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曾在里根时代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冷战后调整和完善了外交战略思想并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对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发挥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新保守主义的强势复兴得益于对各主流外交思想的理论融合,迎合了美国政治潮流右转的趋势,是对冷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外交路线的修正和对当今美国超强国际地位的彰显。尽管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实施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反弹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其思想活动并未停止,其影响也不会轻易消除。
[关键词] 新保守主义;美国外交;冷战后
美国新保守派的前身是20 世纪前半叶活跃在文化界的“纽约知识分子”,他们早年积极投身自由主义思想运动, 60年代因不满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倾向而开始在政治立场上向保守派靠拢并因此得名。70年代末期新保守派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抨击和强硬的反苏反共立场受到了里根的青睐,他们当中的某些头面人物也因此在里根政府中得到重用,从而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段历史被美国史学家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崛起。〔1〕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新保守派的政治影响力锐减,许多人预言新保守主义将从此走向衰弱,连一些新保守派元老也一度认为新保守主义已丧失了自身的特性,失去了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独立存在的必要。〔2〕
然而,与这些看法恰恰相反,冷战结束以来,新保守派不仅没有停止思想活动,而且在下野数年之后为重新恢复当年的政治影响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而且收效显著的思想运动,他们针对新的形势调整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同时依托原有的思想阵地重整旗鼓,迅速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提高政治动员能力,乃至最终重返政府决策层,成功地实现了一次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复兴,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里根时代所达到的水平,成为美国政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本文旨在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复兴作一概述并着重探讨促成这一复兴的内外因素。
一、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政策主张及其影响
冷战后新保守派在美国国内政策上与传统保守主义基本实现了合流,然而他们在外交与防务政策上却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他们对美国物质上超强和道德上优越的地位深信不疑,认为美国应在当今世界积极主动地担当领导角色以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并维护美国的安全和至高无上地位,蔑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鼓吹以先发制人方式使用武力打击异己。
首先,新保守主义认为冷战后世界最突出的特点是单极格局,美国成为惟一的一流强国,跟随其后的虽有若干在某些方面颇有实力强国,但无一能在可见的未来与美国比肩而立,〔3〕有人甚至公然声称美国是“对其余所有国家拥有主导影响和权威”的“霸权国”( hegemon) 。〔4〕在新保守派看来,当今世界形成美国一超独霸格局的基础是美国掌控了无与伦比的资源,是“惟一拥有足够的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力量能够在其所决定介入的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5〕
其次,新保守主义提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防止新的能够挑战美国地位的战略对手再次出现。不言而喻,单极格局对美国最为有利,但新保守派也意识到这种格局并非不可逆转,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瞬间,一个类似一战前的“多极格局迟早都要到来”。〔6〕因此,为了延长当前的“单极时刻”,新保守派在冷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始呼吁防止敌对强国在任何地区出现,并把保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尽可能地使美国的霸权地位持久存续确定为美国的首要目标。〔7〕
第三,新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应在当今世界发挥全球领袖作用,以自发和主动的姿态处理当今国际事务。新保守派坚信,稳定的国际局势不会自然维持而是要靠强国,尤其是最强国来缔造,因此美国应当仁不让地“为世界秩序制订规则并确保这些规则得到贯彻执行”。〔8〕在他们看来,冷战后世界上不存在高于美国的权威,美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号令和领导其它国家塑造“稳定的国际秩序”,而绝不应坐等新的威胁的出现,甚至将领导权拱手相让。〔9〕为此,新保守派主张美国摈弃那种依赖多边合作和国际组织的传统外交方式,转而采取单边主义姿态处理国际事务,他们认为美国作为当今惟一超级大国,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过程中必须当之无愧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无须接受别国和任何国际规则或国际组织的制约。〔10〕
第四,新保守主义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乃至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满足后冷战时期新的安全需要并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稳固,为此,美国应增加军费开支,更新和完善新武器系统,保持和调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面对冷战后裁减军备的压力,新保守派始终对美国军事力量的萎缩表示担忧,认为冷战后美国须要施加影响的区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并告诫广泛的战略需求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形势不仅有可能导致美国武装部队的现实准备水平出现滑坡,还可能削弱美军在未来数十年保持高科技武器优势的能力。〔11〕因此,新保守派主张大幅度提高防务开支已迫在眉睫。
第五,新保守主义力主美国必须坚定国民意志,勇于采用武力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新保守派在呼吁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注意到美国国民对国际事务缺乏热情,因此强调美国必须具备真正使用武力的意志才能实现军事力量的价值,一种“有利于和平和美国及其盟国和友邦的目标和价值观的”局面不会靠运气出现,而是须要“西方抱有取得和保持超强军事力量的意愿并在必要时显示出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决心和能力”方可赢得。〔12〕不仅如此,新保守派进一步提出“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原则,即面对敌对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美国不应坐等危机恶化或麻烦临头,而是要率先对敌方采取武力行动,乃至颠覆敌对国家政权。〔13〕
