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关 键 词：权力转移 关系性权力 预防行为 社会网络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悲观讨论，似乎主导着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来的理论与经验关怀。自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进程逐渐加快，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霸权战争及国际失序的担忧。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国际社会事实上进入了大国无战争的时代。①与之相伴，国际社会出现许多重大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同国家、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复杂且多样，国际关系呈现复杂性特征。②以复杂性关系为基础，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彼此影响的敏感性不断增强，由此形成的关系性权力不容忽视，仅考虑物质性权力或战争资源具有局限性。
自理论出发，以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家认为，权力对比变化与大国战争密切相关。③权力转移理论着重讨论权力转移是否必然导致战争以及为何战争的问题，该理论始终关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物质权力④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崛起国对现状的满意程度，⑤以此判断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演变。⑥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中国是“不满足”现状的挑战国，势必挑起对守成国的战争。⑦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合作共赢引领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致力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鲜有挑起霸权战争的可能。国际关系现实挑战着来自传统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认知。正如奥根斯基所说：“权力转移理论并非是永恒的真理，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得到修正与发展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包含很少的‘法则’，但包括大量的假说，其中有些可能是错误的，需要读者尽可能地修改和纠正。”⑧
基于理论不足与现实需要，本文尝试使用“关系性权力”的概念丰富权力转移的理论内涵与外延，通过“预防行为”这一概念克服权力转移理论关于“崛起国因不满意现状挑起战争”的逻辑困境，并据此为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进程提供可能的路径思考。下文欲讨论的问题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权力转移的主要表现为何？霸权国与守成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如何进行互动？是否必有一战？本文认为，关系性权力而非物质权力的对比变化是自“全球转型”以来权力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⑨面对权力转移，守成国因恐惧可能采取不同的打压崛起国的预防行为，崛起国对此采取差异化的反馈措施，由此影响权力转移的结果。⑩
二、既有研究述评
权力转移理论聚焦霸权更迭与战和互动，该理论将物质性权力对比变化与满意度作为影响崛起国与守成国战和关系的变量。既有研究多从自变量与因变量出发讨论权力转移问题，即关注物质性权力、满意度和权力转移的结果。
(一)权力转移中的物质性权力
权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国家物质性权力对比的变化。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大国权力对比的变化植根于国家内部的工业化进程，人口、经济和政治能力、地理、资源和民族士气是界定国家权力的重要指标。(11)据此进一步发展出人口、经济发展和政治能力三项指标作为衡量一国权力大小的工具。(12)诸多学者在讨论权力转移问题时均遵循物质主义的思路，分别使用GNP、GDP和CINC、国内剩余产品(Surplus Domestic Product，SDP)、相对军事权力(Relative Military Power)等来衡量国家权力大小。(13)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等学者选用一国的GDP乘以该国的总人口来测量1648-2000年的国家权力大小。(14)金宇祥(Woosang Kim)认为，衡量国家的权力大小不能仅仅关注一国内部的权力资源，外部的联盟关系亦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15)
权力转移理论注重考察以工业化进程为基础的物质性权力，对其他多样性权力关注不足。权力作为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分类众多，无论何种理解均立足于权力的两种特性，即资源性和关系性。(16)权力的资源属性一般表现为客观物质性，是对权力主体所具有的资源的客观展示；权力的关系性是社会互动基础上形成的交互属性和交易特征。权力转移理论着重关注权力的资源属性，忽视了权力的关系属性。与此同时，权力转移理论对权力的外部来源关注不足。权力转移理论家致力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内生性，渐趋忽视了国家外部权力的重要作用。金宇祥将联盟作为权力来源带入权力转移理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不足。(17)但是，面对提倡“不结盟”的国家而言，如何测量国家的外部权力对金宇祥建构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现实挑战。金宇祥等学者忽视了联盟作为权力来源的关系性特征，本文认为，联盟关系实则是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其应作为关系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全部来进行讨论。
(二)权力转移中的满意度
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战争必然发生。国际体系并非呈现均势，而是一个等级体系，在权力金字塔中，霸权国凭借权力优势始终占据利益分配的有利位置，总是对现状持满意态度，而崛起国对现状的不满将导致战争爆发。(18)关于满意度大小的衡量存在诸多讨论，包括观测崛起国军事开支的增长率、主权借款人的资金成本(the cost of money for sovereign borrowers)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认知。(19)关于持不满意态度主体的讨论，诸多学者认为，权力转移理论所强调的守成国始终满意的观点存在问题。权力大小与其在国际社会利益分配并不完全对等，霸权国也并不一定满足现状。(20)大国之间的战争有可能由衰落中的守成国家发动，亦有可能以预防性战争的形式爆发。(21)总之，崛起国和守成国均可能成为导致战争爆发的来源国，特别是守成国，亦可能采取预防行动应对他国崛起。
上述分析表明，权力转移理论对满意度的分歧十分明显且长期存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到底是哪些国家存在不满，这是一个难以形成一致性认知的问题。诸多学者打破了权力转移理论所强调的崛起国不满的壁垒，认为守成国会因既有利益分配和既有安排受到冲击而率先进行预防性战争，(22)这是对霸权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但是，这似乎忽视了恐惧作为主观因素的存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认为，斯巴达对雅典快速崛起的恐惧导致了双方的战争。(23)为消弭崛起国崛起带来的恐惧，除了预防性战争，守成国亦可采取制衡、竞争等预防行为，因为仅强调预防性战争难免陷入注定一战的窠臼。总之，难以测量且主体不确定的满意度概念，并不必然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基础。
(三)权力转移的结果
传统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必有一战，诸多学者遵从这一逻辑，(24)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关注到权力转移理论对地理距离的忽视，提出地理距离影响权力转移及战争、和平关系。(25)还有学者将权力转移与体系演化、制度变革或前景理论结合，否定了战争必然爆发的论断。(26)另有学者以霸权互动为基础建构了权力转移的动态分析框架和互动关系螺旋理论，讨论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结果。(27)勒博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出现了因果倒置，权力转移是战争的结果而非原因。(28)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和平互动提供了可能。
