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在我们心坎深处那一些文化积业，思想传统，我们也该从头认识一番。刮垢磨光，释回增美，是我们该下的功夫。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一个文化的使命，是一个思想的使命。文化思想是社会大众之共业，我们该认识社会，接近大众，承继传统，把握现实。我们该全盘计划，我们该从根救起，该迎头赶上，我们必须求了解，求发挥，求充实，求改进。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九州出版社，2011，页96。
彭皮尼骄傲地告诉凯撒，您可以给人民以公民权，却不能给人民语词。这堂堂正声捍卫着精神和语言的尊严。
——赵越胜：《燃灯者》（增补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自序，页VII。
引言
非常感谢树成、文可的精心策划和周到安排，还有大家的积极参与，我们今天有缘聚在一起，在2018年这样的一个时刻，也特别感谢咏梅大总编来到我们这里，成为我们中间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刚才大家都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并与我们分享了2017年的人生心得收获，以及未来的一些思考，使我深深有所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感觉我曾经在数年前的一次所谓“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的感言”里面，写过这么一句话，我现在越来越认为这句话呀，它是可证实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一个好老师，是由一大批好学生培养出来的。我想说，如果我有什么好，完全是因为有你们。所以在新年到来之际，谢谢同学们。刚才熊老师讲到英国的事情，这次我们在英国伦敦跟女儿玄子有七天到八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深的印象，也使我想到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吧，我经常喜欢说，我们要努力，要努力。玄子却对我说：“爸爸，再不要讲什么努力不努力的事情。我们今天干什么事情都要enjoy。”忽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她讲得挺好，所以我在最近在课堂上面就不再讲努力这个话头了。的确，大家做事情要enjoy，enjoy是比努力更高的一个人生境界。刚才大家在自我介绍里面啊，我把它理了一下，我觉得有六个方面讲得特别好，也使我想到了人生啊，我们应该怎么规划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进入思源同学刚才讲到的一种向上的精神。的的确确，人生往上走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我们人啊，往下走很容易，向上需要力量。另外，晋菲同学讲了相逢的观念，我们要珍惜我们之间的相逢。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人们在千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偶然相逢，却并不知道，他们以往的全部生活正是在为这次相逢做准备。”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引用过这句话。这是一种相逢的观念，大家相逢不易啊，相逢有缘嘛，所以大家要相互珍惜。还有童聪今天讲到的一种嵌入的观念，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大家本来陌不相识，来自四面八方，如果从整个宇宙的演化史来讲的话，那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块尘埃啊拼凑在一起，成为了一个人，正好我们今天走在一起，相互嵌入。我们从相识、相知，所以呢要嵌入，我们嵌入得越深，那么我们的思想观念的融合就越深。所以，在这点上面，我刚才特别感动的有一点是，刚刚梦源讲到的很多我都忘了，他特别讲到了在我的办公室，我如何听他把话说完，甚至说我是第一个有耐心听他把话说完的人，我感到梦源其实涉及到了一种倾听的观念，我想倾听也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好的一种嵌入的方法。人与人之间啊，因为相互倾听，相互理解，所以就正式相互嵌入。那么，我同时还想到，使我特别感动的是这次罗兰啊，专程从柳州过来，我已经十多年没见她了，我今天根本不知道她会来，其实如果今天我在路上偶然见到时罗兰，我都可能不大能认识啊，毕竟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一进门，看见时罗兰的名字，我感到特别感动。刚才罗兰特别讲到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觉得正直和善良的观念，也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就是我们要相互体恤、相互搀扶，而不要相互踩绊，对不对。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事情是有原委的。罗兰她刚刚讲到的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当年她们可能是在发展党员这样一件事情的投票过程中，可能有一点不规范，她被另外的同学抓住了，到处告状，时罗兰同学因此很不安。事实证明，这件事对罗兰同学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极大。可是，当我一次遇到她的这位同学并批评这位同学，说同学之间要相互扶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甚至可能是我到广西近二十年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他对我说：“魏老师，你不要管，你不知道，我们广西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斗争了。”我听到这句话，当时勃然大怒，我说你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斗争了，那你们现在斗争要停止，同学之间要相互帮助，怎么能够相互你死我活的斗争呢，所以后来我对他一直非常恼火。后来因为我到香港开会，路过广州，他真诚地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参观了我心中甚为仰慕的康有为故居和梁启超故居，并到他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的南海校区做了一次学术讲座，这样才慢慢化解了我自己对他的恼火，后来我们之间关系也挺好，但是一转眼也多年不联系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善良和正直是很重要的。我同意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康德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一百个坏蛋，这也不是我做坏蛋的理由。从康德的这层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一下，即使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再黑暗，我们也要做这个世界的一点光。所以我觉得刚才景山讲得挺好，虽然说啊，即使绝大多数人对中国当前的司法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们也要对它有信心。中国的未来还是值得期许的。另外啊，第六个观念，就是顺芳讲到的，幸福靠自己奋斗出来而非别人赐予的观念。我想这话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好像也说过这个意思的类似的话。顺芳今天用极平易的话讲出了最高领导的意思其实挺好。海华刚才讲到不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优秀，是吧，我觉得挺好。龙增讲到这样一句话，“不要把别人对你的赞美当成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事实判断，它其实是一个规范的要求，或者是一个期许。”我也反复讲过这句话。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以及不断的精进，这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常态，其实幸福并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
总之，我听了大家刚才的发言之后，我的的确确感觉到很受用，很温暖。大家在发言的时候，我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想，一边总结，我概括出上面六大观念，不知道是否合适，大家可以讨论。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做的很不够，所以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树成安排了这个讲座，是吧，讲一讲我心中的一些想法，是有益处的。然而，我到底要讲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讲什么呢。刚才王弘斌同学在外地出差，特地打电话来问我今天讲什么。我想要讲什么呢？听了刚才大家的讲话，我也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而且，我在此之前，龙增在下面跟我发短信说到楼下了，他说您今天讲什么，拟了什么题目呢？我突然有个灵感出来了，叫“寻找自身的灵性”。刚才我又想了半天，把寻找给换了一个词，我现在就给它定为啊，叫“发掘自身的灵性”。我们自身的灵性到底靠寻找，还是靠发掘，我并不拿捏得很准，大家亦可斟酌。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如果它算是一个演讲的话，就取这个题目吧，“发掘自身的灵性”。我打算讲三个话题，前面所讲就算是一个引言吧。第一个话题呢，是讲空间境遇，即我们或者我在哪里，这是第一个话题。空间境遇，境，处境的境，遇，遇到的遇，境遇，英语应该是context,或condition，空间境遇，我们或者我在哪里，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我想讲的是，历史方位，即我们或者我是谁。我想讲的第三个话题，是自我创成，或者自我创造。自我创成，成功的成，创造的创。自我创成，我们或者我能做什么。好，我就依照这个逻辑的顺序吧，来讲一下我自己在2018年来临之际第一次演讲吧，第一次或者说跟同学们作个交流吧，就讲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刚才啊，坐在覃咏梅大总编身边倾听同学们讲话而在头脑中所涌现而出的三个方面，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有逻辑顺序的一个思考。所以，我要谢谢大家，谢谢咏梅。
