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诗经》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明治维新”四字，均来源于汉语经典。同用汉字，同属儒家文化圈，也同样在近代被迫结束闭关锁国、开放西化，日本步步成功，中国却饱尝屈辱。这种强烈反差让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也让“明治维新”四个字牢牢钉在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之中。时值明治维新150周年，《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作者、东京大学荣休教授、年过八旬的石井宽治先生也在2018年10月中旬来到北京进行系列讲座，也吸引无数目光关注。
与着重于研究政治史、军史的学者有所不同，石井教授着重于从经济史层面观察19世纪末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的思路变革，探寻旧日本帝国对外侵略的内生动力。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与旧有封建思想相结合，渗透进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中，在对更大市场与更多劳动力的需求指引下，日本官商合一的“财阀”深入东亚大陆，促使日本政府的殖民脚步不停涉足朝鲜半岛、中国东北等地，最终让军部带向了战争的无尽深渊之中。由于明治维新存在强大的妥协性，日本资本主义原生机制与西方有所不同，使得国家发展必须走对外扩张道路，这不仅是日本史的悲剧，也是世界史的悲剧。
但要注意，所谓经济，其核心问题并不是钱，而是产品。如何用高效低价的方式生产出更多产品，如何把产品及时运输到消费市场上，这是近代日本面临最为核心的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交换
在所谓“不平等条约”里，日本受到的实际冲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甚至于很多看似不平等的条款实际上成为日本近代发展的重要助力。
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市场规模也很小，日本从一开始就受到欧美列强的“优待”。对比一下同样签订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国与英、法、俄、美）与“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与英、法、俄、美、荷）便会发现，欧美列强只要求在日本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开展商业，并不寻求深入日本内地，而对中国却早就要求“内地通商”；日本海关也一直由日本人自己管理，从未交给外国人，中国却必须雇佣英国人赫德来管理海关；欧美列强可以随意在中国各海岸乃至长江沿岸停泊、经商，但日本却只允许欧美船只停泊在指定港口；欧美列强可以在中国内地购买土地、矿山，但日本却明令禁止；甚至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发动的“黑船来航”事件本身都不是一场侵略战争，美国人只是希望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西太平洋获得落脚点。
虽然欧美列强在日本拥有“领事裁判权”，但由于日本原则上只允许外国人在沿海港口及法定聚集区活动，日本的“内地”，即不允许外国人活动的地区依旧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在同时代的中国，欧美资本可以直接深入内地城市，击溃中国本土方兴未艾的民族资产阶级，独占市场；但在19世纪末期的日本，内地资本家既可以免于外国资本的侵犯，也能够享受到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
正因如此，近代日本的资产阶级就拥有双面特征，一来需要在沿海地区倚仗外国资本获得资金与技术支持，二来需要在内地仰仗日本政府批准土地与政策支持，缺一不可。在这种背景下，江户幕府时期的御用“为替方”（银钱兑换部门）“三井组”就摇身一变，转型成为新政府的最大银行，并参与日本银行的设立工作；原土佐藩的“九十九商社”也成为“三菱汽船会社”，获得政府无偿划拨数艘“官船”资助其业务发展；到1881年，原萨摩藩商人五代友厚以39万日元购买了政府出资1400万日元所建位于北海道的船舶、仓库、农园、矿山、工厂等设施。在国家对贸易实行严密保护与欧美技术不断支持的情况下，日本资本主义在短短三十年内迅猛发展，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工业体系。
但问题也非常明显。虽然日本靠着贱卖国有土地、压榨底层劳工的方式实现一定积累，但日本国土面积过于狭小，原材料的产出与消费能力都非常有限，如果局限于日本国内发展，不仅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更难以在纺织、铁路、钢铁、矿山等近代化工业层面取得突破。面对这些问题，日本有着两条道路：第一种进一步引入外资扩大生产，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内地投资，彻底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第二种对外侵略扩张，既有助于增强重工业品的消费，又可以获取更多殖民地、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
日本最早试行的是第一种。1888年，日本与墨西哥达成第一个平等条约，允许墨西哥国民自由进入日本内地，并可以按照日本法律在内地拥有地产、矿山等产业。靠着这个长期游离于国际政治之外的国家，日本先声夺人，掌握修约主动权。之后随着1889年明治宪法与后续一连串法律颁布，日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愿意遵守日本法律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英国也从1890年开始积极接触日本，寻求修改条约以扩大商业利益。
