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 with 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 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 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一、现代性与政治科学
《牛津政治制度手册》编纂者要求我从切身感受出发，以制度在政治科学中扮演的角色为题写一篇评论文章。这使我专心思考近些年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我为何从事政治研究，如何开展研究并有所领悟。”我认为自己在英国和美国政治领域取得的成果，其特色正是观念和制度研究，而且多年来我讲授一门名为“西方思想与制度”的跨学科课程，运用政治思想经典著作对政治史进行阐释及分析。此刻我有机会强调制度的作用，同时介绍自己在英美政治比较研究方面的历程，而这一切都可追溯到法西斯主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我们那一代人也因此重新思考自由的含义。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时，我对政治科学课程敬而远之，对历史与哲学研究则有浓厚兴趣。1932年至1935年旅居和周游欧洲期间，近距离接触作为政治运动和政府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经历，让我没有按原来想法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并专攻中世纪史，转而成为一名政治学者。
1.现代性的自由主义
在当前政治生活的智识混乱状态中，中世纪研究始终指引我探寻前行道路，并提供了感知现代性发端的视角。我将现代性视为近代心智演进中意义深远的转折点——近代心智孕育了自由社会并经受持续挑战。这里谈到的社会的自由指现代自由，它构成了被我称为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显著特征，而现代化进程则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近代文明以及其他伟大文化区域。通过历史对比，政治制度在新时代的基本特性展露无遗。
西方思想自古便关注各种形式的自由，两千多年间，西方的主导性观念支持一种有关等级划分的不平等信条。古典哲学向统治者教导智慧之道，基督教神学向统治者劝喻神圣之阶，中世纪思想家更把两者杂糅一处，将权威置于自然德性与天赐恩惠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自由意味着严重亵渎。现代性令事物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阿奎那神学大行其道的时代，思想自由者的下场不是贬窜便是斧镬，如今思想自由却变成现代政治秩序的首要自由。依据学院派人士对政治观念的系统分类，“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表达了现代自由同现代以前自由的明显分野。自由主义作为现代价值体系，在广义上包含形态各异且龃龉不断的内容，其中既有自由放任主义，还涉及福利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掀开现代自由主义巨大的意识形态帐篷，不仅能看到右翼共和党人、左翼民主党人、保守民主党人与工党社会主义者的身影，更可从中发现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潮流的主旋律。
美国独立宣言申明了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关于平等的论断承载着自由与解放的意蕴。承认人人平等，必然否定任何人有权向别人施加权威。对多数者能力的坚定信念，也会引出否认少数者权威的平等论调。多数者既可凭一己之力，亦可集全体之功对自身遂行统治，若对此深闭固拒，人人可享“平等权利”的主张便沦为空洞说词。自我统治权利向世人宣告自由与解放的同时，也假定了人类理智能够获得自由与解放。在自由主义的信条里，人们自由统治自己的合理性在于他们能为自己着想，人们外在的自由源自内在的自由。由于具有这种被麦迪逊称为“自然恩赐”的能力，人的首要自由是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摆脱陈旧封闭的社会，在无拘无束的心灵驱策下迈向全新开放的世界，必将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现代性许下的承诺与取得的成就尽管宏伟非凡，但危险和灾祸正迫在眉睫。一方面，自由意志的所向披靡表现为各国财富增长、公民自由扩展以及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防控；另一方面，人类见证了工业社会不公的危害、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全面战争的爆发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当前人类生活所遭受的核威胁，正是现代性的产物。自由主义现代化进程孕育了种种有意为之或难以逆料的后果，它们都富于好恶相克和轻重难调的悲剧意味。