一、空间境遇：我们或我在哪里？
好，我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空间境遇，我们或我在哪里。
这个话题啊，是我多年来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大家别忘了，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思想者，它一定是有它的空间境遇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会思考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有不同的思想的局限性或独特性，或者说思想的自我意识。这样一个话题呢，来自于我在广西这片土地上读梁启超先生的著作的切身的感受。
前天晚上，我在构思今天讲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前天的时候应马列学院的几个老师的邀请去参加了他们一个小型的聚会。在这个小型聚会上，我非常荣幸地认识了刘希岩教授。大概是去年或者是前年吧，我应邀到他们的学院做过一个讲座，没想到刘希岩教授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在这次聚会时，她跟我说魏老师，我把你那天在马列学院的演讲，也就是政治学院的演讲啊，专门录了音，她说还要回去听。我说刘老师我都不大认识你，真难为你有心啊。我突然发现她比我长三、四岁呢，后来我马上改口叫她刘大姐，刘姐。她跟我说，你当时讲的梁启先生的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什么话呢，就是我在很多场合下，讲到梁启超先生，他的一篇文章里面，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特别是讲广西学术的一段话，也就是讲广西学术的第十五小节。梁先生讲到江浙一带，比如说讲到潘统成同学那边的时候，即讲到江浙，浙江啊，江苏啊，湖南啊，是吧，很多地方，安徽啊，讲得总是很多，他那个时候，近代以来啊，像安徽、江浙一带的学术大发展，成了近代中国人文的渊薮，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近代的思想革命啊，应该说安徽、江浙一带啊，是开风气之先的。比如说我到常州大学，我已经两次到常州大学去开会，到了常州啊，我就非常有感觉，我在会议上说我每次来常州啊，都很有感觉，我想当年啊，在近代的时候，这里有常州学派，像刘逢禄他们那一帮人，他是那个龚自珍的，大家都知道龚自珍吧，“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刘逢禄先生他是龚自珍先生的舅舅吧，我们都知道，当时整个所谓的今文经学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有非常光彩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每次到常州的时候，都很有感觉，你们这个地方啊，曾经是得中国近代之先声的地方，所以你们的常州学派啊，应该得到发扬光大。当然他们肯定没什么感觉，但我走到常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地方啊，曾经人杰地灵啊，引领中国思想之先。然而，我在广西或者我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人文暗淡，梁先生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这篇文章里，当讲到广西的时候，就是第十五节，加起来也就一小段，总共四行字，其中啊，就点到了四个人物，但实际上呢，他对广西评价是非常非常之低的。他的原文一开头是这样：“广西崎岖山谷，去文化圈绝远，学者无得而称焉。”这句话之后下面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说在雍乾时期，雍正和乾隆时代吧，在临桂地方，就是张树成他们这一片土地上面，有一个人叫陈宏谋，是个大官，研究程朱理学，被时人所称赞，但梁先生马上又说，若以置他省，车载斗量也，就是他这样的学问，如果放在江苏一带，安徽一带，那么就根本不算个事儿，也就是说啊，车载斗量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呀，广西啊，这个离人文啊，文化圈非常遥远，这是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啊，可以称得上学者的人，少之又少，或者说没有，学者无得而称焉，也就是说没有象样的学者。
十多年前，当我最先读到这句话之后啊，我非常的震撼，我就经常想，我们生活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的学人，如果说昨天没有做出什么象样的成绩，那么今天能否做出让人家看得起的学问呢？这是我经常想到的问题。我心里想，我在广西做的学问，如果放到别的地方去，车载斗量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广西学人在当代中国或当今世界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梁先生这段话我在很多场合讲，包括广西的政协会议上啊，还有学校刘正东书记找我们一些人参加的务虚会上，我首先引这一段话，我经常用这段话激励我们广西学人，要意识到我们在广西这片土地上面，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学术，我们的前辈做出了什么学术，以及，我们今天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术，以什么样的姿态或方法做学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广西的地域的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一种境遇，空间境遇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在广西这片土地上面，我们能否在中国的思想版图上面，乃至于在世界的思想版图上面，能否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看刚才是谁啊，是梦源，还是谁啊，提到我曾经讲过的一个观点，即当今世界思想大格局，大略可以分为三大阵线吧，欧美一线，京沪一线，然后在下面的就等而下之了，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在广西这片土地上面呢，我们应该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空间境遇意识，我们，或者我，究竟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广西，这是给出一个回答，所以我们在广西的这一片土地上来思考学问，思考宇宙，思考人生的这样一些学人，在知识生产上面，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和独特的思想创造吗？这是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同学们啊，能经常想到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下，包括在北京、武汉很多地方，很多朋友都说你现在是代表广西人讲话呀，我说是的，我有非常强烈的空间境遇意识，而且我认为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我们的思想会受它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两方面的，一个方面，可能这种空间会支配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广西人就说，我们就讲广西的问题得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强制性，这是一种负面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广西从地理上来讲，处在很边远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整个广西，看成是思考整个中国，思考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独特的空间优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分野，即广西的问题与广西的立场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许多人常常留停于广西的问题，意识不到广西的立场，如此一来，我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既成的理论或范式研究广西的问题，广西的问题成了一种所谓普适理论的注脚。这种姿态不是增益人类的知识，至多只是扩展人类的知识，在知识论上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知识生产应该是在广西立场的基础上，对所谓普适的理论进行批判，从而增益人类的既有知识。
