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的摩擦和争议不断，不仅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地区问题的热点。在一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上，如克里米亚的归属、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赁、天然气供应等，两国唇枪舌战，政府、议会、公众、媒体都卷入其间。但这些问题的激化程度有限，持续时间不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两国之间关于历史文化的争议和冲突。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东斯拉夫民族，在文化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而且有300多年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双方在文化上也有不少差异，在同一个国家的历史经历中又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问题随着两国的独立，一下子爆发出来。客观地讲，争议主要是由乌克兰方面提出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乌克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差别，以说明它们是不同的，而不是相近的；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质疑和新的解释，认为帝俄、苏联时期所编写的历史叙述没有反映乌克兰真实的历史，乌克兰在帝俄和苏联时期处于不平等地位，中央政权对乌克兰实行了多方面的不平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政策，乌克兰的历史必须重新编写，等等。这些观点广泛出现在学术研究成果、媒体乃至官方文件中，形成了一股重新塑造乌克兰历史的社会潮流。为了首先在青少年中建立新的历史-文化观，乌克兰政府在独立伊始就开始编写新的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上述观点成为主导思想。应该指出，这一过程及其生产品明显具有反俄罗斯、否定苏联的特征，成为乌克兰相关内外政策的文化支撑，并在乌克兰的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就对这一情况做一概要的分析。
乌克兰东西部不同的历史—文化进程
公元9世纪由古斯拉夫部落建立的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起源。那时的古斯拉夫部落还没有分化，因此可以把基辅罗斯的居民称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
在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时期，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昌盛，由此奠定了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将基督教正教定为国教，此举确定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归属，它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明的摇篮是基辅罗斯，而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则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个历史里程碑。
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文明的起源贡献巨大，它所使用的“古教会斯拉夫语”及相应的文字，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最早使用的文字。迄今为止最早记载俄罗斯历史的文献《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就是用这种语言的文字写成的。此外，俄罗斯最早的文学、艺术以及法律等等，都是在东正教会的推动下出现的。由于基辅罗斯对于俄罗斯文明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人把乌克兰的基辅视为俄罗斯文明的起源，称基辅为“俄罗斯诸城之母”。
12至13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基辅罗斯逐渐灭亡，在其地域内兴起了两个中心，一个是罗斯西南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另一个则是罗斯东北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13世纪20年代，蒙古人打进了东欧，使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征服了包括罗斯人在内的斯拉夫人，但罗斯西南部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并没有被征服。“‘在这个强大的公国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它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继续着古罗斯的传统。”因此，从政治与文化传统延续的意义上讲，加利西亚-沃伦公国成了基辅罗斯的直接延伸。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乌克兰进入领土-文化分裂的时期：乌克兰西部（即加利西亚-沃伦）已和罗斯其他地方（包括东乌克兰）在政治文化上开始有了差别。东部逐渐受到蒙古-鞑靼人越来越深的影响，而西部则较多地保留了古罗斯的政治文化。1340年，波兰入侵加利西亚，使乌克兰逐渐沦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一部分，此后波兰对乌克兰的统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过程中，波兰统治下的西乌克兰是天主教的领地，而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立深化了东西乌克兰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
1648年春天，乌克兰人首领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反对波兰统治的大起义。在经历了数年的战争而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以赫梅利尼茨基为首的乌克兰上层，选择了与俄罗斯联合以摆脱波兰人统治的道路。1654年1月，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实现了合并。尽管有关《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目的、内容、结果等，目前在俄乌双方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协议之后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却无法否定，这成为乌克兰历史和俄乌关系中最重大的转折点。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十多年之后，1667年1月，莫斯科公国和波兰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将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正式划归波兰统治，而东岸则划给了俄罗斯。