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8年考进大学，从此走上了学术之路。40年来，我的学术之路与改革开放之路在时间上同行。我的学路，弯弯曲曲，几多辗转，数度彷徨，而今回望过去，好像其中的重要之点，都与在哈佛大学的遇感有所相关。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术，是中国现代史激出的宏大新潮，那么，正是在这一新潮中，中国学术重新汇入世界的学术大海之中。我在这一新潮的翻卷推动之中，于1995-1997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最初到位于宾州名为大学园（University Park）小镇的宾州州立大学，过了1996年元旦又去位于名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1997年初回国。在此之后，我在学术上的变化，仔细想想，仿佛都与哈佛大学访学时的遇感有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关联，于是有如上的题目。
哈佛图书馆的震惊与感思
哈佛访学之后，我的做学问方向有了较大的改变，盖因哈佛图书馆的震惊而起。
我去哈佛，既是为看作为世界第一的大学究竟有怎样的神采风貌，更是为了去看对自己日后做学问有用的书，看自己想看而在国内看不到的书，看自己不知有此书而见到之后一定要看的书。为看书而去，第一个兴奋点当然是图书馆，之前有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经历以及宾州州立大学图书馆的经历，走进哈佛大学的主图书馆，以为不过是给我有过的兴奋提高一个级别而已，但结果得到的，已完全不能用“兴奋”表述，而是——震撼。这震撼，一是来自迷宫式的建筑内部，二是来自迷宫式的书海。进馆之后，初看一下分类，就一排排的看去、看去、看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房间，楼下楼上又楼上又楼下，转弯、横移、竖行，不知不觉间失去了东西南北方向，哈佛图书馆呈现为一个迷宫，最后要出馆时，问了好几次路，才回到出口。建筑上的迷宫已令我惊震，图书上的迷宫令我更为震惊。我关心的每类主题，图书之多，多到令我丧胆。最初看到图书之多，心甚欣然，任一题目只要钻到书丛中，就可写出新东西来。但看着看着，悲从中来，这里的图书不仅是英法德文，还有希腊文图书一排一排一排地出现，阿拉伯文图书一排一排地出现，梵文图书一排一排地出现……这时不仅丧胆而且心寒，我就一个题目读上十本二十本三十本，写出文章，算是出新了，但我看不了阿拉伯文梵文以及其他文字，我所谓的新，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学术的真理性呢？建筑的迷宫，只要嘴勤可以走出，图书的迷宫，也许用尽气力也走不出去？这只是学校的图书主馆，哈佛大学还有各类的专业图书馆和各学院的图书馆，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迷宫体系。迷宫感受和震憾情绪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深深打上之后，很快在波士顿的书店里一次又一次地浮现。波士顿地区书店甚多，卖新书的书店里呈现的是当下的学术潮流和关注重点，在一个个的新书店，我看到了国内闻所未闻的领域和主题。卖旧书的书店里，展现的是各类以往的学术旧流和遗珍，在一个个的旧书店里，我看到了国内见所未见的论题和资料。初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体系和波士顿的书店体系，犹如进入了地雷阵：不时爆炸突起，几度魂魄飞散。最初的几月，心中时常冒出李泽厚讲过的感受：看到图书馆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书，他就想，自己究竟应该写怎样的书？而我想的是，从最高的思想标准和学术标准看，自己还能不能写出，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书？好几个月后，总算回到中国古人强调的平常心：一切随缘，自己应做的，是在如此美妙的图书大海中，找自己喜欢的书，读自己喜欢的书，买自己喜欢的书。
心，虽是基本定了下来，但一种悔恨却常常浮现心头。回想起来，自己在四川大学读了中文本科，又在北京大学读了美学硕士之后，分到人民大学哲学系，那时和后来的很多同事都又读考了博士学位，有朋友劝我也去读个博，当时自己觉得，自己进入学界已年纪偏大，初执教鞭，年已30，再去读博，要花很多时间在一些不想上而为获学分又不得不上的课程里，纯属浪费光阴，把这些时间用在与自己学术方向紧密相关的知识读写上，更为可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在于自己当时认为在自己的学术方向：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上，工具已备，要深入到中国文化深处的古代汉语业已掌握，要深入到西方文化深处的英语已经够用。