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后，是谁首先挑起了内战?为什么八年来一直分散在各地从事游击战争的中共军队，能够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很短时间内迅速集中起来，组成强大的野战部队，以运动战的方式战胜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兵团?而蒋介石在处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态度又有哪些不同?这两次战役对整个解放战争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关 键 词：游击战 运动战 全面内战 上党战役 平汉战役
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值得重视的一页。它发生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而全面内战尚未爆发的大变动时刻。人民解放军从以游击战为主重新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在不长的两个来月时间内，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在自卫战争中取得全胜，打破了蒋介石抢占整个华北的打算，形成双方对峙的新格局，这对以后的影响十分深远。
它们虽是两个战役，但其实是同一作战目标下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在持续8年的全民族抗战刚结束不久，又会发生这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为什么这两场冲突集中地发生在华北地区?为什么上党战役在前，平汉战役在后?晋冀鲁豫部队怎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性转变?蒋介石对这两次战役的态度有没有微妙的差别?这两次战役的结果，对此后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战争的责任
这两次战役怎么会发生?实际上就是战争的责任问题。1949年年初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由新华社编写出版一本编年体的小书，书名叫《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向全国发行。我当时买来读过，留下很深印象。当时，同国民党代表团的和平谈判正要开始。这本书一开始就写道：“全国人民最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于战争的责任问题将取何种态度”。①可见这是必须首先弄清的大是大非问题。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最普遍的强烈期待是开始和平建设。这种心情不难理解。经过8年全民族抗战，付出那样沉重的代价才取得胜利，人们自然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希望集中力量把国家建设好。如果很快又陷入大规模内战，那怎么得了?
中共中央在这年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向全国同胞明确提出：“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实施若干紧急措施，包括：“(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②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8年浴血抗日所取得的果实给予承认和保护，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果这样做，内战就可以避免，和平建设就可能开始。否则，势必陷入大家不愿看到的战乱重开。
3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重庆，进行国共商谈。8月28日，他一下飞机就向记者分发一篇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共团结。”9月底，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向毛泽东书面提出12个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答复，包括：“(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避免。(二)问：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③
这里所说的“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并不是空话。“撤出八个解放区的协议，早已付诸行动了；原本大家最想不通的整编军队问题，也将开始实施。”晋察冀军区“率先复员了十万余人”。④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忆道：“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真正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我曾经得到华北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中共中央的总部就要建在淮阴，就由我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⑤即便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平建国还有一分可能，也要尽一切力量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
当然，由于对蒋介石的长期了解，他曾多次突然翻脸，狠下毒手，要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因此，中共中央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蒋介石言而无信，又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那就只能坚决地站在自卫立场，消灭一切来犯者，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合作。这是以往多次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的。
可是，蒋介石的决心已经下定：不顾一切也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前不久国民党举行六大时，德、意的法西斯势力刚刚覆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溃败，蒋介石已在考虑战后国内政局的决策。他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向参加这次大会的军队代表讲话。这些代表大多是中央军校毕业生，被蒋介石看作自己的子弟，所以谈得很坦率，也很露骨。他说：“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家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⑥抗战后期美国给予他的军事援助，包括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以及日军投降时交出的日军武器，又被他看作战后消灭共产党的重要本钱。前面所引那些杀气腾腾的话，无异在抗战胜利前夜向他的将领们进行内战动员，预示着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一定会立刻部署挑起全面内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投降。蒋介石立刻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文所作的部署，充分反映出在他心目中日本投降后最重要且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除了简要地谈了如何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点：一是“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二是“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先将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第二天，又专门发电报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政府对于敌军投降一切有关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⑦
谁都知道，抗战期间八路军的大部分处于华北敌后，同当地民众一起，坚持长时期的浴血奋战，在广大农村和乡镇建立起大片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民选政权，紧紧包围着日伪军孤立的大小据点和主要交通线，而国民党军队主力却远远地退居西南大后方。如今日本要投降了，蒋介石却立刻命令日伪军队不能向一直包围着它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只能“待国军到达”，还要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下一步，自然是要利用抗日胜利的果实进一步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这种毫无公道可言的单方面强制行动，自然令人无法容忍，只能使矛盾迅速激化。双方的武装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毛泽东立即做出强烈反应。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演，说：“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⑧这就是他常讲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们先来看看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前夜当地的实际情况，看看这两次战役是在怎样的局势下发生的。