两岸乌克兰人各有自己的首领—盖特曼，但分别由波兰和俄罗斯批准。乌克兰的这一次领土-政治分裂，使乌克兰的文化失去了统一的空间，东西乌克兰在文化上分别受俄罗斯和波兰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乌克兰南部虽和东部一样有着亲俄情结，但二者的历史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历史上说，今日乌克兰的南部沿海地区从来都不是乌克兰人的“历史活动区域”。18世纪末之前，这一地区一直被克里米亚汗国所占据。18世纪末，俄国通过战争兼并了这一区域，占领了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广大黑海沿岸地区，并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来此地定居。这使南部的敖德萨州、尼古拉耶夫州、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以及克里米亚共和国的人民在今天仍保持着对俄罗斯的亲近之情，也使他们在2010年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对主张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亚努科维奇的支持率平均高达70%以上。
1793年，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波多利、沃伦、布拉茨拉夫和基辅等四个省）被划入俄国。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又得到了东部沃伦。此时，俄国已控制了乌克兰土地的80%，但乌克兰最西部（现今乌克兰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外喀尔巴阡、布科维纳5个州）仍然在俄国的疆土之外。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境内的乌克兰失去了以前沙俄所领有的沃伦和罗夫诺地区（这些西乌克兰领土被波兰占据），而奥匈帝国以前所占领的乌克兰最西部领土则处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的控制之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中旬，苏联按照之前与德国的秘密协定，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也就是现乌克兰的最西部，包括利沃夫、沃伦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逮捕了原政权、政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限制其活动。苏联和德国一同瓜分波兰的做法，激起了西乌克兰人的愤怒和反抗。应该指出，苏联对西乌克兰西部（波兰东部）的占领，使乌克兰基本处于了一个国家之内。但是，由于此前历史上领土分裂而造成的东乌克兰、西乌克兰以及西乌克兰西部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却不可能因领土合并而消失。苏联时期，它就逐渐有所表现，至苏联解体以及乌克兰独立后，更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总之，历史上乌克兰民族的生活地域长期处于分割状态，西部主要受波兰的影响，欧洲文化从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进入西乌克兰，而东部主要受俄罗斯的影响。这使东西乌克兰不仅在文化上出现差异，而且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这一情况使乌克兰在独立后重建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面临重大挑战，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成为问题的核心。下面就对此进行分析。
乌克兰东西部对俄罗斯态度的差异
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中更为基础和持久性的构成因素。但对乌克兰来说，由于其东西部经历了几乎完全不同的历史，因此乌克兰到现在都还没有铸造出较为统一的民族凝聚力，而其间俄罗斯又起了决定作用。这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乌东西部对俄所持的不同态度上，西部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波兰统治，但一直对波兰人当年的压迫记忆犹新；而经历了长时间俄国统治的东部却一直有着明显的俄罗斯情结。
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刚刚取得独立、在别人的统治下生活了700多年的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确立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民族认同和精神。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需要重建。而现实是，俄罗斯文化在东乌克兰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对于乌克兰这一新独立、且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有不少恩怨的国家来说，减少或清除俄罗斯的文化影响（主要在东、南部）是可以理解的，这有利于确立乌克兰独立的民族-文化精神。当今世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往大国赖以崛起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国家硬实力相对而言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文化、制度及政策等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在世界舞台拓展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那些独立时间不长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确立自己的文化优势，不要让自己的国民仍被其他的文化所吸引。乌克兰的做法是普遍的，而不是个案。
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俄乌自1654年合并以来，俄罗斯人和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人，已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了300多年。300年来，俄罗斯在文化上力图使乌克兰人用俄语，并有大批俄罗斯人移民到乌克兰；苏联时期的中央政府更是在“民族融合”、“创建苏联人民”的口号下在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而共同的历史记忆更使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怀有深深的“兄弟之情”。总之，这一切都在如今的东乌克兰刻下了浓重的俄罗斯痕迹。