剩下的只是多读多思多写而已。哈佛图书馆给我的当头一棒是：工具有缺。从那时起，我一直在纠结，真要不要在国外读个博士，学习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在宾州州大时，与几位中国留学生较熟，他们劝我在美国读个博士学位，而我不为所动。而今，却时不时计算，我已逾40，在美国读博士，按身边的通例，要5年以上，毕业年已年近50，还能做什么？不读博，只选上梵语课、希腊语课、阿拉伯语课，做到能读原著，也要两三年。本应进入研究的方向深度，却退回到打基础的初阶，终有不甘。那时，每当回忆自己的过往，想到，如果自己少年时代在背唐诗宋词古文的同时，有条件来读背梵文、希腊文、阿拉伯的名篇，该多好啊！或者，在研究生毕业时去考北大东语系金克木先生或社科院黄宝生先生的博士，学习梵语和印度文化，也算不差的选路。但，识得称来姜卖完，历史不可再重来。最后，自己终于从纠结之思中走了出来：当自己在学术进行中需要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时，第一，从英文的相关专业著作和辞典中找到其词源的论说，第二，查找和引述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中与之相关的权威学人的论说，保证了这两项，再宽再广再深的学术问题，都可坦然面对，迎之而上。有这样的思想了结，我就心旷神逸地畅游在哈佛大学的各类图书馆的庞大书海之中，欢心喜意地跨进波士顿地区的各种书店之门……
虽然如此，对于西学，我始终存有敬畏。后来回到国内，当时的系主任刘大椿教授，要增列我为博士生导师，他说，虽然我所在美学学科没有博士点，但可以在其他博士点上招生。他问我是在西方哲学博点上招西方美学呢，还是在中国哲学博点上招中国美学，当时我眼前浮现的就是哈佛图书馆中一屋屋一排排层层叠叠的西方图书，我说，在中国哲学招吧。我想，做西方美学，有好多好多的书你肯定没有读过，写出来的东西，给中国人看还行，给西方人看或到过国外的中国学人看，一定有甚多自己都不知道的盲点；而做中国美学，完全可以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任何材料。不过很快中国教育体制就规定要以一级学科点为主，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成为首批一级学科博士点，美学也由之有了博士点，我就在自己专业美学点上招博士生了。这里要讲的是，有了哈佛大学经历之后，我的学术读写，悄然转了方向，虽然也随着时潮读读西方，写写西方，但主要用力，基本上在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同时，把以前中西美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中西印的比较。1997年回国后不久，一方面根据自己在美国购买和复印的资料，写出了三大佛教圈佛教艺术比较的书《询问佛境》（2000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并由此进入到印度文化和印度美学的读写和中西印哲学比较的读写之中。在发表了系列的中西印思想比较论文之后，2018年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将以《中西印思想基本点比较》为名出版专著。另方面深入到中国美学的历史深处，2000年和2006年出版了两版《中国美学史》，2009-15年主编了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2017年出版了我任总主编的《中国美学经典》（7卷10册）。不过自己最得意的，是2013年以来，就中国美学思想的远古起源而写的系列文章，如《美在中国文化中的起源、演进、定型及特点》（2013）《文作为中国美学观念的起源、演进、定型》（2015）《中与中国审美观念的起源》（2015）等等。
哈佛：往来学人遇感
改革开始使中国人的人生选择有了无限多的可能，以读书写书为最大快乐的我，在哈佛时，自己应度过怎样的人生，也几经纠结，最后终于定下心来，还是要读书写书度此余生。1995年，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我突然冒出了19世纪后期晚清政府第一次派幼童去美留学的画面，从那时起，中国学人以多种多样的留洋方式融入世界的主流文化，我自己不过是这一翻滚了百多年的巨流之中的一朵细小的浪花。中国学术在追赶世界先进的进程中，出现留西、留日、留苏的多种潮流，起伏激荡。正如晚清4批120名留美幼童有着多样的演进，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浪潮，同样呈现为各样浪花。
