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关 键 词：大国关系 权力转移 中俄结盟 战略伙伴 俄罗斯国家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崛起及面临的崛起压力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结盟以化解困境的热烈讨论，对中国是否应与俄罗斯结盟的讨论也日益增多。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力挤压，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也面临美国的无端干预，两国同时都面临体系内主导国施加的强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中俄在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协同合作再次引发外界关于中俄结盟的猜想。①国际国内舆论不断出现关于中俄结盟问题的猜测，反映的是两国共同面临美国及其盟友制约的现实情况。
学界中主张中俄结成正式联盟的观点主要是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和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来论证中俄结盟的意义。②张文木教授认为，中国是否需要结盟、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自身利益需要而定。他认为，当前中俄结盟的主要目标应是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即美国遏制与中俄反遏制，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应避免二战前德英冲突和二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留有空间。③笔者基本赞同张文木教授所做的分析，中国快速崛起使得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思潮上升，中国需要依据自身的国家利益，独立思考和调整不结盟政策。不过笔者认为需要商榷的是，捍卫一个既有体系是一个防御性的目标，而在当前格局下中俄结盟是一个改变大国权力格局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战略，具备一定的进攻性；④虽然以进攻性的手段实现一个防御性的目标有理可循，但从战略上看，激烈的手段与有限的安全目标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错配。虽然结盟手段使得安全目标的实现有了较大可能性，但实现该目标还存在其他的战略选择，包括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协调沟通等，在这些双边和多边手段被证明失效之前，大国结盟，特别是俄罗斯作为军事第二强国和中国作为经济第二强国之间的结盟行为，将极大地冲击既有国际格局，从而引发主导国和其他大国的强烈反应。因此，中俄通过缔结条约等形式结成正式联盟，在外交上能够留给美国的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因为除了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之外，并不存在其他需要中俄结盟应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阎学通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国家间结盟的根本目的，认为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弱，考察俄罗斯是否是可靠的盟友主要取决于结盟为双方带来的战略利益。⑤对于反对中俄结盟学说提出的中国有可能被俄罗斯拖入区域外战争的担忧，阎学通教授认为，核禁忌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使得俄罗斯有能力应对周边战争，并不需要他国的军事支持，从未来十年的趋势看，并不存在发生俄罗斯需要中国出兵支持的战争的风险。⑥上述观点进一步厘清了结盟手段的必要性和中俄结盟可靠性等问题，共同利益使得中俄两国的战略接近和战略互信有了现实基础，背叛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阎学通教授的主张引导了国内关于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和中俄结盟的学术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大与军事实力足以应对周边战争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逻辑失衡。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大意味着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很大，且与中国面临的威胁存在共性，这种共同威胁的程度需要两国结盟才能应对。在当前格局下这种威胁只能是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但另一方面是核武器时代的大国无战争理论，即大国之间无法打大仗，俄美之间卷入正面军事冲突的潜在代价使得这种对抗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这种战略安全威胁不太可能是俄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更可能是来自两国在战略缓冲区或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冲突。仅就冷战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在只面临有限周边战争的情况下，俄罗斯是有能力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的，他国支持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道义上。⑦对于政治和道义支持，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政治机制下就可以实现类似目的，此时如果结盟，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何中俄要抛弃一个被证明有效的双边机制。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注意到并积极认同中国结盟政策和中俄结盟建议的积极成果，⑧在大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相关国家的外交行为也面临调整。本文认为，中俄两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压力具备促成双方结盟的条件，这也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不断深化的原因所在，未来并不排除两国结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中俄结盟仍处于学术探讨阶段。如果说中俄战略协调关系已经上升到所谓准盟友的水平，两国盟友关系只剩一层窗户纸的话，那么本文倾向于研究窗户纸迟迟没有被捅破的原因，即虽然存在结盟的条件和动力，两国为何没有正式结盟？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结盟理论关注的本质，即共同利益和共同战略威胁问题。在承认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高度契合的前提下，需要讨论如下问题：这种利益的共性是否达到了促使两国结盟的高度？两国面临的共同战略威胁是否会发展到需要两国正式结盟才能应对的程度？与中国结盟是否契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否能支持与中国结盟？当前关于中俄结盟问题的研究还缺乏俄罗斯视角下的分析，因此，本文拟分析在国际格局经历深刻变化的前提下，俄罗斯战略选择的成因和成本收益，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角度审视中俄结盟的概率和时机。
二、结盟概率与时机
在国家结盟理论中，对于结盟原因的讨论主要包括权力制衡、威胁制衡、共同利益等，有关的理论论争推动了同盟理论的发展。⑨除了研究建立联盟的原因和方式之外，关于结盟概率和结盟时机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间结盟的概率更大？在怎样的情况下国家关系会突破临界点结成正式联盟？沃尔特(Stephen M.Walt)较早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外部威胁的四个因素，即实力对比、地理位置、进攻实力和攻击意图，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结盟概率问题。⑩权力周期理论进一步拓展了以上问题，提出国家间相对实力及其变化可以作为研究结盟概率的重要指标。当体系中主要大国间的权力对比出现临界的不均衡的系统性变化时，战争概率上升，体系更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变化。(11)丹尼尔·邱(Daniel Y.Chiu)进一步完善了临界变化这一概念，并把临界点定义为国家之间权力周期和角色的突然的非线性变化，且类似变化具备导致体系结构变化的潜在作用。(12)因此，在体系变化的临界点，国家间结盟的概率可能增加。(13)
对于体系内的主导国、大国(包括崛起国和其他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来说，在当前的国际体系环境下，这个临界点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潜在挑战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出现加速缩小的情况，使得主导国对体系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产生新的认知，二是潜在挑战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与主导国相当的水平，体系内开始出现新的权力结构。因此本文认为，不应该将权力制衡与威胁制衡两者对立起来，应该看到在权力格局变化接近临界点时，有关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全面加大也可能减小对某国的威胁认知，前者会导致国家间关系恶化，后者则更有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上升。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或者感受到在体系内地位的变化，会创造新的安全形势，国家或认为这种体系变化对自身安全带来威胁，为了适应体系变化而采取的外交政策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威胁。(14)
当前的体系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类似的深刻变化，作为崛起国，中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的确出现加速缩小的情况。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虽然国民生产总值仅在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但已远强于十年前，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已非数量级的差别。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预测时间不断被修改和提前，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一份报告甚至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就将超越美国。(16)无论哪种预测更准确，本文倾向于认为，基于当前中美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还需要约十年的时间去完成对美国的超越。目前中国是体系内的第二经济大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军事强国，加上积极主动的外交态势，未来十年内具备威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唯一国家只可能是中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需要的时间更长。目前我们虽然无法定义一个相对肯定的时间表，但军事赶超的时间至少要比经济赶超的时间长，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是比较合理的预测。
