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港九时期(1860-1897)的香港处在一个空前绝后的艰难发展阶段，因地狭人稠导致城市拥挤不堪，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均表现出日益尖锐的势头，尤其是底层华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已败坏到极其骇人的地步；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难度极大。鉴于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有着凌乱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的发生机理，因此港府也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去应对和处理，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收效甚微。在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港府有失策之处，也提出了一些应当加以肯定的施政理念，值得后人反思。
关 键 词：香港 港九时期 地狭人稠 城市公共卫生 Hong Kong Hong Kong-Kowloon Era densely-populated urban public sanitation
晚清时期，香港城市历史的演进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依辖境的扩展大体可划分成三个阶段——香港岛时期(1841-1859)、港九时期(1860-1897)、(租借新界后的)大香港时期(1898年后)。其中香港岛时期为时短暂，且该时期涌入香港谋生的人口相对较少，城市建设也处于发轫阶段，相关的机构和设施为数不多；而大香港时期则有了新界这片广袤的区域可容纳大批量的新增人口和各类机构、设施。因此这两个时期或是未曾上演人地矛盾高度尖锐的场景、或是人地矛盾高度尖锐的境况已经开始缓解。唯独在长达38年的港九时期，见证了巨量外来人口伴随转口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涌入香港谋生的场景，而此时的城市空间仅有狭小的香港岛和较之更为逼仄的九龙半岛两处累计不过百余平方公里的地盘(其中大部分还是较难开发的山地)①；相对于重要的城市地位而言，其城市的扩展空间在同期中外众多大城市当中应该是最为狭小的②。这段时期，各类有助于缓解人地矛盾的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尚不完善，港府官员在公共卫生工作领域的施政理念也相对滞后，于是这38年间的香港注定会因人地矛盾高度尖锐而上演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比如城市拥挤不堪、环境卫生脏乱差③、“群租房”问题突出、人口密集区域存在高危设施等等。若考虑到此际华人的卫生观念尚停留在前近代的水平，大多数华人居民既无讲卫生的意识，也无讲卫生的条件，这就使得种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由此而产生的危害会在逼仄的空间环境里加倍放大。
20世纪以后，随着欧美大城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丛生，“城市病”一词方才迟迟登场④。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城市不存在城市病，因为城市病首先是由城市聚集的人口过多造成的，而古代和近代城市的人口数量都远远不及20世纪以后的那些大城市，因而在20世纪之前缺乏催生城市病的动力。但是当一个狭小的地理单元在短时间内聚集起远远超出其承载能力的巨量人口时，城市病注定就会上演。港九时期的香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此期香港的人口总量只有10万—20万，远不能和邻近的广州相比，但是由于其地域过于狭小逼仄，故多种形式的城市病在这里都表现得极为突出。而研究港府治理这些城市病的方法和过程，对于今天的城市管理者而言显然会有一定启示意义。
香港在近代历史上的基本城市功能是华南和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转口港，因而这里的物流、人流规模均极为庞大，关于香港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亦集中出现在这些领域，特别是围绕物流(主要是贸易活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⑤。而涉及城市社会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其中代表性的香港通史著作对近代香港的城市社会和环境卫生问题有所论述，但这些著作在提及华人生活空间、城市卫生条件之类的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⑥。若干附带论述香港社会变迁史的著作也未能将上述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从而使读者产生错觉，误以为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这种错觉必须加以纠正⑦。香港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在第八任总督轩尼诗(J.P.Hennessy)主政期间(1877-1882)变得突出起来的，而轩尼诗本人确实也对该领域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责成下属官员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严峻的形势，由此还与其他港府官员产生过严重的分歧。目前，有关著作对轩尼诗生平的介绍以《香港二十八总督》一书当中的叙述较为详细，但该书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其在香港履职的过程，未能对其在城市卫生领域的施政成效和具体的内幕决策机制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且史实叙述存在一些讹误⑧。轩尼诗本人所撰写的一些回忆录也并未详述其在上述领域的工作事宜⑨。总体而言，前人的研究成果未能给予这些问题以足够多的关注，可资借鉴者为数稀少。反倒是一些香港历史题材的图片、图集为后人认识这一时期香港城市的面貌、香港华人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些逼真、生动的影像资料，进而催生了笔者的研究兴趣。《香港旧影》当中近400幅近代以来的香港城市图片，其中涉及19世纪华人街区风貌的图片为数不少，可以令读者直观地感受当年香港华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何等拥挤、逼仄⑩。《香江旧闻——十九世纪香港人的生活点滴》一书当中的插图也表现出同样的意涵(11)。此外，《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彩色香港(1940s-1960s)》《彩色香港(1970s-1980s)》《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等书为当代摄影作品集，但从中依然可以窥视到很多历史时期的生活传统所留存下来的痕迹，特别是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居住空间(12)。近代日本著名画家金子常光绘制的香港鸟瞰图可使读者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香港城市空间的狭小(13)。后文所论述的很多内容大都可以从这些图片、图集中找到对应的场景。
一 地狭人稠酿窘境——港九时期的香港拥挤之状概观
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香港，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若用一句话来回答，即“困窘之相百出，‘病根’皆在拥挤”。这一时期，拥挤的状况已然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城市拥挤不堪催生了哪些令人头疼的现象，时人对城市拥挤问题有何看法或评价，拥挤现象的发生机理何在，这些问题理应在开篇之际依次加以解析。诸如《香港全景》《从海港看港岛》之类的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本节所述内容(14)。
1.人口密集区域存在较多高危设施或高危场所
维多利亚城(下文有时简称“维城”)是香港的“中心城区”，位于香港岛北部滨海区域的一块相对平整开阔的地面上，在香港殖民地设立之初，此处是山峦起伏的香港岛上仅有的一块较易开发的地皮。于是各类政府机构、军营、商行和居民区皆萃集于此，人口密度很快就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已达到今日中国若干大型城市的人口密度(15)。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聚集的人口不断增多，维城已变得拥挤不堪，且充满安全隐患。诚如香港驻军官员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与军方比邻而居的华人住户的不慎举动导致火灾，继而引燃军方危险品仓库，后果将会非常严重；鉴于此地的消防水龙头无法维持稳定可靠的水源供应，因此火势将很可能会从硝棉库蔓延到附近的一处老弹药库，旁边不远处还有新弹药库和一所化工品加工车间……届时整个维城恐怕都会被殃及(16)。为此军方官员屡次请求港督叫停华人在紧靠军方地产边缘的地带营建房屋的工程，因为这些营建中的房屋距离军方的硝棉库太近(不到150码)，易引发危险。军方请求港府不要批准华人在距离弹药库等危险品囤贮地200码范围之内营建任何房屋，以期防患于未然(17)。可是此际的香港实在是太拥挤了，200码宽度的空间在香港已经要算“很大一块地皮”了，在实际操作层面根本不可能预留出这样的空地充当缓冲区(18)。“放眼望去，在军方危险品库房周边100码左右范围内兴建的民宅可谓比比皆是。”(19)
军方官员的担忧也得到了港府民政官员的确认，可这些民政官员却反过来认为是香港驻军理亏，“驻军在W兵营北侧地块上陆续兴建了硝棉库、鱼雷库、化学实验室等多个危险品囤贮库房，而这些库房的选址恰位于一处人口稠密地带的中心位置，因此这些危险品库房对整个维多利亚城都构成了威胁”。港府总风化官普莱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方此举简直就是置数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并强烈主张军方将这些库房迁往别处。1881年前后担任港督的轩尼诗也支持此迁址方案(20)。可惜香港不过是块弹丸之地，相对易于开发的地块上早已人满为患，强令军方另找一处人烟稀少的地块建设此类库房实属难事。
维多利亚城里还有一处人口特别密集、且卫生条件极差的高危场所，那就是维多利亚城监狱。关于该监狱内部的骇人场景，后文将会论及，这里先简述其在当时引发的忧虑。港督轩尼诗亲自视察了该监狱后表示：如果监狱中关押的囚犯有一人感染霍乱或伤寒，那么考虑到监狱里人满为患和监狱恰恰坐落于人口十分密集的市中心的现实，此类传染病会以极快的速度在周边城市居民当中传播开来。鉴于维多利亚城同时也是欧裔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那么届时被殃及者将不乏注重讲卫生的上流社会成员(21)。这些事实都表明拥挤的城市环境里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因为高危设施或高危场所无法避开人口密集区域。