但这一举动也触及内地资本家利益，招致反政府党派不停反扑。1892年日本政府与英国正式开启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后，内地资本家支持的六个政党组成了“对外（强）硬六派”，对政府方针大加鞭挞，并在1893年底对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提出内阁不信任案。由于“对外硬六派”掌握媒体，成功煽动舆论，内阁不信任案通过，伊藤博文不得不在当年解散议会；然而好景不长，1894年3月，“对外硬六派”又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再度对政府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并又一次通过，伊藤博文面临着又一次危机。
一边是议会党派的整体倒逼，另一边日本与英国围绕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进入最后关头，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合意，这个时候一旦内阁被赶下台，那么必然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又要缓解来自反对政党的压力，又要继续进行日英谈判，伊藤博文内阁就只能想方设法转移矛盾：战争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走向第一种道路的同时，日本也被迫开启了第二条道路之门。6月2日，伊藤博文宣布解散议会、继续维持日英谈判，同时，他也宣布派遣8千人组成的军队渡海出发，准备与清朝军队对峙于朝鲜半岛。7月16日，日本与英国共同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承诺在5年内开放内地市场；随后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1游击队在丰岛海域进攻清军运兵船“高升”号，正式掀开甲午战争的序幕。靠着甲午战争的节节胜利，伊藤博文进一步稳固自身地位，进而促成日后与法国、沙俄等国家先后废除不平等条约。
从甲午战争甫一爆发，日本就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日本越是想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充分开放国内市场，就越是需要一场宏伟的战争来粉饰自身的强大；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越是强大，就越需要政府侵占更多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以便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同样的思维模式也在1904年引发了日俄战争：为了争夺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利权，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上展开了为期一年的“狗咬狗”战争。食欲不断增强的资本主义让日本成为一尊饕餮巨兽，正式开启了侵吞东亚大陆的脚步。
日本近代国家体系崩溃的根源
石井教授对近代日本史最为突出的贡献，便是捋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在华发展的重要矛盾：“纺织业路线”与“满铁路线”之间的对抗。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日本靠着为协约国提供各类产品而获得经济腾飞，政府不仅还清日俄战争时期借贷的巨额债务，还反而成为了债权国。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地价上涨、生产成本飞速上升，日本纺织业纷纷把工厂开到上海与青岛，寻找更为廉价的营商环境与更广阔的市场。“纺织业路线”不仅在中国取得了丰厚的利润，也不吝于把先进技术传授给中国民族纺织业，中日两国棉纺织业走向融合合作。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恐怖感。这场号称“终结一切战争之战争”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因“民族自决”带来的不平衡而引发更多矛盾。日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欧陆各民族相互仇视乃至仇杀的现状已经让日本对朝鲜半岛、台湾、青岛等殖民地、租借地的统治有所忌惮。
另外，汽车、坦克、飞机、潜艇等崭新武器大量诞生，战争从人力战走向机械战已经是必然趋势，比起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与运输能力必然会成为未来战争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一个国家将全部生产资源都投入到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事工业。1921年10月，三名在欧洲观战的日本青年武官聚在一起——同样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三人学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日本尚未做好应对世界大战的充足准备，必须要建立起服务于未来战争的工业体系，将国家全部“有形无形之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工业，集结日本民族的“总力”建立“高度国防国家”。
这种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的海外发展相结合，便产生了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满铁路线”：即以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铁路）”为核心，将发展重工业的原材料与半成品源源不断送至日本本土；本土进行扩大化生产以后，再把包括各类重工业成品出口到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形成强大的军事实力，进一步侵蚀东亚大陆领土，以此保证日本重工业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原材料供给。
