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不是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而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不是为解决凸出问题的实用性的权宜之计，而是执政党治国思想的一个战略性转变；不是乌托帮式的和稀泥，而是对和谐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的强力清除。

所以，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执政党对过去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思路、执政行为的经验性总结、升华，是一个飞跃性突破，六中全会的确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六中全会公告是一个“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重，涵义深，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在当今局势下应该从哪儿着手呢？我认为，根据当今的国情，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要“两手抓”、“抓两手”：即用一只手去抓已在“社会问题”中占绝对地位的“民生问题”，用另一只手去抓涉及到执政党能不能继续执政（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而且这“两手”必须同时抓，“两手”都要硬，都要坚决，哪一只手都软不得。

为什么要用一只手去抓“民生问题”？因为在当今社会“矛盾凸显期”中为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民生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干部忘掉了共产党之所以能建立新中国的最重要基本点：就是让农民有地可耕，让工人有工可干。而前一段时间呢？有些人却反其道行之，譬如，一个“农村圈地运动”就让四千余万农民变成了“失去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保的”“三无农民”；一个“企业改制运动”就让四、五千万“4050代”工人变成失业工人；至于城市中发生的野蛮拆迁则使成千上万户基本居民变成“无房户”，而且广大农民、工人的利益说受到受到严重损害就受到严重损害，而且还不让说话，无处申诉，当社视亿万群众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时，这个社会是无论如何都和谐不了的。而十六大的“胡温新政”之所以能得民心，重要之一点就在于“恢复”了历史的基本点：“以人为本”。

为什么要用一只手去抓“腐败问题”呢？尽管十六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相当重要进展，但是反腐形势仍然严峻得很：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权力资本腐败”成为中国的主要腐败形式后，中国的腐败呈现了如下的特点：（1）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被腐败所吞噬；（2）在一些地区“有权人”和“有钱人”已经结成了能影响当地政治生态的“腐败利益集团”；（3）在一些地区它已经形成相当强大的能量、气候，已经有“一定的资本”、“一定的胆量”敢于抗衡中央的权威；（4）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用“国家资本”（“社会资本”、“集体资本”）来制造“超级千万、亿万富翁”，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5）一批又一批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级干部和“地方性高级干部”掉进了腐败泥坑，在一些地方、部门腐败的“出生率”仍然高于“死亡率”，不乏“后继有人”；（6）在腐败泛滥地区党群关系紧张，干群关系紧张，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因而出现了贪官倒台市民自发放炮的举城欢庆现象……腐败的确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的大敌。

关键是怎样进行“两手抓”、“抓两手”？

第一，当务之急就在于要让广大工人、农民“休养生息”，“还利于民”，努力探索从政策上对过去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利益受损的补偿问题，要通过“还利于民”来“扶贫济困”，将执政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上。

第二，努力地、迅速地去研究、摸索并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最大的“三大民生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采用“刚性措施”将学费、药费和房价压下来，譬如，近十余年代来亳无道理的、严重超过国民承受能力的、飞涨的大学学费降下来，而不仅仅为了教育部这一个“特殊利益部门”的利益。

第三，要真正地高举公平、公正的大旗，要努力禁止一些地方将利益的天平向“特殊利益集团”的“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倾斜，尤其是司法更应该当公平、公平的“排头兵”，工会、妇联、共青团要理直气壮为弱势群体说话，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四，中央对上海社保基金的处理非常得人心，应该继续保持十六大以来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央权威，才能“政令走出中南海”。尤其是当今省市各级十七大换届之际，采取铁腕措施将贪官拿下，将冗官、懒官、散官换下。

第五，新的改革措施不能只听那些只会搬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的话，还得要多听听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专家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不能像过去一样“独尊经济学”，等问题成了堆之后再去解决，这样的改革成本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