2.地狭人稠导致城市环境脏乱差
市容环境脏乱差是地狭人稠的形势必然会导致的结果。驻军某官员指出：“香港华人居住区那般肮脏、污秽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世纪(15世纪)黑死病大流行期间的欧洲城市。”(22)负责调查香港当地卫生情况的专家也曾坦言：“香港的卫生状况简直糟糕透顶，在很多方面都暴露出极为严重的缺陷。”(23)香港本地主管卫生事务的官员则不住地大发牢骚，“(位于城市中心地带)人流接踵摩肩的皇后大道东上天天都在上演着众多令人生厌的不讲卫生的现象”(24)，“广州货集市周边的地块上时常会被扔满大量腐烂的蔬菜和其它类废弃物”(25)，“而抛掷在军方作战部大门前地块上的垃圾、污物已多到必须要天天进行打扫、清运的地步，否者就会堆积成山”(26)。上述这些时人的评价从各个角度揭示出此际香港的城市卫生状况极度糟糕，特别是在一些“三不管”地带(27)。
与地狭人稠相伴生的另一个现象，就是缺乏开阔的空间减弱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位于维多利亚城西部的Lsw湾是城市居民所排泄粪便的集中收集区，而Lsw湾旁边不远处就是居民区，可是在距Lsw湾1/8英里之外的地方依然可以闻到一股浓烈的粪便恶臭之味(28)。两个地点相距1/8英里(约200米)并不算远，可在狭小的香港岛，至少在时人看来两个地点相隔这么远已然要算是相互“远离”了。连1/8英里的空间都不可能为了稀释污染物而空出来，足见此际的香港已经拥挤到何等程度。
3.棚民严重危及城市生活用水的安全
低海拔平原地带的维多利亚城此际早已人满为患，后来者不得不去港岛中部的山地丘陵地带建造“寮屋”居住，香港“棚民”(29)遂由此登场。这种现象原本无可厚非，甚至不失为一种缓解平原地带尖锐的人地矛盾的办法。但是这个问题一旦与现代城市供水机制联系起来，立即就会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香港岛平原地带的水源起初主要是自井水，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有限的井水已不敷城市生活用水的需求，亟待开辟新的供水途径，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就是在港岛中部的山地丘陵地带依托天然淡水湖泊或山间谷地修建水库，从而增加城市生活用水的供应量，其中薄扶林水库的第一期工程和第二期工程分别于1863年和1877年建成投用(30)。可大量棚民的登场使得香港岛上的山地区域变得面目全非，继而危及到整个城市的水源安全。19世纪70年代，港府曾派员勘察港岛中部维多利亚峰附近的棚民住户，发现了令人焦虑的现象：棚民产生的垃圾会倾倒在山路的两侧或山谷里，以致山路两侧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垃圾堆，气味十分刺鼻。再加上山间没有几处像样的厕所，山路两侧就成了上下山的棚民任意大小便之处。一旦下雨，这些垃圾污物就会四散开来，从而扩大污染范围。有的垃圾堆和粪便填埋处附近还有小溪流，这些小溪流不但是山间居民们生活用水的来源，而且有些小溪流的终点恰恰就是负责向整个城市供应生活用水的薄扶林水库。棚民产生的生活污水也大多不加任何处理而任其四处横流，最终都会流到地势稍低的山间谷地，而山间谷地往往又是凿井的理想地点，因此污水会直接污染井水，可这些易受污染的井水偏偏又是若干食品加工场所的水源，下文将会述及。更有甚者，邻近薄扶林水库的一些住户家中产生的污水在炎热的天气里散发着恶臭的味道，可这些污水竟直接顺着地势朝水库方向流淌。有些棚民已经意识到其生活用水不洁净，被迫转而采用雨水收集装置储水以解燃眉之急，山下维多利亚城的居民却对其生活用水在源头上已受到污染之事浑然不觉(31)。港府担忧维多利亚城人满为患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故不愿贸然制止棚民的所作所为，结果就使得各类山间小棚房的数量越来越多，渐呈失控之势(32)。棚民对山区环境造成的危害，可从众多旧日香港寮屋照片中直观地体现出来(33)。
4.清洁水源稀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由于维多利亚城人口密度过大，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各类污物使城里的很多水井都受到了污染，其井水水质不佳，轻则不太适合饮用，重则成为与阴沟水道相连通的臭水井，后文将会详述与井水水质相关的事宜。这里要说的是香港市场上的食物链供应几乎完全掌握在华人手里，华人所出售的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大多会使用不干净的水，还有一些食物曾用不干净的水清洗过。如此一来，由食物不洁引发的危险就会扩散至全社会的公众身上(34)。例如经港府化验员检测，香港市场上出售的牛奶大多掺有水分，有的卖家所售的牛奶掺水比例高达51％，假如卖家向牛奶中掺入的是干净的水还好办，可实际情形往往是在干净的水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卖家向牛奶中掺入的很可能就是不干净的水，这样的牛奶售出后注定会引发疾病传播(35)。还有一种在香港坊间销路甚好的肉制品产自一个位于山地区域的屠宰场，该屠宰场日常用水取自附近的一处山间谷地里的水井，可该处山间谷地恰是一些棚民排放和丢弃生活污水和垃圾的地方，这里的井水不可能是干净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令港府卫生部门的官员感到忧心忡忡(36)。
5.对城市拥挤问题的学理性分析
19世纪的学者A.F.韦伯(Adna Ferrin Weber)已注意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上演的城市拥挤问题。在其于1899年撰写的名著《19世纪城市的成长》一书当中，敏锐地指出，当前世界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人口在城市聚集，并认定这种现象势将演化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继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释，最终判定各国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着手解决由城市人口聚集引发的一系列问题(37)。就此期的香港而言，上文所述及的诸多问题也确实令港府深感头痛，即如何给危险设施或危险场所选址、如何使人口密集型城市保持环境卫生、如何使华人养成讲卫生的观念、如何解决棚民造成的问题从而确保城市生活用水的洁净等。可在当时的港英当局统治者看来，华人才是引发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例如港府大律师欧玛理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香港的欧裔群体生活水准比较高，可他们却不得不与那群稠密的华裔人口比邻而居，而华人又不可能去遵守港府颁布的那些卫生管理条例，特别是关乎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的规章制度……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便是香港一部分人口(欧裔人口)的命运掌握在另一部分人口(华裔人口)手中。”在当时港英官员的相关往来函件当中，也总是将该领域出现的问题之原委归咎于华人素质低下，且缺乏基本的社会公德和卫生意识(38)。
对于这样的指摘，笔者表示不敢苟同，而认为这是一种狭隘、偏激的看法。港府自身其实并没有尽到分内的责任，在宏观层面没有将城市规划好，在微观层面没有将公共厕所、垃圾堆放点、供水和排污管网等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好，这就使得此际的香港变得拥挤不堪，且自发地形成了一种不利于讲卫生的社会氛围，讲卫生的成本于底层华人而言高得令人咋舌，谁要是刻意去讲卫生，谁就会活得很累!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里，拥挤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华人则是拥挤之弊害的主要承受者；讲卫生也并非单纯是一种与个体素质相关的生活习惯，其在更大程度上已然演化成奢侈行为，这才应当是解析该领域内大多数问题的正确视角。举例来说，选择拥挤的地下室作为栖身之所者(亦即不讲卫生者)均为底层穷苦华人，欧裔人口(亦即讲卫生者)从来不会住在这种地方，这就反映出表象与实质的巨大差异，即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人种相关，而究其实质，乃是与财富的占有量密切相关。更令人愤慨的是一部分将地下室出租给华人居住的房主恰恰就是那些动辄谴责华人不文明的欧裔人，他们就是这样一边依靠华人缴纳的房租过着文明而舒适的生活，一边又斥责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华人不文明，这可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39)。
二 逼仄的生活空间与严峻的卫生形势——香港华人日常生活环境的微观呈现
此际的香港住户对房屋及各类生活配套设施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了供给量，每一处可以获得的居住空间都会很快住满人。很多情况下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各类粪便、垃圾和污物等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被处理掉，严重污染着居民区的卫生环境。由于水源稀缺，居民生活用水的供应颇成问题，由此而引发的纷争和困苦自然为数不少；而生活污水的排放则因排污条件过于简陋，政府几乎无法加以管制。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监狱和医院这两种人口高度密集的场所，其卫生状况更加令人堪忧。总之，香港华人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脏、乱、差；这样的环境严重危害了居民的身体健康，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此际香港华人的寿命普遍较低。在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看来，香港的整体卫生状况到了极度骇人的地步；只不过在华人看来，这都不算什么，都能忍受而已。
1.华人社区的居住条件和街道卫生状况
由于香港人多地少，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若仍按照中国内地的那些老式房屋的结构建房，已不能满足大批量涌入者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于是这一时期新建的房屋较之老式房屋更加追求拓展室内居住空间，并尽可能将房屋外墙建在贴近所划拨地块的边界之处(40)。以(维城)第88号地块房屋改建工程为例，改建前该地块上原有4幢房屋，而为了容纳更多人口居住，改建时将旧房屋全部拆除后在原址新建了5幢房屋(其中4幢与旧房屋同尺寸，1幢较旧房屋尺寸更大)。这意味着改建后的房屋至少增加1/4的住户同时，公摊面积至少减少1/5，容积率大增(41)，结果住户的生活和居住空间将变得更加狭窄、逼仄(42)。这些华人居住区的房屋多为一至三层结构的建筑，一层的地面往往是没有用任何材料加以覆盖的裸土地面，想让这样的地面保持清洁卫生的确存在很大困难。二层以上的楼板(楼层间的隔板)也很单薄。即便是如此简陋的房屋，造价却很高，因为建房开销的大部分钱要花在购地和平整地皮上；相比之下，建房所用的众多物料开销只能算少数；至于房屋内部的装修花费就只好能省则省了(43)。大多数房屋一看就能辨别出久未进行过打扫，房间里的墙壁显然也从未曾刷白过(44)。这大概就是旁观者在步入香港华人社区之际乍一看所能得到的印象，那么这些房屋里的住户的居住条件如何呢?
