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陆均势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不应被夸大。守护欧陆均势绝非英国人高度的政治共识，英国人对它绝非枕戈待旦般地积极。

18世纪到20世纪初或一战前算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它在该时期成长为世上头号工业强国、贸易强国、金融强国、海军强国，成为殖民地遍及全球重要角落的“日不落”帝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顶级玩家，成为不少人眼中舍我其谁的“霸权”或“准霸权”国家。早先的“小英格兰”长成了真正的“大不列颠”。

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谈起一百多年前的世界，难免言必称英国。但是，关于当年英国的对外政策，今人的若干“流行”或“传统”观念或者未必正确，或者偏于简单化；或者，即便本身没啥错，但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会让观众有意无意地忽视暗处中的那些演员。

这里先说其中的一个观念，大致如下：维护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或均势(balance of power)，或者说，让任何一个欧陆国家都不能拥有对欧陆(尤其是离英国更近的中西欧地区)的主导权或霸权，是当年英国的欧洲政策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

为何当年的英国人要追求欧陆均势？主要逻辑在于如下两点。

1、英国是一个岛国，但又是一个离欧洲大陆咫尺之遥的岛国，英吉利海峡的平均宽度是180公里，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因此，英吉利海峡虽然作为一道“护城河”，对英国的安全挺“吉利”，但远非万事大吉。尤其是，如果欧陆出现一个超级强国，如果它把欧陆其他国家都打趴了、摆平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攻打英国，去实施对英国的登陆作战。

2、英国作为商业和殖民强国，在欧洲之外的海外地区比如亚非拉拥有大量的商业和殖民利益。如果说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安宁关乎到英国能否保命，海外利益则关乎到英国——即便能保命——能长得多高多壮。但如果欧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它即便不去攻打英国，也更有力量去搞海外扩张，从而挤压英国的海外利益。

上述逻辑挑不出多少刺，绝不能说守护欧陆均势不是英国的重要目标。但是，太多的著述对此有如此突出的强调，以至于给人如下感觉：英国人总是在敏感甚至神经质地观察欧陆的均势状况，随时准备着出手教训那些疑似要称王称霸的“刺头”！

这就难免夸大了欧陆均势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守护欧陆均势绝非英国人高度的政治共识，英国人对它绝非枕戈待旦般地积极。对此，暂说如下几点。

欧陆均势只是英国多个对外目标之一

第一，在所谓的英国“黄金时代”或其中某一时段，英国还有不少其他重要的对外目标；相比之，欧陆均势目标难言总被英国人置于最高或不可打折的地位。

撇开对海外利益的守护和拓展不谈，单就欧陆而言，英国还有其他与均势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重要目标，比如：

1、英国要避免遭到与己隔海相望的欧陆国家的入侵。在此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中，这个国家主要指法国；在一战前的十余年中，这个国家主要指德国。但有一点要强调：获得欧洲霸权的某欧陆国家有能力去入侵英国，但不能说，有能力入侵英国的欧陆国家必是欧陆霸权国家。1688年，在英王詹姆斯二世当政时，荷兰的执政威廉应詹姆斯二世的反对派之邀，出兵英国赶跑了詹姆斯，此即著名的“光荣革命”。但此时的荷兰是欧陆霸权国家么？连一流大国都算不上，何况它身边还有一个“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如日中天的法国。

2、英国要避免其他大国控制欧陆“低地地区”。这个地区主要指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该地区地势低洼，以至于以前常发生海水倒灌，所以是欧洲比较low的地方，虽然经济发达程度和幸福指数其实很high。该地区与英国隔海相望，离英国很近，且多有河流出海口和港口。因此，此地适合作为进攻英国的兵力的集结点和出发点。比如，运兵船可以先躲在离海边有段距离的比较安全的河道或港汊中，瞅准时机从河口驶入大海，然后很快就能抵近英国海岸。

其中，靠南的比利时这块对英国的“威胁”系数更大。此地离英国更近，贴近英吉利海峡的最窄处。还有一条叫谢特(Scheldt)的河流打此入海，该河的入海口港汊多，还有一个大港口即安特卫普(Antwerp)，该港就不是紧贴海边，而是“藏”在谢特河的港汊中，是安全的“避风港”(参见下图)。这条河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赶不上不远处的莱茵河，在当年却让英国的战略家们念念不忘。

所以，英国人不想让欧陆某大国控制“低地”地区，尤其是比利时。某大国若拥有它，近似于踏上了百米短跑的起跑器，而前方终点线上写了俩大字：英国！

不过，在18世纪的很长时间中，比利时这块大体是被奥地利控制的，而奥地利也是当时的欧洲大国。但令英国人可稍稍放宽心的是，奥地利是以中东欧为主要关注点，对海洋和海军没多大兴趣。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依然认为，“低地”地区不受任何其他大国控制才最妥当。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初，英国实现了如下目标：将比利时并入荷兰，将“低地”地区大体都置于荷兰这个“小国”的掌控下。