上述关于权力转移结果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崛起国与守成国必有一战的认知，但是其论证逻辑仍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上述发展多立足于“权力转移+”的路径下，涌现了如“权力转移+地理距离”“权力转移+前景理论”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理论框架。虽然发展的分析框架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外部修正，但是，仍未完全处理前述亟待解决的问题，故权力转移理论的固有矛盾依旧存在。本文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对以国际制度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关注不足。权力转移理论将国际组织、规范和原则作为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进行观测，由此讨论国家满意度的问题。随着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制度的作用日益提升，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难以绕开的主题。国际制度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守成国采取预防行为的平台与工具。
本文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将权力化约为物质性权力，忽视了权力的关系属性；其以认知不一的“满意度”概念作为理论逻辑的关键，同样存在固有缺陷；满意度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并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本文试图在关系性权力和预防行为的基础上，搭建分析框架，尝试解决既有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问题。
三、关系性权力转移与大国战略互动
对权力讨论的不足是造成权力转移理论解释力困境的原因之一。关注关系性权力有助于打破物质性权力垄断权力转移理论的现实困境，更加契合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在此背景下的权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关系性权力转移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守成国可能采取多样化的预防行为，包括战争、制衡、竞争与合作。预防行为的选择一定程度主导了战争与和平议程的设置。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给予认同反馈，并进一步塑造彼此的互动关系，最终实现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一)关系性权力的界定与测量
权力是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随着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学转向”和“关系转向”的深入，关系性权力愈发重要。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是关系的世界，即关系具有本体论意义，关系性成为理解社会现象和行为的关键要素。(29)关系理论中的权力源自主体间的关系并作用于所有相关行为体。关系即为权力，关系是权力运作的平台，亦对权力的运作具有重要影响。(30)有学者指出，在世界强联结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均处于多维关系网络中，作为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之间并非只有政治关系，复杂、多维的关系现实呼唤国家从关系理论的视角参与国际互动。(31)关系性权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个体性权力的垄断优势，兼顾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这是对权力的动态理解。关系性权力融合了行为体的资源属性和沟通属性，并将权力关系由同一层面的行为主体拓展至不同层面，弱化了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的壁垒。本文认为，19世纪的“全球转型”带来了全球现代性，并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包括国际关系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互动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升了考察国际社会关系属性的必要性。(32)关系性权力有助于弥补权力转移理论中忽视权力的关系属性、难以应对强联结式时代的不足。(33)权力转移理论着重讨论了权力的物质性特征，而强大的物质性资源并不必然产生强大的社会性影响，故对关系性权力即关系的非物质属性的考察，在理论发展中非常必要。
欲对关系性权力进行讨论，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测量。主流观点认为，在社会网络分析的路径下测量国家的关系性权力具有可行性与可信性。(34)社会网络分析认为，网络是不同的点相互连接构成的集合整体。(35)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互动中，通过建立多边或双边联系形成关系并综合不同领域的关系构成网络。(36)无论何种网络类型，均是由复杂多维的关系构成，国际关系行为体处于关系之中，并与关系共时、共在。从分析路向来看，社会网络分析包括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两种视角。关系取向关注关系的强度、密度和规模等；位置取向关注行为体间关系反映出的社会结构。(37)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中心性(centrality)是衡量节点间关系及网络结构的重要指标。中心性包括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居间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38)度中心性展示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联系渠道的多少，即关系的数量和规模；居间中心性展示的是网络中某一节点获取信息及资源的能力；中介中心性则主要展示某一节点相较于其他节点的位置信息。(39)使用其中一个或多个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测量某一节点的位置和关系特征。(40)
关系理论认为关系即权力。权力的大小与一国关系圈网的大小及其中行为体的重要性有关，即关系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关系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关系性权力的大小。(41)对关系数量和规模的测量恰好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度中心性相匹配，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心的行为体可能更加具有权力和影响力。(42)可以通过测量某一节点的度中心性来衡量某一行为体的关系性权力大小，度中心性数值越高，则关系数量越多，关系性权力越大。就度中心性测量而言，在拥有g个节点的无向图(undirected graph)中，行为人i的度中心性是i与其他g-1个行为人的直接联系的总和。(43)可作如下表示：
上述测量方法受网络规模影响较大。为克服上述缺陷，斯坦利·沃瑟曼(Stanley Wasserman)和凯瑟琳·福斯特(Katherine Faust)提出，用行为人i的度中心性数值除以其他g-1个行为人最大可能的连接数。(44)这也成为测量度中心性的标准化公式：
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性权力并非单一的存在，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网络中存在差异化的测量标准。(45)度中心性测量数据亦来自不同的关系网络。本文拟通过二进制无向网络数据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经济、安全、外交三个领域的度中心性进行测量，从而观察其关系性权力。(46)在经济领域，贸易往来是当今世界各节点间联系最为紧密的关系网络。在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中，以A国是否与B国存在贸易往来为指标，建构一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网络；在安全领域，拟考察军事联盟关系，以A国和B国是否共处于同一正式联盟为指标，构建一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关系网络；在外交领域，拟建构基于国家间关系的1-模网络和基于国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的2-模网络。外交领域的1-模网络以A国与B国是否相互派驻外交官为指标，2-模网络以A国是否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指标(见表1)。
某一节点在不同领域的度中心性与关系性权力具有差异性，为方便观测，本文将对不同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进行加总平均处理，以此总体反映某一节点的关系性权力。关系性权力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测量，用节点度中心性来反映关系性权力的大小。本文认为，度中心性越大，关系数量与密度越大，关系性权力越大。
(二)关系性权力转移与守成国的预防行为
有学者曾指出，大国的成长逻辑实则是一种社会性成长。(47)基于社会性或关系性逻辑对权力转移进行思考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认为，权力转移进程遵循关系性逻辑，适应关系理性。国家在国际社会施展的权力是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互动、联系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国家的权力与关系性权力契合度更高。国家的物质性权力是关系性权力的基础，物质性权力的增强为关系性权力提升带来了可能，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例如，清政府统治初期，其国家物质权力在世界横向排名中位居前列，但受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其在国际社会互动中可能并不具有优势，关系性权力排名亦可能并不理想。权力转移理论实则关注世界范围内横向权力对比，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和关系性特征，其涉及的国家权力变迁需要进一步被界定为关系性权力的对比变化，即关系性权力转移。