因此在自由主义秩序状态下，那些被称为政治制度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由人设计产生并作用于人类行动——在释放自由理智力量的同时，还要竭力减少它所引发的灾祸。
2.理性之城
我在1938年进入哈佛大学，1943年写成博士论文并以《理性之城》为书名出版。这本著作大体上遵循唯心论哲学的政治理论，该研究传统源于黑格尔，并由格林与罗伊斯等英美唯心论者发扬光大。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科学观是当时主宰哲学思考的唯一真理，黑格尔等人的研究路数不仅被斥为陈旧不堪，更被指摘在学理上亦多有谬误。怀特海与杜威是我书中倚赖的两位当代思想家，怀特海的思想较杜威更为系统完整，阐释了他称之为“机体哲学”的一套学说。机体哲学蕴含两个主题：一为假定人类心智自主性的“创化进程”(creative advance)理论，另为个体层面上实现“真实汇聚”(real togetherness)的“社会联结”(social union)理论。我对自由政府的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时，运用了一些从怀特海与杜威著作中引申出的直觉与假设。概而言之，创化进程与社会联结这两个主题，为下文探讨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两部分内容提供了哲学背景。
鉴于政治行为的涵义总是被人们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这里有必要先简略处理一个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难题。从更大的现实背景审视创化进程与社会联结的理论主张，它们似乎不再那么美轮美奂。面对人类在20世纪留下的充斥着短视与谬误的记录，尤其面对有限的心智与罪恶的动机，这两个学说有些力不从心。总之，现代化进程伴随的种种风险让人们愈发接受怀疑论，而它自古以来便如流水般不断冲刷西方思想的基石。这种以悲观态度表达疑虑的传统，能够从希腊人和新旧约全书那里探寻源头。万物流变这样的怀疑论命题，不仅令理智生活遭遇窘困，而且对个人努力及人类事功的怀疑论认识一旦广为流布，某种麻木不仁的厌世情绪便会萌生。在无法预知后果的情况下，尝试掌握历史又有何意义?既然所有可被获知的观点都莫衷一是，为何还要探寻公正之道?如果作为质疑与不确定性源泉的理性屈膝投降，那么在理智和情感的虚无渺茫中，乘虚而入的极权主义会以其蛊惑人心的权力和信仰给人带来希望。
怀特海认为事物是彼此关联的看法，让我们得以设想这样一种宇宙图式——流变在“积蓄性秩序”中消解殆尽，从而为世间万物创设并保存局部性秩序。这种宇宙图式理解人类目的的意义所在。整体离开部分便不复存在，在宇宙运行的天机面前，人类为了减少世间万物的缺陷所付出的努力尽管微不足道，却未曾唐捐。对这种积蓄性秩序的信念愈加坚定，这套学说的力量就愈加强劲。对理性的批评使我们免于悲观和绝望，人类远大抱负的价值受到肯定而不必顾及任何现世灾祸，理解并增进人类自由的意愿也随之强化。就这样，我做好了从事政治活动和开展政治研究的准备。
二、政府过程比较与制度研究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得益于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我掌握了自由主义哲学关于政治领域的基础知识。这套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心智的自主性，其运行假设则是观念对政治行为施加有力影响。但它在看待观念与行为的互动时缺乏一种发展演进的眼光，从而在审视政治制度时缺乏经验研究的视角。我沿着制度研究路径前行，在政府过程问题上与一些同事的研究方式一争高下，对英国和美国政治过程的比较帮助我胜任这项工作。
1.摆脱集团理论
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研究曾经与美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随后被称为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集团理论主宰着整个学科。但是当把这些成果及理论视角投向英国政治，则产生令人困惑不解的结果。不少人惊讶于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压力集团，在英国却被当成是无足轻重的。有人认为我在英国发现了压力集团，但事实是“权力所在之处便有压力实施”，我不过率先展示英国压力集团运作的场所和方式而已。在英国，权力场并不是被行政部门实际控制的立法机关，而是各部大臣与政府公务员之间的日常接触，这些人代表了这个国家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我描摹出战后英国政策的结构，发现其间勾连的脉络竟如此发达，足以构成一套名副其实的发挥职能代表作用的制度，政府凭此有效管控经济。在这方面，绝非只有集团的压力活动才发挥作用。