一般认为，在临界点或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由于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国家对于相对权力的分配、威胁的认知和对安全地位失衡的担忧都在上升，从而促使国家之间结盟，并且结盟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增大。如果说中国快速崛起引发了人们关于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预期，那么中美绝对实力的差距使得这种预期仍更多地停留在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上。对于美国来说，来自中国赶超的威胁是长期层面的，是对权力结构变化的预判，对于潜在威胁采取适当的防范手段是合理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双方战略竞争加剧，关于中国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也很多，观点各有不同。对于中俄接近，美国国内存在加强遏制“俄中轴心”的主张，(17)一部分战略人士则认为，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乃至在相对较弱的经济政策上都更具攻击性，因此，主张加强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防止中国被迫与俄罗斯接近甚至结盟。(18)无论如何，在当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当前权力周期大国权力体系的稳定与否，同时崛起国的战略行为和选择也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反应。
如果主导国在全力遏制的行为方式之外，实行相对温和的容忍政策，例如扩大与大国特别是崛起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以增加崛起国通过结盟或战争实现崛起目标的潜在成本，类似策略选择也可以有效地影响大国行为。这符合心理学中的损失规避概念。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19)如果主导国施加的战略压力过大，使得崛起国认为无论结盟与否，崛起中的大国都将面临美国的遏制，那么大国结盟应对主导国及其盟友体系将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
关于结盟对象的选择及其可靠性，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果中俄结盟，双边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因此中俄同盟的可靠性受中国影响将大于受俄影响，这如同美日同盟的可靠性主要靠美国的诚信而非日本的诚信。(20)从实力对比的角度看，中俄经济实力差距将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拉大，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大于中国，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段时期里，中俄结盟都将是实力对等的同盟，双方实力处于同一级别，因此中国当前在经济、人口(俄罗斯面临比较大的人口压力)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在双方结盟中让渡一部分领导权，或至少保持共同领导的模式，将加大与中国结盟对于俄罗斯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提高中俄结盟的概率和可靠性。
在三种情况下结盟概率将下降，一是结盟当事国国力较弱，结盟后实力相加也远逊于主导国，二是不存在有效的结盟对象，三是当事国认为绥靖政策仍可取，即妥协的成本收益仍优于结盟对抗。(21)对于第一种情况，例如，冷战后至21世纪初在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下，在美国盟友体系之外的几个大国之间即使结盟，实力相加也远逊于美国，因此此段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对抗性的国家同盟来制衡美国。第二种情形可见于一战与二战时期的欧洲列强，虽然感受到崛起国美国的压力，但欧洲国家之间专注于在欧洲大陆的彼此争夺，相互之间很难成为有效的结盟对象。第三种情况则广泛见于在大国权力对比变化时采取绥靖政策的国家，如二战时的英国对于德国。再如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比较符合第三种情况，因为美国作为体系内唯一超级大国，其他大国结盟制衡美国需要昂贵成本，特别是国家在没有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放弃制衡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22)
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特别是对于体系内的大国来说，在临界点到来之前，它们要么并不总是面对高度的不安全环境，要么就是具备一定的能力应对中低程度的安全威胁，因此它们并不总是制衡权力或者威胁；对于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由于实力不足，即使与主要结盟对象成功结成同盟，也无法制衡霸权国。以当前为时间节点，过去十年间，中俄国力都相对较弱，两者结盟后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总和仍远低于美国，彼时的中俄结盟不存在现实基础，在美国仍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中俄结盟概率较小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当前及未来十年内，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俄罗斯的综合实力也有所恢复，军事实力虽然没能恢复至苏联时期的水平，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相较于90年代初期，它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开始缩小，此时谈论中俄结盟已经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学界开始出现关于中俄结盟讨论的原因之一。
从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看，大国关系互动中有可能结盟应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最可能对象也是中俄两国。在当前国际政治条件下，俄罗斯是否参与结盟，更多取决于其在参与结盟中的成本收益情况，只有在它判断参与结盟带来的预期收益超过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时，才有可能展现出参与结盟的积极性，中俄结盟的概率才会增加。因此，有必要分析一定时期内相关国家对国家利益的排序，以及对体系内霸权妥协与结盟对抗所带来的成本收益情况。
三、俄罗斯国家利益分析与中俄结盟概率
当前国内关于中俄结盟的探讨中，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面临的国际压力都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中俄结盟讨论框架下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有待进行更加充分的分析。笔者力图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层面分析俄罗斯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通过理解俄罗斯政府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来分析俄罗斯参与结盟的概率。在分析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的概率时，应首先考虑到当前国际关系现状、中俄两国各自国家利益以及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在两极时代，中、美、苏之间的关系互动也是不断演变的，例如结盟(中苏1950～1960)、重新组合(中美缓和，1972～1978)、回归国际政治中心(中国，1982年之后)，主要特点都是两强联合，增加第三方的安全成本。(23)21世纪伊始，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以来，在秉持了苏联乃至叶利钦时期的一些特点的同时，俄罗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认知和实际外交政策中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对俄罗斯相关国家利益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俄结盟问题。
(一)政治层面分析
政治层面分析更多地涉及国家目标与战略的选择。俄罗斯一贯的外交方略是，即使在实力处于低谷时，也保持大国雄心，在外交上注重维护自身的大国影响力和地位。历史上，当实力急剧下降时，俄罗斯努力减少外部麻烦，并力争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这是其外交的基本特征之一。(24)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军事实力大打折扣，无法维持苏联时期的军事存在，但自普京上台以来，在即将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职位之时，他就开始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再次唤醒俄罗斯人的大国意识，他也力图将俄罗斯打造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与美国、中国和欧盟具备平等地位的独立一极。(25)普京强调俄罗斯过去和将来都是“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始终是俄罗斯思想和政策的基石。(26)