关系性权力转移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关于权力转移理论对霸权战争的讨论遭受了诸多批评。(48)其中以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规避了对满意度的分析，认为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恐惧促使其发动预防性战争维护既存利益。(49)勒博强调的战争多爆发于国家对恐惧的克服的观点，也为守成国因崛起国挑战率先采取预防行为提供了依据。(50)在关系性权力作用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在科技创新不断发展、全球联系日益增强的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策选择的效用正在不断下降。(51)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守成国贸然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应对崛起国挑战的动机可能略显不足。(52)虽然国家在消极互动中具有抢先行动的利益，但并非完全等同于预防性战争。(53)关系性权力转移区别于物质性权力转移。物质性权力转移立足于物质性权力资源，这些资源或可等同于战争资源，即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以此为理论基点导致的悲观结果或许具有必然性。但是，关系性权力转移关注以社会性联结为基础的关系性权力，在承认物质性资源的基础上，更加突出非物质性(非战争)资源的重要地位。例如，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可以作为关系性权力的来源之一，这种权力难以为战争选项提供资源基础。总之，守成国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存在采取预防行为以应对他国崛起的可能。
预防行为是指在面对崛起国挑战时，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守成国采取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54)守成国的预防行为包括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战争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守成国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形式，阻止挑战国实现成功崛起的行为。(55)制衡是指在非对称型国际关系发生变迁的过程中，守成国对崛起国采取的打压和约束行为，包括硬制衡、有限硬制衡和软制衡等手段与权力制衡、制度制衡、身份制衡和地位制衡等内容。(56)竞争一般指在不确定环境中获取自身利益的行为与努力。(57)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过程中，竞争是指守成国与崛起国在公平基础上为争取自身利益所做的努力。合作行为是指由守成国主动发起并得到崛起国配合的、通过合作在一系列互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对方行为并以实现双边关系治理为主要目的的战略性行为，即守成国通过利益给予的方式实现对崛起国的“同化”。(58)预防行为的作用时间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完成之前，实践主体为守成国，实践对象为崛起国，行为目的是维护守成国的既有地位与利益。
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性权力的趋近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而是存在制衡、竞争和合作等多种预防行为。除了守成国的预防行为，崛起国针对守成国预防行为给予的反馈亦对双方互动关系具有深刻影响。
(三)崛起国反馈与大国战略互动
以关系性视角观之，国际社会的诸多行为结果均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社会性互动的产物。关系性权力转移的结果受到崛起国与守成国互动行为的影响。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守成国有理由采取多样化的预防行为。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何种互动反馈深刻影响着彼此互动的结果。
认同反馈是国际关系行为体进行社会性互动的必要环节。基于反馈路向与认同程度的差异，秦亚青将认同反馈类型化为正向认同、负向认同和零向认同。(59)为方便讨论，本文遵循二分逻辑，将反馈形式划分为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崛起国的正向反馈即给予守成国预防行动以积极评价和良性互动；负向反馈即给予守成国预防行动以消极评价和恶性互动。关于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互动行为(见表2)。
当守成国的预防行为是战争时，若崛起国给予正向反馈，与守成国开展较为良性的互动，则彼此互动可能实现关系缓和，推动战争降级，反之则可能导致战争进一步升级；当守成国的预防行为为战争时，若崛起国给予正向反馈，彼此互动可能弱化制衡行为，反之可能强化制衡；当守成国的预防行为为竞争时，若崛起国给予正向反馈，彼此互动可能弱化竞争，反之可能强化竞争；当守成国的预防行为为合作时，若崛起国给予正向反馈，可能进一步增强守成国的合作动机，实现彼此合作的深化，反之可能弱化合作。因此，崛起国的反馈选择对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直接作用于关系性权力转移的结果。
权力转移实则是关系性权力转移，关系性权力转移反映了关系性权力的调整与变迁。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表现与互动机制见图1。
图1 关系性权力转移逻辑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1所示，关系性权力变迁导致权力转移，基于关系性权力转移的现实背景，守成国采取预防行为以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但是，这种预防行为并不必然塑造战争或和平的结果。换言之，权力转移是否必有一战的论断需要在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互动中实现。基于守成国的预防行为，崛起国可能做出两种认同反馈，即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守成国的不同预防行为结合崛起国的差异性认同反馈，最终影响权力转移的结果，即战争抑或和平。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机制见图2。
图2 权力转移互动与战争、和平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关系性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互动，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结果，且可能实现动态转化。由静态视角观之，若守成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无论崛起国给予何种反馈类型，结果均趋于战争。若守成国采取制衡、竞争和合作的行为，无论崛起国给予何种反馈，双方互动的天平均趋向于和平一端。基于制衡行为具有遏制与打压的动机，守成国与崛起国此时的和平选择多为势均力敌式的抗衡，故这种和平是一种被动的和平形式，即消极和平。在合作行为下的和平形式多表现为积极和平。竞争是一种公平谋求利益的互动行为，展现为中性特征，故本文将在此背景下的互动结果归为积极和平范畴。由动态视角观之，权力转移的和平与战争选择具有可变性。当崛起国给予守成国预防行为以正向反馈时，权力转移的结果存在由战争向和平转换的趋势。缓和战争可向制衡行为转换，弱化制衡有利于调整为竞争性互动，弱化竞争则有利于在广泛议题中寻求新的合作。当崛起国给予守成国预防行为以负向反馈时，两国的互动呈现紧张加剧的趋势，表现为积极和平向消极和平变迁，消极和平向战争转换的趋势。
关系性权力转移表现为关系性权力的调整和变迁。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机制源自预防行为和认同反馈的作用，由此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中战争与和平的结果选择。
四、案例分析：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的再探讨
(一)关于案例选择的说明
国际关系史塑造着理论、滋养着学科并关乎国际社会的现实与发展。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看来，过去五百年的国际关系演进，实则是对十六次权力转移进程的讨论，其中包括葡萄牙与西班牙、荷兰与英格兰、英国与德国、英国与美国以及美国与苏联等。(60)本文拟选取英德、英美和美苏三个案例进行论证，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量。