大多数新建成的房屋都是典型的“群租房”，屋内的住户数量较多，生存空间极度拥挤，曾有人声称此类房屋内部已拥挤到空气都不能正常流动，可见这些新建的房屋较之老式房屋更加不宜居住(45)。这段时期维多利亚城还流行兴建最令人诟病的“热屋子”(fever dens)，而且此类房屋的数量一度增加得很快(46)。相关专家经过调查后也认定：“穷苦华人所蜗居的那些房屋的居住条件很糟，建筑结构也很不得体，内部人满为患，极度拥挤，平摊到每个住户身上的室内居住空间很小。”(47)那么住户们在这样的房屋里是如何安身的呢?大多数底层以上的民房会被用木板墙分隔成若干个9英尺长10英尺宽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都会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家庭的居所。不过此类小房间的房顶并不是其所在楼层的顶部，在这些小房间的房顶上方，还会隔出一个夹层来，本地人将此类夹层称为“小顶阁”，在这样的小顶阁里根本无法站人，但可以摆地铺供贫穷的下等阶层成员睡觉(48)。在上述这类房屋里面，人均可摊到的居住空间不到130立方英尺。住户若想从房间走到厨房去，必须格外小心才是，因为稍一不慎就会触碰到头顶上方的物体，进而导致其坠落。还有一处房屋的某层楼面虽然没有被分隔成若干单间，却在狭小的空间里住着25名抬轿的苦力，他们到了晚上就铺开行李卷挤在一起席地而睡。在另一处由8幢小房屋组成的房子里，总共住有428人，人均摊到的室内空间仅为200立方英尺左右，过度拥挤的住宿条件使得这些房屋内部极其污秽。人畜混居的情形极为常见，而民众在室内饲养的禽畜又不会被纳入人口统计的范畴，则人均摊到的室内空间当更为狭小(49)。参考同期英国和法国政府对住宅居住标准的规定，每名住户应摊到400-500立方英尺的居住空间才算合格；相比之下，此际香港华人的居住空间明显小得多(50)。恰如当时曾避居香港的政治流亡者王韬所言：“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蜗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爨。寻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妇老稚，眠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复人类所居。”(51)一些前来香港调查华人住房情况的英国人很难想象这么多的住户是以怎样的方式被堆垛、填塞进如此狭小的房屋空间里，不过他们至少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有的住户在白天委实无法在屋里容身，于是就挪至房前的街道上去完成他们的工作(例如摘麻絮)，到了夜晚才会蜷起身子进入房屋里休息(52)。“而到了次日清晨5时许，人们就已经起床……在路边搭起一张张桌子，桌子上有很大的容器，里面盛着米饭、蔬菜丁、肉片、家禽内脏和鱼块，以及酱油和其它各种调味品……附近还能见到卖田螺的小贩。”这都是为了吸引那些无力自己做饭的工匠来光顾(53)。此外，厨师在厨房里没有地方劈柴，索性就到街上去。洗衣服之类的家务劳动也相继转移到了街道上(54)。在很多情况下，房屋外的道路其实已被众多住户和商贩们摆设的摊位占满了(55)。港府医官在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之后曾断言：“除了香港以外，在世界上其它由欧洲人治理的城市里，绝对不会有如此令人生厌的房屋和住户。”(56)这些流露出殖民主义色彩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偏见，完全无视底层华人在香港艰难求生的困境，而且也显系不实之词，因为同期在美国纽约、波士顿等城市底层民众的居住条件并不比香港华人更好(57)。
在一幢房屋的每一个楼层里，都会从其楼面上隔出一块7英尺见方的小空间来充作厨房。不过对于住户而言，厨房的功能其实是多元的，既是做饭之地，也是大小便之处，还可当成储物间，有的厨房里面甚至还架着一张床，可供一人(乃至多人)晚上在此栖身。几乎所有的厨房都很潮湿、肮脏、破敝、气味难闻，再加上房屋设计结构不合理导致其通风透气性能极差。厨房的地板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不过因为住户们经常要在厨房里劈柴，因此大理石地板很难保持完整的原貌，有的住户甚至为了渗水方便而故意将大理石地板打裂、打烂(58)。厨房里并没有安装烟囱，一层厨房顶上有个1英尺见方的孔洞，二层以上厨房顶上同样也有这样的孔洞，就是供排烟用的。依靠这种孔洞排烟，效果很差，以致每当有人做饭时整幢房屋里都会弥漫着油烟气。厨房里的泔水有时会顺着排污管道向下流，可惜这些排污管道大多存在裂缝，致使污水渗漏问题极为常见，特别是在排污管的接合处，十有八九会发生渗漏，继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59)。厨房的排污管道中并未安装S形防臭弯和阻水分隔装置，也未在室外开通与排污管道相连的透气孔，排污管道内的臭气经常会散发到房屋里去，除非排污管道被固体污物完全堵塞了，才能阻止臭气向室内散发(60)。此外，大多数厨房里还有一处用木板隔出的角落被用来充当厕所，里面摆着一个往往会存在渗漏问题的木质粪桶，此粪桶每天最多只会提到室外倾倒一次，有的住户为了贪图省事，甚至会将桶中的粪便直接倒入厨房的排污管道里，屡屡造成排污管道发生堵塞(61)。
房屋的地下室原本应是仓储场所，但是当地上建筑空间实在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住户时，地下室摇身一变而成为部分底层社会成员的栖身之所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地下室的房租很便宜，因此能够吸引或迫使那些最穷的人冒险或无奈地住在地下室里。此外，那些受雇于欧裔人的华人仆役毕竟不可能获得与老外“同吃同住”的待遇，他们也只能将雇主分配给其使用的(外国人所住房屋的)地下室当成自己的住所(62)。地下室多为密闭空间，没有光照，通风透气也十分困难，会对住户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于是有的房主就设法在房前的地面上开挖与地下室相连通的采光透气的“坑窗”，以改善地下室的居住条件(63)。但是诚如总风化官普莱斯所言，地下室就算开设了此类“坑窗”，对住户的健康也是很有害的；但是如果不开设此类“坑窗”，则完全不适合住人(64)。可是有的房主就是不愿意给地下室开设“坑窗”，理由是开设“坑窗”会造成一些空间损失，使前墙与后墙之间的宽度减小，导致地下室所能容纳的住户数量减少，影响其房租收入(65)。这就反映出对良好居住条件的追求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至少就短期效果来看的确如此。那么地下室里面的居住条件到底有多差，不妨听听熟悉情况的(香港)东华医院医生的陈述：“每一处地下室里均有潮气，那些从泥土地面上直接挖掘而建的地下室里的潮气尤多。在炎热的夏季以及下雨天，那伙挤住在地下室里的房客简直备受潮气的折磨。如果不能设法使这些潮气向外散发，就会对住户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使其患上脚肿病、骨痛病，继而演化为黄疸(而且是那种最严重、最难治愈的黄疸)，故此类地下室委实不宜住人。地下室里的那些住户们有时会无奈地点燃一支香，试图利用其散发出的烟气来给房间消毒，但这无助于除潮。”(66)此情此景，着实令有良知者叹息。
华人社区大多数街道的卫生状况乏善可陈，诚如港府医官在走访了一处里弄之后所描述的那样，“(房屋)室外里弄的花岗石地面和路边排水渠都显得破败不堪，里弄中部有一口井，在潮湿的季节里尚且能蓄很多水，可在干燥的季节里就成了一个臭水坑。里弄尽头的房子是一处公共厕所，外观结构糟糕至极，里面也肮脏不堪。室外的空地(如河岸边或岩石堆)被居民们当成了乱扔动物宰杀残留物和蔬菜废弃物的地点，还有一大堆粪便刚刚被倾倒在这里，使此地看上去好像一个野外厕所”(67)。在那些繁华的街道上，占路经营的小商贩实在太多了，甚至连行车道也被占据了。他们撑起的大多是些卖瓜果蔬菜和熟食的摊子，这些摊子产生的大量垃圾、动物残体、朽菜就被随意丢弃在路面上，任由来来往往的人流、车流践踏或碾压至一塌糊涂的状态(68)。而在一些稍微僻静的街角，比如在皇后大道和军方总部大楼之间的弄堂里，则往往能发现积累了很多年而未被清理的粪便污物(69)。此外，华人在街道上临空架设横竹竿晾晒(脏)衣服的做法不但有碍观瞻，而且还会引发病菌传播，令外国人颇为恼火(70)。说到底，由于“生存经济”(survival economy)这一理念在暗中起作用，意味着个体的收入只够其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水平(71)，因此多数香港华人只能接受这样的居住条件。总体而言，西方城市已基本普及的公共卫生设施在此际的香港较少，香港城市的市容市貌很不雅观(72)。
2.垃圾污物的处理方式
在各类垃圾污物当中，最令人掩鼻皱眉的当属粪便，好在大部分男性住户倾向于去室外的公共厕所大小便。在1881年前后，维多利亚城里共有25处公共厕所，每处厕所内的蹲坑数量多寡不等，少则两个，最多可达51个，全部蹲坑数量累计为565个。此类公共厕所均由私人兴建和管理，据说这是一项获利不菲的投机生意，因为经营者不仅可以通过出售粪便获取厚利，而且还会向每一名如厕者至少收费一文钱，若如厕者愿意再多掏一文钱，则可获赠一张手纸和一根纸烟。位于中环的那座公共厕所因规模大而驰名远近，其上下两层的51个蹲坑日均可容纳3000-4000人。即便如此，该厕所依然人满为患，以致若要对其进行改造或进行一些简单的例行维护都会十分困难(73)。总体而言，这些公共厕所建造得很差劲，维护得也相当糟糕，其内部肮脏不已，地板和阴沟壁多有塌陷或倾塌，大量粪便散发出的臭气令人极为难受(74)。尽管如此，这些厕所对集中处置粪便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必须加以肯定；假如没有这些公共厕所，后果将愈发不堪设想。
除了成年男性之外，几乎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习惯使用尿罐在室内排便(75)。在华人居住区的房屋里，每张床底下都会放置一个木桶或尿罐之类的容器，容器中的污物每隔2-5天(平均3天)处理一次，住户一般会在支付约定的费用后将其交由收粪工带走(76)。采取这种方式处理便溺物或许最为划算，相比之下，通过购买从远方贩来的土壤对污物就地掩埋处理或是安装水冲厕所处理便溺物，都会耗费不赀(77)。
受雇于特定承包商的收粪工从凌晨1点开始工作，他们用竹扁担挑着两只或三只桶(有一只是水桶，其余则是粪桶)挨家挨户上门收粪(78)。住户家中的粪桶、尿罐、便盆之类的盛粪容器会被他们拿出来，将当中的粪便倒入其自带的粪桶中，随后收粪工会用少量水冲洗一下盛粪容器，并将冲洗完容器的水也倒入其自带的粪桶中；之后再倒些水对容器进行第二次冲洗，这一次洗完容器后的水则会被倒回其自带的水桶中，以供到下一户收粪时继续使用(79)。不过由于很多房主在建房时为了多占空间，未依照《香港建筑条例》中的规定在房屋背面预留出一定空间以供开辟一后门，结果就使得整幢房屋往往只有一个前门。收粪工到来时，不得不上下穿梭，以便将装满粪便的盛粪容器从各个楼层的房间里端至一层大门外面来处理，这一过程使得粪便的臭味四处弥漫，深受住户们诟病(80)。不论是从私人住户家里收来的粪便，还是从港府各个办公机构(含香港监狱)收来的粪便，或从公共厕所里获取的粪便，都会被承包商用加盖的木桶装盛后在指定时间里送至停泊在维多利亚城西部Lsw湾处的运粪船上，然后将其运往广州等地出售即可获利丰厚，以致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向港府竞标此类收粪生意的垄断经营权(81)。
除粪便之外，还有厨房垃圾和各类固体垃圾。厨房产生的泔水和废弃蔬菜有时会被住户暂时收存起来，等待郊区的养猪户上门收取(82)。而各类固体垃圾的处理过程则引发了很多麻烦和纠纷。尽管港府在维多利亚城各处设置了一些垃圾堆放点，并指派专人定期清运，可是真正肯把垃圾送到这些堆放点的住户并不多，大部分住户都以很随意的方式处置。某些华人居住区(如广州货集市和4号地块)尽管雇有专人负责清扫室外公共地面上的垃圾污物，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住户已习惯从窗户向外抛掷垃圾，因此室外公共地面就很难维持干净整洁的状态(83)。这种乱抛垃圾的行为在华人居住区可谓司空见惯，一度弄得香港驻军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将与军营相邻而居的华人住户全都召集起来，并责令他们清扫那些从房屋窗户里抛出的垃圾(84)。更有甚者，有些住在楼上的住户为了图省事，直接将一些固体垃圾塞进排水管道里，致使排水管道堵塞、渗漏，继而造成污水在房屋里四处横流(85)。那些居住在山间的棚民则将粪便和固体垃圾胡乱倾倒在山路两侧的斜坡上，尽管雇人将垃圾从山上运到山下的垃圾堆放点并不难，但是多数山间住户并不愿支付这笔“不必要的”雇工费用(86)。而经常在滨海一带活动的人往往直接将各类垃圾丢弃在海边，若是遇到连续多日的无风天气，这些脏东西不能被潮水卷走，就会散发出极其难闻的气味，严重污染着海港环境(87)。总体而言，垃圾污物之所以会在此际的香港产生上述种种危害，既与多数华人居民的卫生意识淡漠有关，也与当时的清污模式滞后、排污设施不完善有关。
3.居民生活用水的获取与生活污水的排放
港九时期，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和水库、水塘建设的滞后，居民生活用水的供需缺口明显扩大，用水紧张的问题表现得非常突出。据调查，1881年香港人均供水量最多只有30升/天，对于一个地处热带的城市而言，这样的供水量真是太少了。19世纪80年代，新建的房屋一律不予配接供水管，因为薄扶林水库有限的水源实在无法承受住如此多的用户消耗(88)。当时在香港任职的一些英国官员纷纷指出：“维多利亚城目前面临的最为急迫的形势，就是供水严重短缺，亟待增加供应大量生活用水，供水应充足到使城市各阶层住户的生活用水无短缺之虞的程度。”(89)调查香港卫生问题的专家也认定：“在香港民众的所有需求当中，最为急迫的一项就是要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生活用水，且不论穷人、富人都应能享用到这样的水源。”(90)
此际的香港，配接有供水管的房屋相对较少，对于房屋里没有安装供水管的住户而言，他们就得去街道上的那些(由水库定时供水的)水龙头接水，或者向送水工买水。香港大致有300名各类送水工，他们的要价是1(银)元可送60-100挑水(每挑两桶)，具体的价格视送水路途远近而定。每天清早，这帮送水工就会带着他们的挑桶将街道上的水龙头团团围住，等待来水。水龙头来水后，往往会发生一番争抢。那些挤不到水龙头前的人往往很难抢到水，因为根本等不到所有的人都打上水，水龙头就会因水库停止供水而断流。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仍有一些居民需要从设在街道上的公共水龙头取水(91)。由于水库所能供应的清洁水源是有限的，所以某些从优等井里打出的水也被送水工们以数文钱一桶的价格出售(92)。可叹那些自己提着桶去打水的人往往都是些穷人，如果他们没有能挤到水龙头前打上免费水，就只能无奈地再提着桶走很远的路去山间的泉眼处或溪流的上游汲水，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93)。这样的场景绝非仅香港独有，而是地狭人稠型城市的通病(94)。
大部分生活污水是被倒入房屋里的排污管道里，由于房屋排污管道的修建毋须受政府监管，于是就完全任由房主自己雇请的那些并无专业技术的泥瓦匠来设计和施工，结果可想而知。这类由私人修建的室内排污管道，设计结构毫无科学性可言，排污效能很差。管道内部没有形成足够的坡度，致使污水中的悬浮物沉积问题非常突出，由沉积物散发出的恶臭味道继而弥漫在整幢房屋里，再加上此类管道易发生泄露，污水会顺着泄露点向外渗，使得绝大多数房屋的排污管道简直形同一个延长了的化粪池，涌流在这些管道里的污水大多会渗透到土壤里，污染土壤和地下水(95)。鉴于家家户户的下水管道大抵皆如此，这样的下水管道必然会危及住户的健康和公共卫生环境(96)。还有不少华人住户索性将用过的水直接泼洒在室外的地面上，任其随意流淌、下渗(97)。这几种排放生活污水的方式实在令人皱眉，却又无可奈何。今日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口密集的城市里，生活污水仍然是如此处理的，说明这类问题在地狭人稠型城市具有一定共性(98)。
4.人口高度密集场所(监狱、医院)里的状况
从上文所述的情形来看，香港底层华人的生活空间很拥挤、很不干净，但是若与监狱和部分医院相比，则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后两者都属于人口高度密集的场所，其内部环境卫生条件之粗陋愈发骇人。