3、英国要让北欧波罗的海地区与英国的贸易免遭隔绝。这主要是针对蒸汽时代到来前的风帆战舰时代而言。当时的风帆战舰都是木头船，而英国人建造战舰所需的木材和绳索等原材料有很多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略夸张点说，若没有来自北欧的原材料，英国的皇家海军或许真要姓“黄”了。

4、英国要避免位于欧陆南缘和西南缘的地中海与英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受到重大威胁。如果这条线断了，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大量经贸利益就难保了，与印度的联络和经贸往来也会大受影响，而印度——被称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王冠上的最大一颗宝石”——对英国的意义还用多说？而为了保护这条交通线，英国要控制欧陆边缘的某些特定据点，比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也要防止土耳其的黑海海峡被俄国控制。

5、英国要避免其他大国控制葡萄牙和西班牙或这两国所属的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近似于处在地中海、大西洋和非洲的地理交汇点，如果某大国控制了该地区，这会威胁到英国的经由地中海的交通线、跨大西洋的交通线、经由西非和南非海岸的交通线。英国与葡萄牙有着传统的安全与商业合作关系(其中也有葡萄牙用商业利益去换取英国的军事保护的味道)，如果葡萄牙被占领，这也可能威胁到英国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众多商业利益。

与上述目标相比，难言欧陆均势目标总被英国人置于最高或不可打折的地位。比如，在1813-1814年，英国及其盟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曾考虑与拿破仑议和，而当时英方就把将比利时并入荷兰视为优先目标，为此不情愿地准备接受法国在欧陆保持某种优势地位，比如在莱茵河地区等地拥有所谓的“天然边界”。

上述几个目标与守护均势并非一码事

第二，也不宜认为：如果欧陆某国要进攻英国本土、夺取“低地”地区、隔绝英国与波罗的海地区贸易、阻断英国与地中海交通线、控制伊比利亚半岛，这个大国必是欧陆霸权国家，或者说必然因此而获得欧陆霸权，故而英国守护这些目标与守护欧陆均势其实是一码事。

比如，前面说过，有能力入侵英国的欧陆国家并非必是霸权国家。

再比如，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瑞典大体是北欧或波罗的海地区的首要强国，但如果瑞典发起狠来，阻止英国从该地区输入海军物资，它也不至于被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视为想在整个欧洲大陆称霸吧？瑞典最强的时候还是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那时的瑞典看似是欧洲最强悍的“战斗民族”，一度在今天德国中北部攻城略地。但在今人看来，此时的瑞典也只是一个中北欧强国，它在欧洲列强中的座次仍赶不上法国和西班牙。如果这样的瑞典都不被高抬为欧洲霸权的最有力追求者，对英国“禁售”一些木头的瑞典就更不够“档次”了。

再比如，1830年8月在比利时发生了暴动，暴动者要求摆脱荷兰的统治(比利时最终由此获得独立)，而当时法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谋求乘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但即便这个梦实现了，也不能说当时的法国有追求欧洲霸权的野心或实力：当时的法国尚处在1815年战败的阴影中，通过1830年“七月革命”而刚上台的 “七月王朝”政府也尚处根基不稳、实力不足的“婴儿期”——它在比利时暴动发生时还没“满月”呢。

再比如，意大利在19世纪后期实现了统一，成了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强国，如果意大利与英国开战，并在地中海拦截英国商船，意大利因此可被视为一个霸权或潜在霸权国家么？当然不能。在19世纪末至二战时的欧洲列强中，意大利的头号“伪强国”身份可是被死死坐实的。

现实孤立主义、理想主义及其他因素

第三，在该时期英国的政府内外，一直有如下的一种传统且不时体现在政策层面的认识：鉴于英吉利海峡和强大的英国海军对英国有防护作用、欧陆各国之间也会相互牵制、英国在欧陆承担较多义务会妨碍英国的行动自由并增加英国的财政压力、海外地区对英国具有更重大的经济意义等因素，因此，欧陆均势对英国不是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容易遭到破坏，英国对欧陆应奉行某种孤立主义。

比如，当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和普鲁士为一方，法国、奥地利和俄国为另一方)开打时，英国的首相是皮特(William Pitt)，他也是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首相之一。其次子与其同名且后来也曾当首相，故父子俩被叫做“老皮特”和“小皮特”。这位“老皮特”常被说成欧洲均势的积极守护者，他将英国带向“七年战争”常被说成是为了阻止法国对霸权的追求，但他却在战争到来时直白地告诉议会：我们一直被均势、欧洲自由、共同事业等很多这类词汇欺骗，这些词除了耗费我们的财富、贸易利润、让我们的后代承受无法承受的负担，没有任何意义！