我记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吧，前院长陈弘毅教授告诉我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正好有一个老师叫郑戈的教授，是法学界的青年才俊，我当时跟他联系上了，郑戈教授跟我说，我们中午吃个饭，我说行，郑戈老师中午请我吃饭的时候问我在广西想什么，我说我在广西没想什么，在广西这样一个学术荒野能想什么呢。他说你怎么没想什么啊，你不是提出新道统论吗？经他这么一说，我说，噢，那我来劲了，我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们广西非常偏远，因为偏远，它有它的劣势，我们这个地方成了思想高地如欧美或京沪思想的倾销地，广西是思想的三线嘛，对不对，在国内其他地方的高地思想都不断流到我们这里来，就像我们从国内国外的那些好的高校里边来的那些学生，把他们那个地方的思想，老师们的思想，带到广西来，他们是优势思想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广西啊很有可能，它有一个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人类思想的最边缘的这样一个地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整个中国的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思想包容进去，因为我们在思想的最边缘嘛，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空间境遇，它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支配，一方面有可能是强制性的，是负面的，也有可能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正的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把整个人类的思想、中国的思想网罗进去，我们从这个境遇上面来思考中国，思考世界，为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提供一种别具一格的思想，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身的空间的劣势，同时把它转换为一种思想的优势，这就是我讲到的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在哪里思想，对不对，我们这样一个在哪里的这样一个思想的自我意识，它很有可能从一种非常劣势转化成一种非常强势，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就会具有一种主动性，或者一种主体性，这就是我领悟到的所谓“梁启超问题”。可能在一般人看来，梁先生说，因为广西道路崎岖，离文化中心绝远，所以你们在广西的学人注定是产生不了好的思想的，这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思想，所以在我近20年的思想里面啊，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突破梁先生的这样一种地理决定论的这样一种思维，或者色彩，所以同学们，这个我好像没有给大家讲过吧，所以我第一次，或者在我们同学们之间，大家要在心里边存一个“梁启超问题”，这样一个意识，我这里提出“梁启超问题”这样一个看起来多少有些人吸引人眼球的说法，试图想说明什么呢？我试图完成一个转换，即，将广西的地理的这样一个离中国文化中心绝远从而认为这个地方产生的学人啊，都是一般般的，或者根本产生不了像样的思想这样一种观念，现在我们就把它转换一下，要通过我们广西学人自己的卓绝努力，要认为我们在广西不仅仅是能够产生思想，而且唯有在广西这样的地理边缘地带，才能够产生中国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思想。这是我在很多地方讲的，我说你们在北京啊，在上海啊，你们都成了欧美思想的倾销地了，所以我们广西人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
大家要记住，这当然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广西学人多半都比较自卑，是不是啊。当然别人也借此来藐视我。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我到宁夏去，宁夏有个好朋友叫王幽深，是西北第二民族大学的教授。闲聊时，王幽深教授对我说，老魏啊，我不想再写文章了。我忙问这是为啥？幽深教授告诉我说我，他最近在山东大学学报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啊，结果被人家骂的一塌糊涂。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嘴巴长得他身上，让他骂就好了。幽深教授问那你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啊？我说没关系，咱们照样写文章。我写我的，他骂他的，我说我跟你讲讲自己的例子吧。我说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放在网上，是批判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苏力教授的，当时的苏力教授，名气冲天，一般人仰视得不得了啊，我当然也十分的佩服，不过佩服一个人不是无原则的崇拜，所以当我发现苏力教授文中隐匿着令我焦虑的心结且不利于法治中国的建设时，我就会写文章进行批判。结果没想到那篇文章，先在我的法律博客上刊发后，转到了不少地方，特别是转到了苏力教授的老巢，北京大学法学院BBS上面。我因为这篇文章受了不知多少骂。我后来才知道那篇文章是被我当年在湖北大学的一个本科生李琼，听起来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帅男孩，他后来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读博士，我当时还很奇怪，我说怎么我批判苏力的文章转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的BBS上边去了，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他转过去的，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转过去之后，在北大法学院那个BBS上面呢，被骂的一塌糊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话是：广西在哪里？广西还有大学？广西大学居然还有教授？广西大学的教授还能写文章？最后告诫我说，你给我好好去读一读你所引用的那些人比如孟德斯鸠等名人的著作吧。我告诉幽深教授说，读了这些话一点不以为然，就笑了笑。我从中不过又一次体会到了象北京这样身在中国学术高地里的学人或学子们的傲慢或偏见，他们以为在中国只有北京这样的学术高地才是唯一生产知识或学术之地，而其他边缘之地的学人或学子只有听他们讲的份了，或者只配有传播他们的思想的份，正如他们与欧美学术高地学人的关系。正像有一位教授讲到当年为什么一定要从西南政法大学调到北京某大学时说过的，在重庆放十枪，不如在北京放一枪。我讲这件事，大家体会到象广西或宁夏这样边缘地带学人的悲凉了吧。
好，这是一个体会，所以别人啊，那些文化中心的一些所谓的学者、学生、学员啊，他们蔑视我们广西学人是当然之事，是不是，这是一次体验。另外，还有一次体验，我写了一篇文章，是批评武汉大学的一个老师，叫周叶中的，是当时中国的宪法学名教授，当时那篇文章啊，不知道怎么被著名的网站世纪中国转去了，当然现在已经找不到世纪中国了，但是当时啊，世纪中国，十多年前是非常火的。我的文章后面引起了许多跟帖，我浏览了其中的一些评论，觉得很好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广西大学的老师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佩服，佩服。这话听起来让人足够心酸吧。
这两件事情今天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但它们在我的学术生命中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触动我思考了很多问题。通过这两件事情啊，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别人蔑视我们是很正常的，我们做不出成绩来，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你做出一点成绩来，有了一点小思想的时候，人家却会刮目相看。所以我觉得，咦，这个很有趣，有什么趣啊，我们很差，这是很正常的，没关系，但是我们一旦不错了的话，人家会另眼相看。记得我当时就跟王幽深教授说了这两件事情之后，我说你在西北，我在西南吧，我说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来看这个世界，我们不在主流，如孔子说的，何伤乎，对不对呀，我们不在主流，这是我们的天然劣势，但事在人为，其实也可以是优势，因为我们正好可以平心静气来研究这个世界，来言说这个世界，我在很多地方讲，我说只有我们这些身在边远地带的学人，才能真正创造出有益于这个世界，有益于这个社会，也有益于人生的学问来。这看起是为边缘学术人打气，却也基于我的思考，因为身在庐山之中反而看不到庐山的全局，而身在庐山之外却别有优势。所以，我们或者我在哪里，看起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很多人也许认为知识是无时间、无空间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对，知识、学术、思想系统它是有空间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空间境遇甚至制约或者支配我们的知识生产，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所以我希望我们来到广西这片在中国版图上面，更是在世界版图上面极边缘的我们这些学人要凸显出来，要真正有这样一种主体意识，不是说我们在广西创造不了伟大的学术，应该恰恰相反，只有我们在广西这样偏远地带的人，才能真正洞察人类知识的奥秘，才能真正创造出有益于世界、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人生的知识或学术系统。就象当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德法边缘小城写出了著名的篇章一样。我曾经设想，如果梁先生在百年之后的今天重写《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之续篇，写到广西时，不再是短短的四行字。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层意思。
二、历史方位：我们或我是谁？
但是，象我们身在广西这样边缘地带的学人怎么来创造有益于世界、中国人生的知识系统呢，并不是一句空话，要实实在在的做出贡献，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历史方位，我们或者我是谁？
当我们要在知识的创造性方面做出贡献的时候，我们除了意识到我们在哪里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意识到我们是谁。所以我们这个是谁啊，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境遇里去了解，去观照，去深悟，领悟啊。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十多年前了吧，现在的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教授，当年还在玉林师范学院做副院长的时候，因为小小一个的机缘吧，请我去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我讲座的题目是《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其中把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啊，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梳理。我想在这个地方啊，除了重申当时的基本观点之外，今天呢也要借有心的树成同学特别来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发了一本书，是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本薄薄的册子。本来，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提到钱先生这本书，树成要我今天讲讲钱穆先生这本小册子的，也就是做一个导读式的介绍，但我因为想将钱先生这本小书放到一个辽阔的时空境域中去看这本书的意义，所以就作一个比较宏大的思考。