在乌克兰东部，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土地，甚至在历史上就直接由俄罗斯来管辖。乌克兰东北的哈尔科夫就是一个例子：哈尔科夫地区原本就是莫斯科公国的西南边疆。从16世纪末开始，乌克兰人为躲避战乱及波兰地主的压迫开始迁入此地，使之在1796年成为斯洛博达乌克兰。也就是说，这一地区虽大部由乌克兰人居住，但原本就不归乌克兰盖特曼管辖，而是受俄国控制。因此该地虽属于乌克兰并且大多居民是乌克兰人，但缺少乌克兰民族主义。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反应也说明了东部地区对俄罗斯的信任。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普遍发生了农民骚动。单就乌克兰来说，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冲突较多较广，在东岸和南部则相对较少。这说明，由于俄国在西岸长期依赖原来的波兰贵族进行统治，造成西岸乌克兰人对俄认同程度不高；而东岸和南部的乌克兰人由于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对俄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认同。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在乌克兰地区遭受惨败，但东乌克兰人（指1939年之前苏维埃乌克兰版图上的乌克兰人）没有向德国人投降，他们在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对德国法西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抵抗，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的忠诚，这与西乌克兰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
另外，即使到了苏联行将解体时，东乌克兰人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独立愿望。到1989年末，大部分乌克兰人也并不支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当时在顿巴斯虽然也发生了罢工，但工人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经济方面的，他们对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即“鲁赫”）的一些代表是非常不信任的。1990年1月，“鲁赫”号召乌克兰人仿效波罗的海国家，手拉手组成人链进行抗议，结果，45万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汇聚到连接利沃夫和基辅的道路上，但链条没有向东继续延伸。这说明东乌克兰人在当时仍倾向于与俄罗斯组成联盟，对独立运动并不支持。
在现今乌克兰的4600多万人口中，俄罗斯族占17.3%，人口约为800多万，他们大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并且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戚。可以说，如果苏联不解体，那持续了300年的俄乌一体化还会以更高的水平在乌东、南部发展下去，但苏联的崩溃使得这一进程戛然而止。300年的俄罗斯化使俄语在乌克兰东部尤其是东南一些州的使用率为20%-50%。在1954年才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俄罗斯人所占比例高达58.5%（2001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更是达到77%（2001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
独立以后，为了重建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广乌克兰语，同时限制俄语的使用，这无疑削弱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在独联体国家中，尽管乌克兰俄罗斯人最多，使用俄语的人口最多，但俄语却没有国家语言的地位。这种状况对于东、南部人，尤其是那些俄罗斯族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用乌克兰语替代俄语。乌克兰政府去俄罗斯化的语言-文化政策，受到俄罗斯及乌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经过讲俄语居民多年的争取，乌克兰议会迟至2012年7月才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规定在俄罗斯族人不低于人口10%的地区，俄语具有地区语言（региональныйязык）地位，这样的州在乌克兰27个州中有13个。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政府应该认识到，“真正完整、和谐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愿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拥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单独缔造、单独拥有的国家。”现实说明，东乌克兰的文化倾向影响着该地区居民的政治选择。如前文所述，在历次选举中，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投票支持亲俄的地区党，可以说是地区党稳固的“票仓”。总之，历史-文化差异严重影响着东西部居民的政治选择。
西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18世纪末俄国合并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不包括乌最西部的加利西亚）后，波兰地主仍保留着庄园与地位，在官方机构中仍使用波兰语，甚至许多官员也还是波兰人，帝俄并未在这里实行俄罗斯化。直到1830年波兰起义后，俄国政府才意识到波兰民族意识的“危险性”，并开始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但当时波兰人在西乌克兰的影响力已经根深蒂固。19世纪30年代，西乌克兰有四百多万乌克兰农奴和近十万人的特权阶层，即贵族和神职人员，其中大多数为小地主、大地主庄园的管家、土地承租人等，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是波兰人。也就是说，尽管西乌克兰在当时已并入俄国50多年，但此地的管理阶层几乎仍是波兰人，这使得西乌克兰人的俄罗斯化并不明显。由于没有尽快确立俄罗斯文化对于西乌克兰人的优势，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认同感至今没有东部强。
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统治下的西乌克兰西部，即加利西亚地区。当时，这里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亲俄派，他们认为，奥地利正持续衰落，加利西亚总有一天会落入俄国之手。因此，和俄国结盟才是上策。19世纪中后期，在东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中，曾经一度出现过一股不强的亲俄力量。例如，在1907年加利西亚地区的选举中，亲俄罗斯派曾获得2个席位（乌克兰政党赢得了22个席位）,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一战初期，俄军攻入乌克兰最西部，在加利西亚破坏乌克兰人的社会和文化，并将许多民族主义者流放西伯利亚，这使西乌人对俄罗斯的那一点好感完全消失。随着一战后乌克兰最西部归入波兰，波兰的反苏倾向又给予这里的乌克兰人很大影响。1939年，该地区被苏联吞并，由于苏联的错误政策，许多西乌克兰人在1941年欢迎德军的到来，希望能获得比苏联统治更好的境遇。1943年，有不少于7万的加利西亚青年进入德国党卫军的志愿军团“加利茨亚”（Галиция）。同时，一支为抗击苏军而组织的队伍——乌克兰起义军（UPA）也首先在沃伦成立。而在二战即将结束、苏军就要重返乌克兰最西部时，许多西乌克兰人跟随着德国人向西撤退。