2012年12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为俄罗斯勾勒出的大国之路强调坚持“三个不变”：第一，安全上坚持军事立国；第二，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多极化；第三，在内政上坚持整合国内力量与增强国家认同感，“俄罗斯永远是俄罗斯”是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的经典语句。(27)《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是俄罗斯的“外交基本法”。(28)2013年年初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是俄罗斯外交的纲领性文件，强调俄罗斯外交方向主要是：发展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关系为第一战略优先，全力构建“欧亚联盟”，在重点发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9)与上一次修订相比，新版《构想》突出了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总体地位，强调加强双边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在俄罗斯大国外交战略中，建立欧亚联盟是重要的一环，在对外政策重点的排序方面，独联体也被列为重中之重，被俄罗斯政府视为“特殊利益地区”。(30)独联体国家经济潜能尚未被完全挖掘。自然资源方面，它们总计拥有20％的世界石油储量，煤的25％，天然气的40％，水资源的11％，森林的25％，耕地的13％；其他方面，它们总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的16.4％，总人口为世界的4％，内部市场发展空间巨大。(31)在普京大力推进的欧亚联盟理念中，主要包括独联体内的俄罗斯、中亚、东欧等地，大体相当于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岛”，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说法是，“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32)2011年，在普京的倡议下，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方案；2014年5月，三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宣布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33)不过，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克服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特定领域产品的相互竞争，当前欧亚联盟一体化水平只相当于90年代的欧盟。(34)乌克兰政治危机和随后西方制裁引发的俄罗斯经济危机给这一设想带来巨大冲击，但是在“危机驱动一体化”理念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危机反而使得区域内各国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扩散性，因此调整一些功能领域的合作方式，有助于克服欧亚地区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35)俄罗斯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目标，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目标，类似尝试还将继续。
因此，普京外交重要性排序是近邻，即独联体国家、中国和欧洲，他始终把俄罗斯与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为“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凝聚各国的不仅是“坚实的睦邻友好关系”，还包括共同历史和一起赢得的“伟大的卫国战争”。(36)2012年再次就任总统以后，普京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就选择了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其中前两个国家，即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组成的统一经济体系是普氏强国战略的根基，是普京独联体战略的核心国家，这两个国家太强或太弱都是普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都会增加这两个国家的离心力；另外一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和集安组织若即若离，则是普京独联体战略工作的难点。(37)因此，无论从重要性还是紧迫性来看，与独联体国家关系都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欧亚联盟的远景目标在于综合发挥成员国在自然、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总体优势，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始终相信只要保有对后苏联空间的绝对影响力，就可以把俄罗斯打造成独立于中美欧之外的新的一极力量。(38)
当前，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式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大国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当前世界形成了多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国际格局出现了美国一极霸权衰弱、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的趋势，俄罗斯的战略是争取成为其中强大而独立的一极。俄罗斯还不定期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俄罗斯在国防、内政、外交及经济等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和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阐述俄罗斯国家战略的综合性基础文件。普京在2015年12月31日签署新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即使在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因为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出现僵局且未缓解的情况下，新版安全战略也继续重申将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将竭力保持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平衡。(39)作为俄罗斯国家的综合性基础文件，新版安全战略提出的这些主张，显示了俄罗斯在一定条件下展现出愿与美欧破局的姿态，因为如果双方关系破裂或者长期处于过于紧张的状态，将影响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
这也表明俄罗斯将继续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原则，也就是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深化，但转向正式盟友关系的概率仍较低，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后冷战时代地区战略重组的产物，也是此时地区政治的特点所在。(40)当前国际政治的决定因素是地区和体系层次的不确定性，为大国互动和关系重组带来各种可能性，主要国家间并不是单纯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两两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因此虽然中俄两国合作水平日益提高，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两国会在更广泛议题上达成联合反霸战略关系，甚至进入正式的盟友关系。
(二)安全层面分析
20世纪90年代，车臣分裂活动带来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并持续很长时间，这使得俄罗斯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安全形势。普京上任以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上述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9年发布的《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政府宣布已结束过渡时期，对内克服了苏联解体导致的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系统性危机，对外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俄罗斯自此开始进入战略发展的高水平时期。(41)在此之后，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进入全新阶段，开始致力于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构欧亚空间一体化，力图恢复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在这方面，俄罗斯长期的政治目标是：团结独联体国家，建立共同的“现代化空间”，打造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共同应对种族民族主义、地区分离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影响。(42)
中国一直强调自身的和平崛起，但这并不妨碍以下判断成为俄罗斯关于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即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政策以来，其战略重心开始从欧亚大陆中心向边缘地带转移，从挤压俄罗斯转向制衡中国，这客观上使得俄罗斯分摊的地缘压力相对减小，中国的压力上升。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预言，如果未来几个十年内，中国继续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会愈发激烈，而与中国相邻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将加入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之中，即实力最强的主导国寻求建立霸权和防范竞争性大国的崛起。(43)当前，米尔斯海默的预言正日益变成现实。2010年以来，美国在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军事上深化与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并提出海空一体战战略，在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体系。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对中国进行遏制和防范的成分都在增长，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增大。(44)因此在俄罗斯看来，至少在中俄结盟的安全因素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需求大于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俄罗斯选择不与中国结盟，而是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或者“准盟友”关系，除了可以在中俄关系互动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也可以让俄罗斯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上保持更大的灵活性。
东亚被认为是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区，在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太之后，俄罗斯也加快实施自身版本的亚太战略。2004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开始加快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2005年，首届俄罗斯—东盟首脑峰会召开，双方签署了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推动双边合作的行动计划。(45)以此为标志，俄罗斯开始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合作，争取深度融入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考虑到东盟内各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差异性，俄罗斯主要是以能源合作、军购、航天技术合作等为突破口。在一定时间内，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也有所上升，不过这一进程被乌克兰危机打断，日本被迫加入西方制裁，双边关系缓和的势头再度掉头向下。(46)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体现的干预政策也让越南左右为难，后者提倡不干预政策，俄罗斯与中国的接近也成为俄越关系发展的障碍。(47)