第四，至少自19世纪中期起，在工业革命完成、议会改革推进、自由主义氛围空前浓厚的背景下，如下观念也在英国上扬：应通过开拓贸易、扩展宪政、倡导国际道义、促进国际协调去维护国际和平，军备竞赛、战争和权力外交则是短视甚至邪恶之举(而均势政策由于其浓厚的权力政治色彩，也被视为属于后者)；换言之，理想主义或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政治理念已在英国生根开花。

这种观念在所谓的“激进派”(the Radicals)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在19世纪中期，“激进派”的最典型标签是三个：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不少“激进派”人士后来转向支持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或福利主义)、国际问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在19世纪中期至一战前的英国，激进派是强大的政治群体。当时英国的两大政党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而在自由党中，激进派堪称举足轻重。

英国的不少政要即便不属于“激进派”，其国际观也受到了自由国际主义的熏染，其首要代表是19世纪后期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曾四次出任首相的自由党巨擘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一战结束前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通常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最大牌、最著名的实践者，但他在上学时代就是格莱斯顿的“超级粉”，他当时就说过：格莱斯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而我也要成为他这样的政治家！

第五，以上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观念为背景，自19世纪中期起，各种新的因素，也明显助长了英国朝野对欧陆时局和欧陆均势的某种漠视。

比如，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革命，但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英国国内议题的复杂性明显上升，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挑战和变革需求明显加大，这涉及议会体制、行政和司法体制、大众福利、贸易、税收、爱尔兰自治，殖民地治理等方面，英国政治家的“眼光向内”倾向也因此而加强；与此同时，英国的普通大众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议会选举权，但他们对国外议题的兴趣明显低于针对国内民生问题，这也限制了在乎选票的政治精英们对国外问题的热衷度；1853-1856年，英国联合法国，在黑海地区对俄国打了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英国虽然获得了胜利，但高昂的人员伤亡和财政花费令此看似虽胜犹败，这也让英国公众对于积极干预欧陆事务抱有明显的“下不为例”想法；19世纪后期，随着列强在海外的殖民竞争的加剧，英国在海外也面临着更多挑战，这也限制了英方得以投向欧陆的精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到了19世纪后期，无论就国力还是军事实力而言，英国在列强中的地位都明显下降了，在不少事情上，即便心有余，但愈发觉得力不足。

不符合均势政策的官方人物和言行有不少

第六，在上述背景下，在19世纪后期至一战前的英国官方层面，可以找到不少并不符合关于均势政策的前述流行观念的人物和言行。

比如，在1864年，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联手对丹麦开战、而英国国内有舆论主张不能听任普奥欺负丹麦时，时为在野党的保守党声称：“均势政策是建立在古老体制的过时传统之上”。要知道，相比于前面提及的自由党，保守党还是更具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色彩的。在1868年，英国议会下院在修改《兵变法案》时则删除了如下文字：“英国陆军存在的一个理由是，必须维护欧洲的均势”，这等于宣布：以后切勿奢望英国会动用陆军去守护欧陆均势！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表态肯定会让欧陆的觊觎霸权者感到宽心。

再比如，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政策常被说成是要制衡德国以维护均势，但若将一战前的德国与克里米亚战争后至普法战争前的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相比，谁对欧陆均势和英国本土安全的威胁更大呢？

在拿破仑三世在位的中后期，法国处于拿破仑时代后的最强大时代，拥有欧洲最强的陆军，对于意大利、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周边地区的内政也颇有影响力且不乏干预，在应对海军技术变革、发展蒸汽钢铁战舰方面也走在最前列(这一度让英国人对法国是否会打过海峡紧张兮兮)。此时的法国对欧洲均势和英国本土安全的挑战其实大于一战前的德国。可是，此时英国对法政策的主调不是制衡，而是妥协、笼络和静观。在此期间，著名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长期担任英国首相。帕爵爷自1830年代起就活跃于外交舞台，并以推行“炮舰外交”著称，但他此时的对法政策呢？好像他先前已将炮弹差不多打光了……

还比如，在1815年至1914年间的英国历任首相和外交大臣中，对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几个人按时间排列是：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际积极参与重建欧洲秩序和均势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主要是在1874-1880年间任首相)、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共担任首相十四载)、格雷(Edward Grey，一战前近十年中的外交大臣，关注对德国的制衡)。