总之，两次世界大战使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恶感急剧增加，再加上西乌克兰本身所处的西方文化环境与俄国完全不同，这些都使得现今许多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苏联-俄罗斯怀有一种仇恨和蔑视的心理。基辅和西乌克兰的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认为，俄国和俄国人在文化上属于外国，在政治上则属于敌对一方，这种思想在加利西亚尤其明显。在加利西亚，游行示威者常常打出“打倒莫斯科佬（Moskals,一种对俄罗斯人的蔑称）”、“从乌克兰的学校里清除俄语！”这类标语。西乌克兰最极端的反俄情绪则集中表现在2011年的二战纪念日上：5月9日，在利沃夫的卫国战争纪念碑前，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撕毁了俄罗斯国旗、国徽以及花圈，并与老战士发生冲突。该市市长甚至称卫国战争老战士是“俄罗斯的法西斯”，这引起了俄罗斯官方的正式抗议。此事说明了该地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情感取向。
二战后，加利西亚地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州）并入苏联，但并没有大量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地区，这使当地保留了乌克兰语的学校和媒体，并成为苏联境内“苏联色彩最淡”和“俄罗斯人最少和俄罗斯化最低”的地区。总之，今天的西乌克兰西部是乌克兰最为欧化、同时也是对俄罗斯最不认同的地区；而东部那些与俄国经历了三百多年共同历史的乌克兰人则与此明显不同。
俄乌之间的外交-文化冲突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的差别，又成为乌克兰东西部差异的标志之一。伴随着乌克兰独立，乌克兰民族文化复兴也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被称为“负面”的因素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引发了双方的一系列争议甚至冲突。
总体来说，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争议的内容，大致可以以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对于并入之前，争议主要涉及基辅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关系；《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等相关文献的内容、作用；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环境、目的、后果等。这些问题的争议主要在学术界，但其民族情绪和表达也在官方、公众和媒体中广泛存在。双方学者还召开学术会议进行讨论。例如，2008年4月3-5日，俄科学院欧洲所召开了俄乌关系史会议，俄乌学者就双方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研讨。以后莫斯科大学等也参与进来。虽进行了诸多争论，但分歧并未减少。对于并入之后，也就是处于帝俄及苏联一个国家内的历史文化过程，争议的内容则广泛得多，而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官方成为争议的参与主体。客观而论，争议是由乌方主动引发的，俄方主要是应对式的反应。由于双方争议内容相当复杂，笔者无意对它做详细论述，这里以外交领域为主做概略的介绍和分析。
乌克兰独立后就开始把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文化问题纳入到法律、政策范围加以处理，同时使其进入到外交领域。双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编写、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论文，同时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以宣传自己的观点，扩大影响，并确立学术地位。在所有争议中，有关大饥荒的表达最为强烈，乌克兰政府和一些学者多次发表意见，认为它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геноцид）。2005年尤先科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6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呼吁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要求俄罗斯为此道歉。大饥荒是1932-1933年在全苏范围内发生的一次灾难，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多的。问题是，乌克兰为什么选择大饥荒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发起对俄罗斯的责难呢？关于这一点，乌克兰官方甚至学术界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在大饥荒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宣传大饥荒容易引起全民族范围内的共鸣；第二，把大饥荒塑造为“种族灭绝”可以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进而否定俄乌之间的文化-精神联系；第三，大饥荒是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制造舆论有利于在国际上赢得同情；第四，由于大饥荒发生在斯大林时期，可以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体制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实例，更易在西方得到支持，有助于乌克兰融入西方。
大家知道，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体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其中，大清洗、大饥饿这类疮疤更成为首选的靶子。此时，美国官方开始关注大饥荒，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散居群体在这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1958年，基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国内安全法案和其他国内安全法执行状况调查分委员会的质询，出台了题为《苏维埃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对种族灭绝的研究，歧视和越权》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乌克兰人为的饥饿中有480万到800万人死亡。1984年9月，参议院开始制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法案和两个决议，类似的工作也在众议院进行，并建议成立政府委员会，以搞清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中的作用，并使舆论界了解情况。初期计划要求委员会由21人组成，工作期限3年，从政府预算中拨款300万美元。1984年10月，委员会成立，成员减少为15人，工作期限减为2年，拨款减到40万美元。委员会成员中，参议员2人，众议员4人，政府部门代表3人，以及乌克兰社团代表6人，委员会主席为杰姆斯·梅斯（James E. Mace）。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大规模死亡是由人为的饥饿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实施了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1984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根据美国111届国会决议，宣布1984年11月4日为“乌克兰1933年大饥荒纪念日”。1986年，出版了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Conquest)的书《痛苦的收获—苏联的集体化和恐怖的饥饿》（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书中对大饥荒作了全面介绍，认为它是人为的，目的是打击民族主义和粉碎农民反对集体化的意图。类似美国的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文论述，于此不赘。