上党区，指的是山西东南部在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一块比较富饶的盆地，包括长治、长子、屯留、壶关、潞城、襄垣6个县城。它处在黄土高原的边缘，历来是兵家必争的要地。从这里向东越过太行山，便是河北平原，便是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抗战初期，这里几个县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但广大农村一直是由八路军控制着的有着严密组织的老游击区，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没有留下。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迅速采取行动。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治委员的李雪峰回忆：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8月10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11日将部队主力集结。12日，“对本区周围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令立即停止抵抗，缴出全部武器，命令伪军立即反正听候编遣”。⑨19日收复潞城，21日收复襄垣，并围攻长治等4城。⑩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临汾相继失守后便西渡黄河，退居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直到1940年5月才回到山西，改驻紧靠黄河东岸的吉县克难坡，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除晋西吉县、大宁、乡宁、隰县、永和、石楼、蒲县等六七县政权完整外，其余大部分为交错及沦陷区”。(11)
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以为可以重新恢复他昔日“山西王”的地位，把目光首先集中在3个地区：一是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进入太原(后来，他前往太原，举行对日军的受降仪式，还把一部分日军改编为晋军，楚溪春部又进占晋北重镇大同)；二是派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率部进占晋南重镇临汾和运城；三是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在8月下旬从临汾、浮山、翼城到上党地区，夺占八路军已经收复的潞城和襄垣，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了正被八路军围攻的长治等4城，还收编了上党地区的伪军3000多人。
八路军对太原、临汾等城市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但对晋军还要强占被八路军已收复或正在围攻中的上党地区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上党地区正处在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中间，国民党军队如果强行霸占上党地区，就把中国共产党8年艰苦经营的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割裂开，无异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心脏部位插入一把利刃，这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便是上党战役爆发的由来。
再看平汉战役。
抗战胜利后，原来已退居南方的国民党军队便分3路向华北大举推进：中路准备以10个军的兵力约10万人，从郑州、新乡沿平汉铁路向北推进，目标是石家庄和北平。左路有3个军，准备沿同蒲路、正太路，经石家庄北进。右路有两个军和伪军吴化文部沿津浦路经徐州北进。
这3路中，以中路为主，左右两翼为辅。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指出：“他们企图控制铁路，发扬美国现代化装备之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进入农村或山地，而便于各个歼灭之。”(12)
中共中央没有去同国民党抢夺太原、大同、临汾等重要城市。宋任穷回忆道：“中央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决定各地都暂不占领大城市，而采取夺取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的方针。”“实践证明，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所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来夺取抗战果实，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了。美国、蒋、日伪相勾结，阻挡日军向我军缴械投降。而且，日军正从小城镇往郑州、徐州、济南、石家庄、天津等大城市集中、撤退。我军攻取大城市，必遭日伪军顽抗，夺取大城市难以实现。”(13)
但在平汉路北段，八路军已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从石家庄以南的高邑到安阳以北的平汉铁路约175公里，其中最重要的是冀南的邯郸，在它周围还有大片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从郑州、新乡沿平汉铁路北上，直接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武装进攻，自然会遭到八路军的顽强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在8月14日给各区党委、各军区的电报中提出：“必须迅速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北上之蒋阎军”，并且要求“在部队中人民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说明蒋阎以内战方式夺取抗战果实，我之方针是消灭发动内战的蒋阎军队，巩固八年抗战民主之成果”。(14)
二、焦点在华北
把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称为同一作战目标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因为它们都起自国民党军队要争夺华北，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起而自卫。
当时被称为华北的，通常是指平津、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豫北一带，南以花园口决口后改道的黄河为界，西依从风陵渡北折的黄河与陕西相邻。日本军队首先在这里发动对华侵略。国民党军队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抵抗后步步南撤或西移，在庞炳勋、孙殿英、吴化文等部相继叛变降敌、中条山失利和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以后，在这个地区几乎没有剩留多少国民党兵力。而八路军挺进敌后以来，最初创立的一批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陕、山东等大抵就在这个地区。其中全国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是晋冀鲁豫地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块根据地。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也驻节太行区”。(15)被蒋介石切齿痛恨、称为“割据”的，主要也是指这些地区。
这是蒋介石心头的一块大病。1945年5月25日，国民党六大闭幕后3天，他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商谈六届一中全会的准备，并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一、对华北战略与突袭军之准备；二、对阎今后之用法；三、东北主持人选与运用之方针。”(16)对东北，他的想法是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可以直接从苏军手中接收，余下的只是“主持人选与运用之方针”了。他看得最重的是“对华北战略与突袭军之准备”，也注意到对阎锡山在这个计划中的“用法”。从这里，我们已可影影绰绰地看出4个多月后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由来。争夺上党地区和从平汉铁路北进，是他设想的未来棋局中要下的两着子，一着是主要的，一着是辅助的。
7月8日，对日战争胜利在望，对蒋介石说来，已快到图穷匕见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令各部队对共匪不得不特别加以警觉心，并应增强其敌忾心，不能视剿匪为内战也。”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国军剿匪与御侮任务，即抗战与建国、安内与攘外并重。”(17)请看，在蒋介石内心，国共关系不仅谈不上“合作”，甚至谈不上“内战”，有的只是“剿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责备共产党的态度过于强硬，不是太可笑了吗?
7月14日，他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第一条便写道：“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与筹备更应急进，勿再延迟。”蒋介石越来越着急了，而他最着急的不是别的，仍然是“华北军事之布置与筹备”。
9月30日，日本已经投降，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下一段：“第一期接收计划与受降工作，南自越南(廿七日受降)，北至郑汴、徐州、沪京、浔汉等地，皆已如期缴械，大体完妥。美国海军亦已进驻青岛、津沽，今后只残华北与东北之接收矣。”(18)读了这段话，强烈感受到的还是前面所说那几句话：蒋介石越来越着急了，而他最着急的仍然是华北的争夺和控制。对东北，他准备下一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过来。蒋介石的大部队行动一向离不开重要交通线。对华北，他的军事计划是沿平汉、津浦、平绥、同蒲4条铁路推进，其中尤以打通贯穿南北的平汉铁路为最重要，是他心目中的主攻方向。山西虽被阎锡山视为“独立王国”，对蒋介石素有二心，但他毕竟仍要听命于蒋介石，反共同蒋又是一致的，还是华北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他要讲到“对阎今后之用法”。看了蒋介石日记中所写的这些话，才能真正了解上党战役和平汉铁路北段的争夺为什么不是偶然发生的。
中国共产党在指挥作战中，历来特别重视对“初战”的选择。初战胜利，不仅可以大大振奋士气，取得新条件下作战的经验，进行自我调整，提高部队的软实力，而且可以在作战胜利时从俘虏中补充兵力，从缴获中增强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储备，提高部队的硬实力，利于再战。如果初战失利，会给下一步带来很大困难。
面对国民党在上党地区和平汉铁路北段的进攻，应该首先集中力量对付哪一方面呢?