很多年来，这本小书，我至少读过了一百多遍，我觉得读一千遍都不为过，你们看看我手头上的这本都读烂了，这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我买了至少三、四本，都读烂了。钱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我认为这本书啊，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它应该具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少有人，甚至包括钱穆先生自己吧，我觉得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在中国思想史上应该有什么的地位。所以呢，我们或我到底是谁，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你不能说我叫梁晋菲，或者我叫欧顺芳，我叫卢姝杰等等。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人种意义上的自然问题，它是要从思想意识上来把握的文化问题。钱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恰好对我们把握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认为，至今的中国历史从文化上可以分成四段，比如说孔子的时代，比如说董仲舒的时代，比如说朱熹的时代，这是已经过去了的三段，据此我认为，我们会在今后有一个新的时代，会有一个继孔子、董仲舒、朱熹之后的第四位伟大人物的出现。这是我从文化历史上做的一个推演，那么，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今天的孔子，或者今天的董仲舒，今天的朱熹，要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我们是谁这个概念，我们不是哪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员，要记住我们不是哪个家庭的成员，我们应该是中国思想，或者中国历史所培育，所孕育出来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是谁。那么，要理解这样一个我们是谁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啊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角度，需要洞察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脉动，或者说一定要确定我们当下中国的历史方位，所以我们这里不是要讲历史方位吗？我们只有通过一个历史方位的考证，或者辨明，或者确定来界定我们是谁这样一个所谓的身份意识。所以我觉得钱先生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这本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认为啊，大家如果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总共分为四讲，对吧，其中第一讲，道和理，我认为是奠基性的，当然其它的也有讲到心啊，命啊，德啊，行啊，气运啊这些方面，都是在道理这个背景之下阐发出来的，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这本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那我认为，它是重新开启了我们中国道论的现代传统，也可以这么来说，它开启了我们中国现代的道论传统。也就是说，这本书，我们，我想主要是我吧，我想学术界对这本书并不怎么关心，虽然说这本书的销量不小，但是没有像我这样来解读这本书的，我认为它是我们中国现代思想上道论的重新开篇。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找到一个参照，那么，把它和谁来参照呢？我把它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系统来做参照，因为我们可以从这种参照中领悟钱先生这本小书的范式重构的价值。我想大家都知道冯友兰先生吧，冯友兰先生很有名，有名在哪里呢，有名就在于他当年，也就是1940年代前后吧，写了六本书，这六本书，其中有一本叫《新理学》，新旧的新，道理的理，学问的学，新理学，那他的新理学主要讲什么呢？他的新理学就是想讲啊，比如说宋明理学，或者朱熹的理学吧，在接受西方思想的背景之下，得到了一个新的阐发，于是成为新理学，所以他把新理学作为所谓的贞下起元的这样一个思想的阐发，他所谓“六纪贞元”即此意。我们中国，贞下起元，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来源于易学的一个看世界的观。梦源同学啊，对这个易经很有研究，比如说乾卦，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卦词就是元亨利贞，当然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学术蜀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种主流的解释认为是什么呢，元亨利贞啊，是事物发展的四个环节，或者说是四个阶段。一个事物啊，可以把它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起点，那就是元，元，一个起点嘛，那么慢慢的往前发展，那就是亨，亨就是通嘛，顺畅啊，亨通啊，元亨利，利的话那就是更顺畅啦，通达，对不对，进一步，这个元亨利贞的贞，又是什么意思呢？贞就是一个事物发展到一个很圆满的状态了，达到了一个高峰。元亨利贞，一个事物开始发展，有一个起点，慢慢发展通顺了，慢慢的越来越发展了，到了最后发展得最高了，那么，这个事物往前走就是破败。因为一个事物发展到极限的时候，那当然就会走向它的穷途末路，就像我们看到太阳，早晨初升的太阳啊，那是一个起点，可是慢慢的朝阳上来了，那就到了一个亨，顺利的时候，那到了利也在发展，可以说到了贞的时候，那到了最重要的，午后，夕阳西下，就元亨利贞了嘛。所以，在易经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经过四个阶段，元亨利贞。那么，我们中国人认为，事物的发展啊，它不像西方的基督教的那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种线性的进展，到头了，就不能转折，就死掉了。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事物往前发展，发展到最后，它还有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当一个事物啊发展到头了的时候，那这个事物的一种形态就结束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整个事物就终结了，会有新的事物的形态在这个旧的事物废墟之上重新产生出来。如我们熟悉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此意。所以我们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个“循环论”的观念。钱穆先生他有一种转进论的思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个论题。我很想写一本书，但还没有着手。我们大家想想，冯友兰先生所处的1940年代前后是个什么时候？我们中华民族遭遇的是什么困境？是抗日战争在最艰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要灭亡了，甚至我们也有很多人都做好了亡国的准备。我跟大家介绍过台湾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大家还记得吧？其中有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是什么呢，大概也是这个年代吧，1940年前后，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迁到了嘉陵江畔的乐山，我想大家知道乐山大佛吧？武汉大学就在这个乐山大佛边的一个小城里办学。突然有一天武汉大学接到了当时教育部的命令，大学要继续往西边撤，也就是继续往山里面撤。最初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不明其意，后来我突然领悟到了，当时我们的中国政府啊，当时的所谓的民国政府(今天我们称之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做好了亡国的准备，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是吧，亡国没关系，亡天下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宁可亡国也不亡天下，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能亡。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啊，就命令学生、老师、大学往山里面撤。干什么呀？就是为了保护文化的种子嘛！即使我们亡国了，被日本人征服了，但是我们百年之后我们也可以重新建国。哎呀，我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挺感动的。但是这是一波，另外还有一波呢，也就是冯友兰先生这一波，他所谓的这个叫做“贞下起元”的贞元作六书啊，六书纪贞元，就是用新理学，这六本书其中的《新理学》，薄薄的也跟钱先生的这本小册子差不多吧，他坚定的认为，中华民族不会亡。我们今天中华民族只是碰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中华民族的事业，虽然在当下走向了破败，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贞下起元”的时期，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族今天虽然破败了，我们的文化还会有一个重新崛起的阶段，贞下起元嘛，走过了一个时期后会经历一个这样的折腾，或者奋抗，或者努力，那个时候是努力而不是enjoy啊。