很明显，“纺织业路线”与如今正常的国际化商业构想相同，1929-1930年担任首相的滨口雄幸在野期间曾如此演说：“制定未来外交方针之际，须着重于增进经济、贸易利益……应尽力将贸易延伸至中国全体，尤其是最富饶的长江流域，共同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一思路把当时军阀割据的中国当做一个统一整体来对待，淡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也让日本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机会，但随着“满铁路线”逐步崛起，“纺织业路线”的努力成果也付诸东流。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宣誓北伐，意图完成全国统一；到1927年5月，北伐军逼近山东省，盘踞华北、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境地。一旦北伐军击败张作霖，势必统一华北乃至东北，而中国统一带来的民族主义浪潮势必让“满铁路线”最为核心的南满铁路受到威胁，继而威胁到整个日本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与命脉。为了保护满铁，日本政府提出“满蒙特殊地域论”，要求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内地割裂开来，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并迅速派遣军队出兵山东。
经过长达一年的对峙与反复，1928年5月，日本政府再度发布“五一八通牒”，要求张作霖军队撤出华北，北伐军也不能越过长城追击，奉系军队由日本军队负责解除武装。而就在张作霖从北京返回沈阳的途中，6月4日早晨，日本关东军安放的炸弹在奉天皇姑屯的铁路桥上爆炸，张作霖死于非命。
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激起了中国民众不满，天津、青岛、上海等地纷纷出现抵制日货行动。但麻烦在于，由于“满铁路线”的利益相关者多在长城以北，遭到抵制的大多是地处长城以南的日本在华纺织业，这便进一步弱化了倡导和平与发展的“纺织业路线”的发言权。经此一役，“满铁路线”保住了自身的“生命线”，也在日本商政两界逐步站稳脚跟。
只不过，奉系军阀在张作霖死后并未遵从日本的意愿，继任者张学良反而在1929年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统治。这段时间，日本首相正是主张“纺织业路线”的滨口雄幸，这位首相明确表态“中国全国的统一，乃是中国国民长期的愿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批判“满铁路线”对于中国的侵略，希望以融入世界、服从规则的姿态解决国际争端。眼见自己的思路将要受到来自中国与日本的双方阻碍，“满铁路线”的两大忠实执行者——日本军部与民间右翼各自发挥起自己的作用。
1930年11月，一名来自于右翼团体“爱国社”的青年男性拿起手枪，在东京站里开枪射伤首相滨口雄幸，导致其在1931年8月去世；而仅仅一个月后，关东军高级作战参谋板垣征四郎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随即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一样，板垣征四郎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同学，他们都是陆军内部的青年将校组织“一夕会”成员。这个组织还为军国主义贡献了诸如东条英机、武藤章等著名甲级战犯，成为“战犯的摇篮”。
军部少壮派与民间右翼虽未合谋，但对于“满铁路线”的共同认同让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一次合作。在象征着和平发展的滨口雄幸内阁倒台以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日两国再无阻碍“满铁路线”之人，侵略思想终于可以畅行无阻。经过6年的准备，到1937年，日本终于迈出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
近代日本为什么选择战争？
与其说是近代日本选择了战争，不如说，近代日本的后发资本主义体制就决定了他们难以依赖有限的国内市场与自然资源。在日本企业家们试图走“纺织业路线”的20世纪20年代，日本本土也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的通货紧缩，直到30年代侵华战争逐步爆发，日本经济才重新恢复动力。
从逻辑上看，日本在19世纪末期进行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20世纪中叶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是一样的。作为后发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在纯粹的殖民主义时代，而是处于从殖民主义向民族主义、国际主义转型的20世纪，这就让他们陷入到发展的怪圈中：老百姓越是希望保证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国家政府就越要想方设法从国外掠夺财富。
只是，这就不免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在亚洲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老派资本主义强国爆发冲突，走向世界大战。而二战结束后，美国从根本上摧毁了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础，让其能够通过正常的海外投资发展经济，这才打破经济发展与侵略扩张之间的联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