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不可能没有关于自身历史、生存方式和意义的某种整体理论的。
——金观涛：《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第一版序，页4。
法律的东方最终关非在时间或空间上可以定位，而是处于法律自身的话语性结构和政治性结构之中。
——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魏杰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页212。
多读圣贤经书，把经书中所说道理来与自己日常生活配合。
——钱穆：《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页82。
我的前辈或后辈，大都走在启蒙的光彩中，像海涅“走在威尔莫夫人的光彩中”，赞美得忘乎所以，于是我只有走在它的阴影中——受老子之教行老子之礼：“知其白守其黑”。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页388。
人类的历史充满意外、偶然和机遇。但是，敢不敢迎击宿命是由人来决定。
——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商务印书馆，2016，页2。
引子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开这么一个盛大的会议，首先要感谢树成的总体策划，感谢海华的精心组织，感谢文可给我们当主持人。我来之前还在想今天谁来给我们当主持人呢。也非常感谢刘希岩老师，还有从外地来的君兰、文练。还要特别感谢黎群博士，她给我们分享了中泰的法律文化，泰国对我们有质疑也有羡慕。她在这样一个中西背景之下讨论中泰法律问题，很有趣。从此次会议的主题来看，我觉得树成是个非常有心的人。我们每次会议的形式都不一样，这次主题主要是请张建博士做了个演讲，演讲的是“法律东方主义”。关于“法律东方主义”，刚才天熙也说过，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我给他们推荐过一本书，应该是前年吧，是吧？这本书啊，我的本家魏磊杰翻译的，属于魏氏法学家的圈内人，见过面但是没有交流过。这本书被翻译出来了之后，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那么，刚才张建博士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从中国当下的语境之中的思考，他提到了不少学人对法律东方主义的看法，因此他的这个演讲就是对这些反响的进一步考量。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思考法律东方主义，或者说思考法律东方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进而思考东方主义背后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场景，进而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广西人该如何在广西这块土地上做学问？我来广西二十年了，这也是我来广西这么多年经常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来广西这么多年经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沉重，有时候也感觉这个问题飘飘的，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感觉这个问题啊，它的深度意义在哪，首先是广西这片土地上没有思想的光亮。今天吕勇博士讲到的秦晖，人家秦晖虽然是广西龙胜人，但他在清华啊是吧，他成了京城学者的一部分，他并不属于我们广西。像我，我是湖北人，我虽是湖北人但现在在广西落地生根，我就是一个广西的学者，对不对？广西的学者身上有思想的光亮的话，就意味着广西这片土地上有思想的光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会议这个话题非常好，它是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具有历史意义，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树成安排这样一个讲座我觉得非常好。上一次我讲的是《发掘自我的灵性》，那篇文章发到网上之后，我发现被转得不少，是吧？有一天晚上西南政法大学的赵树坤老师把我的那篇文章转给我了，我一看这是我的文章啊，她告诉我说是付子堂校长转给她的。西北政法大学有个褚宸舸教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注意到我在那篇文章中的一句话被写到他的朋友圈里了，“一个好老师是由无数的好学生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听了张建博士的演讲，特别是吕勇博士的点评，我也深受感动。我愈加坚信我这个论断的真理性、实在性。所以我在广西这么多年来，也经常想起当年离开武汉的情景。当年有一个好老师，过了七十岁，是湖北大学哲学所的刘老师，刘简言先生。有一天我带女儿玄子到所里去玩，正好遇到刘先生。刘先生亲切地问小玄子：“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人啊？”玄子回答说：“我是一个小学生。”其实这时玄子还只有五岁，并未上小学。玄子童言无忌，反过来问刘先生：“刘爷爷，你是一个什么人啊？”刘先生哈哈笑着说：“我是个老学生！”后来他不让我来广西，因为他了解到广西是中国贩毒比较严重的省份，所以他对我说：“你去广西，除了贩毒还能干什么！”我说啊，“刘老师，我去广西不是去贩毒的，我想建立一个思想上的学派。”他听了之后说：“有这么大的志向啊！”又说道：“那你千万不要贩毒啊。”后来刘老师在深圳去世了，我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刘老师——《立场问题——怀念我的忘年交刘简言先生》，收录在我的《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本书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去看刘老师，刘老师已经基本上不认得人了。我一进到他的房间里面，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啊！小魏你来了！爸爸妈妈还好吗？”他说完了之后马上就睡着了。刚才我猛然想起我对刘老师的一个承诺来，我们能不能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使思想的光亮闪耀起来，这是个重大的考验。刚才吕勇博士讲的，我还有些信心，吕勇刚才提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从西方讲到中国，讲到广西，最终讲到个人（自我），越讲越近了。