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大饥荒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独立后更是波及更大的范围。历届乌克兰领导人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这在尤先科时期表现得最突出。尤先科执政期间，乌克兰外交政策更加西倾，对俄罗斯（苏联）的指责也更加激烈，大饥荒被工具化就更为明显。尤先科以大饥荒为起因，在全国举行题为《乌克兰应记住，世界应承认》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有：
1.创作相关记忆（历史）的国家书籍。在乌克兰所有遭受过饥荒的州，在州和区国家机关的领导下成立协调小组，收集1932-1933年由于饥饿受难和死亡的证据。这些协调小组指导着数以万计的地方小组的活动，它们在各地、首先是农村搜集证据。参加人有教师、大学生、中小学生、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地方志学者、俱乐部主任等。
2.举办群众纪念活动“点燃蜡烛”、“不灭的蜡烛”等，举办悼念集会和演出，组织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竞赛、学生作文竞赛，献花圈和鲜花，在中小学开办纪念课程，建立纪念地，在博物馆、学校和图书馆办展览，设置十字架、纪念标志、纪念冢，植树、建立综合纪念物等。
3.用立法手段确定大饥荒为种族灭绝，禁止对它做任何其他的解释。
4.通过国家出版基金，鼓励出版内容为1932-1933年大饥荒的学术研究成果。
此外，尤先科还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国际场所发言，宣传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乌克兰官方也在国外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开展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的活动，例如：
2003年9月，库奇马总统在58届联大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倡议，纪念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时乌克兰外交部和政府准备了58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草案，内容是谴责大饥荒并承认它为种族灭绝行动。后经大会辩论，最后通过了有美国等25国签署的《关于乌克兰1932-1933年大饥荒70周年的联合声明》。声明没有承认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而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剧”，同时表达了对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前苏联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的纪念。之后又有11个国家在该声明上签字。
2006年4月21日，在莫斯科参加独联体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乌克兰外长鲍里斯·塔拉修克（Борис Тарасюк）提议，把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列入会议日程，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即提出反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投了反对票，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弃权，古阿姆的四个成员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投了赞成票。
2007年11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大会上，193个国家通过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牺牲者》的决议，但它没有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
2008年9月24日，由于没有获得支持，乌克兰代表团被迫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撤消了它此前提出的《纪念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决议草案。
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通过非法律性质的决议《以大饥荒周年活动纪念乌克兰1932-1933年人为饥荒》，同时呼吁乌克兰人民和有关国家寻找档案，进行深入研究。该决议同样没有承认种族灭绝。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乌克兰政府力图把大饥荒是种族灭绝推向世界范围，但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可，这对一些乌克兰人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俄情绪无疑是一种否定。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乌各地区对大饥荒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有研究指出，在西部、中部和北部，认为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超过80%，东部约50%，而南部和顿巴斯则约为40%。