集团理论运用于美国政治某些方面时，其解释力也存在不小局限。有人挖苦道：“人们对杀人犯同仇敌忾，是否表明农民、工人、资本家可以并肩携手组建新的集团——一个规模庞大的反谋杀的利益集团?”人们总是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或“公共善”这类道德色彩浓厚却不具操作性的术语。把英国纳入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广阔的多元主义政治背景。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其所施加的“压力”亦可理解为“影响”。相较美国利益集团的运作方式，英国政治更易于接受政府中的集团代表活动人，两者对集团与政府相互影响的预期也有显著差异。事实清楚可见，但我需要运用构思把所观测的各种态度和预期予以统合，使其成为系统化的比较分析工具。我在1956年围绕“文化脉络”发表关于英国压力政治的论文，阐述文化脉络中的普遍观念不仅决定集团代表机制的运作过程，某种程度上还决定这些利益的实质内容。
2.从文化到制度
社会科学研究把文化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反映了现代自由主义相信心智具有自主性，并在社会和政治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文化”的广度足以容纳帕森斯所说的“符号的有序集合”的规范性、认知性、情感性，集体成员通过共享这套符号体系而感知及理解由客观环境和社会状况组成的周遭世界。阿尔蒙德在1955年提交的一篇会议论文，给政治研究的文化分析增色不少，我在那次学术会议上也提交了一篇关于英国压力集团与政党的论文。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至今仍出现在学界和日常用语中。
政治文化概念恢复了政治哲学与政治行为之间日渐消失的纽带。政治文化中的观念不仅可由政治哲学引申而来，而且体现为人的动机从而规定政治行动者何事可为。这类对行为施加激励和约束作用的因素的实体形式便是政治制度，但政治文化本身并非制度。政治文化是有关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套体系并由各种制度呈现出来，而后者才是有意行为的实际模式。
3.自由主义的宪法
应该如何理解国家制度的运行方式?国家制度能否如自由主义所承诺的那样，在调动自由心智力量的同时防范其固有的风险?担负这一综合任务的制度通常称为宪法。所有政府在实施权力的方式和目的上均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因此可以说任何政府皆有宪法。作为术语的宪法有时仅指政府架构、政府模式或政治体系，而宪制的含义更为丰富。宪法还意味着权力的实施方式应遵循某种意图，也就是让政治体系中各类从属性制度的规则符合一套总的规则体系，并由其调节和授权。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系列制度中的根本制度。
自由主义的宪法的首要任务是培育怀特海所言的创化进程，鼓励与之伴生的多元主义，不断催生多种多样的观念和利益。然而，自由主义的这些想法却蕴藏着与生俱来的双重危险。首先，多元主义往往自讨苦吃。这样的结果不但出乎意料，而且被等级体制中的优胜者指责为这是民主政治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祸害，现代博弈论则视之为“多人囚徒困境”。多元主义的缺陷不只表现为那些可憎的个体或集体行动者，更在于强调让众多成员做出决策，从而导致结构性力量迫使决策参与者违背他们的共同长远利益。过度的民主回应产生支离破碎而墨守成规的政策，这对创化进程造成极大阻挠。自由主义的宪法通过规定一系列协调性措施来规避这类危险。对宪法此项功能的思索占据了我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英美制度研究，并使我集中关注作为制度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如何对多元且众多的自由心智进行聚合。
自由主义的宪法还可能开启一条不归之路，同多元主义造成的停滞不前、支离破碎和墨守成规相比，这一点为祸尤烈。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这种可能性，亦即大萧条时期混乱无序所引致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体现现代自由的政治文化大张挞伐，但前者本身其实正是现代自由的产物。现代自由这种自取毁灭的企图，有些是胎动腹中的想法，有些则在现实中达成所愿，它们实际上是基于种族或阶级的强制性联结，并非符合自由主义国家创化进程特点的社会联盟。对后者成效的思考，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一直贯穿我的研究。
4.审议民主与有限共识
自由主义的宪法如何应对多元主义自取毁灭的倾向?英国与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战后英国集体主义政治体制由多数至上转变为趋同一致。围绕平等与不平等、公共选择与市场选择等价值的分歧依然存在，但两党以声势浩大而公之于众的选举及议会斗争处理这些分歧。在此期间，工党与保守党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政策主张亦趋于一致，两党长期相安无事。虽然政党轮替让一时在野的少数党有望等待时机再执权柄并根据本党利益推行政策，但人们往往更期待那些顾及全局和安宁稳定的结果。战后英国两党各自经历了改弦更张的阶段，最后共同接受了福利国家与管制型经济。