依照1881年的统计数据，香港维多利亚城监狱当年累计接收各类囚犯4150人(99)，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卫生问题。每天清早，牢房里都散发着极度难闻的气味，这气味源自囚犯们夜间在牢房里便溺用的木桶。尽管监狱官员强令囚犯们在便溺完毕后要用随木桶配发的土壤对便溺物加以覆盖以隔臭，可由于香港当地的土壤多为砖质红壤或花岗石碎渣，所含石英成分较多，其吸附性和盖污隔臭性均较差，根本不能阻隔粪便臭味的四处弥漫，干土埋污法在这里基本失效(100)。特别是到了天气炎热的季节，牢房里的恶臭之味简直令人作呕，甚至连远离牢房的典狱长日常办公区域也时常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些负责监狱日常管理工作的狱吏因此而屡屡患病。可是拥挤在牢房里的众多囚犯在夜间就是闻着这样刺鼻的气味入睡的，如此骇人的场景足以令入狱者叫苦不迭。监狱牢房里的其他条件也很糟糕，例如在香港最难熬的冬季里，囚犯们每人只配发一条毛毯，他们在寒夜里不得不蜷缩成一团相互挤在一起睡觉，令观者为之酸鼻(101)。囚犯们并非皆为可卑可鄙之徒，其中不乏蒙冤入狱者(102)，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服刑，其身心所受折磨堪称巨大。
监狱作为关押囚犯之地，其卫生条件或许不值得大加关注；可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其卫生条件并不比监狱好多少，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监狱更糟。据统计，1880年香港东华医院全年接诊的各类患者达79845人，日均接诊量维持在200人以上(103)。可是在这个经常会有数百人滞留的空间里，竟然未安装水冲式厕所，也没有为病人配备尿壶。该医院只安装了干土埋污厕所，其操作方式较复杂，令人颇感不便。结果是脸盆常常被患者当成尿壶来使用，还有很多病人索性将浴室排水口下方的S形防臭弯口当成小便处，弄得浴室的墙上、地上溅有很多尿液，整个卫生间里充满浓重的令人作呕的气味(104)。此外，(公共)停尸房就设在医院附近，而且验尸官的验尸工作也常在医院里进行。于医院的工作人员而言，停尸房的存在和验尸工作的就地进行均会令他们感到诸多不适。再加上香港时常遭受台风袭击，每次风灾过后往往死者枕藉(105)。据当时日本驻香港领事估计，一次大飓风足以使5000-7000船民丧命(106)。有一次大台风过后，由于死者太多，致使停尸房内积存的大量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气味在整个医院里都能闻得到，而且这也必然会引发病菌传播(107)。抚今追昔，上述骇人的场景在今日恐怕已很难遇到，而在一百多年前的香港，人们却早已对其见怪不怪了。
5.恶劣的生活环境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及社会反响微弱的机理
19世纪后半叶，在香港履职的一些英国医务人员一度认为，中国人生活环境中大量存在的污物、臭气似乎并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他们的依据之一就是香港华人得伤寒热症的几率并不高。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流动人口在香港人口总数中占很大比例(108)，对于这种流动性很强的人口群体进行死亡年龄平均数的统计和测算，结果委实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为导致某个流动人口因患病而死亡的诱因可能并不一定是在其到达香港之后才出现的。而且香港的新生儿、幼儿死亡率高，这会大幅拉低总人口死亡年龄的平均数(109)。不过假如统计20岁以上人口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则有望避开上述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此际香港华人的健康状况(110)。据统计，1881年维多利亚城全部过世的人口(含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亡年龄的中位数为18.33岁，这一数值显然受到新生儿死亡率较高的影响，不具客观性。而同年20岁以上的成年人死亡年龄中位数为43岁，其中男人为42岁，妇女为46岁，这个数值则比较可靠，较同期英国人死亡年龄中位数小12-16岁，何况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当时的西方国家当中排名并不靠前。这样的结果令人惊悚，也最有力地反驳了前述那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的提法(111)。
当香港的历史迈入20世纪之后，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大有改观，而各类民众社会运动却也明显增多(112)，引发这些社会运动的导火索未必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113)。那么港九时期的香港在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民众为何不曾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除了在中法战争期间香港民众有些抗议举动外(114)，整个香港社会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是“静悄悄”的，这般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貌似根本就不值得计较，其原委何在?托克维尔提出的“剥夺理论”对此类现象给出了较好的解释。他指出，当一个社会处于最贫困、最糟糕的状态当中时，社会个体往往对现状以外的事务一无所知，因而也就不大可能产生被剥夺感，往往会选择安于现状。而当一个社会开始走上进步的轨道，新增的(有限度的)自由、财富与权利却往往不能使社会个体感到满足，这是因为社会的进步已经激发了人们要过一种更好生活的强烈欲望，这就会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社会运动也就随之而起(115)。结合港九时期香港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此期的香港尚未能如租借新界后的“大香港时代”那般全方位地跨入文明与进步的轨道，香港民众尽管深受公共卫生问题突出之苦，但也明白此乃香港特定的环境条件使然，对政府解决该领域的问题并不抱什么希望，因而没有被剥夺感，容易安于现状。
三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港府为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出台的应对措施
如果我们从当今的施政理念出发来考虑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就应该知道包括供水管道、排污管网、公共厕所等在内的很多卫生设施在性质上应当定位为“公共品”，而“公共品”最好能由政府统一建造、维护和管理，毕竟这类工作断非一家一户所能独立完成。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从长远角度来看理应也必然能够惠及大多数居民，这就是“公共品”获得收益的表现方式，也称作“公共品”产生的“外部性”(116)。就此际的香港而言，由港府出面来提供城市卫生领域的若干种“公共品”就显得尤为迫切。诚如时任港府大律师的欧玛理所指出的那样：“港府若能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来构建起一套良好的卫生体制，那将是对所有香港人的恩惠，将能使所有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大有改善，即便是华人迟早也会意识到这一点。”(117)这指明了港府在应对卫生领域问题时应秉持的思路，即从“公共品”的投入与收益理念出发来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要获取公共品的“外部性”——使所有香港人皆可从优良的卫生设施和清洁的城市环境中受益。虽然这一时期港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确有所作为，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落实上述施政理念的积极性，比如建设新水库、改善供水条件、改进排污模式、规范清污工作、推动免费公共厕所等；但由于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纷繁复杂，港府在更多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策，即哪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在哪方面出台一些临时性的具体应对措施，缺乏从宏观层面全盘统筹解决问题的思路，例如标记井水等级、管控群租房、管制不讲卫生的行为等等，这属于浅层的“治标”之策，不可能从“治本”的层面解决相关问题。
1.改善供水设施和排污管网
港九时期，香港人口数量表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亟待广建水塘、水库以及与之配套的供水管网和排污设施，否则将无以应对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出现的严峻形势。19世纪80年代初，港府启动了建设新水库的工程，以期解决城市缺水的难题。在水库选址初步确定之后，港府即开始落实水源地保护和涵养措施，禁止住在周边的住户向水库选址区域排污(118)。此外，为了减轻水资源分配不均的弊病，港府尝试改变全城统一定时供水的模式，因为这会导致某些离水源点较近的区域得到的水过多，而有些离水源点较远的区域则只能得到少量供水。受专家建议的启发，港府在对供水管道进行改造之后转而实施划片供水制度，即将全城划分成若干片区，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向不同的片区供水，这样就可以使每一个片区大体都能获得适度的供水量。每个片区的供水时间会通过事先发布告示的形式让居民们知晓，以便其按时储水备用(119)。
为了使城市产生的污水尽可能少对环境造成污染，就得设法将污水导流排放至有利于扩散污染物的区域。就此际香港的实际情况而言，将污水最终排入海中不失为一条上策。而问题恰恰出在如何选择适宜的位置安设污水排放出口，如果选址不当，就会导致污物在排污口附近沉积，有时海水甚至会将污物、污水冲至帆樯云集、人烟阜盛的港口区域，继而严重污染海港环境(120)。有鉴于此，港府特别指派专家测量和研究香港岛周边海域潮汐涨落和涌动的规律，寻找向远海区域涌动的洋流易于出现的位置，从而为排污口安设点的选址提供参考(121)。后经专家组观测，在离香港岛北部海岸线150码远的海域，多个观测点的潮汐流在任何时间的涌动速度都比较慢，涨潮时大致向西涌动，退潮时则相反，且在高水位期和低水位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别(122)。这样的观测结果为后续排污措施的出台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了抑制向海中排污后污水、污物就近扩散造成的污染，专家设计出了在排污海域修建防逆流渠的施工方案，即在近岸海域修建(具有防逆流功能的)水下导流渠以阻止被排入海中的污水在近岸海域四处涌动，该导流渠能够将污水进一步导流至远海区域，使其在远海区域扩散。这样一来，污水、污物就能在较大的海域范围里得到稀释，从而也就减轻了对海港环境的污染(123)。这些应对措施的出台，使香港的城市卫生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2.标记井水水质等级，封闭危险水井
维多利亚城的水井大多都很浅，这表明地下水就在地表之下不很深的位置，由于大量居民生活污水从地表向下渗透，导致地下水极易受到污染(124)。为了弄清楚维多利亚城中的井水是否干净，港府特意指派专业人员进行了检验。检验员首先从香港岛地势较高且人烟稀少的山地区域IW房屋旁的井中取水化验，这口井中的水源最不易受到污染，故可以被当作标准水样；然后检验员将城区水井的水样与上述标准水样进行了对比，结果令人惊悚!城区水井的水样单位体积内的矿物质含量是标准水样的2-26倍，氯的含量是标准水样的2-52倍，自由氨的含量是标准水样的3-1230倍，氨蛋白的含量是标准水样的1.5-13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检验结果，原因只能归结于城区的地下水受到了污染。检验员坦言，有些井中的水根本就不适合饮用，顶多只能将其视为渗有大量污水的地下水；故当检验员看到有些居民就从这类井中打水饮用时，皆感可惊可怖。有的水井中汲出的水明显带有一股阴沟臭水的味道，说明其水源已与排污管道相连通，这样的井水极其危险。论理本应将这些成问题的水井封闭，可是维多利亚城居民的日常需水量断非那些相对干净的水井所能满足(125)。有鉴于此，港府决定对每口井的水质等级加以标记，并发布告示告知那些水质不良水井的拥有者或使用者，让他们明白这些井水不适合饮用，并建议他们将这类水源只充作洗涤、灭火用水(126)。假如一口水井的周边环境已糟糕透顶，要保护该水井免受污染简直成了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事，那么就要坚决将其填埋、封闭(127)。这些措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减小不清洁的水源造成的危害。
3.管控群租房的住宿条件，管制华人不讲卫生的行为
如上文所述，19世纪后半叶香港底层华人居住的群租房内部的住宿条件很糟糕，可是这个难题在当时几乎无解，因为不断涌入香港谋生的人口的增速远远快于新建房屋的增速，以致无论何种房屋，不管其内部有多么狭小拥挤或多么令人感到绝望无奈，也不可能会空在那里没人租住(128)，毕竟底层劳工的数量在香港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他们只能住得起租金低廉的房屋(129)。在这种背景之下，指望通过政府出手治理而使群租房现象逐步消失完全不切实际。港府也只能默认群租房大量存在的事实，顶多也就是对一些实在忍无可忍的问题略加管控而已。例如当港督轩尼诗注意到地下室被租给穷人居住已演化成为一种难以禁止的现象之后，便主张将此类住宿模式纳入立法管制的范畴，定期派专人入室检查此类密闭不透气的地下空间，结合实际情况做些改良工作，以抑制其危害的扩展。同时港府也支持房主为此类地下室开辟透气“坑窗”，以利于通风(130)。对于那些条件实在太差，根本不可能通过局部改良优化室内居住环境的房屋，港府设法加以收购，然后拆除，再按照新的标准重建后出售；一般而言，重建后的房屋势必会容纳更多的住户，不过其内部的住宿条件大体会比之前的旧房屋略好一些(131)。
华人的种种不讲卫生的行为也陆续受到了港府不同机构的管制。在这方面，军方官员最先下手，他们很早就开始强令居住在军营周边的住户必须天天打扫、清运那些抛掷在紧邻军营的垃圾，并对乱抛掷垃圾的当事人和住户等课以罚款(132)。军方又向负责垃圾清运的承包商下达了指令，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持军营附近区域的清洁，每天都要清扫一次街道、清运一次垃圾(133)。鉴于军营附近的民房普遍肮脏不堪，有碍观瞻，港府最终决定要定期采取强制清洁措施，敦促房主或住户打扫和粉刷这些房屋，限制此类房屋中住户的数量，严防因住户过多致使房屋内部过度拥挤之类的情况出现(134)。在日常生活领域，港府也采取了一些管制措施，例如在华人社区定期张贴告示禁止民众将便溺物直接倒入现有的排污管道当中，而要将其暂存于房屋内的各类积粪容器中，然后交由粪便清运工带走(135)。诸如此类的措施固然都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可在当时，这恐怕也就是港府所能采取的办法了。
4.规范和改进清污(收粪)工作，推动免费公共厕所登场
各类垃圾污物唯有在其产生之后就尽快清运走，才能减少对城市环境的污染。不过在此际的香港，由于垃圾源多而且在某些区域(如山间地带)还比较分散，其清运和处理工作存在不少困难，这就迫使港府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加以应对。对于山间地带的住户所产生的垃圾，港府拟采取如下措施来处理：与城市清污承包商签订一份合同，规定每天早晨6点以前从山间每一所房屋里清运走粪便污物和其他类垃圾，然后再按照相关规定，在建造的不渗水化粪池里用干土对上述污物和垃圾进行掩埋和隔臭处理，此类化粪池的选址应当位于远离居民区和水源涵养区的合宜地点，承包商还须定期对此类化粪池、粪坑加以清空，以便持久利用。港府会指派专人负责对化粪池、粪坑加以巡查和监管，督促承包商切实履职(136)。