尽管在扩大亚太地区影响力方面，俄罗斯仍面临现实的困难和阻碍因素，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这使得对该地区各国来说，俄罗斯的存在具备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和核武器大国，由此延伸出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不容忽视。与苏联时期不同，如今的俄罗斯不再对东南亚国家形成扩张威胁，这些有利因素的叠加，使得俄罗斯成为东亚国家实现地区力量平衡的理想选择。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显然也不会放弃与东南亚的区域强国扩大合作的机会，这是为以后的大国角力储备资源，因此与中国结盟并不符合俄罗斯当前的战略目标。
近两年来，对俄罗斯安全形势冲击最大的应该是乌克兰危机了。2013年年底以来，乌克兰危机成为21世纪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俄罗斯与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严重对立，俄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48)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美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双方之间不断的武力示威，使双方关系出现下滑。但是，在整个危机演变过程中，双方仍回避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危机期间，俄罗斯虽然借重了中国对美欧的影响与牵制，但主要是依靠自身能力度过危机。(49)当前，乌克兰危机已经度过最严峻的时刻，可以说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全面对抗并不是俄美两国的初衷，美国也并没有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放弃日益紧迫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作为严重的地缘冲突事件，乌克兰危机并不意味着当前国际格局内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大爆发，也并没有导致大国关系间的大幅重组。(50)虽然以上观点有事后判断的嫌疑，但是最终结果反映的是作为体系内的大国，特别是俄罗斯这样的第二军事强国，是具备很高程度的安全自给能力的，足以应对自身的周边安全压力。
综合来看，在国际体系出现类似乌克兰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的大国角力并没有出现减缓的迹象，这进一步表明了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在东移，以及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因此，乌克兰危机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关系，而与中国结盟将意味着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这不是俄罗斯愿意看到的发展方向。东亚不是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点，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俄罗斯不会把东亚当成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俄罗斯在东亚这个未来大国政治的核心舞台上更多的是远景目标，近期的目标是建立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发展与东盟及东盟各成员国更紧密的伙伴关系，避免对中国的战略依赖过深，以免成为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外交蓝图中的小伙伴角色。
(三)经济层面分析
当前俄罗斯大国外交策略下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发展经济，经济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首要目标，强调外交服务于经济，为俄罗斯大国战略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柱。对于俄罗斯历届政府来说，苏联解体的教训已经表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成为体系内唯一超级大国后进行的第一场战争——海湾战争，向所有大国发出的信息就是现代战争除了军事实力，也需要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崛起案例也表明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没有经济基础做支持是不行的。发展经济成为俄罗斯领导人的首要任务，这也体现在经济外交方面。
普京在2011年4月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未来十年俄罗斯应跻身世界五大经济体行列，确保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保持10年持续而平稳的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俄罗斯继续坚持实施与其传统价值观相符的发展战略。(51)2012年普京再次出任总统后，更是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如政治改革、腐败治理，与美国及北约关系等，经济发展的挑战尤其严峻。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问题，普京不但需要面临反对派的抨击，关键还会引发中产阶级和民众的不满。(52)2012年，俄罗斯经济艰难实现了预期3.5％～4％的增速，从经济增长的连续性来看，俄罗斯经济在未来几年仍将能够呈增长态势。(53)客观地看，在普京时代，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干扰，“中速增长”应该是俄罗斯经济的正常表现。不过进入2013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的双重影响，经济增速日益下滑。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俄罗斯2013年经济增速只有1.3％，2014年为0.6％，进入2015年，国际油价的创纪录下跌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速为-3.7％。可以说俄罗斯经济发展正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发展任务十分严峻。
对外经济战略在普京的外交蓝图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地位。在2012年5月7日第三次就任总统的当天，普京签署了14项总统令，其中“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实施指令”的第一条就提出，俄罗斯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致力于为俄罗斯联邦的长期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努力加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地位”。(54)这是俄罗斯政府基于俄罗斯内政外交形势所做出的判断，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所阐述的那样，俄罗斯外交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55)
应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俄罗斯经济实力有所恢复，但国民经济发展仍严重依赖能源和资源出口，属于脆弱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地缘事件的冲击。因此，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突出强调经济安全，提出滞后的经济发展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俄罗斯经济安全：原料出口经济发展模式损害了国家竞争力，使得国家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减弱，国家财政体系的稳定性下降，并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对于普京政府来说，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技术发展和安全，并在未来十年内实现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世界前五的目标。(56)该报告还详细列举了七条用于评价俄罗斯国家安全状况的指标，其中就有五条为经济指标，突出强调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成为俄罗斯政府工作的首要内容。
因此，从俄罗斯政府的施政重点和策略来看，经济发展是俄罗斯政府的首要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的经济交往来看，它与荷兰、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贸易量最大，同时德、法等国家对俄投资额最大。(57)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额目前落后于中俄贸易，但是美国的巨大技术优势使得俄美贸易蕴藏着巨大的潜力。(58)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政府坚持投资来源多元策略，例如在如何吸引亚太国家参与远东开发的问题上，俄罗斯为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强调同时加强与中、日、韩的合作，利用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俄罗斯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据俄罗斯国家直接投资管委会主任伊戈尔·弗多温说，俄罗斯每年需要5000亿美元投资，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是俄罗斯外资的重要来源。(59)当前即使是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主要欧洲国家之间仍存在相互发展经济的强大愿望，在某些程度上是在与中国竞争来自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结盟显然将使得俄罗斯在获取美欧资本和技术方面的谈判空间缩小，因此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中俄结盟的概率并不高。