以上我们介绍了乌克兰官方在大饥荒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显然，这是针对俄罗斯的。俄罗斯一直强烈反对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2008年4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关于纪念苏联境内1930年代大饥荒死亡者的声明，认为大饥荒是全苏联人民的灾难，它“没有，也不会有国际社会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的特征，不应成为当前政治投机的对象”。2009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七个国家级档案馆联合出版了《1929-1934年苏联的饥荒：新文献》一书。该书编者的主要观点是：30年代的大饥荒不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中央和地方当局的政策错误，强制集体化，在出现灾情后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严格限制灾民外逃等；苏共中央在了解到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后，采取非常措施停止了粮食出口，并向灾区提供大量粮食援助。俄罗斯这种以历史档案来说明事实真相的做法，表现出其态度的客观性。可以和俄罗斯的情况相比的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大饥荒中死亡了150万人，但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民众认为大饥荒是苏维埃政权的错误，没有把罪过归于俄罗斯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2012年5月31日出席“1932-1933年大饥荒纪念碑揭幕仪式”时，要求人们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虽然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了不少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官方和精英层面。在对待俄罗斯及相关问题的态度方面，乌克兰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来说，有多少人反对或支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介绍了诸多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负面态度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有必要指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这种联系无论现在还是今后，都还会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总统宣布不能认为30年代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就是一个证明。除此之外，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卫国战争、30年代的大清洗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争议。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脆弱的稳定与认同
民族国家在获得独立的一刻，就面临着确立自己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任务，乌克兰也是如此。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确立，一方面需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语言，确定所信仰宗教的地位，规定有标志意义的国旗、国徽、国歌等等；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专门的文化政策，对本民族的历史做出官方描述，对语言、宗教的发展做出规划，确定本民族稳定的文化认同。然而，要完成这一使命，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前文所述，由于乌克兰历史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又与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乌克兰在许多问题上必须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对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首先应该建立一种非政治化的民族认同，这需要在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建立共识，而不是把政治选择当做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文化问题政治化，不仅不利于民族认同的确立，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甚至加重民族的分裂。乌克兰是一个在历史、文化方面被割裂的民族，在如何重建民族认同方面，需要更多的思考。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同的民族起源和几百年的共同历史使俄乌两族在各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但乌克兰由于西部长期受欧洲影响，又常常表现出反俄情绪。另外，由于选举政治、“回归欧洲”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乌克兰国内总是有一股“全面否定俄罗斯”的思潮，这已经对乌克兰人民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影响。但这种思潮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歪曲历史、夸大俄乌关系中的民族因素，已对俄乌关系造成了危害。在国家关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各种国际行为体也都在做出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来讲，国家关系中的问题可以划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几个层次。比较而言，文化层次的矛盾最难解决，因为它形成的时间久，参与者范围广——从精英到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往往带有“全民”的特点。文化又涉及传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造成了文化冲突的难解性和长期性。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乌克兰人，特别是东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是不会被轻易否定掉的，而且这种联系仍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以负面形态进入乌俄关系，并不断扩大影响。如果双方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并共同采取措施加以消减，那么可以断言，俄乌关系的良性发展就会变成不可期待的目标，并有可能发展到两国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更多的麻烦。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及其作用值得持续关注。
不仅是后苏联时代俄乌有思怨，沙皇时代对乌克兰的侵吞，这决不是中国历史上惯常的所谓民族之争而是国与国的侵吞，苏共时代对乌克兰残酷的略夺和移民使百万乌克兰人或无家可归或死于非命，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决非中国人那样善于忘却，这些记忆构成了今天普京大帝要重振大俄罗斯的血仇记忆，乌克兰加己对俄国地缘政治极为重要是对付西方的桥头堡，也如北朝之对中国，因此普京大帝在给我二十年思想指导不必然要侵吞，占有乌克兰以实践他与欧美争霸的目的，霸权思想其实是东方人的思维，说明普京的东方梦尚未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