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这两大思潮通常以相互攻讦或对立的面貌出现，这就使它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视野。其实，作为因应社会政治制度或环境问题的产物，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先天的相通性。在近代中国，受特殊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家们大都在融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上下过一些功夫。在这个问题上，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借鉴和吸纳自由主义的立场，他提出的最极致的主张，是要对这两种思潮作一种价值上的融合，达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以打造出适合中国之需的“自由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关 键 词：胡适 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平等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及内容皆有突破性的巨变：知识阶层作为新的社群媒体登上历史舞台；报纸杂志、新式学校等制度性传播媒介数量快速攀升；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逐渐形成。[1](P134)在这个转型时期，西方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影响了大批学者，其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两大主流思潮，两派的学者进行过多次论战。胡适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积极宣扬其奉行的“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精神，并推动“好政府主义”现实尝试。然而，胡适对社会主义并非持完全驳斥的态度，而是有着诸多关怀，甚至希望能够吸纳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来对国内社会进行改良。
一、实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被公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者”，其自由主义信仰启蒙于美国留学期间，并作为思想发展的主线贯穿整个学术生涯。胡适奉行自由主义的诸多价值观。其一，自由。胡适坚持密尔式的自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P1)，提倡“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在其看来，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就是尊重自由。其二，个人主义。留美多年的胡适深受个人主义的熏陶，推崇易卜生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并在“五四”时期积极宣扬，宣称“真正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并认为“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3](卷5《介绍我自己的思想》，P511)其三，民主。胡适赞同“自由的价值第一位，民主的价值第二位”，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4](P4)，是作为实现个人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四，平等。胡适最初奉行哈耶克等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人生而平等应是权利意义上、应然意义上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并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作为中国内忧外患时期的思想先驱者，胡适也没有仅仅空谈理论，而是强调社会研究要从每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这也是由于胡适深受其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杜威哲学思想的基本信条是“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5](P184)，胡适深以为然，并补充认为，所有存续的思想、知识、经验以及所谓的圣贤教条、金科玉律，无外乎是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胡适还在《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中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具体的问题着手的。他还相信，单凭一个主义无法打造一个好政府好国家的事业，“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6](卷21《建国问题引论》，P670)。
可见，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忠实拥趸，重学理根据；但实验主义者的立场又决定了他对于“一切工具”接纳的可能性。在胡适的思想逻辑中，像平等、公正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有存在的合理依据，他也认可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潮流的历史合理性。另外，胡适也相当佩服苏俄范围内的大规模政治试验，究其原因，胡适公开解释道：“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6](卷23《致张慰慈》，P495)
胡适本人在国内也不遗余力地促进政治试验，并将国家社会主义重视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纳入其考量的范围，积极倡导“好政府主义”。1921年8月至10月，胡适先后在安庆、上海、北京等地做了“好政府主义”的演讲，明确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他引申出此种“工具”的三重意义：其一，政府是社会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工具，凡能做好这点的就是好政府，反之则是坏政府；其二，既然是工具，就有修理的必要，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所以更须时时对它进行监督和修理；其三，既然是工具，也有修不好之时，当工具有一部分坏掉的时候，就去了这部分，当全部坏掉的时候，就应该换掉它，重新改造一个。由这三点就分别得出了批判政府的标准、人民参政的原理以及革命的原理，胡适一直强调要避免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因此他提出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革命。
在“好政府主义”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监督、改组修正的政治工具成了胡适活动的重心，1922年5月14日，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等16人在《努力周报》共同署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主张旨在具体实施“好政府主义”。1922年9月，王宠惠受命组阁，另两位署名者罗文干、汤尔和也同时入阁，“好人政府”宣告成立。可好景不长，“好人政府”仅存在72天便失败了。
虽然胡适等人的努力最终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但从“好政府主义”的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发表以及“好人政府”的成立来看，胡适等人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组织来为社会谋最大多数的福利。实际上，“好政府”是在“恶因种的如此之多”的“今日的时代”，不得不“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后而出台的一个降格的目标。但即使是降了格的目标，胡适依然对它寄以重望，就算是消极的但毕竟也算是“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7]。对当时置于内忧外患、极端穷苦潦倒的中国来说，唯有建立一支旨在为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强有力的组织，才有希望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可以看作对当时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思潮的吸纳与呼应，也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践行实验主义的一次勇敢而宝贵的尝试，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
二、对经济平等的殷切向往
