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全政策变化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重要风向标。分析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时，必须承认体系和国家层次路径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依靠上述两者并不足以揭开日本安全政策变化逻辑的全貌，还必须把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纳入分析框架。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既有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也有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意图。作者以日本军工利益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政官财铁三角”之间的利益诱导政治为分析机制，详细探讨该集团在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总体来看，在冷战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约束下，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对低调，军工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的利益诱导相对消极。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开启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军工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积极谋求突破军工生产的部门限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游说政府增加防卫预算、调整防卫产业政策，这是日本安全政策日趋进攻性的重要解释机制。以当前安倍政权为案例的分析详细考察了其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势利益诱导，为前者激进的安全政策找到了自洽的逻辑解释。
关 键 词：军工产业 利益集团 利益诱导政治 经济増长 安倍政权
一 引言
安全政策变化是日本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重要风向标。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大动作接踵而至。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第二次问鼎首相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即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此后，又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通过了颇具争议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和“新安保法案”。与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防卫产业政策也因此发生变化。2014年日本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取而代之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明确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海外出口武装产品。2015年，防卫省制定了“安全技术推进制度”，通过课题基金的方式向大学等科研机构提供科研经费。接受经费的科研机构要进行与军事防卫相关的技术研究，并将此类研究成果与防卫省和其他部门共享。这也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学不参与军事技术研究的惯例。
一国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近年来日本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种种突破，固然可以从国际体系和国家战略的主观能动性上寻求解释，但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同样不能忽略。在考察日本的安全政策时，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国际体系和国家战略层面，缺少对日本国内政治要素的考察。本文意在弥补这一缺陷，尝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视角出发解释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本文由如下部分构成：第一，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这三层视角来梳理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路径，并着重指出国内因素分析对于理解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和变化的意义。第二，提出利益诱导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对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特征及其在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予以分析。第三，以冷战结束为终点，基于利益诱导政治的视角评析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第四，分析当前的安倍晋三政权，着重考察安倍政权与军工利益集团之间的强势利益诱导，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提供逻辑解释。
二 日本安全政策的分析路径
鉴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作为中国重要邻国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安全政策持有特殊关注、高度敏感。当前，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已经存在不少成果，以下将在批判性地回顾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国内政治的视角加以归纳总结，指出国内政治对于理解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①
(一)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
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路径主要遵循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认为一国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主要受国际体系的结构压力影响。学术界在分析日本安全政策时大多以国际体系为中心视角。肯特·考尔德(Kent E.Calder)将日本定义为“反应型国家(reactive state)”，宫下明聪(Akitoshi Miyashita)、田中明彦(Akihiko Tanaka)、平田庆子(Keiko Hirata)则分别从战略援助、安全保障和对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体系压力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②这些研究指出日本制定安全政策的基本逻辑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此外，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对日本安全政策制定的分析也开始更多地考虑中国因素(尽管是在负面意义上)，即主张日美双方具有防范中国的共同安全利益，日美同盟关系因此才得以不断强化。
中国学术界在分析日本安全政策时也大多基于日美同盟和中国崛起这两点考虑。比如，杨伯江认为美国因素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共同构成了驱动亚太地区局势变化的自变量，是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主要外部因素。③廉德瑰指出，“迎合美国亚太战略转变的需求，配合美国军事行动”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外在推力，遏制中国崛起则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结构性原因。④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并迅速拉大差距，这种落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日本的安全政策。中国实力快速提升、日美实力相对衰落这一结构性变化被视为塑造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动因。⑤
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视角固然看到了结构因素在塑造日本国家安全政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既已萌生，那时国际格局仍相对稳定。此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也基本遵循了线性发展的逻辑，因此从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时仍然不能忽略日本的国家能动性。例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并没有盲目地向军事领域扩张；而在80年代美苏两国关系开始缓和时，日本却开启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对这一现象，体系路径似乎难以解释，因此还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路径。
