见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页。

(60)日本认为这些“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具有以下特征：(1)自己不能成为形成秩序的主体；(2)拥有一定的国家实力(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3)具有增强综合国力的潜力(经济增长空间)；(4)地理位置重要(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要冲)；(5)寻求扩大本国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表现出积极的对外参与态度)；(6)对外政策的方向尚未确定。

(61)日本国際フオーラム『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安全保障体制の構築』、2002年、5頁。

(62)参见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

(63)「中国牽制の狙いも、日本とインド共同歩調」、『産経新聞』2017年1月18日。

(64)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2017年9月14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4_003293.html[2017-10-30]。

(65)Alexander Gray and Peter Navarro,"Donald Trump's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How the Republican Nominee will Rewrite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Asia",November 7,2016,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2017-01-30].

(66)参见林民旺：《印度与日本的关系将会持续加强》，《世界知识》2017年第9期，第74页。

(67)转引自《美日澳印首谈“印太合作”印媒：10年前提议如今才落实》，《参考消息》2017年11月14日。

(68)Daniel Twining,"As Asia Rises How the West Can Enlarge Its Community of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Brussels Forum,Paper Series,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010,p.4.

(69)長島昭久『「活米」という流儀』、講談社、2013年。

(70)参见吴怀中：《“特朗普冲击”下的日本战略因应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