就改进维多利亚城的清污工作而言，港府逐渐意识到必须推动粪便清运工作与道路清扫工作相分离，即政府要选择与不同的承包商订立单项清污工作的合同，而不应像过去那样将两项工作都交由同一个承包商来做，因为这会导致其偏重于完成有利可图的收粪工作，而对道路清扫工作则应付了事(137)。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分离确属必要，当这两项工作分别承包给不同的人之后，都完成得比过去要好。此外，为了使城区每天汇集起来的粪便污物能够及时被收粪船运走，避免旧式收粪船因天气不佳等原因不能按时抵达Lsw湾，港府最终决定派遣一艘蒸汽艇到Lsw湾来回拖曳收粪船，往返于粤港两地。这样一来，即便在刮大风的天气里，收粪船也能按时抵达指定区域高效完成运粪工作了(138)。
港府深知如果大多数居民都能主动去公共厕所如厕，就可以减少许多与粪便相关的污染。但实际情况却并不理想，如上文所述，尽管去公共厕所最低只需付费一文钱，但是对于穷人而言，一文钱也要算一笔小财，一文钱至少可以用来买一根纸烟，故许多穷人恰恰就是为了省下这买一根纸烟钱，而选择了到僻静之处大小便。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港府拟对公共厕所的经营者进行补贴，以促使公共厕所免费开放，既可以解决穷人去厕所的难题，也能减少随地大小便的不文明现象(139)。免费公共厕所的登场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其对改善香港市容作出的贡献不可小觑。
5.对于港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施政绩效的评价
当今学者研究了后进国家或地区摆脱落后面貌的途径，进而归纳出4种重要的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工具，分别为：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140)。就人力资源而言，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并不能算一种有利的资源，因为香港华人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以致不能指望华人能对香港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明的对策。而且，穷苦华人倾向于涌入香港，发迹后的华人倾向于涌出香港，这样的人口流动模式对于解决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颇为不利。就自然资源而言，形势愈发令人堪忧。此际的香港政府连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不能足量供应，又何谈能够有效地解决卫生领域愈发严重的问题呢?另一个在当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就是城市空间狭小，由于缺少宽敞的空间来缓解人地矛盾，导致卫生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当时几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就资本而言，则可用“杯水车薪”一词来概括。香港要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所需的资本绝非小数。而香港偏偏是自由港，港府得自贸易活动的收入有限，其他类收入则更不可恃，财政困局束缚了港府的手脚，使其无力在卫生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新技术的应用而言，则多有值得肯定之处。包括新水库的建设、供水与排污管网的改善、专家的现场指导等，都彰显出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应用与推广，这得益于英式文明的扩散效应。不过由于不利的条件居多，有利的条件偏少，因此港府在卫生领域开展的各项工作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在很多情况下也只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上。若与同期内地典型的口岸城市汉口相比较，香港在城市公共卫生领域的境况并不比汉口更好(141)。若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在19世纪里就能够拥有“柏油道路、供水和地下排污系统、垃圾清运制度、公共卫生设施……并能够提供包括医院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城市也并不算多(142)。总之，在新的有利条件登场之前，港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
四 难以解决的“小问题”——港府在城市公共卫生领域的施政困境
由于此际的香港尚未完全摆脱“群魔乱舞之窟”的城市形象，刑事案件发案率高，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泛滥，华洋社会严重隔阂等社会问题丛生(143)；相比之下，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在港府看来只能算是“小问题”。可恰恰就是这些“小问题”却表现出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特征，很难用一蹴而就的方式在短时间里悉数解决；需要逐步探寻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然后再创造条件对症下药。此外，港府内部不同主事者也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迎合华人卫生习惯，也有人主张推广英式卫生理念，孰是孰非，需要专家的调查、论证，然后才能作出评判，这也就延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1.城市公共卫生工作成效不佳的症结所在
港府大律师欧玛理的一些观点可谓切中肯綮，他指出，在香港这样的热带城市中，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订和执行各类卫生管理条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卫生监管工作非常不幸地沦为洁净局、医院、辅华道、辅政司等好几个相互独立的政府部门的附属性职责，由于这几个部门都有其专属性职责，结果便使得管理卫生事务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被这些部门意识到。而在卫生领域开展工作时，要求其履职人员应当具有专业知识和处置能力，并对发现的问题实施不间断地盯梢，才有望取得持久的成效，可这种并不算过分的要求非当时的条件所能满足。由于港府对卫生工作迟迟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其成效不佳实属正常结果(144)。
此外，华人有时也会抵制政府开展的卫生督查工作。此类督察工作在华人社区所遭遇的阻力大致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华人居民普遍担心配合政府开展卫生督察工作会增加他们的纳税额或其他相关开支，从而进一步加重其生活负担；另一种则是华人居民担心港府官员会借机干扰他们的“私生活”，例如当港府官员要求进入房屋内部的女眷生活空间察看卫生情况时，就会引发华人的强烈反应(145)。诸如此类的抵制行为也确实令当时的主事者一筹莫展。
就开展具体的卫生工作而言，港府能否提供财力保障往往至关重要。例如为了改变城区供水不足的状况，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更高效的调配，需要铺设一套新的城市主供水管网。又如城区旧有的下水道系统糟糕至极，如要彻底改变污水排泄不畅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得把城区全部房屋的排水管道系统统一加以翻新或重建。而开展这些工作耗资巨大，若强令住户们自己出钱来完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穷人占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港府在这一时期的财政状况也并不宽裕，不能提供充分的财力保障(146)。那么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2.不同主事者在开展卫生工作的思路上存在分歧
不同主事者会对卫生工作形成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而且这也有利于通过相互辩难而使纠错机制运转起来，最终促使正确的工作思路得到落实，不过这一过程也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在(1881年前后)香港的公共卫生问题日益突出的这段时期担任港督者为轩尼诗，他有着丰富的殖民地履职经验，对香港社会舆情体会深刻，这一长处是其他专管卫生事务的下属官员所不具备的。他意识到要使一项措施得到顺利推行，就不能过度地忤逆为数众多的香港华人的感情。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由于影响面广，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社会震动，因此过于前卫的政策往往会因不得人心而流于失败；唯有依赖华人住户的积极配合，特别是要博得华人上层社会成员的支持，才有望使该领域的工作获得成功。因此他主张在物色负责卫生事务的洁净局局长人选时，务必要从熟悉华人社会的官员中遴选(147)。这就反映出轩尼诗具有明显的亲华倾向，他往往会认可乃至过分纵容华人传统的卫生习惯。轩尼诗曾一度认为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铺设一套全地下的排污管道系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下排污管道在中国内地城市不多见，会与华人的卫生习惯发生龃龉，遭到华人的抵制(148)。又如总风化官普莱斯曾对维多利亚城的水井实施过比较严密的巡查监控制度，力图阻止井水的水源受到污染，可是当轩尼诗主政后，巡查监控制度都被他以“妨碍华人生活”为由叫停了(149)。在认同西式卫生理念的其他港府官员看来，轩尼诗这样的态度和做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总风化官普莱斯坚决反对轩尼诗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施政理念，为此他不惜越级向殖民地部提出申诉：“轩尼诗总督为了迎合华人那套偏陋之见，在香港这样一个地处热带区域的东方城市，悍然叫停了原先实行的那些非常必要的卫生措施，此举极其失策……在轩尼诗的默许下，当前驻港英军的兵营已被华人居住区所包围，而这些华人恶劣的卫生习惯很难加以矫正和遏制，因此一旦华人居住区出现病菌传播，兵营注定在劫难逃。”(150)香港驻军医务部总医官麦金农也坚决反对轩尼诗在公共卫生领域推行的政策，称：“轩尼诗在卫生事务上未能秉持英式理念，竟然向那些无知的华商征求意见，进而将这些意见作为其施政的基础，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轩尼诗甚至还以‘扰民’为由，不允许不文明现象检察官们进入房屋里面监督华人冲刷、清洗房屋内的下水管道，以及监督华人为下水管道安装S弯防臭阀，于是香港的华人居民便松懈下来，不去落实那些原本会取得良好效果的卫生措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轩尼诗还颁布了新版卫生管制条例，在这些新条例当中，香港的欧裔人口竟然被与华人摆在一起等同对待，条例要求所有香港人都应统一按照华人那套卫生习惯来落实具体的卫生措施，这简直是置香港全部人口的生命安全于不顾。”(151)这些反对意见表明港府内部不同主事者在开展卫生工作的思路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有鉴于此，宗主国政府于1881年决定选派资深专家C先生亲赴香港实地调查相关的情况(152)。在宗主国政府发给C先生的训令当中包含有如下明确的指示：C先生应当细致地调查清楚香港当前的卫生状况，并撰写出详尽的调查报告，以帮助宗主国政府断定香港当前在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到底严重到何等程度。C先生还应当对香港现行的卫生管制条例中存在的缺陷提出总体改正意见，并拟订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且要对人口密集的维多利亚城的卫生状况给予特别关注。在训令所附的细则当中，宗主国政府要求C先生考察香港现行的污水排放模式和污物清理措施(包括华人房屋内惯用的积污桶的功效)，对比香港各类公私建筑物中的水冲厕所和干土埋污厕所各有何利弊，弄清不同类房屋的室内下水管道系统存在哪些问题，调研华人居住区房屋和街道的卫生状况，特别是华人房屋当前的分布格局到底会对维多利亚城驻军的健康状况产生哪些不利影响(153)。这样一来，由专家出面调查而得的结论将有助于推动正确的措施得到落实，使有关各方的争执得以平息，从而避免了“议而不决”现象的上演。本文前半部分所依据的资料有很多就引自C先生经过细致调查后于1882年撰写的极为详尽的《香港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该报告经笔者全文翻译而得的中译文稿长达7万余字，内容涉及19世纪80年代的香港在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应对之策。
五 余论
行文至此，有三个问题引发了笔者的关注和反思。其一，港九时期的香港既然如此拥挤、逼仄、肮脏，论理不可能吸引大批华人蜂拥而入，争相到此过一种不堪入目的生活。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港九时期香港的人口数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1860年前后的香港只有数万人口，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已增长至20万以上(154)。那么是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能把数十万华人吸引到这块弹丸之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粗略言之，内地高度尖锐的人地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一种将过剩人口向域外挤压的“推力”，而且在这些过剩人口当中，20岁上下的年轻人口当占较大比例。香港蒸蒸日上的转口贸易和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则提供了大量的获利机会和用工需求，这就表现为一种“拉力”，以致“要发财、去香港”逐渐成了当时广东底层社会人口的共识(155)。当时日本驻香港领事曾以广东花席编织业的工资水平为例，展示出粤港两地普通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相差很大(156)。尽管有一些华人在香港发迹后会选择长期在此定居，但多数人往往格于在香港缺乏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赚到钱后选择回乡置业，所以此期的香港人口具有极其明显的流动性特征，发迹者往往挟裹着钱财离去，而巨量一文不名者则在同侪的感召下纷至沓来。因此在香港华人社会中，底边社会的穷人总是占多数，这一点在前文的论述中当能感受到，当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及人口流动模式长期表现出这种特征时，自然不能奢望城市的公共卫生环境能有多好。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一时期香港的地狭人稠现象。