帕麦斯顿如前述对拿破仑三世有点像肌无力患者；迪斯雷利则是更关注英国在海外和欧洲边缘地区(比如地中海和近东)利益的“帝国主义者”；格莱斯顿如前述是自由国际主义者。索尔兹伯里对欧陆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以至于其时代被称为英国的“光辉孤立”时代)，更重视海外利益。索尔兹伯里在1887年曾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订立“地中海协定”，英奥意约定将针对俄国和法国而共同维护近东现状。奥匈和意大利当时都是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成员，时任德国首相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则是该协定的幕后推手。

因此，该协定标志着英国与三国同盟相互攀上了亲，或者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看似不符合英国的均势原则：当时三国同盟在力量上强过法俄(何况当时法俄尚未结盟)，对法国更是构成了从北至南的陆上半包围之势，德国国内也有主张闪击法国甚至俄国的呼声，而英国与三国同盟的协作则强化了后者或德国在欧陆本就占优的地位。索尔兹伯里让英国与三国同盟攀亲，首先也是迫于英国与法俄在海外和近东多有竞争。这也是英国为了其他利益而将欧陆均势目标打折的一个例证。

这样算来，在上述几人中，很关注欧陆均势建构的大概也就是一头一尾的卡斯尔雷和格雷。也有学者认为格雷也不算(我对此有异议)，这里不多说了。

英国是该出手时才出手？

第七，或有观点认为，英国只是在欧陆均势面临重大危险时，或者说在某个国家已强大或霸道到“很快”将主导欧陆时，才会出手守护均势，英国在无此危险时自然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换言之，对于守护欧陆均势，英国是该出手就出手，而不该出手时绝不胡出手，不能将后者批评为“不积极”；前面提及的几位政治家对守护均势“不积极”，是因为他们当政时均势没出啥问题。但是，这种意见是有纰漏的，暂说四点。

1、如果说英国人是在某个国家“即将”在欧陆称王称霸时才出手干预，那他们难道不担心：此时出手是否已经错过时机？如同到了癌症晚期才去看医生？如同足球赛上半场结束、本方零比三落后时想着搞“绝地反击”？换言之，如果英国人非要拖到这时候才上心，那他们到底是算积极，还是算不积极呢？(联想到在大考逼近时才挑灯夜战，但被说成“临时抱佛脚”的“童鞋”们……)

2、正因为害怕亡羊补牢都不赶趟，英国国内“典型”的均势守护派其实都主张未雨绸缪和从长计议，而非在“事发”时才作为。在前述的几位英国政治家中，“唯二”的很关注均势建构的卡斯尔雷和格雷正是这样的。在拿破仑倒台、欧陆并无某国可能“即将”夺取霸权之际，卡斯尔雷仍积极主张，应通过重新分配领土和建立和平时期的“反霸”联盟来长期守护均势。格雷在上任后不久就支持开启英法“秘密”军事磋商，为可能发生的对德战争做铺垫，而此时的德国不能说“即将”染指欧陆霸权，至少英国的多数人和多数议员不这样看。这有助于理解：为何英法军事磋商要“偷偷”举行？为何当法方提议缔结英法军事同盟时，英方首脑即便有此意也无此胆？因为英国主流舆论尚不觉得，德国已成为欧洲人民的共同敌人，对付德国已成为英国压倒一切的头号国际任务！

3、也不能说，前面提及的几位政治家之所以对守护均势“不积极”，是因为他们当政时均势没出啥问题。比如，如前所述，在帕麦斯顿当政时，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够强势和令人担心的，不次于后来的德国。再比如，德国(或普鲁士)在赢得普法战争后对法国是既要割地又索取赔款，在赔款付清前还在法国保持驻军(这近似将刀架在法国人的脖子上，德军随时可进逼巴黎)，还不时冒出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念头，这不能不说是对欧陆均势的重要挑战，但此间相继主政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又做了啥？他们的表态除了表示气愤或关切，其实没啥“干货”。难怪俾斯麦在1874年讥讽说，英国人让我花了五年时间才认识到，英国还算是一个大国！

4、如果坚持上述意见，也等于无视或轻视了前述的那些限制英国对均势政策的积极性的因素，以及英国人对均势表示鄙夷的言行。

因此，“黄金时代”的英国最多是懒散或三心二意的均势守护者，虽然不能否认均势是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也不能否认英国在某个霸权国家确实呼之欲出时会发奋一击。后人(包括很多时候的本人)在解读历史时，往往趋于将其简化为看似条分缕析的线条，而祛除或漠视其中复杂、模糊甚至矛盾的细节，当权者的惰性更是往往被当作浅薄的“非理性”因素而被弃之一旁。丝瓜若过度晒干就叫丝瓜络，但它全无丝瓜的鲜嫩，只能用来搓澡了。

（本文系梅然教授在“战略圆桌”第四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经作者审阅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