第一，虽然权力转移贯穿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是，以19世纪“全球转型”为分界点，国际关系进入强联结时代，关系性权力取代物质性权力成为影响国际互动的新现实。本文选取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的三次典型的权力转移进行讨论，既包括英德权力转移的战争行为，亦包括英美、美苏权力转移的和平行为，具有较强的历时性和代表性。上述三次权力转移区别于之前的地区性权力转移，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意义。在全球联系日益增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当下，对其进行讨论具有显著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二，权力转移理论对英德权力转移的冲突性解释力不足。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德权力转移及德国对现状强烈不满的结果。但是，英德权力转移进程似乎并非如此。其一，从物质性权力来看，1910年，德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基本超越英国。1890年，威廉二世解雇了俾斯麦，出台“世界政策”以表达对世界利益分割的不满。但是，为何直至1914年战争才最终爆发？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德国对英国表达不满而直接与其爆发的战争，亦非英国面对德国的崛起直接进行的预防性战争，甚至在1914年7月9日，英国外交部官员依然认为，“风暴很快会过去”。(61)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存在出入。
第三，权力转移理论对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的讨论亦存在不足。在英美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彼此关系出现了和解，即权力转移并未引发霸权战争。以委内瑞拉危机为例，美国对英国主导的现状存在明显不满，为何二者的互动结果超脱了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期？学界多将美苏两国在权力转移中的和平互动归结为均势，将冷战和平终结的动力解释为国家内部变迁。由权力转移理论观之，既然美苏之间权力发生转移且苏联作为崛起国存在不满，美苏两国在四十余年的冷战中为何能够打破“必有一战”的理论陷阱？据此，下文就上述案例进行讨论并对分析框架进行检验。
(二)关系性权力转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德国的崛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论据。事实上，德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然开始崛起，1888年，威廉二世上台，推动德国走向世界事务的中心。就物质性权力而言，德国与英国发生了明显的权力转移。1890年至1913年，德国在人口、钢铁产量、军队数量和电力、光学和化学等新兴工业领域均领先于英国。(62)早在1910年，德国就已经超越英国成为欧洲主要的经济体，可被视作完成了权力转移。(63)德国亦始终不满足于既有的利益分配。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曾明确表示：“我们也要谋求在阳光下的地盘。”(64)既存在物质性权力转移，亦有不满情绪，但英德却并未直接爆发战争。即使是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亦非两国直接对彼此进行的战争规划。至1913年，德国军界存在两套军事方案：其一，攻击法国和俄国的施利芬计划；其二，只攻击俄国的计划。(65)两套方案的攻击目标均未指向作为守成国的英国。针对上述问题，关系性权力转移理论或可提供解释。
从关系性权力的视角观之，德国与英国自1889年起出现了权力差距缩小的趋势，但与物质性权力转移不同，及至1913年，德国方才实现关系性权力的超越。在社会网络分析的框架下，为进一步观测英德两国关系性权力对比变化情况，本文拟选取1889、1899、1909、1913和1920年作为时间节点，观察英德两国关系性权力的对比变化(见表3)。
本文以是否存在贸易往来、是否共处于同一正式联盟、是否相互派驻外交官和是否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指标，旨在测量一国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度中心性即关系性权力。关于节点度数和最大连接数的数据可由COW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汇总得出。(66)根据前文所列公式，节点度数与最大连接数的比值即为该国在关系网络中的度中心性。节点度数源自对COW数据库中存在相应关系的数量统计，最大连接数即在相应时间条件下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除本国以外的国家行为体数量。经测算，英国在1889-1920年各时间节点的平均度中心性(关系性权力)分别为0.62、0.58、0.59、0.57、0.53。与之对应，德国在各时间节点的关系性权力为0.55、0.55、0.58、0.58、0.39。二者关系性权力变迁见图3。
图3 英国与德国关系性权力变迁
说明：图3所示数据是对表3所列经济关系网络、安全关系网络和外交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的三组数据取平均数所得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3所示，英国与德国的关系性权力自1889年开始出现逐渐接近的趋势，至1913年，德国的关系性权力实现超越。与物质性权力在1910年实现超越不同，关系性权力具有相对滞后性。关系性权力是物质性权力在国际互动中的表现与呈现，物质性权力现实与其作用效果不同步，由此导致实际战争爆发于关系性权力发生变迁之后。上述结果表明英国与德国之间发生了关系性权力转移，并于1913年实现了转移。与既有权力转移理论预测不一，德国对既有国际安排的不满长期存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依然未直接挑起与英国的战争。这为关系性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互动机制提供了例证。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曾宣称“方向不变，全速前进”，并将德国的对外政策确定为“世界政策”，强调“德国的利益遍布全球”，对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提出了挑战。(67)时任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提议打造一支英国不敢挑战和难以摧毁的海军舰队，并尽可能发挥威慑效应，对英国进行威慑。(68)虽然德国致力于挑战英国霸权，但其始终尽力避免与英国发生直接的战争。权力转移理论未能有效解释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不满意的崛起国尽量避免战争的这一行为。
在英德关系性权力转移进程中，英国的预防行为与德国的反馈主导了两国的互动行为。1889-1913年，英德关系性权力差距迅速缩小并实现反超。对此，初期的英国以合作的预防行为应对。“世界政策”的出台将英国置于战略两难的境地，英国开始选择与德国合作的方式冲破外交困境。1898-1902年，英国主动向德国伸出橄榄枝，试图进行结盟尝试。1898年3月25日，时任英国财政大臣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同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菲尔德(Hatzfeldt)会谈时暗示，两国存在结盟的可能性，同年3月29日，张伯伦向哈兹菲尔德直接提出英德结盟的主张。(69)面对英国的主动合作，德国给予了负向认同反馈，导致两国关系降级。德国政府最终采纳了提尔皮茨的建议，认为英国的远东困境有利于为德国的海军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故予以回绝。1900年，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英国国内力量再次希望与德国结盟，以应对远东地区的外交困境，此次德国态度略显积极，因此，两国于1900年9月签订了被称为“无用但无害”的《英德扬子协定》。事实上，该协定并未能使两国关系出现任何转变。1901年，张伯伦在与德国外交官谈话中表示，“英国愿与德国结盟或加入三国同盟”，并以加入法俄同盟相要挟。(70)对此，德国再次给予负向反馈。如比洛给威廉二世的信中指出：“陛下认为英国不会与法俄达成和解且一定会迁就我们，这是十分正确的……英国的威胁不过是用以吓唬我们的魔影。”(71)在英国关注的摩洛哥问题上，德国同样表现出无意与英国合作的意愿。在英国多次采取合作型预防行为的背景下，德国的负向反馈导致英德关系难以更进一步，甚至出现迅速降级恶化，促使英国采取制衡的预防行为。1900年，德国《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的通过引起了英国的警惕，英国海军军部开始在北海部署舰队以平衡德国的海军力量。此外，为制衡德国，英国开始转向法国，尽力避免使德国与欧陆其他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并先后与法、俄两国组成三边同盟，即《三国协约》。事实上，《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的达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英国在安全关系网络中相较于德国落后的局面。面对英国与法俄的结盟，德国决策层给出的反馈是进行反击，即负向反馈的态度。威廉二世曾明确表示：“欧洲的形势对我们更加不利了。”(72)经过两次摩洛哥危机，英国对德制衡意图愈发明显，德国却将其视为自身进一步挑战英国的机会，正如提尔皮茨所说：“我们受到的屈辱越多，新海军议案得以通过的机会也就越大。”(73)英德两国的制衡性互动表明，两国关系存在由制衡升级为战争的可能。
关系性权力转移强调关系即权力的事实，为国家维护国际社会中的关系提供了解释路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并非是英德两国针对彼此挑起的争霸战争，而是为了维护关系性权力进行的现实选择。及至1910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访问德国时，威廉二世依然表示德国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是“难以想象的”。(74)关系性权力视角将以联盟关系为基础的安全关系网络视为关系性权力的重要来源。在20世纪初期的德英互动中，四次巴尔干危机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在每一次危机中，德国均采取支持奥地利的政策，有效地维护了三国同盟的关系和信誉，保持了关系性权力的稳定。(75)1914年，德国冒着与俄法开战的风险支持奥匈帝国，原因是防止盟友关系破裂。“七月危机”事件中，德国坚定支持自己的盟友，致使其对俄国及法国宣战，英国为维系其安全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性权力，加入战争以维护盟友安全和既有利益是其最终选择，由此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英德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英德两国制衡性互动及维护关系性权力的背景下爆发的。