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它下辖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成为华北战略区的南大门，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北进的道路。它的主要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和重要将领陈赓、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等那时因参加中共七大还在延安，到8月25日才得到一个机会，搭飞机回到太行山区的一个简易机场。刘邓等一到，就决定首先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根据地的主力，配合其他地方武装和民兵投入上党战役。
既然国民党军队的主攻方向在平汉铁路北段，这里对它的全局性利害关系更大，为什么首战的对象选择在上党地区?这同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的具体格局有关。上党地区正处在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之间，战士很大部分是当地农民的子弟兵，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地方情况异常熟悉。部队8年来在敌后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抗敌，“由于与广大人民的血肉结合，由于政府与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爱惜，无论在数量上与质量上不仅没有亏弱，而且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壮大与提高”(19)，因而有着很强的战斗力，集中起来也更便捷快速。而晋军的军事素质比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要弱得多，进攻解放区的行军距离却近得多，急切地孤军深入，比较起来更易于击破。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刘伯承对将领们指出：“人家的足球是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20)这就进一步把问题说透了。
当然，主要方向不等于唯一方向，还得像“弹钢琴”那样照顾到其他方面。因此，在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根据地的主力投入上党地区作战的同时，又将冀鲁豫根据地的主力和其他部队集中在平汉铁路北段，扫清新乡以北的平汉线两侧，创造战场，为下一步即将到来的平汉战役做准备。
8月29日，由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签署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晋冀鲁豫全局的战略部署。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基本格局就确定下来，并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这以后，直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他力图控制并夺占华北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
三、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
统治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对夺取上党地区这块要地，蓄谋已久。1945年3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半年，他在吉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回忆道：“阎锡山忽然提出，拟派有力部队进驻晋东南上党一带地区，扩大占领区，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静默一时无发言者。阎锡山即问我意见如何。我当时答：‘去是有办法，但到了那里以后就恐无办法了……因孤军深入，背后联络线过长，地方工作又无基础，补给及部队住址方面均有问题。如部队过于分散，则恐为八路军各个击破；如大部集结驻扎，日本鬼子绝不相容。所以我说去是有办法，到了就无办法。’阎锡山说：‘就怕你们去不了，你们去了，你们无办法，我有办法。’”(21)
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认为机会已到，“想趁日寇未完全撤出上党地区之前，借日寇力量，先抢到上党，利用上党地区有充足的兵源和粮食，扩张力量，再进而抢占整个晋东南，永远作山西的‘土皇帝’”。(22)他以受降为名，限史泽波在5天内赶到上党地区接收，占领长治等城。
这样，上党战役就不可避免了。
打上党战役，对中共军队说来，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由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向新历史条件下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七七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9月21日，他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等：“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23)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尽管在平原游击战争和条件许可的运动战方面都有重要的发展，但从总体来说，山地游击战始终处在主体地位。
8年抗战中，在极端艰苦的敌后环境中，面对有着现代武器装备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日本侵略军顽强奋战，取得一系列胜利，使部队受到很大锻炼，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但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虽然主力是老部队，但长时间内分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同地方部队和民兵结合在一起作战，活动范围一般也不越出当地军分区的辖地，更缺乏大兵团机动作战的机会，也存在一些弱点。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回忆道：“太行纵队所属各部队，大部分是抗战前期组成的老团队，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政治上很坚强，对于打屯留，部队普遍情绪很高。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长年分散游击，缺乏协同作战经验，各团编制只有两个营，兵员不足千人，装备很差，特别是弹药奇缺，只有2-3发子弹。”(24)太行纵队的情况如此，其他3个纵队的情况也差不多。
为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已做了不少准备。
1944年，日军急于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从晋冀鲁豫边区周围调走6个师团和其他一些部队，而由一些新编成的战斗力较弱的旅团接替防务。为了紧缩防线，日军还把若干城镇交给伪军守备。八路军乘机发动有计划、有重点的攻势作战，收复了不少地区，扩大了根据地，部队也进行了军事政治大整训。1945年1月，晋冀鲁豫部队采取里应外合方式攻克了冀南大名县城。
6、7月间，太行军区5个军分区主力和集总警卫团，连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在豫北发动安阳战役。李达当时就指出：“和我们历次战役有所不同，这次战役主要的是打运动战，游击战则要转到辅助地位。”“这次战役，无论对部队还是民兵，都是一个大的锻炼，可以说是向日军举行全面反攻的一次大演习。过去，我们的老兵团有着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经过这次战役，又获得了平原地区的作战经验。一些新组建的部队也都经过了大规模战斗的锻炼，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次战役中，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日、伪军大为震惊。汉奸李英所说的八路军攻坚‘行不行，两点钟’的断言，已经被事实所否定。”(25)
日本宣布投降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被包围的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攻占大小城市(包括冀南在平汉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邯郸)，夺取交通要道，创造广阔战场；发动空前规模的参军参战运动，拿太行区来说，从8月15日到8月底，半个月内就扩充了新战士25000多名。
为了加强集中领导，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措施。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回来。刘伯承一到司令部，当天就说：“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26)为了集中兵力，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编为机动性更强的4个纵队。这样便迎来了上党战役和以后的平汉战役。