我到宾州州立大学去，是受已经在该校任教的刘康教授邀请。刘康在1982年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之后不久去美国留学，在维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当此之时，他深受系主任克内丝特教授的信任，又很为美国杜克大学名教授詹姆逊的赏识，正怀着学术上的雄心壮志，与娇妻和可爱的一儿一女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美屋中，俨然已为留美的成功人士。特别是他家住所，与当时北京各名牌大学老教授们的普遍住房和青年教师的住房艰辛，形成鲜明对比。
我从宾州州立大学再去哈佛大学，时逢两位北大时的同学，正在哈佛读博，中文系与我同级的商伟和哲学系低我一级的陈某某，两位同学在北京大学读硕时都很优秀，商伟在哈佛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按时毕业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做得有声有色，近年来他的两本英文大作相继被国内学人译成中文，甚获好评。陈读的是思想史，时间读得很长，我1997年回国后，每年的寒署假期都要到哈佛去一次，每次都与陈吃一次饭，1999年寒假去时，他不在哈佛了，一打听，去了某个州的一般大学教语言。陈的学术才能十分突出。记得在北大读研时一次小型聚会上与人争论：执着、雄辩，才华四溢。他之所以在留在美国做一个于他并不理想的工作，在于他夫人小孩都去了美国，夫人有了一个满意的工作，夫人小孩都不想回国，陈也就选择留在美国……
我去了哈佛后不久，在职工手册上发现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同事冯某。冯在国内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已有很好成就，也因夫人到美国做博后，把小孩与他一道带了出来。娘俩都不愿回国。在美国要谋正式教职，需要有北美博士学位。冯只有国内学位，年岁不小不愿花时间再读学位，虽然他很得杜维明的赏识，也参与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但也只是在燕京学社做教汉语的兼职教师。他业余时还不忘本行，出过一本黄帝四经的著作。我每次去哈佛，也与他吃一次饭，不时在波士顿的购物场所偶遇。1998年，他家就在城里买了一幢两层的房子，一层自住，一层出租。每一次与他相遇，交谈、吃饭，感觉到他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我有时会不自觉从心中冒出一丝遗憾，但又一想，人生有很多方面，不仅是学术，每一方面都可以给人乐趣，人各有所谓“命”，也各有所谓“乐”。
我在哈佛大学期间，不断地有以前的同学、学界的朋友、当年的同事也来哈佛访学。与我同时达到哈佛的有四川大学的易丹，是我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同系高一级的同学，在西方文论、中国现代艺术、小说创作等多方面都很有成就。后来在电视剧和小说创造上做得风生水起。稍后有深圳大学的景海峰，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同系的中哲专业的同学，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上很有成就，当时正在编五卷本的《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后来在新儒学和中国现代哲学上很有成就。再后一段时间有南京大学来的张宏声，是著名的清词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徐兆仁，著名道家文献研究专家；武汉大学郭齐勇，著名中国哲学史家，等等等等。总之，哈佛作为世界学术中心，不断地有方方面面的学人来来去去。这些学人在沾了哈佛这块风水宝地的地气之后，回国后在学业上都有更高的成就。也有学人来了就不想回了。深圳大学的荣某，算起来也是我在北京大学低几级的学弟，形象好，人聪明，有才华，善交际。他来了之后，四方奔走，活力四射，以留在美国为目标，有一个收入好的职业就行。这种快乐人生的态度真有令人钦佩的一面。
与文科的访问学者大多数都来了又都回去了不同，我所遇到的理工科的学人，无论是读博士的，做博后的，当访问学者的，基本都计划着怎么可以不回国而留在美国。住在我们那幢屋底层的，就是一个好多年前来的工程师，没有回去，又没找上好工作，就在餐馆里打工挣钱（20世纪90年代的工资，美国餐馆厨工每月1800美元，合人民币15000多，中国教授每月1000多人民币）。如果不从狭义的学术，而从广义的文化来讲，我所遇见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学人，以及偷渡来的人，都是中国与西方百年互动中的某一方面的体现。各个学科的学人，形形色色的国人，无论是来了又回，还是一来不回，都是在某种强烈的对比之中，在各类不同的境遇之中所作的选择。当此之时，无论是来了又回的，还是来而不回的，心中应都有各自的庆幸，也应有各自的遗憾。