我们的民族真的是碰到了麻烦了，我们没有心思enjoy我们的麻烦，是不是。所以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我们怎么样回到新的原点？所以“贞下起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啊他的新理学就是试图想揭示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规律。新理学，我认为它的的确确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或者至少冯友兰先生以他的“贞元六书”震醒了我们当时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为什么后来冯先生得到了很多的赞赏，主要是跟他这个“贞元六书”有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在我们中华民族面临很困难的条件之下，但是我们的思想家冯友兰先生，依然对民族的重新崛起和我们走了一个新的起点有坚强的信心。所以我们的国歌今天还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今天还经常在各种场合唱，但是当我们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想到我们民族在今天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回到1940年代的时候，那真的是中华民族碰到了特大的麻烦，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了。所以啊，新理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创生。但是，转眼之间一个“甲子”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还在各种场合下唱国歌，还在各种场合下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忧患意识，我们中华民族在今天可以说，应该说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像今天这样的有自信，甚至都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了。所以我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个话，只是表明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忧患意识。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华民族就完全地从危难之中走出来了。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它的的确确贞下起元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新理学的历史任务基本上已经结束了，那么，新理学在它的任务结束了之后那就会有一个新的时代。我根据元亨利贞的这样一种对时间方位观来推算，在“贞下起元”任务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往前走，走到哪里呢？我们应该走向“元亨之际”，也就是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它的历史方位，我是这么来界定的，我认为我们今天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贞下起元”的最危难的时刻，我们当下，我们民族，正在从“元”走向“亨”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应该有新的思想，我们应该有新的人性的塑造，我们应该有新的身份的自我认同。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要有新的文化创造，所以正因此，我把我这么多年来的这样一些写作，我这么多年来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的这样一些所谓著述吧，主要是我受钱先生思想的启发而创作的的所谓新道统论法哲学“三部曲”，称之为“元亨之际所著书”，这其实是跟冯友兰先生做的对比。冯友兰先生把他的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方位的确定，或者确认，钱先生的这本小书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展现了一种核心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比如说古希腊，比如说犹太人，比如说印度人，他们的观念。我们中国的观念，最核心的最基础的概念是“道”的观念，所以钱先生说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道”的民族。我们讲“道理”是不是啊？我们的文化是讲道理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是讲道理的民族，我们的人也是讲道理的人。所以道理已经混成一团了，也不管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都是非常讲道理的。但是，钱先生认为，“道”和“理”其实是两个概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新理学啊，要把它作为一个理解的参照呢？如果我们讲新理学，讲这个的宋明理学的话，我们就认为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新的思想。所以钱先生把“道”和“理”做一个区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理”在逻辑上讲，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像我们今天讲的规律啊，规则啊，定在啊，我们在《法哲学原理》中讲到的定在，它是固定的不能变的，人在这个地方毫无作为，但是“道”的观念就不一样，“道”是个什么概念啊？“道”就是行动，“道”就是走路，“道”就是刚才顺芳同学讲到的奋斗。是吧？所以我想的话，道的概念的重新的提出，或者重新在思想史上的凸显，它就不是一个没有新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当下中国很多人，主流的思想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意识到“道”包含的深广的文化内涵，它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非常强调“道”的观念。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行动的民族，是一个做事的民族，是一个不断奋起的民族，所以在这点上我特别钦佩，特别同意或者特别认可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一个观念。李泽厚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跟基督教民族很不一样，基督教民族有上帝的观念，有上帝的观念很好啊，为什么好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当我们很弱小，很脆弱，很无辜或者很无助很无奈的时候，我们可以祈求上帝，向上帝祈祷，我们可以回归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去，这是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所生活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或者儒教文化圈的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上帝这样一个强大的人格来保护他，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上帝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自我救赎，或者自我拯救，或者自己开辟我们自己前行的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唯有努力，唯有奋起，唯有抗争我们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出来。我不是要树成也买了一本《论语今读》嘛，这些思想都表达在他的这本书里，只是这些思想在他浩瀚的文字里面我们一下子把它提不出来。我们中国人这点上面，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基督教信仰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在很大的意义上讲，是负重前行的一群人，我们没有超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干嘛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努力，对不对，只有拼搏只有奋进只有靠着崇高的信念往前走，就像那个思源所说到的：要向上，向上！如果我们不向上的话，我们很快就坠落了，我们很快就像落叶一样，飘零了。所以我们只有靠着这样一种向上的希望一种意志一种毅力才能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中国文化没有两个世界，我们只有一个世界，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叶生根啊，对不对，我们经常讲到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是吧？我们经常讲到啊这个青山处处埋忠骨啊！那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丑陋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可鄙的，所以最终要回到一个好的世界里去，那就是上帝的世界，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一个上帝，没有这样一种天国，我们只有人间这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只有把我们这个人间的社会建设好把它塑造好，我们在其中生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念！