上党地区的首府是长治。那里是过去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加上当时常常下雨，道路泥泞，爬城不易。进入上党地区的阎军有5个师共16000人，用于守长治的有11000人，守其他5个县城的，各1000人到2000人。参加过上党战役的乔希章写道：“敌人的长处是火力强，善做工事，惯于防御，又有旧城墙和日军修筑多年的堡垒工事作依托；而敌人的弱点是，不善野战，害怕近战，更怕白刃格斗，而且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利于我各个歼灭。”(27)对中共军队来说，一开始就强攻长治显然不利，还是先夺取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战中伺机消灭来援阎军，再攻长治。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多年来全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争，马上集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运动战，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攻坚战，是比较陌生的。9月5日，刘伯承发出《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对这次战役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术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并且分析道：“伪阎作战特点，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它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掎角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形一冲了事。”(28)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作战的“第一号命令”。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中共军队的作战，除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治外，重点首先放在扫清长治以外的5个“外围据点”上。这样，既可打破阎军的“掎角之势”，还可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中加以打击和消灭。而史部以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驻守在外围的5个县城，备多力分，各县城之间相距在30至50公里，阎军作战又缺乏主动精神，这就便于对它们实施各个击破。
解放军9天时间连克5城。到19日，长治外围各城在中共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击破的策略下相继被攻克。长治阎军只在最初曾出动6000人增援，但稍一接触便害怕被歼而退回城内，以后再不敢出援。解放军在攻克各城时歼敌7000多人，士气高涨，又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斗力和作战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开始合围长治。
史泽波在被困后心慌意乱，连电向阎锡山告急，这下阎锡山沉不住气了，复电史泽波：“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29)他匆忙地命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两个军和省防军(由伪军山西绥靖军改编)的8个师2万多人，在祁县集结，驰赴长治解围。但阎军在抗战初期太原沦陷后一直退居晋西一隅，长期没有同日军进行过激烈战斗，它的结果换得的是作战乃至行军能力的低下，在这次增援上党的行动中便暴露无遗。
阎锡山在抗战期间又不断同日本侵略军勾勾搭搭，力求避战。1945年5月28日，他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外籍记者时，记者问：“日本曾否企图与长官谈判和平提携或者诱导合作?如有此事，共有几次?各在何时?”阎锡山回答：“有两次：一在民国28年5月中旬，临汾敌司令因同学关系，托我一个家居的学生，以私人资格来传话……一在民国32年5月上旬，岩松(敌驻太原司令官)，在我防区内之安平(吉县辖境)与我见面一次，所谈者与前略同。”(30)最高军政长官如此丧失斗志，晋军在抗战期间的士气低落不难想象。
这次增援上党时，原为山西伪军头目，时被阎任命为省防军第三军军长的杨诚描写他看到的阎军状况道：“他所谓已出发的部队，都是阎部一窃据太原后，从晋西回来的，自命抗战八年，功在党国，在大街上贴的标语是‘抗战资格，高于一切’，满以为回到太原，就可以升官发财，享受特权，高枕无忧了。不想事与愿违，势不从心。到了太原反而是‘吃的马料，发的鬼票’，上下不满，怨声载道。所载兵心士气本来不高，加以多年来，在阎锡山投降反共的罪恶过程中，都和八路军较量过，不是惊弓之鸟，便是漏网之鱼。此次迫于命令，增援潞安，脑袋上都上了一个紧箍咒，人人硬着头皮，进入了子洪口这个死胡同。”(31)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这年9月22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大军官要求地盘，小军官随时营私，已无纪律可言。”“法令如毛而弊端百出，上无道轨，下无法守，国家至此，危险极矣。”(32)
像这样的军队，还没有作战就可以预料它的下场。而以后战场出现的事实，证明前面所说的状况并非夸张。
彭毓斌率领这支8个师2万多人的增援部队，在9月15日从祁县出发，中间因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人地生疏，在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下，找不到居民，也找不到粮食，士气低落，沿途还受到袭击，有一天只前进了十多里，到9月26日才到达沁县。“一百余公里之途程，耗时竟达十二天之久。继续南下，又经六天，行四五十公里，于10月1日抵达关上、交川间地区，然距被围之长治县城，犹有八十公里左右。”(33)
中共方面最初得到的情报，以为来援的晋军是3个师7000人，后来才发现是8个师2万多人，立刻决定只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大部立刻星夜回师布置阵地，迎击彭军。刘伯承对原来准备留下来围攻长治的冀南纵队司令员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34)
彭毓斌、史泽波两部加在一起，本来在人数上超过上党地区的中共军队很多，武器装备更有很大优势。但由于阎锡山最初打算要在战后重新霸占全山西各个地区，兵力分散，在上党战役开始后又是走一步看一步，逐次使用兵力，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各自为战的彭毓斌部的兵力少于前来迎击的中共军队，孤军深入，又经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士气极度低落，没有察觉中共军队重点已放在“打援”上，仍一味催促部队火速南进，闯入预先设下的伏击圈中。
10月2日，彭部被早就守候着的陈赓、陈锡联指挥的两个纵队分别包围在老爷山、磨盘垴两个山头。随后赶来的陈再道部立刻从老爷岭和磨盘垴中间的大道猛烈插入。阎军逐渐不支。周围已无重兵包围的史泽波部却依然守在长治城内，不敢出来支援彭部。国共两军素质的高下，于此显露无余。彭毓斌逐渐无法坚持，决定将全军撤回沁县。但兵败如山倒，部队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在渡过漳河退到虒亭镇时，中共军队在这里已有伏兵，阎军在大溃退中已失去指挥系统，乱作一团。经过一夜混战，到10月6日，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受伤毙命。
援军被歼，阎锡山先是电告史泽波说援军无望，要他自找生路。彭部被歼后隔不久，据史泽波回忆，阎锡山“是时即电我，撤出长治速回临汾。我请缓期行动，后电速照前电指示施行。当即召集部队长研究。我说：‘放弃上党恐怕是个完，不放弃也是完，因为我们未接收日寇的一粒弹药，随身带的能用几时?说放弃吧，一则士气不好，二则抱着个逃生心理，但方案已定，我们要鼓舞士气，确实掌握部队，死里逃生’。”(35)于是，史部全军在10月7日夜乘大雨从长治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势单力孤，军无斗志。中共围城部队毫不停顿地跟踪追击，地方部队也到处堵截，在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将史部围住全歼，史泽波被俘。进入长治城内的1万多人的部队，就这样真的“完”了。
这样，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全歼阎军11个师和1个挺进队共33000多人，阎锡山部只得从原来的8个军改编为5个军。徐永昌在11月27日日记中记录道：“盖三分之一力量已为共军摧毁矣。”(36)山西双方力量的对比从此发生巨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战役的实践，中共方面初步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首先，从根据地来说，拔掉了原在太行地区和太岳地区之间的上党六城这个钉子，使晋冀鲁豫地区连成一片，形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块解放区，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其次，从中共军队来说，以前进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现在能够进行集中的大部队运动战，还积累起一些攻坚战的初步经验，部队经过扩军和从俘虏中增补新战士，兵员有很大增加，武器装备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增加了炮兵部队，能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各支部队之间，提高了协同作战的能力。
战役结束后，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军区主力依次整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分别以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为司令员，以苏振华、宋任穷、彭涛、谢富治为政治委员，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直辖的野战部队，可以集中地机动地使用主力。这些就为取得下一阶段平汉战役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也在中共建军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上党战役的失败，反应相当冷漠。他在1945年9、10月的日记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上党战役和对这次战役失利的看法，仿佛没有这件事那样。