自由主义对平等的态度颇为复杂，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权利，它的真正精神必须是每一个人享有同等价值与同等权利。然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并不接受实质平等的主张。哈耶克认为，人生而平等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指人在事实上的平等，而是指生之为人，该享受的某些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是权利意义上、应然意义上的平等。[8](P102)哈耶克还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能同时兼得，因为此二者不仅不同，还彼此冲突，只能实现其中一种平等。可见自由主义虽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只是应然意义上的平等，却不承认人在事实上的平等。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主张普遍的平等权利，这也引发出一种平等政治，然而事实上的不平等却又使这种平等的政治衍生出一种差异的政治。
也正是由于自由主义仅强调应然意义上的平等，资本主义世界均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导致社会利益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造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渐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给31个参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转的轴心，可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崩盘以悲剧的方式宣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开始，并迅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深受其害。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固然对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精神很崇尚，然而当目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之后，他便对自由主义的“事实上不平等”表达了忧虑，并期望寻求其他途径来弥补这一缺陷。当时苏俄实行计划经济的成效斐然，胡适逐渐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来。在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初始，胡适就进行过诸多研究，并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提到世界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势：“自1880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盛行。”[3](卷3《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P303)其后，胡适又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赞赏，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有望成为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但实际上，真正让胡适推崇备至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经济平等，通过在生产资料方面废除私有制，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基础方面逐步消灭剥削，从而基本实现经济平等。
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就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平等方面的畅想，他认为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是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3](卷6《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儒家的有为主义》，P603-615)这里的六筦指的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是不可以私自去做的。胡适认为王莽“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3](卷3《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P22-23)，毋庸置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施行者，胡适对王莽改制透露出多重赞许之情和同情之意，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精意的政策最终未能成功施行而感到惋惜。
在现实层面，当时国人普遍认为苏联是世界上经济最平等的国家，一切资本都是国有的，在那个美好的国度，不存在失业的苦恼，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经济问题也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胡适本人也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倡导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展民族经济，以达到“经济平等”，进而来弥补自由主义“事实上不平等”的缺陷。胡适当时较为肯定苏俄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精意的多项经济政策：其一，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通过法令的形式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交付给农民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有利于农民、农村以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其二，提倡合作制度，胡适认为“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的运动，失业的救济”[3](卷4《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P11)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成绩，还认为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学着实行的各种组合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这些方法当然也算是计划的经济”。[3](卷11《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P513)另外，胡适还认为这种合作制的计划经济是不能撇开劳工的，因为劳工的力量对政府制裁资本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还期待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能从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扩展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即从经济的民主发展为政治的民主。但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逐渐走上极权主义道路，胡适也渐渐偏离和反省他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但依然不变的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崇，后期胡适把社会主义解释成“社会化的经济制度”，认为这样的经济制度在不废除私有企业的同时，还节制了资本开销，将收取的所得税用于缩短贫富差距。[3](卷12《眼前的世界文化趋势》，P670-671)可见，胡适对“可以缩短贫富距离”的经济政策一直是赞成的，这便是其认同并追求的经济平等。
三、基于重叠共识的吸纳探索
重叠共识概念起源于西方思想界，提倡多元主义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均认为社会可以允许多元价值的存在，而多元价值在宗教、哲学和道德等方面的主要学说都有支持，它们能够合理地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应当容许多种多样“完备性的”学说，共同存在于一个“合理多元主义”的社会中，且各种学说的主张者之间应持互相宽容的态度，并进行平等、公平的合作。唯有如此，“有正当理由的稳定”才有可能在多元主义条件下实现。罗尔斯把这种“基于不同价值的人们认可和遵守同样的规范”，或“目前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通过和平共处平等交往而形成或加深彼此理解”的现象称为“重叠共识”。[9]