其实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考虑，我今天应该讲什么题目呢？我现在刚想到这么一个题目——人文秩序的建构与个我的身位职责。实际上也是从大讲到小，从远讲到近。从天下、国家讲到广西，讲到我们每个人。正好也是张建博士的“法律东方主义”所隐含的这样一些话题。我就按这样一个主题，来讲讲我对“法律东方主义”的理解，以及也讲讲吕勇博士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广西学术人，我们能否在现代中国学术的大格局中，或者在世界学术大格局中作出我们作为广西学人的知识贡献。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既沉重也轻松，沉重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百多年的中国啊，我们受了屈辱，今天好像恍惚之间“厉害了我的国”，但没厉害多久好像又处于困境之中，好像又得求教于韬光养晦的小平遗训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中国人至少也口头上厉害了一下。但我想口头上的厉害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对人文秩序的建构上来，对不对？所以人文秩序并不是我们中国的秩序，也不是广西人的秩序，也不是我们在座的课堂、讲堂的秩序，它应该是整个人类的秩序，一个人文的秩序。社会秩序的建构应该是一个人文秩序。有人的地方就有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怎么建构起来，它的逻辑机理何在呢？主要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循着这个思路，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主要讲三个话题，第一个呢，讲场景意识；第二个讲思想突进；第三个讲自我超越。就是这三个话题：场景意识、思想突进、自我超越，循着这三个思路，简单讲讲我的一些看法。
一、场景意识
先讲第一个话题——场景意识。
昨天晚上我读书，读到一位哲学家李幼蒸的书，他爸爸是李蒸，是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校长，这个李幼蒸啊，好像不在体制内，是自己自学成才的，是我们中国民间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翻译过很多西学名著，也写过不少著作。这本书啊，我打开一看，竟然是我2001年2月14日在上海一个书店买的。昨天晚上我发现这本书怎么这么干净啊，我当时非常的惭愧，买了这本书竟然一直没有读，恍然之间，却过去了十七年了。所以昨天晚上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我读到有个地方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感触特别深！他说了句什么话呢？他说：“由于当代西方哲学家生活在课堂和会议上，已严重丧失了生活的真实感，关于道德和伦理学的认知日趋空疏。”这本书的名字挺哲学的，叫《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小标题叫作“现代德法伦理学认识论研究”。当时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觉，“由于当代西方哲学家生活在课堂和会议上，已严重丧失了生活的真实感，关于道德和伦理学的认知日趋空疏”，讲得太好了。我马上在这句话的下面写了一个注释，我说“这正是我反对张树成同学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的的确确，这里讲到的都是当代西方的哲学家，其实我想也包括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干什么呢？主要的活动区域在大学，在课堂上讲讲、读读书，给同学们讲这样一些书本知识，但这些知识的生活的历史感已经丧失掉了。比如我们现在相当于一个课堂，我们在大学课堂上讲的一些知识，已经和我们现实生活，和我们的历史的背景，和我们文化的内涵，相差太远了。我觉得这里讲的对，就是“日趋空疏”或者与生活严重脱节了。我们想想孔子，他的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我们想想王阳明，他的思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啊？不是仅仅坐在书斋里面读书吧！树成有段时间经常跟我说工作挺累的，想回到书斋读书，我说回到书斋当然挺好，但不出数年你就会感到生活没有素材。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要跟生活紧密的相连，不要把我们跟生活脱了节了。我们就应该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而不应该生活在书本中，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要走向生活。生活有很多方面啊，当然大学里也是一种生活，是不是啊，但是大学生活更多是在跟知识，跟话语，跟语言，跟理论，跟范畴，跟所谓的范式打交道。但是我想我们别忘了，语言、范式、话语、逻辑最终还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民众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社会的运作到底是怎样的？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想想我们建立学术是为了什么，我们建立理论是为了什么。理论它本身有价值吗？它本身没有价值。所以刚才吕勇博士说法律不是反应性的，相反它是建构性的。话语也是这样，它不是反应性的，它也是建构性的。但是这个话语只在课堂上流传的话，它怎么可能发挥它的作用呢？对不对啊？我想，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这段话的原因。我读了这段话，我马上就写了一句话：“树成，你要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好好去观察。”