(二)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
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强调国家在安全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该路径并不否定结构压力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冲击，但是更加强调国家行为体在面对冲击时的能动性。以日美同盟为例，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是日本坚持日美同盟的根本原因，而不在于美国的压力。“借船出海”是这一战略逻辑的最好诠释，所谓的美国因素不过是为日本实现其自身战略目标提供了便利。无论是海外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是打击恐怖主义，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对美方要求(或者说“压力”)的回应，然而实际上则暗含了日本的自主意识和“为我所用”的工具理性。⑥也就是说，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美国(甚至包括中国和朝鲜)最终仍服务于“正常国家化”这一自主性战略意图。
关于日本国家战略的讨论也常常遵循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其核心论点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有着明确的国家战略、身份定位和战略意图。吕耀东在解构“日本梦”时指出，“日本梦”实质上是“大国梦”，其实现手段因历史时期而异，但是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却始终未变。⑦陆伟则指出对大国身份、大国地位的执著与狂热是日本对内怂恿民族主义、对外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的主要原因。⑧相较于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术界)更倾向于从“国家中心主义”出发批判日本安全政策。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这既跟日本的侵略殖民史有关，也与中国学术界对辩证法的青睐有着密切联系(美国因素是外因，日本的主观动机才是内因)。
那么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是一成不变呢?如果确有变化，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其发生?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各行为体在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和变化的过程中又发挥着何种作用?以上基于国际体系和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并未注意到这些微观细节，因此需要导入国内政治因素来观察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变化的内在逻辑。
(三)以国内政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
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的分析路径相比，日本国内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关系并不太为学术界所关注。关注度的相对不足导致中国学界在对日安全政策分析中缺少对国内政治中各行为体的考察。⑨近年来，学界已经意识到国内政治在日本安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当然日本国内政治中的行为体众多、重要性不一，仍然需要持续跟进研究。
现有关注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安全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于日本领导人的作用。比如，在考察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时必定绕不开吉田茂(Shigeru Yoshida)的“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安倍政权的国家安全政策也被一些学者冠以“安倍主义(Abeism，Abe Doctrine)”之名。⑩之所以如此，不仅跟日本政治家的个性和意识形态偏好有关，同时也受到中国对日研究总体特征的影响。一直以来，中国对日政策研究中的“友好史观”和“阶级史观”使得学术界在分析日本的右倾化、历史修正主义以及军事大国化时倾向于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这样容易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因此，在考察日本安全政策时，对领导人的分析(思想主张、人格个性等)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如此，相关研究却没能回答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领导人的安全政策是自身的保守思想使然，还是其他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又或者是两者的叠加?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恐怕需要加强对如下两个领域的考察。第一，国内各行为体都是根据各自利益和动机在安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角色，因此在讨论日本安全政策时要着重从国内政治结构、决策模式和行为体视角进行分析。(11)第二，将安全政策同其他问题领域相关联，比如军政关系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经济、外交和军事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这类研究不把安全政策视为孤立的政策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整体分析框架内，从而为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12)
需要说明的是，考察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时，必须承认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的分析路径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依靠这两个路径不足以揭开其政策变化的逻辑全貌，必须把国内政治纳入总体分析框架。如果不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微观机理进行剖析，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解难免陷入僵化(stereotype)。
三 军工利益集团与利益诱导政治
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可以有效衔接国内政治进程和安全政策制定，即军工利益集团既有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也有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政治意图。是故，本文以军工利益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政官财铁三角”的利益诱导政治为分析框架，详细探讨军工利益集团在促进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及其转变中的作用。同时以当前的安倍政权为例，考察其安全政策突飞猛进背后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势利益诱导。
(一)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特征
本文对“军工利益集团”这一政治学术语的使用，主要是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考察军工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过程(例如游说、政治献金、选举投票)中的作用，关注政治过程对安全政策的影响。(13)军工利益集团的形成有赖于一批强势的军工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军工利益集团”是否存在还有商榷的余地。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定义，只要生产和销售军工产品即可视为军工企业，不用考虑军工产品的产值和比重。(14)依循该定义，本文认为日本不仅存在军工企业，还存在比较强势的军工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以特定目的结成的团体，在吉恩·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的分析框架中，他们使用了特殊利益集团这一表述，意在强调利益集团的“特殊目的性”和“特殊功能性”。(15)日本军工利益集团就是这样一种特殊利益集团。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也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下设防卫产业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扩大军工产品的生产，是日本代表性的军工利益集团。其他军工利益集团还有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和日本造船工业会。相较于综合性的防卫产业委员会，这三个利益集团的专门性更强，因此本文也不会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日本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其军工利益集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如下突出特征。