四、俄罗斯的战略选择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思考中俄结盟概率问题时，应该充分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大国行为带来的深刻影响。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深刻动因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崛起，但军事实力的转化和提高是一个不同的过程，经济实力的支持只是其中的一个充分条件，军事技术装备从研发到实用都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过程，因此中国军事崛起的过程会相对更慢。对于其他致力于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竞争更有利位置的国家来说，这个经济崛起继而军事崛起的过程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把经济发展上去，维持大国间的相互制衡格局。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与合作中，如果俄罗斯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配合已有的资源，包括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等，俄罗斯无疑将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大国地位不再是梦想。
当前在中俄美三边关系互动中，与中美关系类似，俄美政治互信的基础十分薄弱。俄罗斯是美国之外唯一拥有绝对核威慑力量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美国在全球战略稳定领域的最大对手；经济关系方面，美俄双边贸易额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俄美在很多其他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例如全球战略稳定竞争之外的合作态势，再如地区稳定、反恐合作等领域。(60)虽然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全球影响力，但是俄罗斯仍对美国保有一定程度的“反建构能力”，即在特定议题上如果俄罗斯拒绝积极参与、阻挠甚至反对的话，美国将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建构秩序，很多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61)考虑到美国战略中心的东移和反恐任务的加重，在无法制服对手的情况下将其逼入绝境并不是合理的选择，因此美国仍需要保留与俄罗斯进行有限合作的空间。对于俄罗斯来说，虽然俄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但其政策最终仍将是在保证自身大国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改善关系和建立某种战略伙伴关系。(62)这一战略考量也反映在2015年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俄罗斯修改了旧版的“与美国建立平等和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明确提出努力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货真价实的伙伴关系”。(63)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十年内，俄罗斯与美国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实现有限度的合作仍将主导俄美关系的趋势。
至于俄欧关系，欧洲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两者的经济合作在稳定双边关系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安全领域，特别是欧洲反导问题成为阻碍双边关系的重要方面，当然这也是俄美以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重要问题。(64)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一直在欧洲反导问题上保持磋商，希望达成有限的合作，借此提高政治互信，但这一进程被乌克兰危机打断。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暂时陷入紧张和冲突局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为摆脱外交孤立和走出西方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俄罗斯开拓新的外交战场，积极发展与关税同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等的关系。(65)但与俄美关系类似，俄欧力求在有限安全信任的前提下实现务实合作，俄罗斯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也继续明确了这一点。
与中国关系是俄罗斯大国外交战略中的几个主要关系之一，在寻求提升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俄罗斯也需要考虑维护自己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利益。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缺乏一致性和战略性，直到后期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和总理期间，中国乃至亚洲才重新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伊万诺夫时期这一政策得到延续。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经济从中国90年代和世纪之初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受益不多的原因所在。(66)进入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外交更富战略性和主动性，在涉及大国地位和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立场坚决，这些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中亚地区安全、独联体一体化、北约东扩和反导问题以及南千岛群岛等问题，使得它与美欧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多，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开始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俄开始在军技合作之外加强经济合作，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加强，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相互协调立场和相互支持。对于俄罗斯来说，虽然尚未考虑与中国发展正式的结盟关系，但与中国发展稳定、持久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可以使得它专注于应对来自南部和西部的安全挑战。(67)
近年来，中俄在一些重要事务上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基本模式是两国在一些事务上选择深化合作，在其他一些事务上则不如此。因此，由于利益冲突和交叉，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没有决然地走向联合反美的方向。(68)在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很多领域，俄罗斯都注重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对华政策，显示了注重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传统。例如军售领域，俄罗斯在保持对华军售水平的同时，注重维持地区军售平衡。虽然继承了原苏联绝大部分军工研发及生产能力，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外军售陷入衰退。在进入21世纪之后，俄罗斯军售外交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日渐成为其实现强国战略、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69)另一个例子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政府在其《2030年前的能源战略》中提出，要充分发挥能源资源潜力，强化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支撑。(70)因此，虽然管道建设和油气田开发迫切需要资金，但俄罗斯在对华油气输出方面，尤其在输送方式和油田转让方面仍设置众多条件，坚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除此之外，文化认同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俄罗斯人心中强烈的“普世主义”和帝国思想，具备一种介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欧亚文明所特有的不对称性，由此衍生出一种对西方自卑和对东方自大的“俄罗斯情结”。(71)叶利钦时期和普京初期的俄罗斯一直没有放弃加入西方阵营的努力，但是都以失败告终。随着一些阻挠中俄关系升温的因素得到妥善解决，两国政治关系上升，但多年来两国人民在感情上却渐行渐远，这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着“俄罗斯情结”的俄罗斯人难以接受被东方人超越的心态不无关系。2008年，在中国部分地区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亲近度很高，对两国发展前景也充满期待。但类似的俄罗斯社会调查却发现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普遍不高。(72)这种文化上的偏见，部分原因是因为普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观点和认知陈旧，仍停留在苏联时期的强者心态，缺少对中国当前发展现状的第一手资讯。(73)对于那些亲自到过中国的俄罗斯人，由于不同的价值观，也会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经受冲击，他们甚至认为中国越发展就越需要提防，“强者必是敌人”的思维定势影响深远。(74)作为典型的俄罗斯人，普京的俄罗斯情结不亚于任何俄罗斯人。普京执政以来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屡屡受挫，使得外交东渐的现象越发明显，这是普京一代俄罗斯精英的西向外交的失望和东向外交的理性，但这也导致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摇摆和投机，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75)这也反映在其对华外交上，虽然对中国的影响力有所借重，但也时时怀疑和防范，普京第三个任期的对华政策也不会严重偏离这一框架。
未来十年，对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目标来说，继续致力于发展和深化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是重要方面，但与中国结盟还不是优先考虑的内容。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和东西方文明的边缘，历史上曾经数次成为欧亚大陆的大国，其组建或加入的同盟的制衡对象主要是在欧洲大陆或西南部地区对其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76)但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现实的目标仍是争取成为霸权之外的最重要国家，实现和保持国际权力结构的制衡体系。多强共存的国际格局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俄罗斯在体系内的权力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俄罗斯提升自身实力，追求更高的国家发展目标。因此，在美国战略威胁上升时，俄罗斯会选择与包括崛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联合应对美国威胁，但同时会防止崛起国成为体系内的新霸权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相对于中俄结盟选项，最好的情况是美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在外部安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互动中获得的收益更大，这种态势也将主导未来十年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五、中国的战略选择