当年我在检察院工作了一年多，一共写了13本笔记。我把每天见到的人，每天见到的事，每天的想法都写在了我的日记本里面，我想这样的话语才真正有质感、场景感。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场景意识。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教科书上的知识已经严重脱离了现实、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自己生活的真实感，不应停留于教科书上的那些概念，抽象的教条。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教育的失败，它实质上就是由教科书上的教育导致的。教科书的教育已经格式化了我们对生活的意识，已经严重抽离了生活的内容。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场景意识。大家写文章，一看这文章，就可以看到文章中你背后的场景，对不对。你的焦虑，你的思想，你建立的理论，以及如刚才吕勇讲到的情怀，我想都应该建立在场景之上。这个场景意识的产生，也跟我最近一次活动有关系。上周四我到桂林，到桂林干什么呢？到桂林参加了一个调研。我们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也是当下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陶凯元，她到广西来开会，同时也做一个调研，调研的主题是什么呢。调研的主题是“司法救助法”，就是关于制定“司法救助法”的这样一个调研。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法院的很多裁决，裁决了之后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执行不能，使得受害人无法得到补偿。比如举一个例子：桂林有一个龙胜县，两个人是邻村的村民，一个村民开大货车，另一个村民骑着摩托车，两个车发生了严重刮擦，导致骑摩托车的村民高位截瘫，虽然存活下来了但生活得非常痛苦。那么走完了打官司的程序之后，受害人也得到了比如说有50万、100万赔偿的判决，但开货车的村民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高位截瘫的村民的生活能力完全的丧失掉了，所以他整天被绑在一个轮椅上面，甚至生活的基本活动都无法进行，都要他妈妈抱着去上厕所和出门。我看到也非常的惊诧、难过。在场的人都看得眼泪汪汪的，我也是。这是第一件事情，执行不能的。
第二件事情，也是桂林的村民，有四个村民，他们听到山上的求救声，山上失火了，他们四个人就冲上山去救火。结果火没灭反而被大火包围，他们四个人都烧成了重度伤残，90%要植皮，异常可怕。我看了之后很难过，所幸他们都存活下来了，但他们完全无法出门见人。他们也打了官司，也打赢了，可是赢了有什么用啊？要赔医药费三四百万，可是人家村民烧这片树林就为了垦出一片自留地来，结果引起这么大的一场火灾，这四个人去救，结果被大火包围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法律也判了，那个肇事者也被判了罚100多万，可他赔了几万块钱后家里根本没钱了，人也跑了，根本找不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民进中央陶凯元同时也是最高法副院长，以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名义，试图推动“司法救助法”的制定。也就是说这样一些受害者，当加害人没有办法给他们补偿，而受害人又没有生活能力，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该怎么办。所以就要推动这样一部法律的制定，使它成为国家法，那就是司法救助法，这样的一个背景。原来我们是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人家没有钱请律师，就提供法律上的援助。这个呢也是司法救助的一部分，但现在司法救助，凡是涉法的都应纳入这个范畴中。
我刚才讲的是民进中央推动立法的一个背景，我讲的两个案例。当时我们在文练他们的中院，看了这样一些录像资料之后，同时也有一个仪式，就是今天呢作为国家层面的司法救助法虽然没有制定出来，因为这个要经过全国人大制定，但是现在各地通过党委政法委来推动各层面落实，树成对这个可能比较了解，就是当事人的赔偿要尽量的执行，实在执行不了就多方共同参与，是不是啊。比如我们的树成呢，你在自治区这个层面，那么桂林呢，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桂林市，一个是县一级。通过这两个层面进行一些资金筹集，对这样一些受害人进行补偿。我参加了这个仪式，就是给几个受害人几万块钱的救助款，这是在中院的活动。然后我们结束了中院的活动后，又来到了灌阳县一户人家，也是因为刮擦导致的严重伤害事故。因为执行不能，受害人也无法正常生活。我们要到乡下去，受害人居住的还是一个违建的建筑，在镇子的边缘地带。我进去了之后也是感慨良多，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虽然有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同时同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生活的处境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见到一个围墙，到处写的拆拆拆。我们进去之后见到一个基本上失明的老太婆吧，桂林市政法委的唐副书记，叫唐恢豪，亲自拿着八万块送给她。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杨宗科还专门讲了几句话，就八万块钱嘛，分成两次送给她。后来唐恢豪书记说了一句话：杨校长，真没有想到，我们把钱送给她后，她就主动跟我们交流。她用桂林话讲话，当时突然说了一句“谢谢党，谢谢政府，谢谢大家”。我当时听了也很感动。那个环境非常差，她们在养猪，我进去之后都觉得环境非常差。我们想桂林山清水秀，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我们去的几个地方环境都很差。桂林的财政也很有限。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一个参政党，想要推动司法救助法在国家层面的一个出台，所以陶凯元副主席、副院长正在努力推动这个东西。现在我们也算是课题组的一个成员。我在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场景。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民进中央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陶凯元要推动这样一个事情。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法官、法院应该干什么，法院就是裁判，对不对。结果我们今天的法院不仅管裁判，还管执行。