(三)关系性权力转移与英美和解
英美两国的权力变迁是权力转移研究的经典案例，但是，既有研究存在两点困惑。其一，英美权力转移的开始及完成时间未形成一致性认知。艾利森认为，两国的权力转移发生于20世纪初期。(76)逄锐之认为，从物质性权力转移来看，国际能力综合指数显示，美国的国家能力于1888年达到英国国家能力的80%，并开始了权力转移进程，至1897年实现反超，权力转移就此完成。(77)也有学者认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于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霸主。(78)从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视角观之，英国与美国的权力转移自19世纪末期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其二，英美之间为何出现了和平的权力转移。“门罗主义”及“罗斯福推论”的提出表达了美国不满足于现状的诉求，但是，权力转移的和平进程与既有理论并不契合。本文认为，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实则是英国选择合作的预防行为与美国采取正向反馈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系性权力的基础是关系，关系实则是一种流动性的存在，本文拟选取1889、1899、1909、1920、1930、1940和1950年作为时间节点，观察英美关系性权力对比变化及关系性权力转移进程。(79)通过对经济、安全和外交关系网络的观测，英美两国度中心性即关系性权力的对比变化如表4所示。
如前文所述，表4所示的英美两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的变化，实际反映了两国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对不同关系网络的度中心性取平均值，在1889-1950年间的各时间节点，英国的度中心性(关系性权力)分别为0.62、0.58、0.59、0.53、0.57、0.44和0.68；美国的度中心性(关系性权力)分别为0.47、0.53、0.51、0.47、0.48、0.51和0.71。因此，英美两国的关系性权力变化见图4。
图4 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性权力变迁
说明：图4所示数据是对表4所列经济关系网络、安全关系网络和外交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的三组数据取平均数所得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4所示，不同于物质性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性权力自1889年开始快速接近，完成关系性权力转移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与英德关系性权力转移相似，英美两国在19世纪末实现了物质性权力转移，但是，物质性权力与其实际效能的发挥并不具有同步性。在某一时期内，关系性权力的变化可能落后于物质性权力的增长。(80)国际社会作为关系性存在，欲讨论居于其中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权力转移的问题，关系性权力可能更具说服力。本文认为，英国与美国的权力转移进程开始于19世纪末期，并于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英美两国的良性互动是霸权战争没有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视角下，在英美权力转移的进程中，英国可以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的预防行为。但英国实际上放弃了战争选项，而选择了竞争与合作行为。委内瑞拉危机是英美争霸过程中的关键节点。19世纪90年代，英美两国关系性权力差距快速缩小。1895年7月2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美国拥有对美洲大陆主导权，美国的仲裁方案是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合法方案。”(81)这表明，美国开始强势介入英国对美事务及委内瑞拉危机，是美国对现状不满挑战英国霸权的尝试。(82)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对此进行了答复，表示英国不能接受美国对“门罗主义”适用范围的认知及其国际法效力，并就美国对争议地区的安排与仲裁建议表示拒绝。(83)时任英属殖民大臣张伯伦随即下令英属圭亚那进入战备状态。(84)这表明英国最初并未放弃对美发动预防性战争。但是，资源有限的现实难以支撑英国这一预防行为。肯尼斯·伯恩(Kenneth Bourne)认为，英国由于受到诸多挑战以致一度面临可用资源不足的困境。(85)19世纪后期，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海军实力的增强给英国带来了更为明显的不安与挑战。与布尔人的关系紧张也给英帝国带来了明显的资源性负担。俄国作为陆上强国将其势力范围向印度推进给英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英国意识到，作为岛国资源匮乏的局限性难以支撑其对美一战。英国对美态度出现转折，开始采取竞争与合作的行为。
英国竞争与合作的预防行为及美国的正向反馈塑造了积极和平的权力转移态势。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同样认识到，英美两国之间进行的制度化克制是两国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86)1896年1月11日，英国内阁会议后，索尔兹伯里表示不支持对美无条件妥协，但是愿意进行一定的让步，即同意对排除“已定居区域”的争议地区进行仲裁。(87)英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但在相关核心利益中不放弃与美国进行竞争。张伯伦亦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表示：“英国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是荒谬的，非常期盼星条旗和米字旗可以在一起飘扬。”(88)1896年2月27日，英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已定居区域”问题举行谈判，进行利益竞争。美国对英国的竞争行为给予正向反馈，主要表现为奥尔尼认同索尔兹伯里关于将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置于英美总体仲裁谈判中考量的部分观点。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视角下，英国竞争预防行为加之美国的正向反馈有利于弱化两国的竞争，推动彼此竞争关系降级，助力实现合作。在两国良性互动下，1896年11月，英美双方达成协议，通过合作的方式结束了委内瑞拉危机。这也意味着美国彻底取代英国获得了美洲的主导地位。英国对美合作的预防行为不仅展现在处理委内瑞拉危机的问题上。1896年，美国《海军法案》通过，意图建造三艘新兴战列舰和十艘鱼雷快艇，英国对此给予积极评价。(89)英国采取了对美总体合作的预防行为，不谋求对美战争与制衡。正如时任英国国会议员在1896年写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所说：“我们这一方只有友善，因为其他地区的事务使我们不堪重负。”(90)这一点同样反映在英美两国关于巴拿马运河问题的争论之中。早在1850年4月，英美两国曾签署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该条约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在运河区驻军或设防，运河应保持中立。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与英国进行谈判谋求运河的控制权和独占权。对此，受到布尔战争的影响，英国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再次选择对美合作的预防行为。1901年11月18日，英美签订《约翰·海—庞斯富特条约》，英国在每个重要议题上均对美国做出了让步和妥协，再次表明了英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决心。(91)英美两国走出了竞争、合作的预防行为与正向反馈相结合实现权力转移的积极和平路径。
勒博在《国家为何而战？》一书中认为，美国于1917年完成崛起，自此之后成为体系的主导国家。(92)本文认为，此时的美国并未完成权力转移。是何因素使人觉得它已成功崛起呢？究其原因，可能源于英国作为主导国采取的合作行为。一战后，英国虽然在关系性权力上依旧占据优势，但已经无法通过实际掌握的物质资源发挥国际影响力、维护主导国地位。英国的既有关系性权力构成其作为守成国的巨大成本支出。由此带来的调整如表4所示，1909-1920年，英国在基于成本付出的安全关系网络和外交关系1-模网络中的关系性权力出现大幅下降，而经济关系网络和2-模外交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性权力出现了提升。因为经济关系网络和2-模外交关系网络带有较为明显的利益属性。英国的部分关系性权力此时已经成为其沉重的负担，其已无力承担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此时英国同美国的合作已不是为防止美国崛起而采取的预防行为，而是试图鼓励美国承担领导责任以及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的策略选择。一战后，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便担心“英日同盟”的存在会招致美国不满，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询问美国时任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是否同时接受“英日同盟”和“英美特殊关系”。(93)权衡之下，英国最终选择与美国合作而放弃与日本结盟。美国也未辜负英国的信任。面对欧陆局势的再次紧张，美国逐渐打破了三次《中立法案》的束缚，罗斯福总统以“隔离演说”为起点，转向拥抱英国与欧洲，并在此后宣布“保卫美国的最好方式，就是保卫英伦三岛的安全”。(94)英美两国的合作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权力转移提供了契机。