这也并不奇怪，蒋阎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一直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入山西，抢挤他的地盘，使他的“山西王”地位受到威胁。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派李文率两个军在风陵渡渡过黄河，借道经同蒲、正太铁路，开到河北石家庄，再继续北上。阎锡山始终疑虑重重，一再向重庆去电诘询，以致蒋介石致电李文部“速即离开”。这些，蒋介石是不会忘记的。到上党战役危急时，阎锡山顶不住了，就在9月15日向蒋介石告急，并称：“势难久持，万恳立赐电示。”蒋介石这下只批了一句：“交军政部核办，并具报。”(37)事实上，没有看到采取什么措施就没有下文了。10月21日，徐永昌日记写道：“阎先生来电，谓中共军占据晋西北及上党(同蒲路南北多节为共军所据)，殊焦急。电末请蒋先生莅太原。”蒋介石没有答复。24日，在蒋处开汇报会议，徐永昌讲到阎锡山要求增援，“蒋先生力言无法”。(38)
10月26日，上党战役已经结束。焦头烂额的阎锡山仍从太原飞往重庆，在重庆停留了近1个月，到11月22日才回太原。这在他是不多见的。临走前，阎锡山对他的参谋长郭宗汾说：“蒙(我)将去重庆一趟，非亲自和蒋先生当面交涉不可。”(39)蒋介石十分冷淡，给了他一个软钉子碰。这些日子里，只有在10月27日(也就是阎锡山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正午与阎伯川聚飧。”(40)没有片语只言提到上党战役或山西的其他问题。阎锡山向重庆各方面要求援助，直到他离开，并没有得到多少结果。
阎锡山急于抢占上党地区是为了恢复他的“山西王”的地位，这不可能合蒋介石的心意。但如果能借此削弱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倒是蒋所乐见的。这就是蒋介石日记中所说要研究“对阎今后之用法”。现在，阎锡山打败了，损兵折将，又希望蒋出大力扶他一把，自然只是痴心妄想。这充分反映出蒋阎之间的矛盾既久且深，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之间也各有怀抱，彼此之间钩心斗角，难以形成有力的统一行动。
四、阻断南北铁路线
对蒋介石来说，抗战胜利后第一位的最重要工作是受降和接收，特别是对大城市的受降和接收。这才是蒋介石要恢复他在全国统治地位所必需的。
国民党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就首先使用在重大城市的受降和接收上：到首都南京的先后是新六军和七十四军(即后来的整编七十四师)，到广州的是新一军，十八军先接收长沙再移驻武汉，第五军为了准备收拾云南的龙云而仍在昆明。此外，胡宗南的第一军留在西安，监视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汤恩伯率领第九十四军开往上海；曾任中央警备部队的第七十一军(就是一·二八事变时参加淞沪抗战的第五军)驻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上海还有美军)；开往北平和石家庄的还有胡宗南的两个军(平津也有美军)；准备开往东北的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前者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后者是关麟征的起家部队。这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可以从中大致看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的军事布局。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的主力基本上已相继退居西南的川、云、贵、桂和湖南等省，在短时间内要把这些部队移动到原沦陷区特别是各大城市去，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能依靠美军的空运和一部分海运。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上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41)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把当时运送国民党军队40万至50万人的事称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领先收复失地的军队由美国飞机空运到上海、南京和北平。从太平洋调来美国第七舰队的一部分军舰，后来运送中国部队至华北，另有五万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占领平津地区，负有军事占领任务的中国部队的空运工作由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负责。这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42)
“空中军队调动”规模再大，它所能载运的兵力毕竟有限，只能将蒋介石一些主力部队运送到他最需要受降和接收的重要城市去，更多的部队需要靠陆路从大后方向其他地区运送。这样，无论从装载量和运输时间来看，迅速抢占和打通原沦陷区的几条铁路干线自然成为异常重要而紧迫的需要。
除了运兵的需要以外，蒋介石尽力抢占铁路干线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企图用来割裂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迫使解放区退入农村或山区，以便各个歼灭。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向全体学员的一次报告中说：“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43)
国民党当局对华北铁路线的争夺，大体沿着3条铁路线展开：西路，是前面提到的胡宗南部两个军沿同蒲、正太铁路到石家庄，再继续北上；东路，是两个军加吴化文部伪军，从徐州、济南沿津浦铁路北上；中路，就是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的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从郑州、新乡北上，直扑邯郸，要打通平汉铁路。这三路中，最重要的是中路，第一因为平汉铁路是当时唯一贯通全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可以从华中直达北平。第二是因为它攻击的方向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这两个根据地的东部和西部割裂开，便于各个击破。
国民党军队向平汉铁路的进攻，交战区域主要在平汉线的邯郸以南。“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设在邯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实现其打通平汉线、运兵抢占东北的野心，必须控制以邯郸为中心的交通枢纽。”(44)因此，平汉战役有时也称为邯郸战役。
那时，上党战役虽近尾声，还没有完全结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力大部分在晋东南，一时难以立刻赶到邯郸一带，但刘伯承、邓小平在上党战役时特意将原在邯郸附近的冀鲁豫纵队留在那里，监视平汉铁路北段国民党军队的动静，这时便担负起阻击任务。10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兵力分散，到处无力。”(45)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进行邯郸战役的命令和作战方案。
10月17日，毛泽东已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即将结束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极为重大。”“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46)同天，刘伯承又发出了《平汉战役战术之某些问题的指示》。
这次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3个军，共45000人，原来都是冯玉祥部的西北军，作战能力比晋军要强得多。鲁崇义的三十军本是孙连仲的嫡系部队，又掺入一部分中央军，是半美械化装备。马法五的四十军是庞炳勋的余部，能够近战，也能拼手榴弹，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是一支老部队，战斗力不弱。他们的军队数量是中共冀鲁豫部队的3倍。后续还有4个军赶来，其中一个军已进达新乡。邯郸以南的漳河两岸是一片平原，而且大多是沙土地质，难以构筑工事。要在这种情况下阻挡国民党军的进攻，是相当艰难的。
国民党军统帅部给这一路军的任务是：“接收冀省，击破奸匪囊括华北企图之目的，使三十军及新八军等部，自丰乐镇强渡漳河，沿平汉路向北推进，击溃当面之逃匪后，迅速进出于保定、石家庄各附近地区。”(47)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提出的目标是：2天到安阳，5天下邯郸，10天打到石家庄。可见他们对这次进攻期望之殷切。
但是，这支进攻军队也有很多严重弱点：
一是部队虽善于阵地战，长于固守，射击技术比较准确，但缺乏机动、反攻击精神，不善于运动战。装备笨重，行动迟缓，不善于远距离追击，互相间应援与协同都欠积极和灵敏，对后方顾虑多，并不善于夜间作战。新到这个地区，地理民情不熟，只能沿几条漫长道路孤军深入，疲劳困惫，补充困难，不善野战，突击力弱，又急于求胜，有着轻视中共军队的心理，有隙可乘。
二是指挥不统一。台北刘凤翰教授的著作写道：“本作战本由〔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先生(孙连仲上将)统一指挥，但因接收孔急，北平指挥需人，故孙上将先飞北平主持接收及受降事宜，部队交由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将军率领，并代长官发命。而在编组中，又有两位副长官兼军长，指挥责任不明，如遇紧急事故，则决心之下达，与命令之执行，自不免发生滞碍。”(48)如果突然发生重大变故，更会陷于一片混乱。