现在还不仅仅管执行了，执行不能的时候还管救助。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场景。我想这一点，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这些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他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做法。所以我在路上给他们讲，法院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不就是裁判吗？那我们还有执行局，执行不能时我们还要申请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受害人进行救助。我想这里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可能是我们中国当下有别于西方的一个特定的现象。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研究季卫东老师的思想。他谈新程序主义，其实谈程序主义很重要，我们中国社会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的多元化、经济市场化和生活的自由化，使我们的人际矛盾在今天没有办法通过实质理性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必须进入一种程序的控制之中，建立我们中国法治的图景，他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当他把程序制度的价值抽空的话，很有可能就违背了我们中国自身的逻辑。我曾经写过一篇《法治程序主义话语的逻辑》对季老师的思想进行解读。我一方面对新程序主义进行正面的评价，但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我认为季卫东老师提出的所谓中国秩序原理更重要。所以当时我在路上想到，很有可能我面对的这样一种场景是暗合了季卫东老师所讲的中国秩序原理。中国秩序原理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中国人把我们人文秩序想象为整体性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循环性的。天地人，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道。我们人，三材之一，居中，乃是能动的方面。但天地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即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循环，不断上长升的过程。季老师讲，我们现在讲的群众路线，与历史上讲的圜道是一致的。上下要循环，比如说君令，令出于君之口，吏行之到民间，然后要回来。可见中国秩序原理是整体性的、是循环的，然后是活的，不是死的，跟凯尔森金字塔式不一样的吧。中国文化是太极这样一个图形，它是活的。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要素在里面都应该受到关注，而不是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所以要素和要素之间是相干的，所以整体性、循环性，还有时间性、还有过程性。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中国秩序原理，如果说我们能够建构一套关于中国秩序原理的理论的话，可能还能够重新建立起有关生活的真实感，也就是我们所面对那个场景，进入生活或者重返生活的真实感。
所以我就想到我今天要讲什么呢？我要讲，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生活的场景之中，我想唯独大学这个生活场景是一个知识的场景，而很有可能和我们的生活脱节。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要提到李幼蒸先生的这样一个发现，或者说对这样一个现象的描述，从这样一个现象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来讨论我们自己应该如何来观察生活，使我们对生活的观察不能浮于表面，不能从知识的教条到教条，而要反思到知识的历史的内涵、现实的内涵，以及文化的内涵上面去。所以这个生活的真实感的的确确是我们今天即将毕业的八位同学走向社会，要有一个基本的感觉。要返回生活的场景，不要在大学的课堂上，高谈阔论。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意思，场景意识。从这样一个场景意识使我想到，中国秩序原理很有可能与西方的秩序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脑海里有两个图，一个是太极图，另一个是金字塔式的凯尔森描述的这样一个法律系统，他从一个基本规范出发，所以是金字塔式的，他没有回来的，他不回来。我们的太极图是一个过程性的，阴阳要和谐。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
二、思想突进
第二个话题是思想突进。
我刚刚讲到的场景，生活的场景，生活的真实感不能够是自在的。刚刚吕勇博士讲到话语跟现实之间的那种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当然也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刚刚张建博士也讲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里的基础理论，就是反射性理论，社会跟存在的关系，我们教科书上的教条是思维反映存在，存在决定思维，这是一种浅陋的二元理论。但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类思想主题不是。就是我们的思想对现实具有一种很强的建构性。我们讲法律东方主义是一种很典型的话语的建构性力量。大前年我在为邓老师的三周年祭奠，写了一篇文章，叫《邓正来的精神遗产与中国法学的可能未来》。我在那里面讲到了邓正来的三大贡献，其中第一个贡献就是对知识的描述。知识有三大功能，一是描述性的，比如太阳从东方出来这是一个描述性的，具有指引性，这是描述性的功能。另外呢，知识有控制性功能，什么叫控制性啊？就是你要做什么，你怎么做，这是一个控制性的，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来控制人。就是刚刚张建博士讲的、吕勇博士所揭示出来的法律话语主义。法律的东方主义，它实际上就是说，西方的法律是普世性的。