其二，港九时期的香港，确实处于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不过港府在应对和解决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倒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施政理念。这些可圈可点之处不但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极度缺失，就是放在今日来看，亦不乏文明与进步之气。首先，港府在施政过程中已彰显明确的法制理念。当港督轩尼诗要做出特定决策之际，会咨询专业法律顾问，以获知相关事宜或举措是否合法。以治理群租房现象为例，港府大律师欧玛理明确表示只要特定地块或房屋的业主(包括房主和租户)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港府便没有权力去干涉其活动，包括限制其建房行为和居住方式。而对于住户乱扔垃圾污物的行为，则唯有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才能对相关涉事人等提起诉讼(157)。而华人如欲在香港营建任何工程，必须依照《香港营造条例》的规定先呈报港府相关部门审批，申明其施工方案、施工位置、施工期限、临时侵占公地的范围，脚手架搭设与拆除时间等事项，依法获批后方可动工(158)。其次，港府注重以科学理念为指导来解决现实问题。在当时英国人围绕香港华人居住区的卫生问题撰写的调查报告当中，诸如“不合理”“糟糕”“与污秽为友”之类的词汇出现频率很高，英国人动辄指责“华人房屋设计结构不合理”“室内外卫生设施很糟糕”“底层华人喜欢与污秽为友”“华人居住区简直就是疫病的发源地”“(踏入华人房屋的欧裔人口)常常忍不住从房子里跑到街上呕吐”等等(159)，这样的语句固然表现出大部分英国人的高傲态度和对此际香港华人社会的不屑神情，但是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施工理念和卫生意识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已然严重落伍了(160)。而日后的香港之所以能将文明进步的面貌呈现给世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人在城市管理领域引入的科学理念。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港府选址修建新水库的过程中，现代科学理念的应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的施工设计方坚持只从一处大型蓄水池获得水源，这样做有利于控制污染源(161)。施工过程中，有关各方对于水坝高度的测控、筑坝所用材料的供应、工期安排、水库区水样检测点的设置、施工监理人员的选择、工程所需机械设备的采购等具体工作均进行了科学、系统、高效的安排(162)。整个工程的设计流程、施工方案、招投标模式在今天看来都颇具现代色彩。另一个颇有意义的科学思路是港府已初步意识到要从“公共品”的投资与获益理念出发，解决当时香港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所论述。20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本之道。时至今日，“公共品”的理念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所认可，并被用来指导解决当前的全球环境问题(163)。
其三，近代香港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令人诟病的问题，究竟属于个别城市的特性，还是属于多数城市的共性，研究全球城市化问题的学者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包括住房拥挤、供水不足、厕所简陋、垃圾处理设施滞后、传染病流行等在内的各类城市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在多数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属于共性的问题，有些非洲和拉美城市至今仍未将这些问题妥善解决(164)。如此说来，后人便不应对香港历史上曾出现的这些问题给予过多的负面评价，若是考虑到港九时期的香港所能开辟出的城市空间极为有限，况且还面临着人口数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大、人口异质化程度增强等“沃思理论”公认的三大不利因素(165)，那么此期香港城市公共卫生领域涌现出的问题尚未完全失控，也没有严重影响到香港在19世纪末成功跃升为亚洲多功能网络中心城市，则港府在该领域之作为当属不易之成就矣(166)。
注释：
①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爱尔兰大学出版社编：《英国议会文书(中国事务专辑第26卷)·1862-1881年间有关香港事务之函件集》[Irish University Press eds.,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Vol.26,Correspondence,Dispatches,Reports,Returns,Memorial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1862-1881.(以下简称BPP Vol.26.)]，香农：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1页。
②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203页；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9～83页。
③维多利亚城作为此时香港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坐落于山脚下，由于受山体遮挡，不易被季候风吹拂，这对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很不利。参见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41页。
④保罗·诺克斯、琳达·麦卡锡：《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导论》，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384页；理查德·格林、詹姆斯·皮克：《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55页；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第353页。
⑤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张晓辉：《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毛立坤：《晚清时期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1869-1911)》(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兰静：《近代香港外来移民与香港城市社会发展(1841-1941)》(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1年。
⑥参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王赓武：《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欧德礼：《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rnest John 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香港：凯利威尔士公司1983年版；M.K.陈：《危险的平衡：介于中英两国之间的香港(1842-1992)》(Ming K.Chan,Precarious Balance: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1842-1992)，纽约：夏普出版社1994年版；S.张：《香港现代史》(Steve Tsang,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中文繁体字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蔡榮芳：《香港华人社会史：一个英属殖民地的社区与社会动乱(1842-1913)》(Jung-Fang Tsai,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1842-1913)，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N.麦娜：《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Norman Miners,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J.M.卡罗：《帝国边缘：香港华人中产阶级的形成》(John Mark Carroll,Empires' Edge:The Making of Hong Kong Chinese Bourgeoisie)(博士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98年；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Chan Wai Kwan,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1年版；钟宝贤：《香港华商群体与华南政治变革(1900-1925)》(Stephanie Po-yin Chung,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1900-1925)，纽约：圣马丁氏出版社1998年版。
⑧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年版。
⑨轩尼诗：《阳台：在直辖殖民地任职时期的一些往事》(James Pope Hennessy,Verandah:Some Episodes in the Crown Colonies,1867-1889)，伦敦：昂文出版社1964年版；轩尼诗：《半直辖殖民地任职记：香港笔记》(James Pope Hennessy,Half-Crown Colony:A Hong Kong Notebook)，伦敦：朱纳森开普出版社1969年版。
⑩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香港旧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
(11)明柔佑等编：《香江旧闻——十九世纪香港人的生活点滴》，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
(12)郑宝鸿：《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蒙敏生、颜文斗：《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黎健强、高添强：《彩色香港(1940s-1960s)》，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版；高添强：《彩色香港(1970s-1980s)》，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格雷格·吉拉德、林保贤：《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
(13)金子常光绘：《香港》，日本名所图绘社1940年印刷(该图现收录于钟翀编：《旧城旧影：日绘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地图》，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5页)。
(14)《香港全景》《从海港看港岛》，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香港旧影》，第4～7页。
(15)作为比较，今日中国人口密度在1000人/平方公里左右的代表性城市有成都(1143)、苏州(1231)、南京(1247)、武汉(1247)等，参见《2016年全国主要城市人口密度排名》，原载中商情报网。
(16)(1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军务秘书致代理港府秘书函》(Acting Assistant Military Secretary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BPP Vol.26.第11页。
(1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轩尼诗致宗主国大臣金伯利函》(Governor Sir J.Pope Hennessy,K.C.M.G.,to the Right Hon.The Earl of Kimberley,September 12,1881)，BPP Vol.26.第11页。
(19)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建筑物检察官致代理总风化官函》(Inspector of Buildings to Acting Surveyor-general)，BPP Vol.26.第16页。
(2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总风化官致代理港府秘书函》(Acting Surveyor-general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BPP Vol.26.第15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港府秘书致代理军务秘书函》(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to Actin Gassistant Military Secretary)，BPP Vol.26.第16～17页。
(2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批示函》(Minute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BPP Vol.26.第24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轩尼诗致宗主国大臣卡纳封专函(之一)》(Gorvernor J.Pope Hennessy,C.M.G.,to Earl of Carnarvon)，BPP Vol.26.第25页。
(2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军方医务部总医官就香港的卫生情况所发表的评论》(Observations by Surgeon-General W.A.Mackinnon,C.B.,Army Medical Department,on Sanitary Matters in Hong Kong)，BPP Vol.26.第44～45页。
(2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皇家代理人函》(Mr.Chadwick to the Crown Agents)，BPP Vol.26.第62页。
(2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港府秘书致代理军务秘书函》，BPP Vol.26.第14页。
(2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总风化官报告》(Report by the Acting Surveyor-Generaal)，BPP Vol.26.第14页。
(2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军方某官员致军务秘书函》(To the Military Secretary)，BPP Vol.26.第15页。