在20世纪90年代，把学人在生活水平和社会待遇上的中美差异进行比较，真可以说，美国学人在九天之上，中国学人在九天之下。中国高校和中国学界的生活改善，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中国与美国实实在在的差异，让不少中国优秀学人得奋起，这奋起，有的在美国学界出采，有的在中国学界放光；也让不少中国优秀学人被埋没，这埋没，有的是转行，对转行者个人来讲，难言好坏，对中国学术来讲，有所遗憾，每当想到这点时，都不禁有一丝“身入美境，人未尽才”的叹息。我到美国不久，我的前妻也从比利时过来，在哈佛大学生物实验室找了个实验员工作，并把小孩子从北京接来，上了美国小学，然后开始计划如何移民加拿大。有人劝我花两年时间学个好找工作的专业如计算机或会计，然后找份工作，享受北美的好生活。我终于还是选择了在有生之年继续读书写书之路，虽苦些，心安。
哈佛时逢互联网：做学问方式的变迁
我从哈佛回国后，写作风格开始变化。一方面在于来自哈佛图书馆的威慑，每有自己究竟知多少的自问，另方面来自来互联网，让自己的胆怯有了壮胆的工具。我到哈佛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电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互联网时代初兴之时，中国古代的作学，是用毛笔书写，很慢。后来与西方同步，用钢笔书写，快了些。台式电脑兴起，变成键盘输入。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西方都比中国快一步。我到哈佛大学时，中国还只有少数人用电脑、互联网、电邮，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在宾州州大时，我知道互联网，但使用较少，几乎只用于写信，国内互联网尚未普及，因发信对象不多而用得少。去了哈佛，渐渐对互联网熟悉起来，几乎可以说，我使用互联网、思考互联网是从哈佛大学开始的。电脑和互联网从工具上加快了做学问的速度，改变了做学问方式。以前写书用手写，我一天从早到晚，在思绪通畅的情况下，顶多写5000字，人就很累了。现在在电脑敲字，只在思绪不堵，一天写10000字，仍感轻松。以前查资料，要到图书馆去，一次只借10本图书和几本期刊，好些想借的的书和期刊，被人借走，还须等待。借回来了，要把当时觉得有用的抄写下来。到用时发现抄得不够，还要再借一次。现在上互联网，知网一搜，把要用的文章全都下载下来，爱问网一搜，把需要的书籍，都下载下来，还没有，朋友之间一问，所要资料网传过来。以前所需的大量工作量，都被互联网省去了。每当想到这一点，对于能够生于互联网时代感到无比幸运。虽然互联网有这些好处，但宥于以前的习惯，我在做学问上，却并没有自觉地对互联网加以利用，基本上还是按照以前没有互联网时做理论学科的方式和习惯写文章。以思想想到、逻辑贯通为主。直到2004年参加教育部社科司组织各大名校的教授写《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自己才开始真正进入对互联网的学术运用。学科报告所涉领域大致由当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18个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与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再加上“交叉学科”。按这些学科分章写作，一个学科一章，我被指派负责“艺术学”一章。艺术学当时为文学门类下面的一级学科，包括八个二级学科：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在一章两万多字的报告里，在几月短短的时间中，如何把八个二级学科的发展状况相对完整又相对准确地呈现出来，在这一现实需要的催逼下，互联网的巨大优势被我强烈地感到并醒目地显示出来：坐在电脑前，花几天时间，相关资料基本搞定。每年一本年度性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从2005年出第一本开始，一直出到2011年，共出7本，其中在2008年，每个学科还写了一本总结30年学科报告，我写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卷）》，短短几月，要以数据、表格、总结、评论的形式，呈现艺术学30年演进，如不是通过互联网查找资料的神力，而是像以前那样靠人工，怎么也做不出来。而我能够很快找到需要找的资料，很快看出各种资料的学术含量，从海量资料中梳理、寻出所需之点、面、体或曰神、骨、肉，又是以当年在哈佛大学网上漫游得到了查网知识为基础的，只是写学科报告的专门性要求，让自己做学问方式完全与互联网结合了起来。从此之后，如何让自己的所讲所论，具有“学”的厚度，成为我写作的不可或缺的方面。而要既只花较少的时间，又将之做到相对完美，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是可能的。