第一，军工利益集团会同时经营民用和军用产业，军用产品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较低。特别是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这一比重大幅下降。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各大企业的军工产品销售额占市场总销售额的分量逐年降低，目前总体维持在10％左右。相比民用产品，军用产品的劳动成本要高出250倍之多。(16)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指出，2013年日本各大军工企业军工产品的销售额在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均低于10％。进入世界军工企业100强的日本企业只有四家，即三菱重工、三菱电机、富士重工以及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这四家企业军工产品所占比率分别为9％、3％、7％和3％。(17)这从侧面表明，军工产业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日本近年来积极推动武器出口的原因。
第二，日本的军工产业主要掌握在几个大企业手中，它们大多直接继承了战前大财阀的衣钵，比如三菱重工、富士重工、川崎重工、住友金属等。(18)这些大企业拥有众多的子公司和外包公司，因此军工生产不仅关系到大企业的利益，与前者有业务联系的子公司和外包的中小企业也存在利益关联。这一利益链条会刺激相关企业组成利益集团，促进政府制定有利于军工产业的政策。
第三，长期以来，防卫省是军工产业的唯一客户。(19)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制约，日本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主要销售给防卫省。因此，日本的主要军工企业在国内市场处于单独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日本军工产品的“高价”特征不仅源自日本的高制造成本，也是由日本军工市场的特点造成的——在主要装备的选择上，防卫省并无挑选余地。(20)相应地，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目标也较为明确，即开拓军工产业的市场、把武器出售到更多的国家。
虽然日本的军工产业存在上述短板，但是军工利益集团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各自军工部门的支持。对此，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原因。首先，相比经济效益，日本军工企业更加重视技术研发。军工利益集团深知军事技术开发、武器生产对国家整体技术进步的作用。为获得新式武器，防卫厅向各大企业提供了巨额的研发费用，但是军工企业利用这些研发费用开发的产品其专利权仍然为各企业所有。这些专利技术会迅速流入民用部门，最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整体收益。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以防卫部门的电子通信设备研发为契机，电子制品占军工产业总生产额的比重一度达到5.5％。但是到196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用部门电子制品所占比例却得以倍增，从1953年的6.6％增加到1962年的12.9％。(21)
其次，军工利益集团具有“技术爱国主义”的属性。日本的军工企业大多在政府的扶植下成长，二战期间一度接受军部的直接管理。战后财阀虽然遭到解散，但是却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这些企业的经营理念。作为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J.Samuels)将这一经营理念定义为“技术爱国主义(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22)比如三菱集团一直秉承“三菱即国家”的理念，将为国奉献作为企业宗旨。曾担任三菱重工董事长的饭田庸太郎(Yotaro Iida)指出，“防卫产业如果不能为日本的国家安全做出贡献，那么三菱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三菱不应把是否盈利作为企业经营的标准，我想这是三菱的使命”。(23)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军工利益集团特别注意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同时也会特别关注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
下文两个军工企业的并购案例更能说明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技术爱国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深陷债务危机的日产汽车集团同法国汽车业巨头雷诺汽车达成并购协议，雷诺汽车成为日产的最大股东。由于日产汽车集团的防卫和宇宙航空部门是当时防卫厅的重要供货商，考虑到保护本国的技术机密，日产决定将该部分业务出售给同为防卫厅供货商的“石川岛播磨重工”(其后更名为IHI)。(24)再有一例是东芝集团子公司西屋电气(Westing House)的破产申请。西屋电气是东芝下属、位于美国的一家核电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而申请破产。随着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东芝为防范其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军事技术被中国收购，提前将其出售给美国公司，同时还通过日美两国政府的介入来防范中国公司并购。(25)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日本的军工企业在重视技术引进、合作研发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将核心技术及其生产线放在日本国内。这一国内化原则也体现了“技术爱国主义”的属性。
(二)军工利益集团在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日本政治学家佐藤英夫(Hideo Sato)曾指出，军工利益集团并不像一般的利益集团那样通过向政府单方面施压来实现自身目的，而是通过连接政府和企业的沟通组织实现对话，把军工企业的要求传达给政府，并最终让政府制定出有利于军工企业的防卫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26)经团联下属的防卫产业委员会正是这样一个衔接企业和政府的组织。日本最大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的董事长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会长一职。防卫产业委员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游说政府订购武器装备，增加防卫预算，加强防卫技术的研发投入。军工利益集团在日本防卫产业和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大概有如下方面。
第一，对日本的安全政策提出建议。受战后初期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客观制约，早期军工利益集团支持武器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重整军备，而是借武器生产获得先进技术并应用到民用领域。(27)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军工利益集团开始积极为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出谋划策，其中经团联下属的防卫产业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8)防卫产业委员会向那些积极支持发展日本军工产业以及主张增加日本防卫预算的国会议员(防卫族议员)提供政治献金，后来日本政府出台的许多重要法案和政策都有该委员会的积极参与。(29)
其实仔细考察日本政府特别是防卫省发表的官方文件和经团联防卫产业委员会的报告书后不难发现，经团联及其下属的防卫产业委员会有关军工产业和安全政策的政策建议往往早于日本政府、防卫省的官方文件。二者在时间上前后贴切，在内容上较为一致，甚至曾发生过防卫省把预算草案交由防卫产业委员会“过目”后才提交给大藏省的极端案例。(30)
日本政府(大平正芳内阁时期)于1980年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概念。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日本的国家安全不仅仅限于军事安全，还要重视经济、社会和政治安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此后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参照，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等领域的积极参与可以看作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遗产。其实这一构想最早就来自防卫产业委员会。早在1970年8月，该委员会就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概念，还建议将当时的“国防会议(National Defense Council)”改组为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虽然这一构想当时没有最终被采纳，但是在1986年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内阁时期将“国防会议”改组为“安全保障会议(Security Council)”，到2013年安倍内阁则正式将其改组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其在安全防卫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大大超过“国防会议”和“安全保障会议”。另外，防卫产业委员会还建议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成立“防卫审议会”和“防卫装备恳谈会”。“防卫审议会”致力于对日本国民的宣传引导，以此提高防卫预算；“防卫装备恳谈会”则致力于“防卫装备的国产化，增强防卫技术的研究开发”。(31)