三是这3路军虽有较强的战斗力，却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许多将士对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不满，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也有不满。其中，突出的是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他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曾参加冯玉祥在1933年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备受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他当时的机要秘书马骏写道：“高树勋在内战前线高举义旗，对国民党当局幻想的破灭，是一个重要因素。高树勋戎马半生，历经坎坷，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受到蒋介石通缉过的旧西北军将领，在国民党当局手里，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自己这支在抗日战争中，以旧西北军干部为骨干组建起来的国民党杂牌军队，最后也难免被吃掉。”(49)孙连仲在口述历史中也说：“高树勋初来的时候，也很受歧视，大家都‘吃’他。何应钦派胡伯翰去接他的军长，他当然不乐意。高树勋的内弟刘洁，大学毕业，是共产党，对高也有影响。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高借酒就打了胡伯翰两个耳光，并且说：‘我们都是河北人，你怎么搞我?’”(50)可见矛盾已发展到异常尖锐的程度。
这3支部队，在豫北新乡附近组成北进兵团沿平汉线平行前进，准备攻陷邯郸，再继续北进，以保定、石家庄为直接目标。已沿同蒲、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的胡宗南第三军、第十六军划归第十一战区，也准备南下夹击邯郸地区的中共军队。作为主力的北进兵团那3个军更急于进攻，由于没有受到中共军队主力拦击，推进很快，在10月22日北渡漳河，第二天进攻磁县。这是他们气势最盛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进攻态势。
刘伯承在清醒地分析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长处和弱点后，接着指出：“但反动派忽视了这些弱点，相反地把我军都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以为它用三个军沿滏阳河轻装急进，就可以把我们撇在两侧，尤其撇开磁(县)邯(郸)向平汉路西之侧击，而自由进入邯郸、邢台，接上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因此它不需要飞机、坦克的配合，也不需要其他兵团在邻近左右前后直接策应，也不需要带足够的弹药，就能完成任务。这就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51)
晋冀鲁豫部队除士气高涨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控制着从邯郸到高邑的250余公里平汉铁路，有相当充分的回旋余地。
陈锡联回忆道：“但我后续部队尚未全部到达。因此，刘邓首先决定暂时不发起总攻，而是采取‘猫逮老鼠，盘软再吃’的战法，令第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坚决迟滞其前进，将各参战部队分成路东、路西两个方向，压缩、分割敌人。”(52)
国民党军队渡过漳河后，主力到达离邯郸30多里的马头镇和离邯郸十几里地的崔曲村。中共军队的第一纵队和一部分冀南地方部队顽强阻击。双方在这里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战斗比上党战役激烈得多。确实把国民党北进兵团的进攻势头迟滞住了。
这时，局势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个是参加上党战役的中共军队主力3个纵队除太岳纵队继续留在晋东南地区、巩固上党战役成果外，其他部队相继赶到邯郸地区战场。
最早到的是杨勇率领的冀鲁豫骑兵团，投入从正面阻滞国民党军北上的战斗。接着，陈再道率领的第二纵队(原冀南纵队)到达后，刘伯承在电话中告诉他们：“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你们要准备向南打，但不要打马头镇地区的新八军，李达参谋长正在和高树勋谈判。”(53)这就为切断三十军、四十军的向南退路作了准备；陈锡联率领的第三纵队(原太行纵队)随即开到，奉命向南开到磁县县城以东的国民党军队退路上隐藏设伏，待机歼敌。
10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薄张(际春)李(达)电：“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54)
上党与平汉，中隔太行山，相距200多公里。国民党方面撰写的战史也写道：“能于七日之时距中，完成部队修整、扩编、机动、战略配置诸事务，行动相当迅速。”(55)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28日，从三面围歼傲慢自负的国民党军北进兵团的部署格局已悄悄地准备就绪，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极重要的变化，是争取高树勋部起义取得完全成功。
高树勋早有意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945年8月1日，抗战胜利时他就要部下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带他的亲笔信送给彭德怀，表示愿友好联合。因彭德怀已离开太行，王定南把信送交刘伯承、邓小平。刘伯承写了回信，表示欢迎。王定南在10月间把复信送给高树勋，他很高兴。高部等奉蒋介石之命由平汉铁路北上后，刘邓决定派曾同高在西北共事的晋冀鲁豫参谋长李达于28日带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去高树勋军部见高。彼此谈得很好。高树勋断然下了决心。“根据这一新情况，刘邓首长对下一步的作战重新作了部署。刘邓分析，高一起义，马法五必感到恐慌和孤立，有可能突围逃跑，故特别注意了歼灭突围之敌的部署。”(56)10月30日，高树勋在马头镇通电率所属新八军和民军1万多人起义。
高树勋部战场起义，对正傲慢地准备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团无异晴天霹雳。用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军史的话说：“变生肘腋，全线混乱。”他们已丧失固守的信心，慌忙掉头南撤。
“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判断，高树勋部起义后其余敌人必然向南突围，乃故意放开退路，将主力(注：指从上党赶来的陈锡联、陈再道两个纵队等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准备歼灭突围之敌。31日黎明前，敌主力开始向南突围。”(57)他们脱离即设的阵地后已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早就等待在他们侧后的中共军队立刻多路在漳河北岸兜击，将漳河以北的村庄要点全部占领，断绝了他们的退路。11月1日晚中共军队突入其长官部，国民党军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中共军队南北集团各部奋起围追堵截。到11月2日，向南突围的国民党军除少数漏网外，被全歼于临漳、磁县之间。国民党军本来准备南北齐来夹击的增援部队(在石家庄的第十六军和在安阳的第三十二军)闻风撤退。
这次战役，除新八军等部近1万人起义外，共毙伤国民党军3000人，俘马法五、宋肯堂等高级军官以下1.7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包括一批美式武器。溃散时俘虏敌军人数是战斗中毙伤者的近6倍，反映出这次战役并没有经过激烈拼杀的特点。
11月11日，邓小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概括地指出：“上党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平汉战役现在至少可以说第一阶段已取得了胜利，这都是歼灭战，而且平汉线上高树勋的起义，还是政治上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由于前后方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取得的。”(58)
20多年后，邓小平又深情地回忆道：“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他特别讲到高树勋的起义，说：“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59)
高树勋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也很大。11月12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了《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蒋介石对平汉战役比上党战役要看重得多。他在10月29日日记中写道：“共匪又在漳河以北马头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止我孙连仲部北进，到处发动攻势。晋南长治据点亦于上周为匪攻陷，故平汉北段比较吃紧也。”11月2日日记：“平汉路与陇海东段，暂置缓图。”11月3日日记：“平汉路北上之孙连仲部，竟被共匪在磁县以北阻制，其高树勋部且突然叛变，至今尚无下落也。”(60)这时，他的注意重点已转到由杜聿明指挥第十三军、五十二军从陆路向东北进军，平汉路的战局只能暂时搁置。11月6日，孙连仲致电蒋介石：“拟请钧座对职严予处分，以彰赏罚。”蒋介石当日批示：“所谓处分一节，应勿庸议。”(61)他已无可奈何了。
五、几点认识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始时谈到的一些问题：
1.这两场战争是怎么会发生的?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