这样的结果是出台了一套更连贯有效的政府行动方案。对权力的竞逐驱使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和赢得议席而适应实际状况。然而，从两党自身的集团形成与文化脉络来看，实现趋于一致的结果并非不可能。此时一种集体思维正在进行，再次展示了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不受拘束的论辩获致真理的基本特性。我追踪了这场由英国政党修正主义议题引出的旷日持久的“反思”论辩，发现人们只能在审议民主的程序上达成有限共识，政策偏好会在修正主义获得胜利时发生转换。
5.英国与美国的政党政府
在美国观察者的钦羡眼光中，英国战后取得政治成就的关键原因是其“政党政府”。我注意到英国政党的内聚力正在显著增加，于是在1957年将威斯敏斯特模式概括为：势均力敌的两党竞争，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中团结一致的党派成员，基于各具特色公共哲学的政府纲领，两党制大体对应选民偏好的二元性。这些都发生在集体主义政治体制的全盛时期，选民的确倾向于从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立场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他们对政党的偏好自然同阶级立场密切相关。对于具有二元性特点的选民来说，两党制有利于他们做出更有效的选择，也能让政府综合多数意见推行连贯政策。
美国学界对政党政府的兴趣可追溯到威尔逊写于1885年的《国会政体》。1950年，美国政治学会发表名为《迈向更加负责任的两党制》的报告，其中蕴含的上述逻辑再次激发人们对政党政府的诉求。在美国，众多观察家、政治人物与大学教授相信这些措施可使政党体系更具凝聚力并打破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引发的困局。
罗斯福新政模式或多或少带来光明前景。罗斯福晓谕人们应指望他和华盛顿特区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传统型、乡村型及群体型选区的重要性让位于更多侧重城市和阶级利益的选民阵营。然而，新政修辞并未受到阶级语汇框定，美国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英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后者经历了经济崩溃，也见证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明确认同。新政有一套清晰连贯的公共哲学，但这并非自由主义信条，而更接近社会自由主义，这也是当时美国改革者心目中的典范。罗斯福新政方案被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秉承，并被当成美国两党制趋同的一个例证。但美国历届政府都无法像英国那样，能够统率占据立法机关多数席位的本党可靠议员。无论过去还是目前，美国政治的协调机制是总统的领导权而非政党政府。
6.宪制的重要作用
导致上述不同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两国宪制的差别。政党组织与阶级结构虽然发挥影响，根源却在于美国权力分立同英国权力融合有着显著不同。英国内阁不仅行使领导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权力，还掌握决定法律通过和征税的立法权。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尽管在国情咨文中阐述即将推行的政策措施，但其真正落实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英国议会的立法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然而权力经过融合并汇集于内阁手中以后，内阁能够决定立法意向并行使法律意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内阁政治遵循的规范不同于美国宪法对政府权力所作规定，它不是法院强制实施的法律，而是有效发挥约束和激励作用且不可或缺的一套惯例，历经数代之久延续至今。选民反映出新的多元主义特点，议会内的个人主义趋向日渐高涨，因而议会下院为其信任的旧式内阁授予某种融合性权力，民主化渗入旧的集权体系的制度规范当中。内阁政治和首相权威展示其柔韧灵活时，其中刻板僵化的方面也存留下来，所以英国宪制因其协调性功能，为相异立场的各方所接受。实际上，历史传统下的政府与反对党二元权力格局，让英国宪制足以包容各类认知与偏好从而支撑本国两党制。即使变动不居的政治文化重塑了政党体制与集团行为，作为根本制度的宪制仍使它们适合自己历久弥新的轮廓。
美国宪法更富于民主色彩，规定人民拥有最高统治权。美国宪法各项规范表现出极大刚性与耐力，这些规范不只取决于文本修订与司法解释，还像英国宪制那样取决于各式新旧惯例。美国宪法发展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总统权力大幅扩展。按照宪法文本，总统不过是和平与战争期间国会及最高法院决定的执行者。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及外交事务中的作为不啻于重大经济革命和宪法革命，但这并未伴随宪法正式修订以及来自司法部门的阻力。罗斯福及其继任者逐步确立了“帝王般的总统制”，总统权力每次增强都为下次埋下伏笔，而整部剧情更像一项惯例而不是司法解释或宪法修订。美国宪法体系中行政、立法、司法权力虽曾发生转移，但宪法文本未具体申明的权力分立原则却生生不息，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宪法体系的根本惯例同英国宪制的权力融合截然不同。改革者尽管付出巨大努力，但美国政策是由总统而非政党政府制定的。