第六,新保守主义推崇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主张不加掩饰地大力宣扬美国价值观和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新保守派不仅将美国的价值观视为人类文明的典范,并以此作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道德依据和理由,而且认为在全球范围推广美国价值观并促进美国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既是美国的天赋使命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实施美国的全球战略,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手段。〔14〕显然,冷战后的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由世界观、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实施手段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理念构成的逻辑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
在调整和完善政策主张的同时,新保守派的新生力量脱颖而出,使新保守主义阵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稳固和加强。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新保守派大都是这一群体的创始人物,为数不多,而新一代新保守派尚在成长之中,即使有些已在里根政府担任了职务,但大部分仍未引起注意,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被看作新保守派。〔15〕冷战结束后,新保守派元老,如欧文·克里斯托尔( Irving Kristol)和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 ,继续笔耕不辍,发挥着重要影响力,而第二代新保守派人物则逐渐成为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骨干力量, 代表人物有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老克里斯托尔之子) 、珀尔(RichardPerle,老克里斯托尔的门生) 、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约翰·波多雷茨(John Podhoretz,老波多雷茨之子) 、亚布拉姆斯( Elliott Abrams,老波多雷茨之婿) 、博尔顿(John Bolton) 、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等。他们秉承老一代新保守派的精神和基本思想,同时结合国内外局势的变迁,丰富和发展了前辈的政策主张和活动方式,使新保守主义思想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并重现生机。与此同时,第三代新保守派也开始崭露头角,其中表现尤其活跃者如布特(Max Boot) , 30出头的年纪已著述颇丰,成为知名的新保守派新锐。可见,冷战后新保守派势力大大增强,形成了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其成员之众,前所未有。
新保守派不仅在人数上显著增长,而且在思想和政治活动上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组织和协调。冷战结束以来,三个新保守派机构的活动和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其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 rise Institute) ,这个老牌的保守派思想库已成为新保守派的大本营,许多新保守主义原则和政策在这里孕育,新的新保守派机构和报刊由此派生,新保守派的影响也由此波及多个思想库、政治行动团体、媒体乃至政府决策部门。2003年小布什总统在这里发表演说,盛赞该机构人才辈出,贡献卓著,并称他的政府从这里延聘了20位全美顶尖学者。〔16〕其二是美国新世纪计划(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该组织1997年成立后迅速成为新保守派表达共同立场和采取联合行动的枢纽,它通过发表由各方新保守派头面人物及其支持者共同签署的公开信和政策声明,使整个新保守主义运动不仅目标集中而且立场统一。其三是《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杂志,它1995年创刊后短短几年时间便成长为新保守派名副其实的旗帜性刊物,在这里发表的各类时评是新保守派世界观和政策取向的集中反映,被称为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17〕
新保守主义复兴的最突出标志莫过于新保守派人物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的多种高级职务。小布什就任总统后在多个政府部门任用了新保守派人物担任要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及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费斯(Douglas Feith)分别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博尔顿位居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多布里扬斯基( Paula Dobriansky)出任负责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比( I. Lewis Libby)就任切尼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兼国家安全顾问,亚布拉姆斯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人权及国际行动事务负责人,珀尔担任了防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担任这些职务的新保守派人物或者直接参与了政府的重大决策,或者控制了所在部门的重要信息流动,从而使新保守派得以对政府决策,尤其是防务与外交决策发挥了实质性影响。
新保守主义强势复兴的终极结果是美国政府采纳了新保守派谋划的战略蓝图,甚至将某些思想付诸外交实践。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新保守派在政府内外取得的有利地位标志着贯彻实施其外交和防务路线的政治条件业已成熟。于是,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新保守派终于将他们看似极端的政治理念直接转化为政府政策,从而形成了新保守派左右小布什政府外交与防务政策之势。从小布什上台伊始美国政府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姿态到2002年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出笼,无不代表着新保守主义战略原则的具体实践,而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更是将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新保守主义复兴的原因