第二，推动日本政府增加防卫预算，扩大军工生产。增加防卫预算、扩大军工生产是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重要目标。其动机既有前文所述的“技术民族主义”情怀，还在于这一目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日本政府(确切地说是防卫省)一直是日本各大军工企业的唯一客户，所以军工产业的发展直接受到安全政策和防卫预算的影响。1976年三木武夫(Takeo Miki)内阁确定了防卫预算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原则，给不断增长的防卫预算增设下刹车，直到1987年中曾根康弘内阁才打破了1％的定律。此后虽然没有成文的限制，但日本的防卫预算一直总体维持在1％左右。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因此即使在1％的限制范围内，防卫预算也一直水涨船高，这是军工企业的福音。但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防卫预算的增幅也明显下降，这无疑打击了军工企业。过去，军工企业还可以通过民用产品获得收益，但是随着日本经济总体的不景气，民用部门也遭遇瓶颈。这是刺激军工利益集团游说日本政府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的客观原因。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的报告显示，从防卫依存度(防卫产品在该公司总销售额的比重)来看，旗下137家会员企业中有近30家的依存度超过了50％，而且它们大多是中小企业(前文所述的大企业的外包企业)，日本防卫预算的降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打击于此可见一斑。(32)
第三，推动武器出口，促进武器技术交流。日本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武器出口贸易。但是在经团联的建议和游说下，日本政府于2014年4月正式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此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过去是在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在严格审议的前提下允许部分例外(比如同美国的武器装备合作)；现在是原则上允许武器出口，严格审议不可出口的例外。前者把允许出口的事项作为例外，后者则把禁止出口的事项作为例外，可见日本已经打开武器出口的大门。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日本不属于全球武器出口贸易额前五十位之列(2011-2015年数据)。随着日本放开武器出口，相信不久日本就会进入“五十国集团”，并且排名会不断靠前。(33)
经团联在推动日本解禁武器出口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虽然我们无法考证究竟是日本政府主动解禁的成分更多，还是军工利益集团推动解禁的成分更多，但可以确证的是，经团联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都致力于武器出口解禁，在最近的诸多案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3年12月，安倍内阁通过了“平成26年(2014年)以后防卫计划大纲”，经团联早于安倍内阁半年发表了针对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言。经团联的建议指出，对武器出口的限制虽然在近年来有缓和迹象，但是在国际合作研发和武器零部件出口领域依然存在制度性障碍，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武器出口三原则”。(34)2014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正式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政府故意将“武器出口”表述成“装备转移”，以此缓和舆论批判。2015年10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在防卫省下增设防卫装备厅的决议，主要负责武器装备的采购、技术研发和国际合作。与此同时，经团联发表《防卫产业实行建言》，指出防卫装备厅的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产业界的需求，并且主张将武器出口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予以积极重视。(35)这也能看出经团联防卫产业部门的政策建议对日本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
(三)日本视角下的利益诱导政治
军工利益集团积极推动日本政府制定有利于其偏好的安全政策，这完全符合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但是军工利益集团具体如何行动，日本的军工利益集团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本文还没有对此予以解答。本文在这里借用“利益诱导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36)的分析框架，尝试厘清军工利益集团、日本政治家和官僚部门之间的利益诱导关系。
“利益诱导”是政治学中具有负面意味的术语，主要强调政党、政治家或者官僚基于利益交换的原则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特别照顾某些特定集团或选区的行为。(37)一般认为利益诱导跟“政治庇护主义(political clientelism)”一样，不利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增长，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38)本文无意检视利益诱导政治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增长，而是旨在透过这一视角考察军工利益集团在日本安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为日本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大跨越寻找自洽的解释。
此外，本文侧重于考察利益诱导政治中政府(政治家、中央省厅官僚)同军工利益集团(以经团联及其下属防卫产业委员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不仅体现在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游说上，还包括政府主动利用利益集团实现其政治主张(比如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追求国家安全)。“政官财铁三角”的表述体现了这样的特殊利益关系。政治家需要利益集团的财力支持，利益集团需要政治家的政策支持，居于中间环节的中央省厅官僚则是衔接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桥梁。
在详细探讨利益诱导政治之前，本文将联系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实际，解释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概念。首先要明确的是“族议员”的概念。根据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等人主编的《政治学事典》的定义，“族议员”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39)防卫族议员即是指在相关法案的制定、推动和争取防卫产业补助金方面提供便利的政治家。(40)防卫族议员大致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日本的防卫和安全抱有浓厚兴趣、在日本内阁或国会就任相关要职的政治家。比如民进党(前民主党)的鹰派政治家前原诚司(Seiji Maehara)，他对日本的安全政策始终有着独特关注。而额贺福志郎(Fukushiro Nukaga)虽然在自民党内是温和派，但是其先后两次出任防卫厅长官(1998年，2005-2006年)，因此也关注日本的安全问题。这一类被称为“官方族议员”。第二部分则是与军工企业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议员，比如其选区所在地有军工产业或者接受了军工企业的大量政治献金等。这些政治家担任的职务虽然未必跟防卫产业和安全政策直接相关，但是却跟军工利益集团有密切关系。这一类也被称为“非官方族议员”。
日本虽然早有“族议员”的概念，但是防卫族议员这一说法在冷战时却并不常见。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有媒体正式使用“防卫族议员”的说法。(41)即使在80年代，媒体使用的防卫族议员的概念也跟上述定义有很大区别。80年代的防卫族主要是指跟“遗族会”和旧军属存在利益诱导关系的议员。这些议员虽然也谋求增加防卫预算，但重点是把预算分配到旧军人的抚恤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费用上，而不是增加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研发。(42)这从侧面表明冷战时期日本在防卫领域的利益诱导并不显著。反而是冷战结束后，这种利益诱导才趋于明显，并且开始更大程度地影响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和安全政策。(43)