因为是普世性的，所以东方人也要接受，由此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所以西方的知识在我们当下是有控制性的。其实邓老师说，控制性还是其次的。知识更重要的功能是正当化功能。正当化就是说这么做是应该的，他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你不这么做就是无道德的，你这么做才对。所以我想邓老师所揭示的知识的三功能论，或者说知识的功能论的三方面，我在那篇文章里指出，这作为邓老师重大的贡献，特别是正当化功能，对我们今天如何超越法律东方主义，如何进行思想的突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邓老师对知识功能的第三点揭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就会有正当化的解除问题。那我们要对正当化进行区分，正当化很有可能是虚假的正当化，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要讲思想的突进，思想怎么突进，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在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怎么来完成自身的成长。也就是讲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这些问题，后来也慢慢讲到广西的主体性问题，然后讲到每个人的主体性问题。今天我就想讲思想怎么突进。因为前前后后，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原来翻译《精神哲学》，去年去世了。今年我们召开了一个杨老师的思想研讨会，也正好当作对杨老师的精神哲学做了一个解读吧。我也反复研读精神哲学，有关这个精神哲学问题，我们要弄懂它的背景是什么，当然里面有杨老师的翻译之功。我是杨老师的学生，有传承老师思想的一个意思。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做规范研究的人，我们做制度研究的人呢，一定要了解规范、法律、制度背后的精神状况。我认为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不同的法律，一定有一个背后的精神支撑的问题。原来我一直希望同学们去研究这个精神的成长与之配合的制度结构，因为没有一个精神的背景，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建立一个相应的制度。有人说中国人都是不守制度，那他的精神背景是怎样的呢？你要进行研究我们要怎样来守制度，那比如说有个复旦大学的谢遐龄教授，他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社会，他说你到十字路口去看看，就知道中国人是不守规则的，红灯绿灯啊相当于没有灯，所以包括那个梁漱溟先生也有那个类似的意识吧。所以我在有一次写文章的时候，在思考法治中国的道路的时候特别讲到，这是法治中国的梁漱溟—谢遐龄诅咒，中国根本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社会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建设法治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谢先生当然也延续了梁先生的观念，当然他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还不大一样。他认为中国完全不可能建设一个法治社会，中国永远是一个道德社会，永远是一个奴隶社会。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所以我把他的观念概括为法治中国的谢遐龄诅咒。但是我们不守规则，背后一定有它的一个精神背景在其中，但是精神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实体化。包括我们今天批评法律东方主义，实际上我们都陷入一个实体化的弊病之中，中国、东方、西方、包括伊斯坦布尔、美国、法国等等，当这些名字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一种同质性的结构了。这是实体主义方法论的一个歧途。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精神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一种语言的实体化导致一种思维方式的实体主义，是法律实证主义或法律东方主义的一个软肋之处。当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下手的时候，对它进行解构的时候我们就会别开生面地使我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一个突进。今天王广立院长讲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我印象中好像梁治平先生在上海《东方早报》上发表过的这样一个题目的文章，从法律的东方主义到东方的法律主义。我印象中梁治平先生写过一个这样的文章，这暗含着什么呢，暗含着东方主义，暗含着西方主义对我们的一个宰制，我们完成了一个跳跃之后，完成了一个历史转进之后过渡到我们东方的法律主义，东方或中国作为一个主体性，他能够成长起来，我想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意识。所以就把广立院长这样的话写到这里来。法律的东方主义和东方的法律主义是完全境界不一样的，法律东方主义这是建立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在法律方面的延展。那也就是说西方人想像我们中国人的法律总是残忍的，比如凌迟处死啊，对不对，挖心肝啊等等这些，矮化中国，丑化中国。所以这是法律东方主义，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中国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晚清的刑法是不是很残酷啊，比如说大家看过莫言的《檀香刑》没有？