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市场经济是个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必经之路，引导年轻人正确消费、适度使用金融产品，不仅推动了个人价值增长，还促进了社会繁荣和国家经济增长。
“这届中国年轻人真敢消费，尤其敢借贷消费”，相信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叹。
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们步入职场，年轻人们习惯采用这种“先消费后付款”的生活方式。2018年1月清华大学发布《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显示，29岁以下年轻人成为中国消费信贷主体，其中绝大部分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11月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当天全国网络零售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其中80后、90后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超过70%，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不少人为此忧心忡忡，担心年轻人超前消费、透支未来。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对此却又不同看法，他认为大可不必担心借贷消费会毁了年轻人，“因为一个人借钱的数量没有超出一辈子的收入预期的话，并没有违反量入为出的传统美德”。
在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陈志武从金融的逻辑重新梳理消费，他认为金融和市场经济是个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必经之路，正是有了金融市场的保障，年轻人才不会成为“养儿防老”的金融工具；而消费金融的发展则能帮助年轻人将个人资本与未来价值匹配起来。美国的经验证明，引导年轻人正确地消费、适度地使用金融产品，不仅推动了个人的价值增长，还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经济增长。
“借钱消费”也是一种“量入为出”
在陈志武看来，金融的意义不仅是帮助华尔街的投资家赚钱，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更多人，尤其是穷人和年轻人得到解放，获得更多的自由。他分享了两个故事来说明。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养儿防老”，这背后就蕴含着金融市场当中的“跨期投资”理念。生老病死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问题，过去没有金融市场、当然也没有相应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能够来做保障，那么古人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生孩子，把孩子作为跨期投资的工具。所以中国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就是用孝道来约束孩子，以确保自己对孩子的投资能够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回报。
那么今天，估计没有父母会死守着“养儿防老”的理念强迫孩子留在自己身边，那是因为我们有了金融市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购买保险产品、进行金融投资，来保证自己老年的生活质量。这样就让孩子们获得了自己，他们可以去追求自己的事业，而不用为了父母牺牲自己。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高利贷。大家听到“高利贷”这个词，肯定是非常负面的评论，但是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允许高利贷存在的社区犯罪率更低，包括抢劫、偷窃，甚至是夫妻吵架等等都要少。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允许高利贷存在的社区，能够在人们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时候，提供金融产品和工具，帮助人们度过难关。虽然代价高，也就是利息高，但是可以帮你度过难关，不至于去违法，靠抢劫或者偷盗来换取救命的钱，这样当然就会降低犯罪率。
所以，听到这里会有一个概念，所谓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是帮助你把“现在的需求”和“未来的钱”联系在一起，更好地实现资源的配置。人的一生，最缺钱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这时候人力资本也最足、消费欲望也最强，而年老之后，虽然积累了一辈子财富，但是消费能力和欲望都下降了，边际效用当然也递减。
“长辈们不要把借贷消费都看成是浪费”，陈志武强调，“之所以对消费金融有负面看法，还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金融通识教育远远不够，这就导致很多人一听到消费金融、借贷消费就很害怕，因为好像借钱花是糟糕的，是把今天手中的钱花掉还不够，还要借未来的钱花，违反了我们以往熟悉的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的财务原则”。
在陈志武看来，只要一个人借钱花没有超出一辈子的收入预期的话，并没有违反量入为出的原则，只不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帮助，把未来的收入也变成是今天可以花的钱。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借的没有超出以后的收入贴现总值，那么还是符合量入为出原则的，只不过是把这个收入做一个延伸，不只包括过去的收入和今天的收入，更包括未来的收入预期，这在金融领域是一个再基本不过的常识，比如很多科技公司负债很多，但是却不影响投资人对它们的高估值，这是因为大家都看到它们未来很赚钱，今天愿意借钱或者投资它们，是知道在未来有回报。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多思考一下，多学习一些金融知识，就会知道借钱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在陈志武看来，过去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而今天的年轻人很幸运，有不同的金融产品可以选择，来改善生活、投资自己。
“我们要改变观念，要按照自己‘一辈子’的收入来优化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和投资”，陈志武表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做父母的，总觉得年轻人借钱消费不靠谱，好像这会腐蚀年轻人。美国的经历证明，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
一台“缝纫机”解决了美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
美国的消费金融开始于工业革命，是一家缝纫机公司“发明”的。当时，缝纫机成为了美国家庭趋之若鹜的“大件”，每个家庭都想拥有，但是价格太高了。怎么办呢？一家名叫I.M. Singer的缝纫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Edward Clark想到了一个营销点子：为什么我们不让美国的家庭先用上缝纫机，然后‘分期付款’呢？于是，这家公司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单消费金融服务：为那些无法一次性支付缝纫机的家庭提供分期付款服务，首付5美元，然后每月支付3美元，用16个月付清机器款和贷款利息。
就是这个在今天看来稀疏平常的办法，创造了一个商业记录：这家缝纫机公司到1876年，售出了超过26万台缝纫机，是其他缝纫机公司销量的总和。其他的商家看到这个模式的好处，也纷纷效仿。比如钢琴厂也提供分期付款的服务，让原本只有富人家庭才能买得起的奢侈品进入到了更多中等收入家庭。“消费金融不仅让企业获得了盈利，而且缩小了不同阶层的差距，有利于社会和谐”，陈志武如此解读。