其次需要明确的概念是“下凡”(天下り，或者译作“空降”)。简单来说，“下凡”是政治“旋转门”的一种，形象描述了官僚(特别是中高层官僚)在任期中或者临近退休前到民间企业或特殊法人机构担任重要职务的现象。(44)官僚的“下凡”意味着利益输送，这种利益输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中央省厅可以通过“下凡”的形式解决中高层官僚的再就业问题，同时也确保了中央省厅对相关企业的直接影响力。第二，民间企业和特殊法人机构可以通过接收中央省厅的高层官僚来掌握政府的政策动向，最终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利益。由于本文主要是探讨日本的防卫产业和安全政策，所以防卫省官僚的动向是分析的焦点。中野雅至(Masashi Nakano)的研究显示，相较于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和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长期以来日本防卫省的下凡官僚与接收企业的直接关联并不显著。(45)但是自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防卫省退休官僚或者退役自卫官进入军工企业的现象开始增加。这一问题在下一部分还将详细分析。
四 日本的安全政策：基于利益诱导政治的解释
利益诱导的发生既会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行为体主观意图和相互间关系的影响。因此利益诱导机制因时期不同也会有强弱之分，这种变化在军工利益集团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本节主要结合经济和国家安全因素来考察军工利益集团利益诱导的强弱程度。考察二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嬗变，不得不把冷战的终结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分点。正如理查德·萨缪尔斯所言，“尽管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术语中代表失去的十年，但这个阶段的安全政策却发生了重大转变”。(46)当然，经济意义上“失去的十年”对于理解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诱导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冷战期间军工利益诱导的相对低调
由于朝鲜战争的“特需”，日本于1951年重新开始武器生产，这是日本军工产业重建的开端。然而日本的军工产业此后却高开低走，虽然军工利益集团一直尝试振兴军工产业，但是受制于主客观条件，这一意图难以实现。军工利益集团虽然能够在安全领域推动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但是在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增加军费预算、扩大武器出口等领域，冷战期间的日本政府总体上还是相对克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重经济、轻军事、小规模、轻武装”为中心的“吉田路线”，这也是冷战时期最能体现日本特点的安全政策指针。从军工利益集团和日本政府双方的视角来看，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是国内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大藏省在预算分配上主要受到农业、公共事业部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防卫厅在地位上远不及大藏省、通产省等，因此军工利益集团在利益分配上的影响力也明显不足。这一弱势地位直到2007年安倍晋三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才得以扭转。(47)第二是政治考虑。在经历了1960年的安保斗争后，池田勇人(Hayato Ikeda)内阁开始将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此外，社会党等在野党在防卫议题上的掣肘、国民国防意识薄弱等因素都促使日本政府压低防卫预算。(48)第三是经济考虑。经济界甚至通产省内部对军工产业的扩大一直颇为担忧。它们认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内有“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外有盟友美国的军事保护，考虑到经济效应，防卫产业并没有太大的市场。(49)第四则来源于军工企业自身。这些企业虽然有军用部门，但是发展重点仍然是民用部门。军用部门只是提供技术支持，民用部门才能真正盈利，所以优先事项显然是实现军民转化，而非推动工业生产。
从经济因素来看，日本经济在整个冷战期间都在高速增长。(50)战前的日本军事工业在战后实现转型，在民用领域迅速开辟市场，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同时，由于民用部门的巨额盈利，军工利益集团也没有必要通过扩大军工生产来谋取利润。从安全因素来看，由于冷战期间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日本政府同样没有扶植军工产业的必要。这是日本军工产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相对缓慢的外因。总的来说，冷战期间的日本军工利益集团在游说日本政府增加国防预算、积极发展军工产业等议题上并不存在强势的利益诱导机制。
(二)冷战结束后军工利益诱导的强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也面临危机和变革。从政治领域来看，1993年日本自民党在连续执政38年后沦为在野党。这推动了日本的国内政治改革，而新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军工企业的游说；从经济领域来看，泡沫危机后的日本企业面临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常规产品的对外出口遭遇瓶颈，产业界开始寻找刺激经济增长的新突破口。(51)经济增长放缓不仅影响到日本政府的既有政策，也给军工企业带来了直接冲击。当民用部门陷入瓶颈后，军工利益集团开始重视游说政府放开武器的生产、制造和出口，以通过军工部门的增长来弥补民用部门的低迷。
日本学者安藤诗绪(Shio Ando)在研究1980年至2004年的防卫研究开发费用和日本企业附加值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指出，防卫研究开发费用的增幅同日本企业的附加值产出成正比关系。(52)由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经济萧条期，防卫研究开发费用的增幅有所下降，这导致了企业产品附加值的减少。军工利益集团深知其中弊害，所以冷战结束后它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对日本政府的利益诱导。其中较为明显的动作是经团联开始不定期发布《愿景报告》(Vision Report)。20世纪90年代初，经团联的报告认为和平是后冷战时代的主流，因此特别强调了“文官控制”“专守防卫”以及“坚守无核三原则”等约束性主张。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该报告转而开始呼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宪法以及行使集体自卫权。(53)
大致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日本还开启了军事大国化进程。这一进程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开始。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军事大国化不再只是一个口号，逐步具有实质意义。日本自卫队开始有条件地向海外派兵、日本官方开发援助(ODA)的战略性和军事性、日本的武器出口更加积极、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讨论也不再是纸上空谈，凡此种种都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的剧变。
根据萨缪尔斯的统计，仅1991年至2003年间就有15项与安全议题相关的新法案通过。(54)安倍晋三于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主持修订了若干关键安全法案，并打包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具体包括10个新增和修订法案)。这些法案都指向军备扩张和武器出口。这些动向显然符合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一政策变迁，可以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面寻找解释。但是，本文则是在承认上述两种路径的解释有效性的同时，着重探讨军工复合体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在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三)比较与讨论
粗略看来，基本可以以冷战终结为节点来理解日本的经济增长、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诱导以及安全政策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参见表1)。