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8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双方都作出了贡献，都应该公平地分享各自应得的果实。上党地区也好，邯郸地区也好，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就早已从那里撤走。而中国共产党率领八路军同当地民众一起，在这些敌后地区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使广大农村和大多数乡镇建成大片的抗日民主老根据地，产生民选的政府。但抗战一胜利，当年仓惶撤往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却远途赶来，开进这些地区：晋军从晋西开来，第四十军从第一战区开来，三十军从第六战区开来，新八军也是自豫西开来的。这些国民党军队甚至还强行夺占八路军已从日伪军手中收复的地域。军事冲突由谁引起，是十分清楚的。
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也承认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有一点是相同的：“同样行军于匪所经营多年之地区。国军之行动、兵力，匪了若指掌，而匪之行动，除在道路上予我阻挠之部队外，其主力之所在、动向、企图既不明了，亦无征候可资判断，是我有形而匪无形，匪能掌握我之行动，我对匪则茫然无知。”(62)除了“匪”之类那些他们惯用的词汇外，这里说的倒是事实：这些根据地是共产党“经营多年之地区”，同当地民众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环境地形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长途远来，眼前一片漆黑，却要独吞一切，还要把共产党、八路军“经营多年”结出的果实抢走，单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又怎么能不败呢?
在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地区，他们对反对内战的民众运动的残酷镇压，也使相当多的人看清了谁是内战的发动者。平汉战役结束后20多天的11月25日，远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4所高等学校的师生5000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座谈会。费孝通、钱端升等4位民主教授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反对内战的讲演。参加这次大会的闻一多教授写文章叙述了当夜的情况：“似乎反对者也不肯迟疑，在教授们的讲演声中，会场四周企图威胁到会群众和扰乱会场秩序的机关枪、冲锋枪、小钢炮一齐响了。散会之后，交通又被断绝，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踟蹰着，抖颤着。昆明愤怒了!”(63)第二天，全市各校学生在市民普遍同情和支持下宣布罢课。30日，特务们对全市学生罢课委员会的宣传队进行沿街追打。12月1日，携带武器的军人和特务毒打学生并使用手榴弹和刺刀，杀害西南联大等校学生4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实传来，全市4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立刻宣布罢课，并且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众运动。人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手无寸铁、只是要求制止内战的青年学生要如此狠下毒手?到底是谁在制造这场内战?从而对国民党政府激起强烈的愤怒。它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
2.为什么8年来一直分散在各地从事游击战争的中共军队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集中起来，组成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中战胜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兵团?
一支有强大战斗力能够在运动战中克敌制胜的军队，首先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和指挥，需要有一批富有实战经验的战士作为骨干。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10年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有一批能征惯战的优秀将领和战士、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这支新型军队曾在多年中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积累起丰富的作战经验。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根据新的形势特点，毛泽东及时提出要转变到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转变是完全正确的：第一，面对由现代武器装配起来、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日本侵略军，这种作战方式，便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选择敌军弱点，给予突然打击，不断削弱敌军并壮大自己，逐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将主力分散到各地充当基干团，有利于同民众建立起血肉联系，深入发动并武装群众，建立起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的多层次军队结构，在战斗实践中逐步将一部分民兵上升为地方武装，将一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这就是八路军能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下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的原因所在。
但情况总在发展和变化中。就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已预见到将来又会有一个由游击战为主向正规战为主的转变。1938年11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来说，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64)
抗战胜利前夜，当大反攻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战争局势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又抓紧时机，及时提出准备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的任务，并在大反攻开始后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在中共七大基本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地指出：“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65)这为应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局势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日本投降的消息刚传出，中共中央立刻在8月11日作出《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对军队工作，它规定：“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66)这是一个适应新形势需要实行大幅度改组而又考虑得十分周密的原则决定。能在得知日本投降消息的第二天就能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根据中央这个决定，中央军委在8月20日指示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1/2到3/5编为野战兵团，其余编为地方兵团(以后，野战兵团兵力的比重又有提高。)晋冀鲁豫军区下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块根据地，分别抽调基干主力组成4个具有高度机动性、能调离本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的纵队，又有作为地方兵团而有相当战斗力的4个军区，并保留游击队和民兵。这种组织系统和机构的大调整，对适应新局势下的战略性转变、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极为重要的组织保证。
同时，全区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参军运动，使部队迅速壮大。以后，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要求抽调地方军补充野战军。不少地方兵团陆续上升为主力部队，而游击队和民兵又不断补充地方兵团，使部队有源源不断的补充来源。以后，来自原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士”也成为不断补充中共军队的重要来源。
为了适应运动战和逐渐增加的攻坚战的需要，中共军队把军事教育和训练放在十分重要地位。刘伯承在上党和平汉两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先后写了《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和《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当战役结束时，又写了《上党战役经验的初步总结》和《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以提高部队指挥作战的水平和动力，适应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需要。而对部队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实践中采取边打边建、边打边练、边打边补、以战教战的方法，在运动战中做到越打越强。部队的精神面貌和作战能力比战前有了很大提高，中共军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3.蒋介石一心想以第十一战区兵力打通平汉铁路，进而全面控制华北，它的结局怎么样?