在社会主义登上时代舞台之前，中国就有一批致力于传输和接受西学的新派学者，由于近世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故而这批学者的思想大都已经涂抹上自由主义底色，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因此，他们大多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较复杂的情绪。其中以胡适为典型的代表，一方面出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希望中国能尽快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来增强国力，对引导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价值予以充分的认可和肯定；另一方面也对资本主义极易诱发某些社会弊病而保持警惕，赞赏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平等。此种纠结复杂的情绪在客观上也促使胡适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认定为需结合与会通的对象。“好政府主义”的尝试就是胡适出于两者价值会通试验的角度出发，希望借鉴国家社会主义重视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来建立能为“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服务的“好政府”。此次尝试虽未取得成功，但在社会上产生的推动意义让胡适意识到，作为“完备性的”学说，无论是自由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都无法独力满足中国的现实需求。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社会主义提倡人人平等，二者皆是中国应付当时内外危机和谋求长远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此后胡适也持续探索两者价值的融合，在资本主义大萧条、社会主义新成就的国际大环境下，胡适认为自由主义的某些缺陷可由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和方案去弥补，比如用“经济平等”的方案可使自由主义的形式平等扩展为实质平等，用政府监管的手段可调控自由经济的失灵和不足，此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相互吸纳补充的重叠共识便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胡适还特意强调其与苏联式的极权社会主义的不同———胡适称之为“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成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而“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此两者是近世历史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3](卷4《欧游中道寄书》，P42-47)
需要注意的是，胡适一直强调要避免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其信奉和平改革，认为要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达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目标，通过暴力革命一蹴而就是不可取的。凡主张暴力革命的人，在政治上都会走上极权和专制的道路，他们不能容忍异己，也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大清洗运动时期的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胡适认为“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来的暴力专制统治”[3](卷12《自由主义》，P805)，此番言论也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例如，在土地改革方面，他们并不主张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而是有计划地推行整个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希望能够兼顾各阶级的利益，和平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用一句话来说，“新自由主义”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民主政治”。[10](P77)
其实这种重叠共识并非只体现在胡适的身上，国内外均存在持有类似多元价值的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霍布豪斯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出发主张变消极自由为积极自由，认为自由与平等是并行不悖的，他首次提出“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旨在建立一种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顾名思义，霍布豪斯主张的也是一种多元化的重叠价值。意大利著名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卡洛·罗塞利表达过试图融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愿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像过时的辩驳方式所描述的那样彼此对立，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是理想的鼓舞力量，社会主义是实践的实现力量。”[11](P201)此外，罗塞利还提出“社会主义运动是自由主义的真实继承人”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必然发展为社会主义。
就国内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往的主流思想。而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纷涌入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探讨社会主义，并不同程度地将社会主义纳入各自的思想框架。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和取向。在众多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中，胡适率先使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然而遗憾的是，胡适并没有将这个概念拓展为一个系统性的政治理论。在胡适使用这个概念后，很多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受到启发，傅斯年、萧公权等人也论述了“自由社会主义”这一形态。傅斯年表达过“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达的国土”，“我极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的观点。[12](卷4《评英国大选》，P297)
萧公权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首位明确阐发“自由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学者：“若是调和十八、九世纪的特殊贡献，兼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使之成为一个集成合美，为人类造福的生活体系。这便叫做‘自由社会主义’。”[13](P289-290)萧公权此番阐述其实与胡适的自由社会主义观点不谋而合，抑或是受到胡适的影响。他们都主张当时中国的政治愿景应兼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关怀，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自由主义侧重于自由，而社会主义更侧重于平等。可见，在胡适以及很多有识之士的考量中，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价值主张“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甚至可以有相互会通之处”[14]，因此，即使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交锋碰撞非常激烈，但有识之士们会通两种意识形态的努力并未真正停止过。
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站在救亡图存的立场上，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引进借鉴宣扬新学，致力推进思想启蒙，力图达成政治改革，皆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先驱，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都可名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的自由主义者”[15](P58)。印证在胡适身上，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等理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理念，而非谁家的专利，“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6](卷21《建国问题引论》，P670)。于是，胡适将社会主义宣扬的“平等”价值吸收进他的自由主义学说中，为其一生倡导的“自由”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