三、政治观念与国家模式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府失效，让英美战后集体主义的成功故事走向破灭。英国政党政府与美国总统政治的协调性权力被自讨苦吃甚至自取毁灭的多元主义压垮，所以当1982年《英国反对英国》出版时，我把“集体主义的政治矛盾”作为该书的副标题。
财政与经济领域的政策失控导致大量预算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借助理性选择理论，我首先认定这些问题源自国内集体主义体制，因为如此众多的决策者实际上无法做出集体决定。除此之外，集体主义的失败更有其深层原因。两国战后政治文化从集体主义态度向个人主义态度的转变，同政策运动从公共选择向市场选择的转变相得益彰。因此当中间偏左的反对党再次夺取权力时，克林顿与布莱尔都接受这一新的愿景，用近乎相同的修辞称赞“大政府的终结”。尽管如此，他俩仍试图对个人主义和市场选择予以改造并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在英国，撒切尔清除了保守党纲领中托利主义式的父爱温情，这同布莱尔清除新工党纲领中社会主义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反映出新的政治文化指向。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有着显著美国化标记的英国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与之相反，美国政治在战后初期呈现出强烈的英国化特点。
1.国家的宪法
对理解政治制度来说，上述事件给我的基本启示是，自由主义宪法除了发挥协调性功能还具有整合性功能。审议民主的集体思维可以调和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多样化偏好，但问题是由哪些人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点。当谈及“人民”统治时，并没有讲清楚哪些人才是人民。启蒙运动激进思想家假设人类全体都可纳入人民范畴，但政府的形式与政府的构成无疑并不相同。那些一致赞同自身政府形式的人们，也会时常发生激烈冲突，对哪些人可被纳入管理主体看法不同——前者是民主问题，后者是国籍问题。根据美国宪法，人民统治的政府有望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政府。正由于拥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才得以发现自己的认同感与目标，这种认同感与目标告诉我们是谁以及该如何对待自己，就像美国宪法宣称的“我们美利坚人民”寻求“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盟”。
2.三种国家模式
有多种方式可以把个体充分联结起来，形成自我管理的联合体。一种是基于不得相互伤害的自由主义契约，它主张建立并支持能保护所有人权利的政府。另一种是更贴近现实的社群主义模式，它认为建立在同情心和归属感之上的相似行为与相通情感，能够把国家成员凝聚起来。由于社群主义民主难以包容多样性，它在个人及集团层面上威胁创化进程的实现。第三种是被我称为社会自由主义的模式，它结合了共同文化和多样性承诺等诸多优点，认为国家的建立也是人群多样性整合为人群互补性的过程，成员彼此适应并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整体。这个过程可用活体(a living body)概念作为类比物，“有机社会”概念则有助于理解蕴含于社会联结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激情。需要强调，公民之间的互动不仅是外在的和工具性的，还是内在的和构成性的，对公民相互转化并聚合为统一整体而言起到创化进程的作用。
要成为第三种国家的成员，必须在观念上以及柏克所说的“公共情感”上融为一体，公共情感涵盖恐惧、欢乐、自豪、羞耻、愤怒、奉献与厌恶。所有国家成员并非每时每刻都像面对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表达悲痛或经历“九一一”事件时感到极度震惊那样，以相同方式对事件做出回应。大部分时间，某些美国人会对其他美国人自豪不已的事情感到羞耻，例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国内纷争。但不管是羞耻还是自豪，它们都来自共同的国家观念。如果你不爱自己的国家，自然也不会为它感到羞耻。
3.布莱尔的新国家主义
撒切尔把托利式的父爱温情从保守党政策主张中切割，从而使本党政策更适合自己的自由主义模具。布莱尔同社会主义的切割没有那么明显，却十分彻底，他是热忱致力于资本主义事业的自由主义者，但他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改造。社会自由主义让布莱尔既区别于自由主义者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支持条件的平等，时至今日工党中一些左翼分子依然坚守这一信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由主义者主张每个人都有权过自己认可的好生活并对这种权利进行捍卫，因此他们发觉政府的干涉是必要的。公民个人也认识到，为追求更有利的结果，除了消极权利还要获得积极援助，社会自由主义在提供机会平等的同时还严格要求这些机会务必得到可靠使用。