平汉铁路是贯通中国北部的交通命脉，是国民党军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干线。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重视用伪军来“维持治安”的作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北进的3个军原来都是西北军，而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在当地“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的华北伪军总头目——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过去也是西北军，与孙连仲等有旧。当第十一战区3个军北渡漳河，兵临邯郸城下，还有四个军正向豫北新乡开进，第十六军又从石家庄南下，准备南北夹击时，蒋介石对这个计划是满怀信心的。
但他这样发动内战只能丧失民心。从平汉战役结束到1949年全国解放，国民党军队再也没有向北跨过邯郸一步，平汉铁路始终没有被打通，国民党在华北的局势江河日下。晋冀鲁豫各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横亘东西，像挡住国民党军队北进的一排屏风那样，而国民党在平津、石家庄一带的军队始终无法同华东、汴洛等地区直接相连。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关内集中力量对山东和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对处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晋冀鲁豫地区已没有力量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这年7月，刘邓大军抓住它这个薄弱环节，千里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揭开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局势发展得那样快，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更是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的。
李雪峰写道：“蒋介石、阎锡山只是一厢情愿。他们在密谋向上党、平汉线进攻时，都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华北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区内，经过局部反攻和大反攻，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解放区已基本上连成一片，八十多个城市已在人民之手，解放区内有两千四百万人口，八路军主力近三十万，还有四十余万民兵。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在八年抗战中结成了血肉联系，这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现实是蒋介石、阎锡山无法估计到的，也是决定其在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中遭受惨败的主要原因。”(67)
4.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不是力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吗?为什么在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时坚决地实行自卫反击，消灭了那么多国民党进犯军，这是不是扩大战火、妨碍和平建国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那时确实真诚地希望实现和平建国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但蒋介石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打上门来，如果不坚决地进行自卫反击，那只能是坐以待毙，还有什么和平合作可言?坚决进行反击，警告蒋介石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而又留有余地，适可而止，才有可能争取和平。这是多少年来血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的。
平汉战役结束后十来天，邓小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会上的讲话中说：“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它国民党不得不走的道路。”“要经过激烈的军事斗争才能有和平，才能站得住。”“目前斗争是激烈的，甚至可以说带全面性的内战局面是存在的。但这个内战不同于过去，这是过渡阶段由抗战转入和平的内战。”(68)
邓小平这篇讲话是向党内高级干部的内部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愿望，希望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教训了国民党，从而达到和平建国的目的。因此，紧接着就有了双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并达成协议。
但是，蒋介石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签订这些协定，作出这些姿态，只是因为他从前一阶段的事实中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加上一些国内外的困难因素的影响，所以想暂时拖延一下。但他是个极端迷信武器的人，认为共产党在这方面无法同他相比，最后必将化为流寇而被消灭。一旦觉得自己的准备已经就绪，所有已签订的协定统统可以撕毁，隔了半年多时间便公然蛮横地发动全国范围的内战。但是，人心向背终究是决定一切的。内战的结果大家都清楚，是旧中国在中国大陆的结束，是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就是这样在充满矛盾中不断前进的。
注释：
①新华社：《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日本投降以来大事月表》，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第1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49页。
③《为和平而奋斗》，中国灯塔出版社1946年版，第6、9页。
④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1-22页。
⑤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
⑥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38页。
⑦(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三十四年之蒋介石先生》下，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2015年版，第31、3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1128页。
⑨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⑩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评论集(1946-1950)》，新华通讯社1960年编印，第44页。
(11)《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64页。
(12)李达：《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二仗——平汉战役》，杨国宇等编：《刘邓大军征战记》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13)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4页。
(14)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86页。
(15)薄一波：《序》，《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5月2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17)《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8日、1945年7月9日。
(18)《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4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30日，“上月反省录”。
(19)《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编：《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20)李达：《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刘邓大军征战记》第1卷，第3页。
(21)史泽波：《上党战役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22)曹近谦：《上党战役阎锡山增援部队被歼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2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7页。
(24)《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4页。
(25)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367页。
(26)李曼材等主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27)乔希章：《上党战役综述》，《从上党战役到解放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8)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29)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30)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210页。
(31)杨诚：《上党战役阎锡山最后一批增援部队行动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32)《徐永昌日记》第8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6页。
(33)《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二)绥靖时期(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05页。
(34)《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35)史泽波：《上党战役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9卷，第26页。
(36)《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80页。
(37)《民国三十四年之蒋介石先生》下，第283页。
(38)《徐永昌日记》第8册，第177页。
(39)贾文波：《上党战役与阎锡山》，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精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40)《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7日。
(41)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
(42)《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43-44页。
(43)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2-113页。
(44)《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45)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4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47)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48)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2719页。
(49)马骏：《我所了解的高树勋将军》，公孙訇主编：《高树勋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50)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2729页。
(51)《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16页。
(52)《陈锡联回忆录》，第194-195页。
(53)《陈再道回忆录》下，第21页。
(5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84页。
(55)《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二)绥靖时期(上)》，第134页。
(56)李达：《高树勋起义促成平汉战役迅速胜利》，《高树勋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5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页。
(58)《邓小平军事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60)《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9日、1945年11月2日、11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
(61)《民国二十四年之蒋介石先生》下，第488页。
(62)《国民党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二)绥靖时期(上)》，第144页。
(63)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6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9页。
(6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6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页。
(67)《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87页。
(68)《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