消费金融的发展也推动了美国社会的经济增长。20世纪初，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的制造业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民众的消费能力并没有跟上，所以社会出现了产能过剩，尤其是汽车行业。汽车产业的产能过程，导致产业链上下游的大量企业也出现过剩，在这个情况下，为了刺激消费，美国推动了消费金融的大发展，发挥消费者的潜能，使得美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在陈志武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也在很多方面受益于消费金融，尤其是在家庭的大项消费支出对所在行业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房地产行业，我们都看到了住房按揭贷款的好处；第二是汽车行业，除了房子以外，汽车可能是第二大的消费品。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轮到手机电脑、甚至是服装行业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个人消费在很多地方被认为是个人投资”。
“看美国的经验，借贷消费并没有把美国人毁掉，与此相反的是，研究表明，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和年轻的家庭开始培养越来越好的财务纪律，理财文化也是在月供的压力背景下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因为消费金融带来的月供压力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也可以让年轻人变得更有出息，更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陈志武表示。
陈志武认为，今天的中国，跟当时的美国社会很类似，经济面临转型，社会增长结构需要调整，从过度依赖工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消费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消费金融的发展当然是不可避免。
中国居民杠杆率还有10-20%的上涨空间，消费金融还有潜力
在问到怎么看有些年轻人过度消费，靠借贷度日这样的现象时，陈志武表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要从全局上来看，这样的现象究竟属于大规模还仅仅是个案。如果一万笔贷款里，才有几个出问题，那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人性使然，没办法杜绝，而且出了问题才有警示作用，才能让大家吃一堑长一智。“希望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要过分渲染个案，而是应该看到，如果消费金融的大多数交易都没有问题，都解决了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尤其是他们对自我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陈志武呼吁，“包括媒体、监管者，千万要避免把非常少数的个案夸大，以此去禁止消费金融，那对整个社会是帮倒忙，使得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群体得不到帮助”。
第二，则是应该理解，消费金融的使用主体是年轻人，这才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对于老年人甚至很多中年人来说，消费金融对他们来说意义不是太大，他们不需要这些金融工具的支持，而年轻人则是有很强烈地消费冲动，使用一些金融工具也很正常，“老年人是不需要消费金融支持的，因为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潜力都已经实现得差不多了。年轻人未来的收入潜力是巨大的，所以消费金融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针对年轻人来提供的”。
针对近些年中国的私人部门杠杆率不断增长的现象，陈志武认为这个现象的确令人关注，但是虽然杠杆率增长很快，但是总体而言目前还是安全的，“现在中国居民的债务占GDP大约为50%，而美国则是100%还多一点，因为美国金融市场比中国发达得多，能够容忍的杠杆率自然也比中国的高，中国还有10%到20%上涨空间，消费金融还有潜力”。
陈志武认为，随着大数据征信系统的完善，金融科技的进步和金融产品的完善，金融服务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而成本会降低，会有更多过去享受不到普惠金融的人群，未来可以获得金融服务和支持。“‘凤姐’罗玉凤一到美国就收到很多信用卡公司的开卡邀请，但她之前在中国申请信用卡是被拒的，这是因为她并不是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陈志武举例说明。
在金融科技普及之前，传统金融机构在没有大数据和技术的帮助之下，第一是成本高、第二是风控难度大，所以它们倾向于服务那些高净值、有资产的人群，这些人有抵押品，符合银行的风控要求，像凤姐这样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但是这并不表示凤姐没有消费金融的需求，但是传统银行满足不了。
而互联网金融则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们用技术的方式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用大数据的方式实现了风控的要求。
中国的金融创新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
对消费金融大力支持，那么对“臭名昭著”的现金贷应该持什么态度呢？在陈志武看来，现金贷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同样顺应了市场的需要。
过去几十年，民间金融需求已经被抑制，有借贷需求的个人只能借助于地下钱庄，当然这些地下钱庄更多是为了满足私营企业经营生产，而不光是个人消费。所以，今天中国在互联网上开放了民间金融，很多原本在地下的交易搬到了互联网上，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如果因为1%的少数个案，就否定放贷公司满足了99%消费者需求的贡献，这是不对的”。
陈志武强调，能否抵挡住诱惑、能否养成合理的财务习惯是消费者个人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过度借贷消费，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不能把责任主要归结到放贷方。但是在现实中，社会更会指责放贷方，“事实上，除了少数少数放贷公司居心不良，绝大部分平台还是希望作为正规商业公司发展壮大，而不是去骗钱或者敲诈”。
禁止现金贷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些交易转入灰色地带或者地下，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应该一方面加强民众的金融常识教育，拥有良好的财富管理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风控等技术，建立社会信用信息体系，降低贷款公司的风控成本，这样它们就有更大的动力，以更低的利率来服务有需求的消费者。尽管监管机构和舆论一直在要求传统金融机构要改革，要为普通民众提供服务，但是它们更愿意做利润丰厚的企业客户或高净值人群客户，而不愿意去做一些利润薄、风险高的个人消费金融业务，这无可厚非。
“拥有技术、愿意赚‘辛苦钱’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他们从这些传统的大银行里借过来批量的资金，然后去很细心、很耐心地做一笔笔的小额贷款给那些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继续的，而且是符合消费金融市场方方面面的特征的”，陈志武认为。
陈志武还强调，今天包括央行、大的金融科技公司等都在建立各自的信用体系、征信服务系统，这对于整个社会是一件好事。“不能只由一家来做，因为征信服务体系和数据库都被垄断了，以后就不会有创新，就不会有激励做得更好，应该始终保持这个行业的垄断”。
最后在谈及金融创新问题，陈志武也谈及了消费金融的资产证券化（ABS）在中国的发展。对于担忧这是否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翻版，陈志武表示这首先是一种金融创新，值得鼓励，因为信贷公司没有无限的资金可以贷出去，要让更多年轻人借到钱，就需要包括ABS在内的金融创新，来放大资金来源，增加融资渠道，而且现在总量还很小，尽管有些风险，但还是可控范围，“在中国，金融创新并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