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俄战争，最熟悉的桥段莫过于鲁迅《呐喊》自序：由于日本课堂播放那些日本军队在日俄战争中屠杀中国平民的“画片”，才让这位有志于医的青年人反感“看客”心理，走向“文艺运动”，以拯救“愚弱的国民”。
然而，中国人对于日俄战争却无法避免“看客”心态。毕竟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拒绝从政治上、军事上介入战争，那除去按照列宁所言“新旧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来批判日本、沙俄双方的暴虐行为外，难以找到一个吸引人的切入点来观察这段历史，这场战争在中国的热度也远远不及更早的、也更加决定中国命运的甲午战争。
今年4月采访和田春树教授时，偶然得知他与其他同时代左翼教授有所不同，涉足左翼的出发点不是马列主义书籍，而是鲁迅著作的日语翻译家竹内好的《鲁迅》、《现代中国论》等著作。后来虽然投身于俄国革命史研究，也因语言隔阂较少关注中国史料，但和田教授依然非常重视中国人对日俄战争的认识路径。
中国对待日俄战争的态度
不得不说，日俄战争爆发前后，清廷总体是“亲日派”。
清廷重臣大多从现实角度出发主张“联日拒俄”，如时任贵州巡抚李经羲提出“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张之洞甚至提出“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的提案，虽然清廷最终采纳袁世凯的意见而严守“局外中立”，但在整场战争中对日本多少偏袒，促成日本在战争中取胜。
作为“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的战争（孙中山语），日俄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促进青年人积极求学日本，学习明治维新以来的先进经验，反哺国内革命。就在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原点，甚至吸引如宫崎滔天等日本志士参加中国革命。随后蒋介石（1906-1910）、陈独秀（1907、1914）、郭沫若（1914-1919）、周恩来（1917-1919）也都先后前往日本，日本求学成为他们人生中的重要经历。
不过随着中国革命成功与日本侵略脚步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反思日本所谓“日俄战争”的辉煌，转而关注日俄战争对中国造成的苦难，鲁迅《呐喊》序言便在其中极具代表性；而随着左翼思想传入中国，唯物主义史观促使舆论以“阶级博弈”方法论来观察历史，赞颂日本的文字也随着二战爆发而销声匿迹。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新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逐步成为看待日俄战争最为普遍的观点，中国不仅批评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思不足，同时也批评苏联存在的殖民主义思想。苏联击败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后，7名苏联元帅前往祭奠当年的沙俄军队阵亡将士，而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旅顺口》小说也由于称赞沙俄军队“开疆拓土”、“英勇果敢”而在当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针对这些思潮，周恩来批评其为“宣扬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并拒绝苏联在旅顺建立日俄战争纪念碑的要求。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日蜜月期”到来，《日本海大海战》、《二百三高地》等日俄战争的影视作品逐渐引入，其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伴随着中国青年人对于海洋文化的向往而广泛流传，大河剧《坂上之云》的热播更让东乡平八郎、秋山真之、儿玉源太郎、乃木希典等日方将领的形象深入人心。只是究其深处，这些战争类文艺作品的价值观依旧囿于中国人最早的认识：即日俄战争是近代第一次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自卫战争”。
日本态度：“正义战争”与反对声音
日俄之所以产生对立，始源于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要求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随即遭到沙俄、德国、法国三国干涉，被迫交还；但1898年沙俄却租借走辽东半岛的重镇旅顺港，又借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而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威胁到日本所谓“利益线”朝鲜半岛的安全；随后日本与英国结为同盟以获取支持，沙俄却并不愿意撤军，双方便进入到漫长的谈判阶段。
日俄双方对立的过程给日本的“自卫战争”史观带来理论支持。1903年6月，日本军部《关于朝鲜问题解决的意见书》提出，一旦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日本将难以在中国东北取胜；随即7名日本法学教授联名上书，认为“一旦失去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日本就会危急”；而且日俄谈判过程中，沙俄一方回复缓慢，也被日本认为是在“拖延时间”。多种原因凝合一处，促使日本走上对俄宣战之路。
从俄方史料来看，虽然西伯利亚铁路在开战前的1904年1月通车，但直到1905年9月战争结束，其运力依然难以形成规模，无法对作战形成有效支持；至于“拖延时间”，主要原因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于远东总督阿莱克谢夫缺乏节制力，复杂的贵族系统又让沙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很难说是针对日本的一种谈判策略。
然而，随着日本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自卫战争”的叙事压倒对历史的探求，舆论主流也乐于以“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说法来吸引东亚各国知识分子来“取经”，促使日本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领导者。
应该说，对“大亚细亚主义”的自我陶醉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人，著名右翼思想家头山满、发起“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都以此为原点，发展出自己的侵略思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发展日俄战争以来的叙事传统，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口号，建立“大东亚省”专项负责日本海外领地的经营管理。