显而易见,新保守派借助了共和党候选人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由于当年选举结果出现争议而不得不救助于最高法院的裁决,使得小布什的入主白宫和新保守派的得势显得有些戏剧色彩。然而,反观冷战结束以来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发展环境,可以发现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冷战后国际风云的变幻、新国际格局的确定、美国的国内政治气候的保守倾向、以及新保守主义自身的演变等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1. 自由主义的困境
新保守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对抗主流思想著称,其在后冷战时期的复兴也首先源于新保守派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强烈不满。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义路线,它以多边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依靠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致力于通过构筑和完善国际制度促进国际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它乐于以施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以及政体建设( state2building)等手段推广西方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制度;它热中于经贸合作、环境保护、国际人权保障等问题,而相对忽略军事发展和地缘政治斗争;它相信,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建立互信得到解决,国家之间合作则双赢,对抗则俱损。
然而,这种对外政策似乎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国际经济合作历经坎坷,而国际安全局势却日趋恶化,地区纷争与冲突持续不断。中东地区依然饱受巴以摩擦的困扰,巴尔干的民族争端最终酿成了人道灾难,联合国维和行动困难重重而且收效甚微,美国则一再遭受国际恐怖主义侵害,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成为公开的核国家,另外还有数个国家可能拥有或正在积极谋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国际不扩散机制濒临垮台。对此,新保守派提出了强烈批评,指责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不仅没有增加美国的权力,反而让各种条约和国际组织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是一种“为达到自欺欺人的目的而进行自我克制的观念”。〔18〕
克林顿似乎也意识到自由主义外交的困境。1994年海地危机之后,克林顿政府开始倾向于以武力相威胁来化解国际危机,乃至最终在伊拉克和科索沃问题上未经联合国授权而诉诸武力,从而背离了原来遵循的外交方针。小布什当选总统之初,新政府便以新保守派所推崇的专横而强硬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其突出表现是置盟国态度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于不顾,一意孤行地拒绝接受一系列国际协议。可见,自由主义外交的缺陷使新保守派乘虚而入,获得施展影响的机会。
2. 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优势
尽管新保守派厌恶自由主义外交中的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原则,但对其价值观导向却情有独钟;他们拒斥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思想,然而与现实主义者一样关注国家安全;他们不喜欢孤立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却对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推崇备至。正是这种对各种主流外交思想的扬弃,使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具有了独特的吸引力。
国家安全利益始终是新保守派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他们顽固主张美国应加强军事力量,确保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对敌人不应仅仅进行遏制而应予以战胜乃至消灭,不接受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均势结构,对所有可能限制美国军事行动自由的国际安排,如缓和、军备控制条约等,都予以抵制,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应采用一切手段先发制人地对潜在军事威胁作出反应。〔19〕这种对安全问题的关切和对军事力量和手段的重视展现了新保守派对现实主义思想的吸纳和包容。
同时,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还体现了对美国优越论的信念。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并普遍接受了一种观念,即美国文化在政治、道德、宗教、社会等方面优越于其它文化。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以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美国文化集西方文化之大成,因而是世界各国景仰的目标和效法的榜样。以此为基础,新保守派相信美国文明的优越性“自然而然地广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因此他们坚持以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作为衡量和评价别国的标准。〔20〕这种价值取向显示了新保守主义对部分自由主义观念认同和倡导。
基于这种对军事和文化优势的信念,新保守派在外交思想上不仅重视物质因素,而且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大国的国家利益超越了地理范围的局限,国家愈强则利益愈为广泛,大国利益不仅涉及物质关切而且还包含意识形态因素。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言,“权力与责任如影随形,无论其是否合人所求、随人所愿。”当今美国所拥有的权力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使用这种权力的义务。因此,美国有义务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西方价值观的国际环境。〔21〕许多新保守派人物进而认为美国应不惜以武力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制度。
尽管这些原则并非新保守派首创,但他们却首次大胆尝试将这些原本属于不同流派的观点整合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政治理念。它反映了传统保守派对军事力量的重视,吸纳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及其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关切,还承袭了自由主义关于传播美国价值观的理想。由于新保守主义熔各种思想流派于一炉,使美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得到了协调和统一,从而解决了长期埋藏于美国人灵魂深处的道德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容易得到美国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也因而在新形势下再次得宠于政治人物。