应该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将带来国家行为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是当前国际格局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不仅深刻影响其他大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度，也影响中国既有外交行为。不过与冷战时期美苏安全对抗和经济相互封闭下的美、苏、中关系不同，当前国际格局下的美、中、俄之间的双多边互动关系更加复杂，例如中美就存在冲突之外的深层次合作内容。中国外长王毅2013年9月21日访美时提出，当前中国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77)这是中国政府基于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现实做出的战略决策，也从客观上形成了对中俄缔结双边同盟的限制。
大国之间是否结盟，结成什么形式的盟友，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都意味着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将加快国际格局的变化，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也将面临重大调整。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人们对格局变化的预期，但在国际格局最终变化兑现之前，至少在中美实力达到同一数量级之前，美国的实力相对于中俄联盟仍占有绝对优势，中俄结盟的现实基础并不牢靠。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与俄罗斯仍将互为最可依赖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当前大国战略关系格局出现质的变化的概率较小，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将增强，紧密程度大于其他大国的双边战略关系。
如果国际格局到达转变的临界点，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结盟策略时，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将成为中国结盟的最主要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战略压迫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可以紧密合作的国家作为战略后方和依靠，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在世界前十大国家中，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最为深入，例如，中俄“海上联合-2013”将演习的地点选择在了日本海，“海上联合-2014”军演更是在东海海域。考虑到2012年以来俄日在南千岛群岛、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中俄战略靠近的趋势愈发明显，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加深。能源领域的合作则可以改变当前中俄过于依赖军技合作的局面。鉴于2014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以及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能源企业在欧洲的困境，俄罗斯也仍愿意认真考虑优先发展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国家的能源合作，实现能源贸易的“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局面。中国是当前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考虑到中国经济的体量和两国历史上的能源合作水平，扩大与俄罗斯在油气供应方面的合作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
随着中国全球战略利益的拓展，中国与俄罗斯在一系列涉及重大战略利益的安全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趋同，对彼此的战略需求都将是上升的。无论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还是地区安全问题上，总体上中俄共同战略利益呈现扩大的趋势：双方不仅享受着避免腹背受敌的战略安全收益，在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和与日本问题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也有所扩大。(78)因此，在当前国际格局中，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战略需求决定了两者互为彼此最理想的结盟伙伴。
不过，互为理想结盟伙伴并不意味着两国就将义无反顾地走向结盟。一个判断是未来十年内，虽然美国对中俄施加的战略压力是日益加大的，但尚达不到需要两国结盟应对的程度。当前阶段，体系内大国更多的是面临主导国的防范和挤压，相对于全球对峙的情况来说，地区压力和冲突可能性更大，例如，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地区安全挑战之一。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的只是潜在的挑战，相对于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中国在地区层次面临的压力更加紧迫。在东亚，中国与日本的实力对比已经逆转，地区权力结构已经开始改变。应该说，中日实力对比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实力上。90年代初期，中日GDP比值为1/10，但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值接连突破1/4，1/3，1/2，4/5和1/1，中国快速完成了对日本的超越。(79)至于中日结构型矛盾引发的冲突是否会突破临界点上升到战争层次，需要指出的是，自从2010年以来这一临界点已经被突破，两国冲突严重程度和频率上升，但远未到军事对峙乃至爆发战争的水平。这里面既有中国对日本挑衅行为的回应和反制因素，也有美国的约束这一重要因素。作为东亚强国，日本在美国的盟友体系中承担了牵制和防范中国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任日本将其拖入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
对于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全球秩序主导地区秩序，此时地区格局将保持稳定，另一种是地区秩序主导全球秩序，中日展开地区主导权竞争。目前来看，全球层次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将限制中日地区关系的不稳定性，因此美国将扮演东亚地区的平衡手，中日冲突的规模将得到控制。(80)也就是说，尽管关于中国崛起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预期不断上升，但中国短期内不构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相反中国应对地区安全压力的任务更加紧迫。与俄罗斯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应对乌克兰类似，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拥有实力优势，具备在不需要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帮助的情况下应对地区挑战的能力，中俄更多地依赖彼此在全球层面对美国的牵制。
另一个判断是，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还存在与俄罗斯结盟之外的其他战略选项。当前学界关于结盟和不结盟的两分法的争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放弃不结盟政策并不意味着选择结盟，放弃不结盟政策是国家外交根据新形势变化的政策调整，是否结盟还需要根据国际形势是否紧迫、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有理想的结盟伙伴等情况进行决策。(81)国家总是面临国际环境的压力，但存在压力大小之分，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都需要采取结盟政策来应对。当前中国政府关于“命运共同体”“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等倡议即是一种在不结盟情况下寻求目标国家战略支持的做法。类似战略实践即有关国家、在特定时期就具体议题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这种协议合作在合作深度和稳定性方面可能不如结盟关系，但却更具灵活性，有助于在不结盟情况下深化双边关系，可以作为中国调整不结盟政策之前的过渡性手段。这也优于所谓的准盟友提法，后者既无法准确定义，也不具备实际操作性。
除了结盟之外，中国应对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还存在其他手段。例如，面对美国构建的盟友体系，中国或者可以选择观望的手段，等待对手内部矛盾爆发，使得其盟友体系瓦解或削弱，要么也可以选择相对更加积极的手段，利用对手盟友体系内部的利益分化，发展与对手盟友体系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82)崛起国对主导国盟友体系表达不满，以及后者对崛起国可能发起的挑战保持警惕和实行遏制，都容易造成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此时作为主导国盟友的关键第三国既可以帮助主导国巩固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力，也可以发挥调停作用，说服崛起国减少对体系现状的冲击，例如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就具备类似作用。以中韩关系为例，自从朴槿惠担任韩国总统以来，中韩在本已深厚的经济关系之外找到了战略安全共同利益，在共同应对日本右倾化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等方面展开合作。虽然此时探讨中韩结盟为时尚早，(83)美国也不会坐视韩国外交偏离己方轨道，但韩国外交在中美之间摇摆的情况至少已经优于它之前完全倒向美国的情况，这也表明中国可以对美国盟友体系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缓和周边安全压力方面实现多种策略选择。
六、结论
本文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下，体系内大国的外交行为也在经历重大调整，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考虑调整不结盟政策和探索中俄结盟可能性成为理性选择，但是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力争在国际格局实现临界点变化之前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灵活性，特别是当前外交战略仍能有效维护核心利益之前，都希望避免面对做出类似选择的情况。因此，尽管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国快速崛起，美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也并没有达到需要两国结盟应对的程度，中俄各自面临比较大的地区安全压力，但总体在各自应对能力范围之内。因此，在临界点到来之前，预计中俄仍将不断致力于加深彼此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合作议题和方式上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全面提高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水平。