当然，随着1945年战败，日本被迫放弃旧有的军国主义叙事，采取美国带来的民主主义思想进行自我改造。但这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如果追溯军国主义起源的各个方面，无一例外会倒退回明治维新；可一旦否定明治维新，那日本百年来的近代化努力也就成为政治不正确，这对于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无异于毁灭性打击。
为了鼓舞日本国民，从1968年开始，作家司马辽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连载小说《坂上之云》，以明治陆军“骑兵之父”秋山好古、被评为“智谋如涌”的海军参谋秋山真之、创作俳句《法隆寺》的诗人正冈子规为主人公，描绘了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的30余年历史，希望以一本“乐观主义者的故事”来唤醒日本国民对于重建战后日本的热情。“坂上之云”便比喻 当年的日本人一边追逐着“山坡上的云”一边前进，来自明治时代的昂扬感激励起战后日本人重新建设经济强国。
针对这种所谓“司马史观”，战后史学界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曾在1960年代参与左翼社会运动的和田春树教授便是其中一员。和田教授认为，“日俄战争是黄种人战胜白种人帝国主义的大捷，给了亚洲、非洲后进民族以希望——这或许是真相，但只是整个真相的很小一块局部”。至于创作《日俄战争》，初衷也是对反思“日俄战争正义论”，讲述日本如何企图统治朝鲜半岛，又如何在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的问题上与沙俄起冲突，如何通过战争而走向“毋庸置疑的帝国主义国家”。毕竟在整部《坂上之云》里，司马辽太郎甚至连朝鲜国王高宗的名字都未曾提及，也未讲到日本人刺杀朝鲜国王正妃闵妃（明成皇后）。
而且在和田教授看来，司马辽太郎也在创作过程中有所改变。《坂上之云》最初创作时，司马辽太郎表示要创作一篇“乐观主义故事”，然而随着剧情发展与人物变动，小说基调也走向阴暗与悲观，通过主人公秋山真之的自责而展开对战争的思考，暗示日俄战争的胜利正是战前日本一连串悲剧的开端，颇有古代日本“诸行无常”、“祸福相倚”的哲学深度。
作为俄国革命史方面的学者，和田教授与夫人都精通俄语，发掘出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量沙俄文件，从更广的角度阐述日俄双方对立全过程。对照日俄双方资料，不难看出日本与沙俄对局势都存在大量误判，双方也各自有着侵略诉求，战争的起源并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自卫战争”，更涉及到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而也恰好与国际上对于日俄战争的见解不谋而合：第〇次世界大战。
第〇次世界大战
2005年，恰逢日俄战争结束100周年，美国出版一本 《国际视角下的日俄战争：第〇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Zero）》，为观察日俄战争提供崭新思路。
历史上被称为“第〇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有很多，如丘吉尔认为普鲁士同盟与法奥俄同盟之间的七年战争（1756-1763）是最早的世界大战，拿破仑战争（1803-1815）、普鲁士统一战争 （1864-1871）都有过类似称呼。相比之下，日俄战争（1904-1905）得获此名的逻辑更为直接：正如二战爆发由一战结束后的“分赃不均”及过度制裁德国而埋下种子，一战爆发的始源也来自于日俄战争后国际关系的变动。
日俄战争爆发前，欧洲呈现出英国、沙俄、德奥同盟“三极”对立形态，三者之间均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并没有截然分出一战的“协约国”与“同盟国”，这种“三足鼎立”也保住了欧洲大陆在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长达40年的和平（1870年代至1910年代）。但在东亚局势上，英国的势力范围是长江流域，沙俄则把持着中国长城以北的土地，因而英国也非常关切1900年沙俄进军中国东北，担心会威胁到华北地区稳定。既然英国对沙俄有所忌惮，那么同样反对沙俄的日本就自然成为英国的“远东宪兵”，双方越走越近，在1902年达成历史上第一个洲际军事同盟：日英同盟。
有英国作为靠山，日本获得大量的国际政治资源与军事科技支持，迅速跻身军事强国行列。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英国在世界遍布全球的电报网络准确掌握各国政治动向，甚至获取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增援远东的实时消息，为对马海战大获全胜打下情报基础。
但有趣的是，日英同盟并不是一份“攻守同盟”，而是“限制性同盟”：即日本与俄国一国开战，那么英国不会加入战争；一旦有俄国的其他盟国加入战争，那么英国就必须加以支持。从当时国际关系来说，俄国与法国之间曾达成同盟，日英同盟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限制法国加入对日战争，以免日本要同时面对俄法两大列强。这份同盟的作用非常明显，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来到远东，便无法在法国的亚洲殖民港金兰湾休整，客观上削弱了俄国舰队的作战实力。
随着日俄战争走向尾声，沙俄的实力进一步遭到削弱，不得不从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退出，英俄矛盾骤然减小；另一方面德奥同盟的力量愈发强大，法国在北非殖民地面临巨大挑战，只能寻求英国的支持，这也促使英国与法国的盟友——沙俄之间越走越近。1905年日俄谈判时，英国禁止日本从沙俄索取战争赔款，在谈判桌上帮助沙俄降低损失；到1907年，英国与沙俄之间达成协约，针对伊朗、阿富汗、西藏等势力范围做出规定，双方摒弃对立，走向合作。
日俄战争本质上是英国与日本、沙俄与法国两大利益集团在远东的一次博弈，战争虽然以日本取胜、沙俄落败，但两大集团却成功形成相互认同，进而以互相认可势力范围、签订协约为基础，成立“协约国”集团。从这个角度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三国协约”，而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四国协约”。
另外日俄战争还广泛牵涉到美国。从1904年开始，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在美国华尔街先后发行4次战争国债，由于沙俄压迫国内犹太人群体，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为日本的战争融资倾注心血，解决了日本总军费的45%（8200万英镑）；1905年日俄战争趋于结束，也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最终在美国军港朴茨茅斯签订条约。这次发债与调停经历让这个信奉孤立主义的国家第一次积极介入到国际事务中，为日后参与世界大战打下思想基础。
倒退回“三足鼎立”时代，如果没有沙俄与日本之间矛盾升级，欧洲的利益关系很可能出现另一种形态：事实上英德两国在1900年已经达成《扬子江协定》，规定双方在华利益范围；1901年德国甚至提出与英国、日本结为“三国同盟”。如果同盟成立，那么一战的对立形态就不再是“英法俄”对阵“德奥土”，而有可能变成“英德”对阵“俄法”，那无论一战的结果如何，20世纪乃至于现代历史的发展都会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