如表1所示，日本在冷战期间基本上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源自战前日本防卫技术的遗产以及美国的技术转移，所以在冷战期间日本防卫产业主要扮演了民用部门的技术来源的角色。同时，日本政府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没有积极发展防卫产业的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缺乏增加防卫预算的政治、经济需求)。总体来说，冷战期间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诱导相对较弱。作为利益诱导政治的中介，防卫省在日本政府内部也几乎微不足道。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和安全政策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契机。军工利益集团迫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点扶植军工产业，在制度上放宽武器出口、增加防卫预算，其中既有“技术爱国主义”的动机，还有企业对经济利润的追求。在日本民用产业部门(包括家用电器、电子游戏等产业)饱和甚至萎缩的情况下，打开武器生产的大门对于这些既能够生产军用产品又能生产民用产品的大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选项。因此军工利益集团开始积极游说日本政府，强化利益诱导。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存在增加防卫预算、促进武器出口的主观意愿。其出发点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大国化，还有以武器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意图。
五 安倍政权下的强势军工利益诱导
具体到军工产业和安全政策领域，日本“政官财铁三角”的利益诱导政治主要涉及政治家、防卫省和经团联(特别是防卫产业委员会)这三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安倍政权为例，其利益诱导政治有如下三方面的动力。
(一)安倍本人对军事大国化的主观意愿和客观需求
作为一位鹰派首相，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实现自卫队海外派兵等都是安倍晋三的一贯政治主张。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安倍也一直在朝这些方向努力。(55)因此在解释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时，尤其不能忽略领导人的主观意愿。客观需求则主要是指在“安倍经济学”并未能让日本经济有实质性增长的当前，对于防卫产业这一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安倍有必要放手一搏。(56)日本虽然存在大批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但它们的军工生产部门在全球竞争中并不占优势，在全球武器装备市场中的份额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随着日本民用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缩小，安倍要找回“强大的日本”、实现实质经济增长，不得不铤而走险放开武器生产和扩大武器出口。这就解释了安倍政权为何会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增加防卫预算等。(57)
就领导人因素而言，本文采用的利益诱导政治依然具有解释力。舆论界和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安倍晋三本人同军工利益集团密切的私人联系。比如，安倍同三菱集团就渊源颇深，其教育经历带有浓厚的三菱印记。安倍就读的成蹊学园(采用从小学至大学的一贯制教育)就是由三菱财团创办的，该校理事长一职一向由三菱系统的企业家把持。(58)另外，安倍出国访问时随从的企业家以军工企业出身居多，特别是三菱重工和三菱商事。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有记录的首相出访中，三菱重工和三菱商事出镜的次数最多(均为四次，其他军工企业还有东芝、川崎重工等)。其兄长安倍宽信(Hironobu Abe)目前担任三菱集团子公司的社长，同时还兼任三菱商事的执行董事(三菱商事是主要销售三菱集团产品的贸易公司)。这些都容易让人联想到安倍本人同三菱集团之间存在特殊利益关系。
21世纪前10年，受限于经济低迷，日本的防卫预算特别是装备预算逐年下降。这一趋势直到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才得到扭转。根据防卫省2016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过去15年来日本的防卫预算呈V形变化：2002年至2012年，防卫预算从49392亿日元减少至46453亿日元；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防卫预算又逐年上升，其中2016年的预算额度增加至50000亿日元，为历史新高。(59)安倍就任首相以来防卫预算的直线上升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上述论断。
(二)军工利益集团对政治家的游说
防卫预算的增加既是日本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安倍本人的政治主张使然，同时也离不开军工利益集团的积极游说。军工利益集团有多种游说政治家的方式，其中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是提供政治献金。2015年，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的136家成员企业中有31家企业向执政的自民党提供了政治献金。这31家军工企业提供给自民党的政治献金达到3.9亿日元，相较于几年前的民主党政权时期增加了60％。(60)这些军工利益集团的动机十分明确，就是推动政治家增加防卫预算，扩大日本武器的对外出口，最终提高这些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有数据显示，在安倍上台后，各大军工企业大幅提高了对自民党的政治献金。根据防卫省资料以及日本总务省《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的统计，2013年防卫装备订购合同前10位的军工企业提供给自民党的政治献金总额为1.5亿日元，而在民主党执政的2011年和2012年这一数据仅为8000万日元。其中增幅最大的军工企业依次为三菱重工(从1000万日元增加至3000万日元)、三菱电机(从910万日元增加至1820万日元)、东芝(从1400万日元增加至2850万日元)和日立(从1400万日元增加至2850万日元)。(61)数据还显示，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东芝、川崎重工等老牌军工企业都是自民党政治资金的重要来源。
根据日本总务省《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的披露，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Tomomi Inada)的丈夫名下持有三菱重工(3000股)、川崎重工(6000股)、IHI(8000股)、三菱电机(2000股)和日立(3000股)等军工股票。(62)值得注意的是，在稻田尚未担任防卫相时，她公布的政治资产报告显示其夫名下尚未持有上述五家军工企业的股票，也就是说，这五家军工企业的股票极有可能是稻田就任防卫大臣之后才开始持有的。稻田的丈夫持有军工股自然有接受军工企业利益输送的嫌疑。防卫族议员既然获得了军工利益集团的种种好处，就会在相关法案制定、预算审查等领域向军工产业界期望的方向倾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增加日本防卫预算、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历来都是军工产业界的主张，当保守派的政治家与这些军工利益集团利益契合时，国家安全政策的大突破自然是顺理成章。
(三)军工利益集团对防卫省退休官员的接收
如前文“下凡”机制所述，日本军工企业积极接收防卫省的退休官僚和退休的自卫队军官。从军工企业同防卫省签订的装备购买合同额来看，那些自身财力雄厚且积极向政治家提供献金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订单。同时，这些军工企业为了维系同防卫省的特殊关系，大多会接收退役自卫官(所谓的“下凡”人员)。这些自卫官在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的同时，还可以凭借着在防卫省的人脉拓展沟通渠道。中野雅至的研究指出，日本防卫省的官僚“下凡”后，高级文职官员到军工企业就职的并不太多，这主要是受到中央公务员再就业制度的约束。(63)但是值得留意的是，防卫省官员除文官(中央公务员，俗称“西服组”)外还有武官(自卫官，国家特别公务员，俗称“制服组”)。虽然文官中先例不多，但是武官中却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防卫产业同防卫省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多的退役自卫官来到军工企业担任要职，这样一来军工企业可以同防卫省建立更加紧密的依赖关系。
如表2所示，近些年武器装备订购合同居于前列的军工企业往往也是接收退役自卫官最积极的企业(比如日本电气、三菱重工、三菱电机等)。防卫省与军工企业通过这层特殊利益关系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一些大型军工企业也借此实现了细分领域的垄断。军工企业和防卫省的特殊利益关系对于企业获得武器订单至关重要，在这里试举一个反例予以说明。富士重工是老牌军工企业，该企业过去同防卫省的武器装备合同额一直位居前列。但是在2008年防卫省却未能履行合同中的支付条款，自此富士重工针对防卫省展开了持续的法律诉讼。(64)由于同防卫省的关系恶化，富士重工随后也减少了对退役自卫官的接收。无独有偶，自2009年以来，防卫省给予富士重工的武器装备合同额也逐年减少。由此可以看出，接收退役自卫官人数同武器装备合同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除以上三种渠道外，安倍政权在安全领域还有很多整合“政官财铁三角”的方式。比如在其成立的各类恳谈会特别是关乎安全政策走向的“安全保障恳谈会”和关乎日本21世纪国家战略走向的“21世纪恳谈会”中，其成员除了政府和教育界人士外，还有来自军工产业和退役军人的代表。(65)此外，除了内阁的重要阁僚，自卫队的现役军人也可以列席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也被认为是安倍政权提高自卫队地位的表现。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安倍政权下，军工领域的强势利益诱导机制已然成型。
六 结论