(四)美苏的关系性权力转移
关于美苏是否发生权力转移的既有认知存在两点问题。其一，美苏之间是否完成了权力转移。多数学者认为美苏之间发生并完成了权力转移。艾利森将美苏权力转移的时间框定在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95)从物质性权力转移的视角观之，1960年前后，苏联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趋近于美国的80%，并于1971年实现反超。(96)从关系性权力的视角来看，虽然美苏权力转移进程趋势性明显，但并未实际完成权力转移。其二，美苏关系性权力转移并未出现直接的冲突对抗，具有显著的和平特征，为何与既有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相悖。为讨论上述两个问题，本文拟选取1950、1960、1970和1980年四个时间观测节点，观察美苏两国关系性权力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明确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进程与结果。美苏两国关系性权力对比如表5所示。
对表5显示的美苏两国度中心性数据进行平均处理可知，在1950、1960、1970和1980年四个时间节点，美国的度中心性(关系性权力)分别为0.71、0.62、0.58和0.57；苏联的度中心性(关系性权力)分别为0.27、0.3、0.29和0.41。上述数据对比所反映的两国的关系性权力变化如图5所示。
图5 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性权力变迁
说明：图5所示数据是对表5所列经济关系网络、安全关系网络和外交关系网络中度中心性的三组数据取平均数所得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可见，美苏两国并未实现关系性权力转移。如图5所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关系性权力总体呈现相对衰落的趋势，而苏联的关系性权力逐渐增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其关系性权力呈现大幅提升的走势，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的全球收缩战略与苏联所持的全球进攻性姿态。美苏两国的关系性权力差距逐渐缩小，彼此权力对比的确出现优势转移的趋势，苏联作为崛起国并未实现超越，即美苏两国的关系性权力转移并未完成。与英德、英美关系性权力转移的案例类似，虽然苏联在物质性权力方面或可取得相对优势，但是，物质资源转化为关系性权力受到时间条件限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只有在完成关系性权力转移，即在国际互动中取得主导性影响优势，关系性权力转移方可认定为最终完成，因为大国的崛起是物质性与社会性成长的统一。(97)
虽然权力转移并未实现，但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趋势已成事实且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演进。在此过程中，美国的预防行为和苏联的认同反馈，直接影响着和平与战争选择。第一阶段，美国对苏联的预防行为表现为合作。1945年，关于美国是否应在二战后填补中欧出现的权力真空引发了激烈讨论。最终取得优势的观念是美国无意反对苏联在其西部边境地区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在战后并未对苏联进行军事制衡。时任总统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在德国投降两年内美国军队将从欧洲大陆撤出。”(98)1945年12月，美国的美苏专家同样表示：“基于两国的差异性，我们在处理双方关系时要有更大的耐心。”(99)出于避免欧洲分裂以及对苏合作的考量，美国试图劝说苏联放弃东欧的势力范围并建议缔结解除德国武装的条约。苏联对此给予了负向反馈，让美国认识到苏联试图划分势力范围的进攻性动机与决心。负向反馈推动双方合作降级，美国开始逐渐接受欧洲被分裂的事实，调整对苏的预防行为。正如时任国务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所说：“我们应制定政策拯救欧洲的均势。”(100)第二阶段，美国对苏联采取竞争的预防行为。受到苏联负向反馈的影响，美苏关系出现降级，美国开始对苏进行竞争。最主要的表现莫过于美国致力于巩固其在德国的正当地位，即与苏联就欧洲的势力范围分割展开竞争。1946年3月，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认为，美国应努力拯救在德国的非苏联占领区，以使势力范围划分更加合理。同年9月，时任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Byrnes)表示，若其他国家军队不撤出，美军将留在德国。(101)1948年3月14日，凯南致信国务卿，提出了美国在亚洲战略安排的基本设想，表明了与苏联等国家争夺日本、菲律宾关键军事区域的必要性。(102)苏联以强硬的态度回应了关于日本重新军事化的问题，正如斯大林所言：“莫斯科必须保证日本不受任何攻击，它才会保持安静。”(103)苏联反对美国采取任何将其排除在占领区之外的行为。美国的竞争行为加之苏联的负向反馈将两国的竞争关系进一步推向制衡。第三阶段，美国对苏联采取制衡的预防行为。1950年4月7日，美国公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新目标规划文件即NSC-68号文件。该文件表示美国欲维持自身优势需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增长潜力，甚至并不排除预防性战争的选项。(104)对苏强硬遏制政策在此后美苏互动中得到了切实地贯彻和执行。这种遏制政策至1961年柏林危机被推至新的高潮。1961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举行会晤。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可能与东德单独缔结和约。(105)同年7月，时任总统肯尼迪宣布在欧洲进行军事集结以表明进一步遏制的决心。8月31日，赫鲁晓夫对此予以负向反馈，并宣称柏林发生的冲突均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106)但是，这种对峙互动并未引发战争，原因是苏联一方在外交上率先采取行动，主动取消了最后通牒的时间限制，推动反馈评价由负向反馈向正向反馈转变。正是崛起国外交上的退让和正向反馈的表达，实现了1961年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推动双方的制衡关系进一步弱化至竞争状态，避免了制衡升级从而导致战争爆发。第四阶段，美国再次采取对苏合作的预防行为。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便指示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制定缓和对苏关系的政策，其出发点并非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认为大国合作统治世界更具合理性。(107)以此为指导，尼克松积极推动对苏合作。例如，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峰会、建立伙伴关系等。对于美国的合作行为，苏联给予了正向反馈，表现在美苏两国领导人对彼此关系的合作性阐释，即“在核时代，只能以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双边关系”。(108)美苏两国的良性互动推动彼此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同意在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并签署了《反导条约》。(109)在美苏合作的基础上，1975年8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正式签订，该文件一度成为冷战期间东西方合作关系的典范。(110)及至1981年卡特离任，美国依旧秉持与苏联保持伙伴关系的战略。第五阶段，美国对苏联的制衡行为。1981年，里根执政后，一改对苏缓和的姿态，再次回归至遏制战略家的思想，试图将苏联制度推至崩溃。(111)1982年，里根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要迫使“苏联承受其经济缺陷带来的后果”。(112)1983年，里根宣布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他表明：“拯救生命无论如何都比伤害生命要好一些。”(113)毋庸置疑，里根政府的主要目的即是通过全方位的制衡手段应对苏联的威胁。面对这种局势，苏联给予了正向反馈，推动了制衡关系的降级，促进合作形成。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并积极推动苏联与西欧对话，他认为，“创造更大的公众支持度和社会认同”对于振兴苏联至关重要。(114)苏联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自阿富汗撤军和削减军费，并推动了苏联与美国以及西欧的广泛合作。有理由认为，即使苏联并未出现国内政治演变，短期内，美苏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进程可能依旧缺乏走向战争的必然性。
五、结论