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信念，他没有信仰。信仰是一种超越的，信念是立足于我们生活本身，他至多也是一种理性的假设，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民族啊大概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大陆上的原因，他没有一种超越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所以我们没有背着十字架走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像一盏灯一样！所以钱穆先生认为，我们人人都是一盏灯啊！所以我们才能够用我们彼此之间的，刚才那个晋霏讲了“相逢”，童聪讲到的“嵌入”啊，罗兰讲到的“善良、正直”等等这样一些观念啊，使得我们中国人就是，拼命的行走，努力的精进，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事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钱先生的这本小书，重新恢复了中国最古老最本真或者说从内心意义上讲有别于西方人理念论的道论观念，就像古希腊哲学是一种理念论的传统，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道论的传统。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对道的这样一种强调，可以为我们新的文化的创造提供一个新的一个基点，或者提供一个新的牢靠的基础。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对整个我们中国人类的文化的一个历史进行类型学的观照和通观，以领悟到，我们当下我们自身的身位。我们到底是谁呀？那我可以这么回答吧，我们是谁呀？我们是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一群人。我们要继孔子、董仲舒、朱熹之后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场合讲，假如孔子他们那一代人，为我们中国道论奠基了的话，如果说董仲舒在道论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第一次文化的跃进，他创造了经学知识类型的话，如果说像朱熹那一代人创造了理学知识类型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第三次文化的精进，那就是我们会创造一种新的有别于经学也有别于理学的第三种知识类型。我们是谁的问题取决于我们的任务本身，正如著名哲学黑格尔所说的，“伟大的事业只有通过伟大的性格才能完成。”“只有通过实现伟大的目的，人才显示出一种伟大的、使他成为别人的灯塔的性格。”
我们是谁呀？从知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就是要创造中国人用法学来支配我们或者是说来规划我们的生活的这样一群人。刚才我觉得从景山同学的话语中可以感到，虽然见到了现实生活很多的阴暗面，但他依然心中有一盏灯。这种心态正是中国文化最精粹之处。法学的创生正需要景山这样的心态，法并不简单地只是生活的样法，它乃是中国文化的新生形态，是知识类型的转进，这种法观念会照亮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如果说在董仲舒那个时代，我们用经学规划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朱熹的宋明理学规划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秩序，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经学和理学已经没办法来规划我们中国人现代的秩序生活了，我们只有用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我称之为法学这样一种知识类型来规范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这就是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启示。所以啊我们并不是我是蒋拓是蒋家的人，我是卢姝杰啊是卢家的人，我是覃总编啊我是覃家的人，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家庭里面超拨出来，我们也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空间生存的状态里面超越出来，来通观我们当下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性的时刻。我认为我们今天正处在中国的一个新的历史知识的诞生的时刻，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一种旧的知识宋明理学正处在它的末梢，而一种新的知识，法学，我称之为现代中国法学，正在处在一个萌动期，所以我想我们都是因法学之运而诞生的人物，我经常在很多场合下讲到的，所以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创造新的法学知识的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人，他的使命在哪里呢？就是为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来奠定知识的基础。这是我想讲的。
当然，什么叫法学或者说法学是怎样的，我想这有赖于我们整个中国知识人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所有人来参与讨论。我对中国当下的法律进程或法治中国的进程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当下我们中国的法治进程还处在非常的非常的初期。比如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维稳这样一些观念，以为法治重在治，重在秩序，以为法就是一个命令性的规范，但其实我认为法治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一个制度性的知识，我们要逐步从法治重在治转向重在法，即法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厘定，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发言权还很小很小，对不对。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强调规则的秩序性，也要强调规则的正当性，会逐步的来展开。当然，中国法学正像经学和理学各自支配当年的社会生活近千年的历史一样，我想，法学知识也会是一种新的中国人新的千年的这样一种知识类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们要有紧迫感，但我们也可以敞开心胸来面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来进行我们中国人现代知识体系创造。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也不应该着急这个事情，但我们也要有只争朝夕的心态。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我们是谁这个观念，要从历史方位的角度才能得到确定。通过我这一番讲述，关于我们是谁这个话题，大家应该有所体悟了吧。
三、自我创成：我们或我能什么？
那么，第三个话题，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对，自我创成，我们，或者我能做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做了一个回答。那么，下面我们来回答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个话题刚才我觉得海华讲的很好。我把它马上记下来了，不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优秀。这句话我觉得讲的挺好，是你自己的原创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下次引用的时候，我就说转自李海华。这句话我的确觉得很亮。我经常跟同学们说，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不要记那些没用的东西，要记老师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讲的非常具有光彩的一些话语，以及自己在听老师的讲话之中，脑海里面突然蹦出来的语言珠子，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海华这句话就是语言的珠子，不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优秀，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往往认为我们是个广西人，我们是个文化落后之乡的人，我们只是广西大学的人，我怎么样怎么样。在北大人面前可能就不怎样，在牛津剑桥人面前就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心，自惭形秽。错，我觉得错。真的是如海华讲到的，要逼自己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优秀的。我也注意到刚才王若同学讲过同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更优秀。这话讲得挺好，但是实际上要把海华的话结合起来。自己就是最优秀的，是不是啊？我们首先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我们每天要自己把自己当成最优秀的人来对待。