分析日本安全政策有很多视角和路径。本文通过国际体系、国家和国内政治经济这三个路径分析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逻辑后，将焦点转移到国内政治经济进程这一路径上。这并非笔者有意忽略国际体系和国家层面分析的重要意义，而是意在强调日本国内政治中还有更多有待挖掘的内容。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诱导机制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提供了更好的解释。
日本的安全政策是激进还是克制，不仅和政治家的政治意愿、军工利益集团的政策游说有关，同时还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经济对军工产品的依赖程度有密切关系。总的来说，受到国际冷战环境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约束的影响，冷战期间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对低调，军工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的利益诱导相对有限，但是军工产业内在的“技术爱国主义”属性始终存在。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军工利益集团开始谋求军工生产的突破，并为此积极游说日本政府增加防卫预算、调整防卫产业政策。这为当前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趋于进攻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机制。
设置防卫装备厅、解禁武器出口以及实施安全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等都是安倍政权在安全政策领域的突破。以经济学视角观之，在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通过放开防卫产业、刺激技术进步并最终在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两方面获益是有其逻辑自洽性的。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下可能会出现的结果。(66)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负面影响，比如日本放宽武器出口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问题(武器出口是否会将日本卷入战争，如何确保出口的武器不会流向恐怖分子手中等)就特别值得关注。(67)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之一，在没有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军备、促进武器出口、增加防卫预算，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担忧。
在当前日本经济总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日本的大型企业极有可能将努力的方向向军工生产部门转移。这种状况已经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会不可避免地刺激日本政府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不断寻求突破。一方面是要扩大本国的防卫预算、提升武器装备质量，另一方面则会有选择地出口先进武器装备。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作为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同日本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大国，应该对日本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动向、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相关安全政策的变化予以持续关注和警惕。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注释：
①在探讨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从国际体系(地缘)、国家和国内政治的层次进行归类分析，代表性研究参见陆伟：《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88页。
②Kent E.Calder,“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Explaining the Reactive State,” World Politics,Vol.40,No.4,1988,pp.517-541; Akitoshi Miyashita,“Gaiatsu and Japan's Foreign Aid:Rethinking the Reactive-Proactive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4,1999,pp.695-731; Keiko Hirata,“Japan as a Reactive State? Analyzing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Japanese Studies,Vol.18,No.2,1998,pp.135-152；田中明彦「日本外交と国内政治の連関——外圧の政治学」、『国際問題』1989 年3月号、第23-36頁。
③杨伯江：《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3-15页。
④廉德瑰：《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中美日因素”论析》，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第62-76页。
⑤Karl Gustafsson,“Routinised Recognition and Anxiety:Understanding the Deteriorati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2,No.4,2016,pp.613-633; Richard 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朱锋：《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第1-13页。
⑥卢昊：《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军事正常化”的发展》，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第28-48页。
⑦吕耀东：《“日本梦”解构》，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第21页。类似研究参见田庆立：《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1期，第52-73页。
⑧陆伟：《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87-122页。
⑨王新生：《日本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5期，第33页。
⑩沈海涛、李永强：《“安倍主义”的悖论与日本外交》，载庞德良：《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103页；柿崎明二『検証安倍イズム：胎動する新国家主義』、岩波新書2015年；Christopher W.Hughes,Japa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Under the ‘Abe Doctrine’:New Dynamism or New Dead En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
(11)参见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
(12)陆伟、蔡建国：《冷战后日本政军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探析》，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第49-66页；武心波：《试析“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70-87页；崔健：《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第44-61页；Takashi Inoguchi,“Japan in 2013:Abenomics and Abegeopolitics,” Asian Survey,Vol.54,No.1,2014,pp.101-112。
(13)本文认为日本的军工利益集团还远没有达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相互依赖程度，所以刻意选择了“军工利益集团”这一表述。至于日本今后是否会出现美国式的“军工复合体”，相关研究参见西川純子「軍産複合体について——アメリカの例から日本の将来をみる」、『経済』2016年3月号、第82-90頁。
(14)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Yearbook 201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452.
(15)吉恩·M.格罗斯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著，朱保华等译：《特殊利益政治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Kent E.Calder,Crisis and Compensation: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Japan,1949-1986,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371.
(17)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Yearbook 2015,pp.453-457.