未来十年，在中国赶超美国的战略机遇期内，俄罗斯会借鉴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努力实行经济改革，发展经济。一个经济发展了的俄罗斯，再加上俄罗斯既有的军事和政治实力，有望在中美竞争格局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类似战略选择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按照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年后，中国有望在经济实力上超越美国，同时在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时俄罗斯仍将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经济实力有所提高，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也将小幅上升。届时，俄罗斯再加入中美实力对比，至少可以实现实力对比相当的水平，中俄双方从结盟中获得更大的战略收益的可能性有了实力对比的保证，同时俄罗斯的实力上升也将提高它在同盟内的地位。十年后，国际格局出现质的变化趋势将更加明朗，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中俄结盟概率将上升，结盟作为战略选项对于双方的吸引力将到达临界水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忽视了国际格局决定国家行为这一基本观点，相反，本文正是以此为前提，在认识到国际格局变化在内的外部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基础之上，针对崛起国在改变国际格局之前和过程中的外交行为和战略选择展开分析。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国是最有可能接近主导国实力的崛起国，中俄能否结盟首先取决于中国的政策选择。随着国际格局变化的日益深入，中国将迎来调整不结盟政策的时间节点，因此当前应当积极开展关于改变不结盟政策的讨论，针对结盟政策提出系统的战略目标和方向等方面的建议，综合研究和考察可能的结盟方式和潜在的结盟对象国。开展有关讨论的目的在于，一是应对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崛起过程中出现突然的、非线性的压力增大情况，二是针对十年后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变时，就新格局下的外交战略做好积极准备。
*感谢《当代亚太》杂志社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吴大辉教授和周方银教授的慷慨指导，感谢宋博、石靖、杨健和谢桂林提供的研究建议和资料。当然，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日媒：中俄会正式结盟吗？》，载《参考消息》2014年6月3日，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603/396313.shtml。
②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改变不结盟政策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和中俄结盟概率，并不严格区分结盟、联盟、同盟之间的概念差异。为便于研究，本文中的同盟/结盟指的是国家间关于在特定条件下对同盟外的国家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正式联盟。参见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4。
③张文木：《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及意义》，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第84～87页。
④结盟理论区分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前者带来的信息在于如果遭受攻击将获得盟国协助，后者的信息在于如果发动进攻将获得盟国协助。参见B.A.Leeds,"Do Alliances Deter Aggressi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Initiation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7,No.3,2004,pp.427-439。
⑤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21～25页。
⑥同上，第21～25页。
⑦俄罗斯政府官员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类似观点。俄罗斯经历经济和外交困境时，需要的不是中国的援助而是支持，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需要的不是任何紧急援助，而是中国的立场支持。因此，当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不支持西方制裁俄罗斯的严正立场时，这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参见《俄大使称俄不需中国援助需要支持 中俄不需结盟》，载《环球时报》2014年12月30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4-12/5314237.html。
⑧关于反对中俄结盟的主张，可参见赵华胜：《中俄结盟为何缺乏现实可行性——基于两国关系历史和现实的考量》，载《学术前沿》2013年第5期(下)，第62～71页；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0～33页。强调在坚持不结盟政策基础上继续深化两国的关系的观点，参见邱海燕：《中苏(俄)对抗和结盟的历史启示与两国关系最佳模式的选择》，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3期，第34～41页。
⑨有关同盟理论发展的文献回顾，可参见曹金绪：《同盟政治理论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4期，第70～107页。
⑩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22.
(11)Charles F.Doran,Systems in Crisis:New Imperatives of High Politics at Century's E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7-110.
(12)Daniel Y.Chiu,"International Alliances in the Power Cycle Theory of State Behavior",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4,No.1,2003,p.123.
(13)在国家权力周期内，国家结盟行为一般伴随临界点变化的刺激，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结盟现象都是临界点变化的结果，也存在其他促使国家结盟的原因，例如获取战略通道或稀缺资源。参见Michael N.Barnett and Jack S.Levy,"Domestic Resources of Alignment:The Case of Egypt,1962-73",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Summer 1991,pp.369-395。
(14)Charles F.Doran,Systems in Crisis:New Imperatives of High Politics at Century's End,p.330.
(15)《社科院：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凤凰网，2011年4月7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10407/3831434.shtml。
(16)"OECD Report Says China's Economy Will Overtake US Economy by 2016",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March 22,2013,http://www.ibtimes.com/oecd-report-says-chinas-economy-will-overtake-us-economy-2016-1146333.
(17)D.E.Schoen and M.Kaylan,The Russia-China Axis:The New Cold War and America's Crisis of Leadership,New York:Encounter Books,2014.
(18)G.Soros,"A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o Avoid World War",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62,No.12,July 9-August 12,2015,pp.4-8.
(19)损失规避的程度与赌博游戏中损失绝对值的大小成正比，而且随着赌博游戏中获益损失绝对值的增大，损失规避也就越强烈。参见D.Kahneman and A.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2，转引自刘欢等：《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规避》，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4期，第788页。
(20)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第25页。
(21)Stephen M.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2,1988,p.314.
(22)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Jumping on the Bandwagon: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6,No.2,2004,pp.436-437.
(23)David Kerr,"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North Korea: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9,No.3,2005,p.412.
(24)杜正艾：《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25)Dimitri Trenin,"Reimagining Moscow's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88,No.6,2009,p.64.
(26)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http://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ium.html.在1999年12月30日新千年交替之际，俄罗斯总理普京在《独立报》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辞职，普京出任代总统，该文也因俄罗斯领导层的更迭引起广泛关注。
(27)《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12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Москва,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18.