3. 美国的国际地位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发迹得益于国际政治力量分布严重失衡的现实,也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努力认识和适应新的国际局势的结果。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瓦解,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元气大伤,沦落为二流强国,其经济对手日本则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而美国则保持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扩大了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巩固和加强了在许多战略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物质力量优势和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地位。90年代中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量的40%,军事开支则占了全世界的一半。〔22〕
新保守派最早认识到以美国一超独霸为特点的单极国际格局的现实,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23〕新保守派早在90年代初就提出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维护美国的超强地位,此言一出便在美国国内及国际舆论界引起广泛争议。〔24〕然而,新保守派对美国霸主地位的基本判断至今没有受到动摇,虽然新保守派的其它主张可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但他们的理论前提,即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美国地位的论断却不能不说是对现实的真实概括,也给他们的整个逻辑框架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撑。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如此明显的优势力量,足以让它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这个世界而不用担心顾此失彼或力不从心,实践美国的所谓“天赋使命”似乎不再是堂吉诃德式的不自量力和异想天开。美国政治学家杰维斯(Robert Jervis)对此有如下分析:
向全世界传播民主与自由主义思想历来是美国的目标,但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才使这一目标变得更为现实。事实并不是中东好象突然间变成了美国理想的沃土,而只不过是美国现在拥有了将意愿强加于人的资本。美国在阿富汗取得的快速胜利促进了华盛顿的目标的膨胀,而在伊拉克轻而易举获得的军事胜利甚至会促发更加广泛的日程。〔25〕
简言之,正是美国在当今世界无可匹敌的国力使得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在美国颇有市场,成为新保守主义重现生机的现实基础。
4. 美国国内政治环境
新保守派并非孤军奋战,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同时,他们赢得了其它颇具影响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如上所述,新保守派在许多国内问题上与传统保守派,尤其是基督教保守派,基本取得了一致,这为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90 年代后期,美国的文化霸权地位以及保护这一地位免受日益激烈的国际攻击的必要性成为美国政治论战的热门议题。基督教保守派由于素来关注道德和文化问题而忽视外交政策,认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受到的挑战来自于信奉世俗人本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自由派文化精英。而在新保守派看来,文化战争是一场国际范围的战争,受到威胁的是整个犹太—基督教文化。在亚布拉姆斯、班尼特(William Bennett)等新保守派人物的引导下,许多基督教保守派成为新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开始超越国内文化战争的观念,认识到在国际上捍卫基督教价值观的必要性。此外,基于圣经中有关在中东地区进行决战的思想,基督教保守派完全支持新保守派的亲以色列立场。〔26〕
在外交事务上,新保守派主张固守明确的道德标准,反对外交上采用机动灵活的态度,偏爱对抗而不屑于追求利益的增长。他们怀疑多边机制会限制美国的权力和作用,宁可专注于新的威胁和机遇而不愿操心旧的联盟。这些观点并非新保守派所独有,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倾向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时有显现,尤其表现于共和党右翼的政策主张。共同的思想倾向使新保守派与共和党保守派政客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长期保持密切关系。尽管二人都算不上是新保守派,却是新保守派思想库和政治行动团体的稳定成员。〔27〕最为关键的是新保守派得到了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信任和重用。小布什本人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自称是“有同情心的保守派”(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ve) ,同时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决策者。新保守派要员沃尔福威茨早在2000年大选期间就已是小布什的主要外交幕僚之一,共同的政治理念加上切尼副总统的引荐使更多新保守派得到新总统的赏识,从而成全了新保守主义的复兴。
三、结语
新保守主义在冷战后的复兴并非完全是偶然现象,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土壤,迎合了美国政治潮流的变化,符合美国的民族个性和心态,也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现实的产物。尽管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结果未尽如人意,新保守派在政府中的地位受到动摇,新保守主义的多数基本战略思想却没有受到根本挑战,新保守派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依然活跃。近来布什总统和政府要员频频发表言论,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广民主制度的立场,新出台的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继续贯彻2001年确定的军事变革与发展方针, 2007财政年度预算继续提高国防开支,体现了美国五年来坚持的增强军事力量的一贯政策,说明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精髓仍然影响着当前美国的外交方针。可见,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并不是昙花一现,它赖以生长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依然存在,它的政治潜力不容忽视。
[注释]
〔1〕参见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关于新保守派的历史演变,还可参见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ns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2〕参见James Nuechterlein, “The End of Neoconservatism ”, First Things, May 1996, p. 15; 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 p. 368; 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95, pp. 80291; Norman Podhoretz, “Neoconservatism: A Eulogy”, Commentary, March 1996, pp. 19-27.