(18)安藤詩緒「日本の防衛産業政策に関する経済的側面からの考察」、『海外事情』2011年11月号、第98頁。
(19)防卫厅于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为避免冗繁和困惑，本文统一称为防卫省。但如特别涉及2007年以前则仍然用防卫厅表示。
(20)近期日本虽然解禁了武器出口，但是仍面临着武器装备价格过高的问题，最终能否有效刺激国内武器生产依然还是未知数。
(21)機械振興協会·経済団体連合会防衛生産委員会編『防衛機械産業の実態』、機械振興協会·経済団体連合会防衛生産委員会1965年、第400-401頁。
(22)Richard J.Samuels,“Reinventing Security:Japan Since Meiji,” Daedalus,Vol.120,No.4,1991,p.48.关于日本技术民族主义的内容和相关争论，参见Michael J.Green,Japan's Reluctant Realism: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tain Power,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2001,pp.11-13。
(23)手嶋龍一『ニッポンFSXを撃って——日米冷戦への導火線·新ゼロ戦計画』、新潮社1991年、第44頁。
(24)久保田ゆかり「日本の防衛産業の特質——産業構造と安全保障政策が与えた影響の分析」、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2002年10月、第129頁。
(25)「〈東芝傘下WH〉中国買収回避を模索原発技術が流出を懸念」、『毎日新聞』2017年4月5日。
(26)佐藤英夫『対外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00頁。
(27)战前日本的军工产业以及军事技术人才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参见Richard J.Samuels,Rich Nation,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28)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虽然进入缓和期，但是日本在防卫预算上却突飞猛进。其原因既有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所导致的防卫预算“自然增长”，也有国内政治右倾化以及“自主防卫论”的影响。关于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同防卫政策之间的关系，参见大嶽秀夫『日本の防衛と国内政治』、三一書房1983年。
(29)关于防卫产业委员会在日本政府防卫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可参见David R.Hopper,“Defense Policy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James H.Buck,ed.,The Modern Japanese Military System,Beverly:SAGE,1975； 黒川修司「経団連防衛生産委員会の政治活動」、中野実編『日本型政策決定の変容』、東洋経済新報社1986年。
(30)朝日新聞社会部『兵器産業』、朝日新聞社1987年、第148頁。
(31)赤城正一「四次防計画と防衛産業の寡占化」、『経済評論』1970年11月号、第50頁。
(32)社団法人日本防衛装備工業会「安全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説明資料」(2009年3月26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mpobouei2/dai6/siryou4.pdf，访问时间：2017年2月1日。
(33)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TIV of Arms Exports from the Top 100 Largest Exporters,2011-2015,” http://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访问时间：2017年2月1日。
(34)Keidanren,Proposal for the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May 14,2013,pp.5-7,http://www.keidanren.or.jp/en/policy/2013/047_proposal.pdf，访问时间：2017年11月13日。
(35)建议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5/080_honbun.html，访问时间：2017年1月31日。
(36)中文也译作“政治分肥”。
(37)对日本利益诱导政治的研究，参见斉藤淳『自民党長期政権の政治経済学』、勁草書房2010年。
(38)Susan C.Stokes,“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604-627.
(39)猪口孝編著『政治学事典』、弘文堂2000年、第671頁。
(40)关于族议员的研究，参见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議員」の研究：自民党政権を牛耳る主役たち』、日本経済新聞社1987年。
(41)笔者对日本主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历年报道进行统计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各大媒体都没有使用过“防卫族议员”这一表述。
(42)比如《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指出遗族会在游说防卫族议员时的作用。参见「防衛族は専守組織老齢化で票目減り」、『朝日新聞』1980年5月20日夕刊。
(43)媒体对防卫族议员的报道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利益诱导的程度强弱。根据笔者对《读卖新闻》数据库的检索发现，20世纪80年代《读卖新闻》对防卫族的报道只有5次，到了90年代则增加到14次，进入21世纪以来则检索到68个相关结果。
(44)猪口孝編著『政治学事典』、第19頁。
(45)中野雅至『天下りの研究：その実態とメカニズムの解明』、明石書店2009年、第180頁。
(46)理查德·萨缪尔斯著，刘铁娃译：《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47)大嶽秀夫編著『日本政治の争点』、三一書房1984年、第29-44頁。
(48)Kent E.Calder,Crisis and Compensation,p.413.
(49)Richard J.Samuels,Rich Nation,Strong Army,pp.169-170.
(50)一般认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始于1954年，止于1973年。1973年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涨，然而此时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西方阵营中仍然属于低速中的高速，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经济滋生了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这一“繁荣”刚好在冷战结束初期崩溃。
(51)关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研究，参见T.J.彭佩尔著，徐正源、余红放译：《体制转型：日本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动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2)安藤詩緒「日本における防衛研究開発費と企業の付加価値との因果関係——企業データを用いた検証」、『明大商学論叢』2009年第91巻、第257-267頁。
(53)佐々木憲昭「安倍軍拡と経団連·軍需産業の動き」、『経済』2017年3月号、第25-29頁。
(54)理查德·萨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第116页。
(55)安倍本人的政治主张，参见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文藝春秋社2013年。
(56)小泉耕平、平井啓子「安倍政権第三の矢：頼みは原発と武器」、『週刊朝日』2014年5月9日、第18頁。
(57)日本著名评论家、记者池上彰在其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安倍内阁推行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就是要通过武器出口刺激国内经济增长，这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一环。相关文字内容可参见http://ksrn24.hatenablog.com/entry/2016/02/15/210000，访问时间：2017年11月20日。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解禁武器出口、扩大防卫生产并未拉动经济的增长。本文不对经济的实际增长效果进行考察，仅仅指出日本政府有这样的主观意图。参见望月衣塑子『武器輸出と日本企業』、角川新書2016年、第46-52頁。
(58)野上忠興『安倍晋三：沈黙の仮面』、小学館2015年、第36-47頁。
(59)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28年版』、日経出版2016年、第191頁。
(60)「防衛産業献金自民に3.9億円15年、工業界31社」、『毎日新聞』2017年1月8日朝刊。
(61)数据来自自民党所属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国民政治协会”，详见総務省「政治資金収支報告書」，http://www.soumu.go.jp/senkyo/seiji_s/seijishikin/reports/SS20161125/SF/007810.html，访问时间：2017年2月3日。
(62)「閣僚資産公開防衛相が夫名義で川重、三菱重、IHI株」、『毎日新聞』2016年9月17日朝刊。
(63)根据规定，中央省厅的高层官僚(比如事务次官，其相当于中国国家部委中的副部长级别)原则上不可以到跟该省厅有利益瓜葛的民间企业就职，如果申请就职需要人事院的批准。但这项规定近年来已形同虚设。参见中野雅至『天下りの研究』、第181-182頁。
(64)「ヘリ発注訴訟国、351億円支払い確定富士重工に最高裁」、『毎日新聞』2015年12月18日朝刊。
(65)成员名单分别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2/pdf/member.pdf，http://www.kantei.go.jp/jp/singi/21c_koso/pdf/meibo.pdf，访问时间：2017年11月12日。
(66)就日本的案例而言，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参见木原正雄『日本の軍事産業』、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第199-201頁。
(67)鈴木一人「新しい安全と技術管理」、『外交』2016年11月号、第8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