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分析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凭借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现实关切，权力转移理论成为分析崛起国与守成国的重要抓手。但是，权力转移理论仍存在固有的不足和缺陷。一是其注重物质权力，忽视权力的关系属性；二是关于守成国与崛起国战争的讨论，解释力稍显局限和不足。为了进一步增强权力转移理论的适用范围及解释力度，本文将关系性权力引入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实则是关系性权力转移，相较于物质性权力转移，关系性权力转移稍有滞后性。自“全球转型”以来，国际社会实则进入了以复杂互动和关系为特征的强联结时代。强联结时代与弱联结时代的权力特征见表6。
在弱联结时代，权力多来源于行为体自身的发展，如汉斯·摩根索论及的包括人口、土地等权力资源。这种源自个体的权力多呈现物质性特征。基于权力的互动，多表现为争夺物质性资源的战争行为。在强联结时代，权力不仅源自个体的物质性权力，由于相互联系范围扩展以及程度加深，权力的关系属性日趋明显。关系本身即是权力，故权力互动具有多元的可能性，这也为关系性权力转移的和平互动奠定基础。
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守成国并不必然选择进行预防性战争，制衡、竞争与合作的预防行为亦可供选择。崛起国在关系性互动的过程中亦可能给予正向反馈或负向反馈，进而塑造彼此的互动议程，实现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战争并非是权力转移的必然选项，和平亦可成为守成国与崛起国互动的主导性议程。
当下对中美权力转移的讨论愈发激烈，对两国必有一战的悲观预测始终存在。中美两国在关系性权力的维度权力差距依旧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安全关系网络中，美国相较于中国的关系性权力具有绝对优势。(115)一方面，在如此大的关系性权力差距下，美国无必要亦无动机发动预防性战争。另一方面，中国面对美国制衡、竞争与合作的预防行为，始终保持正向反馈。中国一贯坚持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包容性理念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向更加积极的和平方向发展。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Tonny Brems Knudsen,"Power Transition and World Order:Three Rival Theo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Change",in Tonny Brems Knudsen and Cornelia Navari eds.,Power Transition in the Anarchical Society:Rising Power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Cham:Palgrave Macmillan,2022,p.31；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②李奇前：《关系复杂性与联盟成员的战略行为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6期，第1～33页。
③奥根斯基等人强调，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核武器的存在使战争的绝对成本明显增加，当一国占据绝对核优势时彼此关系确实具有稳定性。但是，随着核对等的临近，这种既有的稳定将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恐怖的平衡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参见Jacek Kugle and A.F.K.Organski,"The Power Transition: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in Manus I.Midlarsky ed.,Handbook of War Studies,Michigan: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89,pp.184-185。
④权力转移理论自1958年首次提出，始终将权力与满意度作为理论的核心变量，由此带来的问题亦逐渐显现。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人口数量、技术经济生产能力及国家应用上述资源的能力共同构成了一国的物质权力。在应用过程中，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多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对一国权力进行测量和界定。参见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8。
⑤根据奥根斯基的论述，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霸权国在与权力较小的国家互动时获益，由此导致所有非霸权国家均会存在不满情绪进而引发战争。参见John R.Oneal et al.,"But Power and Wealth are Satisfying:A Reply to Lemke and Reed",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2,No.4,1998,pp.517-520。
⑥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58;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The War Ledger.
⑦Yves-Heng Lim,"How (Dis) Satisfied is China? A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4,No.92,2015,pp.280-297.
⑧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6,307.
⑨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认为，19世纪是“全球转型”的世纪，亦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自此，国际关系的全球属性和联系更加明显。换言之，对国际关系的关系性特征的讨论愈发重要。参见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⑩陈思德(Steve Chan)和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等学者对守成国更易采取预防行为有过详细论述。但既有论述多关注预防性战争，对其他可能的预防行为关注不足。参见Steve Chan,"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Security Studies,Vol.13,No.3,2004,pp.103-141; 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11)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9期，第35～73页。
(12)Jonathan M.DiCicco,"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Essence of Revisionism",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September 26,2017,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311.
(13)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3,No.6,1999,pp.675-704;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chap.1；Carsten Rauch,"Challenging the Power Consensus:GDP,CINC,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Security Studies,Vol.26,No.4,2017,pp.642-664; Charles J.Koch,"Test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with Relative Military Power",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Vol.14,No.3,2021,pp.86-111; SDP关注的是一国与其人口需求相对应的供给能力。参见Therese Anders et al.,"Bread before Guns or Butter:Introducing Surplus Domestic Product(SDP)",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4,No.2,2020,pp.392-405。
(14)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Lost in Transition: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2009,pp.389-410.
(15)Woosang Kim,"Power Parity,Alliance,Dissatisfaction,and Wars in East Asia,1860-1993",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5,2002,pp.654-671; Woosang Kim,"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833-850.
(16)邢悦等：《关系性权力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兴衰》，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第56～58页。
(17)Woosang Kim,"Power Parity,Alliance,Dissatisfaction,and Wars in East Asia,1860-1993",pp.654-671.