哈佛魅力：居室与学人心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型学术在1978年启动之时，中国学人的做学问环境相当窘迫。我到哈佛大学，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所所长乐黛云教授向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李欧梵教授推荐的。乐黛云是国内中文学科顶尖学者，她的先生汤一介教授是国内哲学科学的顶尖学者。从80年代到90年代，两人住在与北大校园相邻的中关园约80平米的居室里，屋里放满书柜，书柜内放满了书，书柜外叠着一竖堆一竖堆的书。这是当时中国学人的普遍状况。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到过宗白华先生，以及杨辛、葛路、阎国忠、叶朗等老师的家，藏书空间都窘。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学科工作，本学科的马奇先生、蒋培坤、成复旺等老师家，以及哲学系其他学科老师的家，如宗教学的方立天先生家，中国哲学的张立文先生家，藏书空间也窘。电视里有时放各位京城大学者的节目，书乱堆乱码的甚多。大学者居室如此，青年学人更为艰难。我1984年底刚到中国人民大学，住筒子楼，与人合住，两人一间，12平米。2年后结婚，房没改善。又数年才分筒子楼底层一间，斜对厕所，常尝味矣。一年余，调搬到一楼底层中间，平静居之。到1994年，已经升了4年的副教授，才住进6层楼的单元房顶层一居室，约16平卧室加7平米小厅。2000年，已经升了教授2年，方搬到离学校甚远的望京地区，住81平米的二居室。自己的书始能稍在屋里摆开。京城住房，先是分到不易，后是欲买很难。京城学人，应大都有或曾经有房与书的矛盾。与之相比，美国学人的做学问环境就好多了。前面讲过刘康的一幢美屋，还有其他我到过的所有助理教授家，都买有或租有一幢舒适的两层房舍。到哈佛大学后，李欧梵教授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和易丹，办公室里一排排着书柜放满了书。杜维明教授的办公室同样书香四溢，简适雅致。90年代末，杜维明教授因其学术成就获得了在哈佛大学住用一幢高雅华丽房屋的殊荣。一般教授，乃至一般市民，都有一幢三层或两层带着小庭院的居屋。
中国文化讲究天地为庐，中国古代士人在自己的庭院中，“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体会春秋的流变、感受宇宙的盈虚，学人居室不仅是日常生活之处，更是人格品味和人生境界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学人，即文人，即士人，合官员、文士、雅人为一身。古人士人的庭院，融个人的、家族的、文化的、宇宙的诸多因素于一体，呈现了一个既有鲜明个性又有宇宙情韵的生活-学术-文艺空间。而中国的现代学人，在由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现代化的演进中，走向了学人、文人、官员的分离，官员群体占有了建筑文化的高位，只要到北京后海周遭看看各种豪型院落，以官员体群体为主。再到中国科学院和北大清华家宿院区看看名教授的居室，一种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演进渗透出来。由此不禁想到乐黛云、汤一介两先生2000年后从狭小的中关园搬到北京大学校内未名后湖边上的小楼中的二层单元房中，周围环境甚美，但居室仍小，仅是一个书房而已，以汤先生所具有的学人文士的儒雅之风，乐先生兼学人和诗人的风韵之致，应有一园苏州式的庭院，方能畅达其性情……
中国走向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尚在中途，中国当代学人在中国与世界的复杂互动中演进，其内心遭遇着怎样的波澜起伏，其思绪为何种复杂感受所萦绕，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演进，有着多种多样这般那般的关联。好多中国学人，都应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自己图书乱堆的居室中，写作之时，明知自己家中有此书，却找不出来……一个学人读书多了，心里有着理想的雅室模样，应与现实的居处大不相同。人以怎样的方式活着，不知不觉中就有怎样的心性，在一个不断变化着演进着的现代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学人，能够从自身的居室环境中超脱出来，而具有古代士人或西方学人一般的豁达或超然的心境。不过，20世纪50-60年代出身的学人，都是从共和国前期的艰难岁月过来的，而今的居室与其童年少年时代的居室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剧烈变化着中国做学问的学人，所经历的复杂遇感，展现出的应是一个时代心灵的跳动。
我在耳顺之年，从大城北京到了小城金华，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大量藏书舒展开来的居室。在一个比起哈佛大学校园来，虽然说不上更古，但确为更大更美的新型校园之中，每当回想起在哈佛大学的遇感，恍然如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