(27)吕大乐：《传说中的“三不管”地带》，格雷格·吉拉德、林保贤：《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第270～283页。
(2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批示函》，BPP Vol.26.第24页。
(29)“棚民”系专指在山地区域临时搭棚而居的流动人口，多出现在人地矛盾较为尖锐的地区(谢宏维：《清代棚民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
(30)诺仑哈公司编：《香港殖民地历史统计摘编》(Noronha & Company,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香港：诺仑哈公司1932年版，第14、24页。
(3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不文明现象检察官报告》(Report of the Inspector of Nuisances)，BPP Vol.26.第30～32页。
(3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军方指挥官1881年机密报告提要》(Extract from the Confidential Report of the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Hong Kong,for 1881)，BPP Vol.26.第64～65页。
(33)《一九五零年代香港大坑山上的寮屋》，黎健强、高添强：《彩色香港(1940s-1960s)》，第66～67页；《一九七一年香港坚尼地城域多利道旁的寮屋》，高添强：《彩色香港(1970s-1980s)》，第96页；《田园·城市》图片，蒙敏生、颜文斗：《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九龙区的山边木屋》，郑宝鸿：《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第77页。
(3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民事医院化验科呈水井水质检测报告》(Report on certain Well Waters furnished to Osbert Chadwick,Esq)，BPP Vol.26.第59页。
(3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化验员HMC致港府医官函》，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92页。
(3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不文明现象检察官报告》，BPP Vol.26.第30～32页。
(37)A.F.韦伯：《19世纪城市的成长》(Adna Ferrin Weber,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转引自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页。
(3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大律师批文》(Minute by MR.Omalley,Attorney-General)，BPP Vol.26.第42～43页。
(39)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埃特尔报告》(Report by DR.Eitel)，BPP Vol.26.第37～38页。
(40)(4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军务秘书致代理港府秘书函》，BPP Vol.26.第11页。
(41)容积率又称建筑面积毛密度，是指一个小区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对于住户来说，容积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住的舒适度，多层住宅的容积率不应超过3(陈昌勇：《城市住宅容积率的确定机制》，《城市问题》2006年第7期)。
(4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总风化官致代理港府秘书函》，BPP Vol.26.第15页。
(43)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Chan Wai Kwan,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4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报告》(Report of Colonial Surgeon)，BPP Vol.26.第34页。
(46)所谓“热屋子”就是一种墙挨墙连续、密集地盖在一起的房子，此类房屋的采光和通风性能均极差[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军方医务部总医官就香港的卫生情况所发表的评论》，BPP Vol.26.第45页]。
(4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62页。
(48)关于此种“小顶阁”的图片，可参见《临空木吊阁图》，载郑宝鸿：《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第81页。
(49)某港府官员曾于1878年巡查了一些华人居住区，发现华人住户在室内养猪的情况极为多见。不但一层的住户会养猪，二层、三层的住户同样也会在所住的楼层养猪。有的住户将猪圈养在厨房里，有的住户则将床板下的狭小空间辟为猪圈。加之楼层之间的楼板比较单薄且多有裂隙，结果上层住户所养的猪排泄的屎尿往往会从下层住户的房顶上坠落。另一名港府官员甚至还发现有住户在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养牛[H.莱斯布里奇：《香港：稳定与变革》(Henry Lethbridge,Hong Kong,Stability and Change:a collection of essay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第292页]。
(5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42页。
(51)王韬：《香港略论》，《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87页。
(52)(55)(56)(58)(59)(6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25、127、128，140，73，125，126，127页。
(53)亨利·阿瑟·布莱克(卜力)：《港督话神州》，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2页。
(54)关于此类占道做工的图片，可参见《约1960年的湾仔坚尼地街图》，载郑宝鸿：《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第171页。
(57)保罗·诺克斯、琳达·麦卡锡：《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导论》，第59～60页。
(6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报告》(Report of Colonial Surgeon)，BPP Vol.26.第34页。
(6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埃特尔报告》，BPP Vol.26.第37～38页。
(6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普莱斯关于地下设施的一份文件》(The following papers respecting basements or underground rooms are printed for official reference)，BPP Vol.26.第36页。
(6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埃特尔报告》，BPP Vol.26.第37～38页。
(6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报告》(Report by the Surveyor General)，BPP Vol.26.第39～40页。
(6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东华医院人员答复函英译稿》，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38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SM报告英译稿》，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39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TTW报告英译稿》，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39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埃特尔报告》，BPP Vol.26.第40页。
(6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报告》，BPP Vol.26.第34页。
(6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Colonial Surgeon)，BPP Vol.26.第74页。
(69)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1880年7月28日辅政司会议记录摘编》(Extracts from Minutes of Executive Council,held on Wednesday,28th July,1880)，BPP Vol.26.第43页。
(7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年度报告》，BPP Vol.26.第74页；关于华人临空晾晒衣服的场景，可参见《市区旧楼住宅及骑楼外的晾衫竹》图片，郑宝鸿：《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第20～21页。
(71)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第105页。
(7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62页。
(7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32页。
(7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1880年7月28日辅政司会议记录摘编》，BPP Vol.26.第44页。
(75)(76)(79)(80)(82)(8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31、133、133、140、133、127页。
(7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殖民地医官批示函》(Minute by the Colonial Surgeon)，BPP Vol.26.第24页。
(78)关于收粪工人的工作场景，可参见图片《香港街景(街道右侧为致祥当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香港旧影》，第54页。
(8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批示函》，BPP Vol.26.第24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32页。
(8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军务秘书致代理港府秘书函》，BPP Vol.26.第11页。
(8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皇家总工程师回函》，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14页。
(8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致代理港府秘书函件并附不文明现象检察官之报告》(Surveyor General's Letter enclosing Report of Inspector of Nuisances)，BPP Vol.26.第29～30页。
(8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护督马斯致宗主国大臣金伯利函》(Administrator W.H.Marsh,C.M.G.to the Right Hon.the Earl of Kimberley)，BPP Vol.26.第66页。相关的图片可参见《水上居民》《铜锣湾避风港内的帆船及舢板》，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香港旧影》，第196页。
(88)(93)(9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30、130～131、128页。
(89)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To the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BPP Vol.26.第53页。
(9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62页。
(91)《孩子·老人》图片，蒙敏生、颜文斗：《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第107页。
(9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护督马斯致宗主国大臣金伯利函》(Administrator W.H.Marsh,C.M.G.to the Right Hon.the Earl of Kimberley)，BPP Vol.26.第58页。
(94)(98)保罗·诺克斯、琳达·麦卡锡：《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导论》，第175页。
(9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62页。
(9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年度报告》，BPP Vol.26.第73页。
(99)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1881年维多利亚城监狱囚犯生病率和病死率统计表》(Table showing the Rate of Sickness and Mortality in Victoria Gaol during the Year 1881)，BPP Vol.26.第84页。