(18)Charles J.Koch,"Test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with Relative Military Power",pp.86-111;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326.
(19)Suzzana Werner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s and Military Buildups: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91; Charles J.Koch,"Test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with Relative Military Power",pp.86-111; Choong-Nam Kang and Douglas M.Gibler,"An Assessment of the Validity of Empirical Measures of State 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ic Status Quo",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4,2013,pp.695-719.
(20)John R.Oneal et al.,"But Power and Wealth Are Satisfying:A Reply to Lemke and Reed",pp.517-520.
(21)Steve Chan,"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pp.103-141; David Sobek and Jeremy Wells,"Dangerous Liaisons:Dyadic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Risk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and War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Vol.46,No.1,2013,pp.69-92; 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pp.675-704.
(22)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4)Henk Houweling and Jan g.Siccama,"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2,No.1,1988,pp.87-102.
(25)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第35～73页。
(26)漆海霞、孙兆瑞：《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4期，第99～133页；王国欣、刘建华：《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模式——前景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第58～65页；罗小军：《“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及中美关系》，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31～55页。
(27)唐探奇、兰江：《霸权合作还是霸权冲突？一种关系螺旋理论的解释》，载《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3期，第3～34页。
(28)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Lost in Transition: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pp.389-410.
(29)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7页。
(30)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88～105页。
(31)尚会鹏认为，世界进入了以世界网络化为特征的强联结时代，多元行为体及复杂议题相互联结、交织。参见尚会鹏：《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24～43页。
(32)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第76～87页。
(33)关系性权力并非特指社会性互动形成的权力，其既涉及物质性资源，亦包括非物质性因素，权力的资源属性是基础，非物质属性是结果。参见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43页。
(34)参见Phillip Bonacich,"Power and Centrality:A Family of Measur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2,No.5,1987,pp.1170-1182; Hyung Min Kim,"Comparing Measures of National Power",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1,No.4,2010,pp.405-427；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第88～105页；罗杭、李博轩：《国际结构分析与国家权力测量——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48～82页；余文全：《关系网络中的崛起国：编配者与领导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7期，第100～126页。
(35)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92～111页。
(36)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第93页。
(37)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第96页。
(38)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第96～97页。
(39)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李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115页。
(40)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刘军、孙晓娥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41)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辑，第42页。
(42)约翰·斯科特、彼得·J.卡林顿编：《社会网络分析手册》，刘军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1页。尼克·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认为，使用一个中心性亦可反映某一节点的关系特征。囿于文章篇幅限制及分析简化的需要，本文将主要选择讨论度中心性，对居间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不再进行过多说明。参见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第193页。
(43)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第103～105页。
(44)同上。
(45)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第88～105页。
(46)参见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第45页；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第88～105页；罗杭、李博轩：《国际结构分析与国家权力测量——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分析》，第48～82页。
(47)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David Sobek and Jeremy Wells,"Dangerous Liaisons:Dyadic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Risk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and Wars",pp.69-92; 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3,No.6,1999,pp.675-704.
(49)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pp.56-145.
(50)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1)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第220～245页。
(52)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第6～32页。
(53)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3页。
(54)David Sobek and Jeremy Wells,"Dangerous Liaisons:Dyadic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Risk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and Wars",pp.69-92；刘毅：《关系逻辑与国家间互动新常态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第77～82页。
(55)迈克尔·多伊尔：《先发制人：国际冲突的先制与预防》，吴迪、高连兴译，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
(56)斯蒂芬·G.布鲁克斯、威廉·C.沃尔福思：《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潘妮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Kenne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Daedalus,Vol.93,No.3,1964,pp.881-909; Karl W.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World Politics,Vol.16,No.3,1963,pp.390-406; He Kai,"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3,2008,pp.489-518; T.V.保罗：《软制衡：从帝国到全球化时代》，刘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57)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
(58)莫盛凯：《权力转移与预防性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26页。
(59)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60)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0页。
(61)Martin Gilbert,Churchil:A Life,London:Heinemann,1991,pp.261-264.
(6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页。
(63)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96页。
(64)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New York:Harpercollins,2012,p.151.
(65)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张立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66)在数据获取方面，根据“战争相关指数”(COW)数据库所列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和国际组织数量的相关数据，确定一国在关系网络中的最大连接数，根据COW数据库中所列双边贸易数据、正式联盟数据、外交关系数据和国际组织数据，可得节点度数。参见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
(67)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New York:McGraw-Hill Education,1992,p.372.
(68)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pp.371-374.
(69)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70)同上，第205～206页。
(71)转引自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第206页。
(72)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第230页。
(73)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p.420.
(74)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99页。
(75)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115页。
(76)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70页。
(77)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第35～73页。
(78)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79)之所以确定这些时间节点，是因为本文试图考察既有研究涉及的英美权力转移的全过程，故选择自19世纪90年代至二战结束的时间节点，基本确定以十年为单位来对英美权力转移的过程进行描绘，其中，由于数据库数据的时间限制，1909至1920年间隔11年。
(80)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第39～64页。
(81)"Mr.Bayard to Mr.Olney",FRUS,1895,pp.545-562.
(82)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89页。
(83)"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FRUS,1895,pp.567-576.
(84)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第195页。
(85)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340.
(86)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100页。
(87)Robert A.Humphreys,"Presidential Address:Anglo-American Rivalries and the Venezuela Crisis of 1895",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17,1967,pp.131-164.
(88)Harry C.Allen,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783-1952,London:Odhams Press,1954,pp.556-557.
(89)王黎：《美国外交：理念、权力与秩序——从英国殖民地迈向世界强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页。
(90)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第93～100页。
(91)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pp.361-362.
(92)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第106页。
(93)Harry C.Allen,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783-1952,1954,pp.736-737.
(94)王黎：《美国外交：理念、权力与秩序——从英国殖民地迈向世界强国》，第280～287页。
(95)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70页。
(96)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第65页。
(97)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
(98)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1页。
(99)同上，第62页。
(100)同上，第68页。
(101)James F.Byrnes,"Restatement of Policy on Germany",U.S.Embassy in Germany,September 6,1946,https://usa.usembassy.de/etexts/ga4-460906.htm.
(102)"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48,pp.532-538.
(103)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274页。
(104)"NSC-68,1950",FRUS,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45-1952/NSC68.
(105)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295～296页。
(106)Michael R.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pp.334-335.
(107)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牛军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10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RUS,1972,pp.1129-1139.
(109)Ibid.
(110)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编：《冷战的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聂文娟、樊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
(111)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50页。
(112)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52页。
(113)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271页。
(114)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59页。
(115)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第39～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