〔3〕见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24; Zalmay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America &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pp. 3, 6.
〔4〕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6, p. 20.
〔5〕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p. 24.
〔6〕Ibid. , pp. 23-24.
〔7〕见“Excerp ts From Pentagonps Plan: ‘Prevent the Re2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p. 14; Zalmay 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p. 21.
〔8〕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pp. 29, 33.
〔9〕见Joshua Muravchik, The Imperativ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 Challenge to Neo2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 C. : The AEI Press, 1996, p. 1; William Kristol &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 20;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 ring 2000, pp. 59-62.
〔10〕参见Irving Kristol,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Ideolo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5, pp. 13-14;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Lonely Superpower”, The New Republic, July 29, 1991, pp. 23-26; Charles Krauthammer, “A World Imagined”, The New Republic, March 15, 1999, pp. 22-25.
〔11〕见Robert Kagan, “The Case for Global Activism”, Commentary, Sep tember 1994, p. 42;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2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 24.
〔12〕Donald Kagan, “Strength and Wil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bert Kagan & William Kristol, eds. ,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 Cal. : Encounter Books, 2000, p. 339.
〔13〕参见Patrick E. Tyler, “U. 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Develop”,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p. 1;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pp. 64-67.
〔14〕参见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2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p. 26-27; William J. Bennett, “A Nation Worth Defending”, USA Today, November 2002, pp. 10-12; Zalmay 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pp. 6, 22;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p. 69; William J. Bennett, “Morality, Charact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obert Kagan &William Kristol, eds. , Present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pp. 289-294; Max Boot, “What the Heck Is a‘Neoc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9, 2003; Joshua Muravchik, “The Neoconservative Unmasked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6, 2003.
〔15〕关于新保守派在里根政府的任职情况,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Neoconservatism: Myth and Reality”, Society, Vol. 25, No. 5, July/August 1988, p. 34; 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 pp. 10-11. 其中沃尔福威茨、利比、加夫尼( Frank Gaffney)等人未被提及,然而他们日后却是公认的新保守派人物。
〔16〕“President George W. Bushps Speech at AEIps Annual Dinner”, February 26, 2003.
〔17〕David Carr, “White House L istensWhen Weekly Speak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3, p. E1.
〔18〕Charles Krauthammer, “A World Imagined”, p. 25.
〔19〕参见Tom Barry and J im Lobe, “U. S. Foreign Policy2Attention, Right Face, ForwardMarch”,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Policy Report, Ap ril 2002, http: / /www. fp if. org/pdf / reports/ right2002. pdf.
〔20〕Michael Ledeen, “A Republican ContractWith the World”, TheWeekly Standard, May 13, 1996, p. 24.
〔21〕Irving Kristol,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What It Was, and What It Is”, The Weekly Standard, August 25, 2003, pp. 24-25.
〔22 〕见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the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9, pp. 10-18.
〔23〕代表作如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24〕见Patrick E. Tyler, “Lone Superpower Plan: Ammunition for Cr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92, p. 12; “Senior U. S. Officials Assail Lone2Superpower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2, p. 6.
〔25〕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3, p. 84.
〔26〕参见Tom Barry and J im Lobe, “The Men Who Stole the Sh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Special Report #18, October 2002, http: / /www. fpif.org/papers/02men / index_ body. html.
〔27〕关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与新保守派组织的关系,参见 “The shadow men”, The Economist, Ap r. 26th , 2003; Jason A. Vest, “The Men from JINSA and CSP”, The Nation, September 2, 2002; Tom Barry & Jim Lobe, “The Men Who Stole the 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