我记得不久前我在去常州大学开会的路上，飞机在井冈山机场转机的时候，因为我特别佩服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写他的老师、北大教授周辅成先生的一段话，我特地拍下来发在微信圈里，给大家读，我今天特地把这本书又带过来了。这段话在新版的《燃灯者》一书第19页，说的是有一天赵越胜去见周先生，周先生对赵越胜的一番教诲。赵越胜当时他本来是个工人，因为偶然的机会，到北京的一个哲学讨论班学哲学，这样碰到了周辅成教授，后来和周辅成教授有非常深度的联系，可以说周辅成教授算是他的老师，但是没有名义上的。所以我认为啊，同学们，天下人都是我师，没有必要求名义上的师。有一届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本，当然不是这一本，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我读了之后很有感觉，我觉得周辅成老师这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我想我自己跟周先生比，差得太远了，同时我也想起啊，李泽厚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老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料和时间，以及不断的用功。我觉得这句话他讲的挺好！我当时在那篇送别同学们的文章里面特别向同学们谈到，我是不可师法的，不要向我学习，要向李泽厚老师讲到的要有资料，要有时间，以及不断的钻研。也就是顺芳所讲到的，要不断奋斗，要不断思想。我觉得像周辅成先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老师。他并不是名义上的赵越胜的老师，却比任何名义上的老师更好。今天同学们更多的想法是我要考哪个人的硕士啊，我要考哪个人的博士啊或者是怎么的，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去读书！买了很多书，你没读相当于没买，买了很多书啊没时间读也相当于没有。有了资料有了书有了时间你不去读不去思想，那也相当于没有。我们要作为一个思想家，要做一个有深度思想的这样一个智者或者学人，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努力！努力当然也有两个条件：那就是齐全的资料和充足的时间。但是我想啊，资料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料应该还是相对好找了是吧？时间，我想的话应该说也是可以挤的出来的。我经常跟树成讲到当年欧阳修当官的时候，人家当的官比我们树成当的大多了，那时候应该是个正部长级吧，至少，欧阳修有三上，厕上，枕上，马上，是吧？你看人家欧阳修写出那么多的好东西，让我们今天来读。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欧阳修任职的滁州，特定到醉翁亭，记得当天大雨，同行的人都没下车，就我上了醉翁亭，这也算是对自己心仪的人的一个尊重吧。大家要抓紧时间，要向上，在一起不要讲一些泄气的话，你看我在我们这个圈里面讲过泄气的话没有啊？大家作证！我讲过泄气的话没有？大家要向上，要把那些内心的懦弱和颓伤的气氛，要克制住，让一些闪光之处让大家看到，让大家知道你在努力，你在努力，我也努力，大家相互提撕着，不断地往上走！好，这里我有些啰嗦了。
我把赵越胜写周辅成先生讲的这段话念给大家听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灵性啊，知道自己在哪个层面上面，自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呀。赵越胜那天跟周辅成先生聊天的时候，周辅成先生问他说，你可曾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赵越胜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古希腊哲学一下子跳到了莎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位姚姓同学住在炒豆胡同的安宁里，他爸爸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里正好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周辅成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作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在北师大哲学系读书的时候，我也天天写诗，我们每天至少写好几首诗，我们每个月都要办诗展的，我记得我当时的诗集都编了好多本，但是后来都废掉了。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有一天，我写了一首关于摇婆的诗歌，是我跟高中的一个同学到他老家去玩，一路艰辛，其中有一条河，是一个老太婆把我们摆渡过去，我那个同学告诉我说这个老太婆在这个地方摆了几十年了，从年轻的一个少女摆到现在一个老太婆了。人人唤其摇婆，她的真名早已无人知了。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挺感动的，因为我读过一首著名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作者叫艾青，我当时读了挺感动，我就模仿艾青写了一首长诗，叫《摇婆的故事》。我写完了之后，觉得不比艾青写得差，我就把它寄到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刊，我记得那个诗刊的主编叫邵燕祥，是个老诗人，我看他还是湖北人，我在信中还跟他套近乎。但是很多天过去之后，石沉大海。我后来经常想，如果当时他给我发表了的话，我今天应该是个著名诗人了。但是他没有发表，也给我沉重的打击，我也从一个诗人的梦想啊，象黑格尔那样，重新回到概念里。当时我写了很多诗，《摇婆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但是可惜不知道他看了没有，我估计他可能没有看，这个学生写的东西呀，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头去了，这个对我影响挺大对吧？当时我还写有一首诗，我现在还记得，一眨眼快30多年了，那首诗的题目叫《咏火山喷发时突出的岩石》，我还记得几句，大家听懂我这个意思没有？火山喷发时，突出的岩石，我记得其是有这么几句：在地壳的变动之中，一颗巨石，沉在这个深深的地壳里面，多年过去了，它就那么沉默的，在地壳里静静的呆着，突然有一天，火山喷发，这颗岩石啊，突出来了，天下人仰头看你。当时我觉得这几句写的很好，反映出一个年青人的志向与追求。当然前面几句我不记得了，其实就是最后一句，有一天突然因为火山的喷发岩石现于山峰，天下人仰头看你。啧，这个当时直抒胸臆啊是吧？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是吧？就是觉得自己默默无闻，突然有一天啊，做出了伟大的成就，天下人都仰头看你！当时一种咏志的意思是吧？这一首诗，我印象特别深，我们诗都发表在墙板上面，几乎每个月每个人都有诗集，每个人都有诗号。我当时诗号叫什么呀？当时很狂妄啊，我记得当时诗名叫出山狂人，大家都知道，出山狂人，每个月都编一本诗集，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特别活跃，参加诗社啊，每天写诗歌。国内外一些著名的诗歌天天读，如英国诗人雪莱的诗歌是我读大学的时候的最爱，像《西风颂》啊，熟透了。但因为这次挫折，自己的诗歌没被发表，所以后来就像康德、黑格尔他们，虽然年轻也作过诗还自己觉得做的不错，但是后来因为作不成了，直接回到概念里面一直到今天。这是讲到二等的天才搞哲学，但三等的天才只能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老先生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里讲的是天才呀，一二三等，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才了！
我在这个地方反复地读，我领悟到，在老先生周辅成先生看来，人的灵性可以分成三等：天才、人才和蠢才嘛。周先生嘛，从当时来讲他也是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我在写那个送学生的文字里面特别讲到，我当年也在北京，我当时也读过周辅成先生的书，因为他是研究伦理学的，我以为他是一个刻板的老先生，但是读了赵越胜的这本书之后，特别的后悔当年！因为当年如果是今天的话，我肯定跑到周先生的家里去了，去向他请教，执弟子之礼，因为从北师大到北大也不远，是不是啊？周先生完全是一个开放的人，我想我今天可能我思想的境界在当年大跨步地提升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真的是很重要的，没有人给你指点这个道啊，你肯定走不出来，永远在那个小圈子里圈圈圈。所以我想今天这样一些讲话，如果说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我就希望大家首先要树立自己的主动性、能动性，是吧？要认为自己可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吧？所以呢我就讲，讲自我创成，就是我们或者我能做什么。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去做，刚刚海华说不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优秀，所以要逼自己，从最高层开始，看看自己是不是一等的天才。一等的天才啊，去读莎士比亚，买一套莎士比亚。我当年啊没钱，熊老师在做生意说我这里有钱，我说赶快给我钱我去买一套莎士比亚。当时总共有11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天天读，天天读。女儿玄子啊也很喜欢，像哈姆雷特啊、罗密欧与朱丽叶啊、仲夏夜之梦啊都读得非常熟悉。大家去读一下莎士比亚，看看你能不能写出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著作。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我们虽然都是学法学的，但是我们要用情感来滋润我们，我们也可以把法学知识写在文学里面，对不对，去尝试一下写作，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伟大的著作出来。我看我们广西也有一些小小的作家，他们有点小名，但是跟莎士比亚比差远了，莎士比亚是一等的天才，他们最多只是第三等天才，像什么鬼子、东西他们，我想他们最多是第三等吧是吧。同学们试试看，不尝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对不对呀，所以要逼自己，去尝试一下，先去读莎士比亚的东西，看看莎士比亚写的是什么。这次到伦敦感到遗憾事情就是，玄子说爸爸你来吧，我带你去环球影院，那里每天都要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的，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十二月份了，天太冷了，所以没有去成，它是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天气暖和的时候才开始演，因为它是露天的嘛。所以我想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亲近莎士比亚，因为啊你看，周辅成先生对莎士比亚的评价非常高。可以说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既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这种人格，所以我们去试试看，读一读。