布莱尔在1997年工党大会上提出，个人自由选择与相应社会援助，可以让“不复强大”的英国成为“最佳而充实的生活之所”。透过布莱尔的言辞和行动，足以发现他对“新国家主义”的强调。新的事实给这一新的希望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公共政策为更大范围的个体自由与个体责任赋予制度化形式，古老阶级体系亦在此时逐渐瓦解。我在《英国反对英国》中提出的“敬意与顺从的崩溃”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它对社会自由主义的进展产生积极影响。
4.美国的国家整合
在美国，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民权运动引发的宪法变革。宪法变革致力于消除美国人民在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我在1993年出版的《让国家成为国家》的主题，就是为了“让国家更像一个国家”而应当消除种族主义。与之相反，某些黑人利益的代言者虽然同样要求权利平等化，却主张黑人要过一种隔绝于白人的生活。主流民权运动为了反对分离派的这种主张，坚定支持全国范围内的整合，马丁·路德·金在其演说中预言美国可以从两个种族的自由和非强制沟通中汲取养分。
现实当中，美国式教育理念是个体之间互通有无、彼此欣赏并模仿对方美德。理想层面上，该理念让原本分隔的人们的个性得到增强。多元主义馈赠的并非一系列技能和方法，而是让个体能够获得并实施技能与知识的人类能力。人类成就的真实力量在社会劳动分工背景下，无法集于一手因而相互补充，社会成员的互通有无让彼此汲取力量。社会凭借互通有无，各方要么增益其所有，要么获致其所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而美好。诸如肯定性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之类的社会自由主义制度安排若想得到合适设计，则必须正确审视现实情况。民权改革通过法律上的与道德上的制度安排为同化作用(assimilation)提供时机与激励。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同化作用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和构成性的整合，那么从权利平等出发，走向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手足般恳谈结果的漫长征程，必须是志愿性的。
这是充满巨大希望的时刻。如果自由主义以释放自由心智的创造性力量为己任，而且对这种创造性力量予以必要防范的话，那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的明智选择便是作为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自由主义。克林顿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公共哲学，新民主党与新工党似乎正运用新的方案构建一套再现福利改革成就的综合制度体系，涵括教育、健保、环境、财政政策以及法律与秩序。
四、结语：统合观念与行为的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是一顶巨大的帐篷。本文有助于人们理解作为观念的现代性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并认为自由心智是而且应当是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杰斐逊的华丽辞藻已被现代社会主义观念所取代，正如吉尔兹所言，“符号设置的自主过程”使人们通过“建构社会秩序的图示想象而变成或好或坏的政治动物”，以此成为“自我实现的能动者”。宽泛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就意味着这一基本规范与事实。基于自由主义而强调自由心智的政治生活，不仅向人们许下承诺，还可能自作自受陷于失效或沦入灾难。试图以某种手段兑现承诺并规避灾难的愿望，让人们发现并看重制度主义的力量。制度是对行为施加约束和激励的一套动机模式，它产生于自由心智所揭示的无尽可能性。政治文化本身不是制度或行为。行为因素连同对其施加激励和约束影响的意义因素，一道构成真正的制度。
制度主义重视宪法的性质与功能。任何自由主义政治体制所固有的多元主义特点，会在大小不等的行为领域形成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因此需要创立一种制度将这些复杂制度整合为一体。我们把负有这个综合协调使命的制度称为宪法。宪法改革的倡导者非常需要这种全局性眼光。此外，宪法的任务不仅是协调性的，而且是整合性的。推进民主并以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其进行调适尤为必要。不仅如此，宪法所必需的整合功能让国家更成其为一个国家。或许可以期待，不断变化的过程能够开启创化进程，而创化进程最可能出现在愈加完善的社会联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