(28)吴大辉：《俄罗斯寻求现代化联盟以及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影响》，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第26页。
(29)黄登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2页。
(30)同上，第182页。
(31)李兴：《普京欧亚联盟评析》，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9～168页。
(32)J.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ew York:Henry Holtand Company,1942,p.62.
(33)《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载《观察者》2014年5月29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05-29-233687.shtml。
(34)《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Росс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2000-2012 гг.(на примере Украины)》,YEES,No.2,2013,pp.28-39.
(35)亚历山大·利布曼：《乌克兰危机、俄经济危机和欧亚经济联盟》，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37页。
(36)于滨：《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6～127页。
(37)历史上乌兹别克斯坦也曾多次退出集安组织。例如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拒绝批准延长集安条约，但2006年8月在与西方关系遇冷时请求恢复成员国资格。2012年6月申请暂停成员国资格，并于当年12月正式退出集安组织。参见《外媒：乌兹别克斯坦再次退出集安组织》，新华网，2012年12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21/c_124128283.htm。
(38)感谢吴大辉教授特别提示这一观点。
(39)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12.2015 г.№683《О Стратегиинацио 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
(40)David Kerr,"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North Korea: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p.433.
(41)《解读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新华网，2009年5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14/content_11374540.htm。
(42)C.比留科夫、B.萨文：《普京的使命：俄罗斯向何处去？》，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80页。
(43)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April 2006,p.160.
(44)Robert D.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Foreign Affairs,Vol.89,No.3,2010,p.41.
(45)富景筠：《俄罗斯与东亚合作——动因、制约因素及前景》，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49页。
(46)Alexander Panov,"Japan Fosters Solidar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gainst Russia",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September 8,2014,http://russiancouncil.ru/en/inner/?id_4=4320#top-content.
(47)Pavel K.Baev and Stein ,"Can Russia Keep its Special Ties with Vietnam while Mov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China?"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Vol.18,No.3,2015,pp.312-325.
(48)《Комментари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расширением США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х санкционных списков》,2 сентября 2015 года,http://www.mid.ru/web/guest/kommentarii/-/asset_publisher/2MrVt3CzL5sw/content/id/1726572.
(49)其他解释可以归因于核武器时代的大国无战争理论，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冲突事件表明，虽然俄罗斯军事实力不如苏联时期，但其涉入的有限战争都在其军事能力范围之内，实质上并不需要他国的军事支持，他国支持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道义上。
(50)张文宗、薛伟、李学刚：《试析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第19～26页。
(51)陈国堂：《俄罗斯经济形势与政策走向分析(上)》，中国经济新闻网，2013年2月19日，http://www.cet.com.cn/ycpd/sdyd/768817.shtml。
(52)李春波：《普京再任总统面临的三大经济挑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4期，第43页。
(53)田春生：《新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趋势分析》，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第32页。
(54)关于该总统令原文，参见http://www.kurganoblduma.ru/important/archive/decrees_president/。在该令签署一周年之际，普京专门召开有关会议加强相关执行工作。关于普京在该会议上的发言，参见《Совещание о ходе исполнения указ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от 7 мая 2012 года》,7 мая 2013 года,Москва,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039。
(55)Sergey Lavrov,"Russia's Foreign Policy Philosophy",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2013,p.2.
(56)马蔚云：《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及其评估》，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5期，第58～59页。
(57)《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ЕС в условия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кубгау,№112(08),2015 года.
(58)郑羽：《遏制的转向：“梅普组合”时期的中俄美三角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4期，第69页。
(59)高际香：《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历史与现实》，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3期，第12页。
(60)李永全：《普京新政顺利开局》，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第13页。
(61)吴大辉：《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117页。
(62)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2页。
(63)Указ Презиа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12.2015 г.№ 683《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64)Jeffrey Mankoff,"The Politics of US Missile Defenc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and Rus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8,No.2,2012,pp.329-347.关于俄欧在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可参见James Hughes,"Russia and the Secession of Kosovo:Power,Norms and the Failure of Multilateralism",Europe-Asia Studies,Vol.65,No.5,2013,pp.992-1016。
(65)王宪举：《应对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内政外交的主旋律》，载《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1期，第19～26页。
(66)亚历山大·加布耶夫：《俄罗斯对华政策：驱动力和决策过程》，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3页。
(67)Alexey D.Muraviev,"Comrades in Arms:The Military-Strategic Aspects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No.2,2014,pp.163-185.
(68)Richard Weitz,"China-Russia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Parallelism without Partnership or Passio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SSI),August 6,2008,p.1.
(69)孙景宇、刘文闻：《新时期俄罗斯军售外交的形成、发展与前景》，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2期，第51页。
(70)《俄罗斯能源部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基本战略纲要》，转引自张红侠：《中俄经贸合作进入互利双赢时代》，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55页。
(71)于滨：《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第131页。
(72)郭小丽：《俄罗斯民众对华认知的新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19页。
(73)祖春明：《欧亚主义——当代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一个可能方案》，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1期，第89页。
(74)郭小丽：《俄罗斯民众对华认知的新趋势》，第24页。
(75)于滨：《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第132页。
(76)初智勇：《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形成及影响因素——基于权力结构、地缘关系、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2～193页。
(77)《中美应“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浪网，2013年9月21日，http://news.sina.com.cn/o/2013-09-21/031928261491.shtml。
(78)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79)谢超：《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基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74页。
(80)Sang-Hwan Lee,"Global and Regional Order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erms of Multi-layere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The Cases of US-China and China-Japan Relations",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Vol.18,No.3,2015,pp.266-279.
(81)李捷：《告别不结盟？——中国学者关于联盟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4期，第71页。
(82)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56页。
(83)有学者已经开始讨论中韩结盟的可能性。中方有关中韩结盟的讨论最早出现于2014年，例如阎学通：《中韩结盟是“时代趋势”》，载《南方周末》2014年10月24日；韩国方面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讨论，例如Woosang Kim,"Rising China,Pivotal Middle Power South Korea,and Alliance Transi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Vol.18,No.3,September 2015,pp.251-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