后来啊，我知道我们很多同学受我的推荐读了，读了不少，但是要反复地读，大家平时要相互在一起讨论，我读到哪一篇、我读到哪一篇有什么体会，大家一起交流心得，是不是，看看里面的句子写得怎么样。朱生豪先生的句子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我跟大家也讲过王小波吧，是吧，王小波他没有讲到莎士比亚，他只讲到像王道乾、查良铮先生两位先生。王小波认为他们翻译的文本为我们中国现代的语言韵律奠定了基础，值得我们后面的人，可以读他们的译著来去写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这样一种思想和情感，但是我想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也依然可以和王道乾和查良铮先生他们翻译的那样一些著作相媲美，甚至我认为更好。所以我认为，大家去试试，如果做不了一等的天才，那就往下降，那就做二等的天才，那我我们去做思想家、我们去做法学家、我们做哲学家。我们做思想家嘛、做学问，我们表达不了我们的情感，写不出这些灿烂的文字，那我们可以钻到概念的躯壳里去，用概念来表达我们对时代的这样一些对于知识的创造，比如我现在做的是康德、黑格尔的事情，把新道统论法哲学真正建构并完善成一个系统化的知识系统，真正完成由元到亨的过程的建构，使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和身位意识。我想这个是要做的工作，但是这是二等天才要做的事，做不做得成不知道，没关系，但先做试试。如果二等的天才做不了，那就往下降，降到三等的天才，去写小说。像我最近看到的《月亮与六便士》，我不是也给大家推荐了吗？是吧。写得挺好，我读了也挺感动的，它里面写到的看起来是虚幻实际上它也是描述的人生，也是描述了人的一种欲念嘛，或者是一种诉求嘛，对不对。三等的天才做不了了，那么我们天才就做不了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做人才吧，是不是。人才要特别努力，对不对，要更加努力，我想我们在座的都应该都是人才，当然我们努力不了就是蠢才了。我想我们在座的，我听大家讲话啊，没有一个是愿意做蠢才的，所以啊我们想要好好努力，我们就处在人才和蠢才之间吧。我们能做什么呢？关键在于你去做，所以我们中国人讲道嘛，道是什么啊，道就是行动，去做你才知道自己做得了什么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去尝试，需要去努力，当然也需要enjoy，enjoy我们的人生、enjoy我们当今人类全球化的发展、enjoy我们人世很多理论，当然也包括很多人、很多事。我们要具备一种快乐的心情。李泽厚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种乐感文化，对，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要有快乐的心情，我们一定要保有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执着的追求，这样我们来走完我们的人生道路。同时也为未来的人、未来的人类准备一个前行的基础，这样的话一代又一代人啊，所以李白先生讲的，应该是李白讲的，“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句话是李白说的吗？所以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开辟一条人间的道路，我们要走出我们的人生道路，同时我们也要为后来的人准备一条宽广的大道。可能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读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吧，“世上本来是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成了路”。钱先生进一步说，路窄的时候那我们要把它拓宽，如果路没有人走了就全成了废路了。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走的，对国家层面来讲，我们是要走出一条法学的宽广大路，我们建立一种与中华民族，与现代的人类生存相适合的法律系统，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作为法律知识人或者现代中国的学术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份责任，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是吧，当然，最好成为一等的天才，不行的话成为二等天才、再成为三等的天才。再差，也要成为有益于这个世界，有益于我们自己的人才吧，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呀，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四多：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多写作，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些外在的东西并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去读书。
赵越胜当年本来有个机会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结果因为他一场打架，在档案里面记了个过，所以在考核他的时候没有过。他很悲伤，很遗憾，很颓唐，很落魄，后来去八达岭去游览一番。在这个古今幽远之地，感觉到人世间啊这些小事算啥，后来才欣欣然下山，但是在这样一种好的心态之下，突然有一个新的机会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昌平清河镇办了一个哲学研究班，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就见到了周辅成先生。当赵越胜先生向周辅成先生讲了这段经历以后，周辅成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幸好没来，如果你真的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了的话，你根本就读不了书了，他们那帮人哪有时间读书啊，整天在瞎胡闹。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是最好的，不要跟他们掺和在一起。真的来北大了的话，那整天啊去斗私批修去了，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哪有时间来读书啊。在清河最好，时间集中，可以安心读书。赵越胜跟周辅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认为这是中国师生史上或者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大家自己去买一本《燃灯者》，要仔细地读《燃灯者》，我们每个人是一盏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基督教文化里面有上帝来庇佑他们，我们中国人我们只能自己往前走，我们人人都是照亮这黑暗世界的一盏灯，当照亮这个世界的人多了，这个世界就慢慢亮起来了嘛。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家一方面要拼命努力，不能等到别人来照亮，如果说每个人都等到别人来照亮你的话，那这个世界都变成黑暗的一团了。当然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先照亮，然后再照亮别人。我们能做什么，取决于我们去努力去做，并努力做到最好。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有通过在人间的努力而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人格，真正成为照亮这个世界的一盏灯，唯其如此，我们才真正地完成我们的自我人格的塑造，我们才可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自豪地说，我没有后悔来这个人世间走一趟。有时候我特别感觉到一种时间的紧迫感，越来越感受到在你们这个年龄感受不到的想法，回到30年前，这些想法我也没有，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可能大家也会产生一些共鸣吧。我经常想到，我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沟渠之水，但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大江大河的见证者与引领者，我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卑微者，但是我们也可以倾听人类历史深处传来的滚滚雷声。这就是我讲到的第三个话题，自我创成，我们能做什么。我今天要讲到的主题，就这三个方面。
结语
最后做个小结语吧，新的一年到了，祝我们的咏梅大总编，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身心康健！祝愿大家开开心心过新年！
我刚才说过，我们在创造知识的时候，要把大家从各个家庭里面拉出来，我们不要说自己是覃家的人、蒋家的人、魏家的人，龙家的人，王家的人，梁家的人，从知识或文化意义上讲，我们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文化或知识的创造者，但现在，我要把你们统统还回去，还到你们各自的家庭，如王家，梁家，张家、覃家、蒋家吧。虽然说，从思想史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身位意识，但是，从血缘来讲，我们毕竟还是每家每户的儿女对不对，而且，我们创造知识，最终还是服务于我们的肉身生命。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回到你们每个家庭里去吧。也正因此，新年到了，我同时祝福你们的父母、奶奶爷爷们新年快乐！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南宁桂系人家酒店，2018－01－13）
附记：
几天前收到张思源同学通过电子邮件寄来的一个文本，是同学们根据我在同学们组织的2018年迎新会上所做讲演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稿，打开一看，竟有两万多字，真是辛苦了参加整理的诸位同学，他们是陆思西、李恒、叶秋滟、张梦源、黄莹、袁自力、李秋琪、张思源等同学，张树成同学对文字整理稿进行过校订。因当时系即席讲话，发散性较强，但亦有中心主题，现我将文本略作修饰，算是自己的一份思想备忘录吧。特在此向树成、思源等诸位同学表示感谢！
魏敦友
记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8－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