(100)所谓“干土埋污法”，即在大小便完毕后，撒一层干土盖在污物上面以将其掩埋。具体做法是将干土(园林土壤)与粪便混合，旨在使这类混合粪土无害化(无臭化)，或在一定程度上无臭化，继而能在靠近民居的地方存放比较长的时间而不会危及住户的健康，或不会成为令人讨厌的污染源[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39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监狱之卫生状况(1877-1878)与干土埋污系统(摘自监狱管理委员会提交给港督坚尼地之报告)》(Sanltary State of the Gaol(1877-1878)and the Dry Earth System.Extract from the Report of the Gaol Committee laid before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Sir Arthur Kennedy,K.C.M.G.)，BPP Vol.26.第23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殖民地医官解释函》(Explanation by the Colonial Surgeon)，BPP Vol.26.第25页]。
(10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殖民地医官批示函》，BPP Vol.26.第24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轩尼诗致宗主国大臣卡纳封专函(之一)》，BPP Vol.26.第25页。
(102)J.W.诺顿·凯西：《香港的法律与法院史》(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Tracing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China and Japan and Including Parliamentary Debates and the Rise,Progress,and Successive Changes in the Various Public Institutions of the Colon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伦敦：昂文出版社1898年版，第1卷，第9～28页。
(10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1880年东华医院接诊情况统计表》(Table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Tung Wah Hospital during the year 1880)，BPP Vol.26.第87页。
(10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年度报告》，BPP Vol.26.第68页。
(105)参见《有关飓风的报导》(原标题缺)，《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年9月9日)；《香港大风》，《教会新报》(1873年10月25日)；《香港飓风》，《申报》(1874年9月28日)；《复述香港飓风》，《申报》(1874年9月29日)；《述香港遭风惨变》，《申报》(1874年9月20日)；均转引自明柔佑等编：《香江旧闻——十九世纪香港人的生活点滴》，第210～226页。
(106)《1907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报告》，李少军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10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民事医院代理监督官致港府医官函》，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74～75页。
(108)张振江：《早期香港的社会和语言(1841-188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页。
(109)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第155页。
(110)中位数是指通过按数值大小排序得到的中间排位的数值，它不易受最大、最小两类极端数值的影响。中位数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平均数和众数的优点，容易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所选样本中部分数据的变动对中位数没有太大影响。
(11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35页。
(112)S.张：《香港现代史》，第84～102页。
(113)钟宝贤：《香港华商群体与华南政治变革(1900-1925)》(Stephanie Po-yin Chung,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1900-25)，纽约：圣马丁氏出版社1998年版。
(114)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第160～161页。蔡榮芳：《香港华人社会史：一个英属殖民地的社区与社会动乱(1842-1913)》，第124～143页。
(115)约翰·J·麦休尼斯：《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6页。
(116)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3～461页。
(11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大律师批文》，BPP Vol.26.第42～43页。
(11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就干土系统之卫生状况所作批示》(Sanitation-Dry Earth System of Conservancy.Minute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BPP Vol.26.第29页。
(119)(120)(122)(123)(12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50、129、98、146、97页。
(12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95页。
(12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民事医院化验科呈水井水质检测报告》(Report on certain Well Waters furnished to Osbert Chadwick,Esq.)，BPP Vol.26.第59页。
(12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护督马斯致宗主国大臣金伯利函》，BPP Vol.26.第58页。
(12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普莱斯致殖民地部函》(MR.J.M.Price to Colonial Office)，BPP Vol.26.第63页。
(12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43页。
(129)据统计，在1871年至1891年间，底层劳工占香港总人口的比例在77.2％-91％之间波动(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第145、153页)。
(13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批示意见》(Minute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BPP Vol.26.第37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备忘录》(Minute by the Surveyor-General)，BPP Vol.26.第37页。
(13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53页。
(132)(13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监狱到访司法人员O和W二先生所撰报告书摘编》(Extract from an entry in Hong Kong Gaol Visiting Justices' Book by Dr.Obrien and Mr.WODEHOUSE)，BPP Vol.26.第27页。
(13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军务秘书致港府秘书函》，BPP Vol.26.第33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秘书致港府医官函》(Colonial Secretary to Colonial Surgeon)，BPP Vol.26.第35页。
(13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95页。
(13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致代理港府秘书函件并附不文明现象检察官之报告》，BPP Vol.26.第29页。
(13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95页。
(138)(139)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卫生状况报告》，BPP Vol.26.第153页。
(14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901～912页。
(141)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7页。
(142)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页。
(143)J.M.卡罗：《帝国边缘：香港华人中产阶级的形成》(John Mark Carroll,Empires' Edge:The Making Of Hong Kong Chinese Bourgeoisie)(博士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98年，第14～38页。
(144)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大律师批文》，BPP Vol.26.第42～43页。
(145)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94页。
(146)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95页。这一时期港府财政困窘的态势可以从其所开辟的各种离奇税目中得到体现[石楠：《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毛立坤：《化赌癖为利源：港督麦当奴应对贸易萧条局面的策略》，《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14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督轩尼诗致宗主国大臣金伯利专函》(Governor Sir J.Pope Hennessy,K.C.M.G.,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Kimberley)，BPP Vol.26.第22页。
(148)(149)(15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普莱斯致殖民地部专函》(MR.J.M.Price to Colonial Office)，BPP Vol.26.第19、63、19页。
(151)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香港军方医务部总医官就香港的卫生情况所发表的评论》，BPP Vol.26.第44～47页。
(15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殖民地部致军方函》(Colonial Office to War Office)，BPP Vol.26.第20页。
(153)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殖民地部致皇家代理人专函》(Colonial Office to Crown agents)，BPP Vol.26.第21页。
(154)诺仑哈公司编：《香港殖民地历史统计摘编》，附录页。
(155)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第150页。另据当代学者研究，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最具移民倾向[理查德·格林、詹姆斯·皮克：《城市地理学》，第302页；保罗·诺克斯、琳达·麦卡锡：《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导论》，第221页]。
(156)《1890-1893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报告》，李少军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157)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代理港府秘书致代理军务秘书函》，BPP Vol.26.第12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大律师批示意见供港督决策参考》(Copy of Opinion of the Attorney-General)，BPP Vol.26.第12页。
(158)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普莱斯关于地下设施的一份文件》(The following papers respecting basements or underground rooms are printed for official reference)，BPP Vol.26.第36页。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总风化官普莱斯致港府秘书函》，原稿无英文标题，本处提要名称系根据原稿内容拟定，BPP Vol.26.第37页。
(159)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关于香港早期历史上阶级形成过程的三项研究》，第152～154页；H.莱斯布里奇：《香港：稳定与变革》，第167页；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第292页。
(160)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港府医官报告》，BPP Vol.26.第34页。
(161)从金子常光所绘制的香港鸟瞰图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水库的选址均在人口相对较少的高海拔地带(金子常光绘：《香港》，日本名所图绘社1940年印刷。该图现收录于钟翀编：《旧城旧影：日绘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地图》，第124～125页)。
(162)档案内容(中译文)提要：《C先生致殖民地的皇家代理人函》，BPP Vol.26.第53～57页。
(16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452～471页。
(164)保罗·诺克斯、琳达·麦卡锡：《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导论》，第172～176页。
(165)蔡榮芳：《香港华人社会史：一个英属殖民地的社区与社会动乱(1842-1913)》，第94～99页。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第194～195页。
(166)关于香港的城市功能向亚洲网络中心城市演变的过程，可参见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