那里面要把一个人挖多少刀，要最后一片切下去才能死，我看过之后，觉得莫言的文字非常美，但是它的内容非常残忍，想一想当西方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当看到一些我们残忍的法律制度的时候，你说我们今天同意不同意人家西方人，其实我们是同意的，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意味着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他也在变动过程之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方面批评法律东方主义，但实际上，法律东方主义对我们建构现代的中国也是一个脚手架嘛，对现代中国的建构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二十年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写实体主义，写这样一个实体化。我原来是反实体化的，但是现实生活我们能不能不是实在的实体呢？我们不能。只是说实体主义把某一种方式固化下来，我们就批判他为实体主义，但是你不能否认一种实体的存在，所以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在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的时候，别忘了法律东方主义当然它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它作为控制我们中国法律制度的一种话语，甚至是建立西方人的政治经济霸权的时候，别忘了他对我们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也有它的贡献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完成的目标可能是东方的法律主义或者是中国的法律主义、建立我们中国的主体性，刚才我们广立也讲到了感恩嘛对不对，我们要感恩母校、感恩父母、感恩周边的人，其实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转进，我个人认为也要感恩西方，我认为西方是我们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平台，没有西方，没有我们今天。当然西方他们是对我们怀恨在心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了，就像尼采所说的，“不要爱你的朋友，要去爱你的敌人”。尼采的这句话其实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敌人才是真正对你构成挑战了，要感谢法律东方主义，如果未来真正有东方的法律主义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法律东方主义啊是一个过渡，是历史转进中的一个阶段，我想我们的思想突进啊，我们要敞开自己的一个胸怀。
下面我主要还想讲一讲读书，思想突进它其实不是无所凭据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思想突进，我们不可能像有人嘲笑的德国哲学家讲的思想革命在一个破毡帽底下完成，法国革命是在外在的社会一个情景之下完成，而德国人完成的是思想革命，我们今天不可能戴着一个破毡帽躺在路边去完成思想革命，不可能。我们除了要走向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获得真实的生活感之外，我们还要去读书，所以那个刚才广立院长讲了个“四多”：多读书，多思考，多观察，多写作。这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我希望大家把这四多铭记在心。那么我今天呢，还是有所准备的。
我讲四多，讲读书啊，最佩服的还是钱穆和余英时先生。余英时先生所崇尚的朱熹的读书法，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但是我今天除了重申朱熹的读书法之外，我要讲另外一个，博尔赫斯，大家知道这个人吧，博尔赫斯是阿根廷的一个著名的作家，最近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我在电脑上面看到有一个名叫西川的诗人，大家知道西川吗？大家可能知道海子。最近我还写了一个文章，在写一个北师大的公众号发刊词的时候，我还引用了海子的那一句，一首诗里面的几句话，大家还记得吗？“风的后面是风，天空的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那么呢我因为偶然的在上面看到西川的一个视频，他当时讲了一句什么话呀，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啊，即使文学场域里面百分之九十九的是垃圾，我们也不能放弃对于文学的执着，因为很有可能百分之一的文学精品就在其中。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嫌弃垃圾。我当时听到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西川跟海子、骆一禾，是北大三诗人，但是现在就是他活着，我在网上看到他的简介之后，我发现他调到我的母校去了，调到北师大文学院去了。我赶快查一下他最近有些什么作品，我突然发现他翻译了博尔赫斯的《谈话录》，赶快买了一本来读，六月一号买的，同时也买了好几本西川翻译的书，他翻译的诗，编辑的海子和骆一禾的诗，特别是这一本谈话录，他还写过一本叫《唐诗的读法》，后来我看他的年纪才大我两岁，63年出生的，但是他已经白发苍苍像个七十岁的老人了。我看起来不像七十岁吧，哈哈，他看起来挺老，我当时看到还挺感动，大家可以到网上去寻找一下，他的真实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总而言之我今天不是谈西川，而是谈他翻译的博尔赫斯《谈话录》里面讲到的读书问题。这个我先念一下，博尔赫斯的一些话，他说“我要劝大家少读些新书，但要更多的重读”。他说的不是多读，而是要反复的读。这个博尔赫斯他说他读的书不多，但是他读的书特别熟，因为他五十多岁眼睛就瞎了，也没有时间读书，都是他夫人给他念书，那么他怎么著述啊。他用口述，他晚年五十多岁后的作品都是他妈妈还有他夫人帮他写下来的，他特别讲到要重读，重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讲到要多读书嘛，他是讲到要重读，我也感觉到要重读的重要性。
记得我给大家讲过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吧，我至少读了一百遍吧，我本来准备从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的“性命”开始讲起，钱先生讲中国人很少讲生命的，只有西方人才讲生命，中国人不讲生命，讲生命的话没法把人和其他动物分开来，唯有讲性命才能把人和其他动物分开来。怎么区分开来呢，我们可能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苟全性命于乱世”，他没说苟全生命于乱世，他说苟全性命于乱世。钱先生解释说假定他仅仅是为了谋个生的话，北事曹操，东事孙权，日子过的挺爽的，钱多多的，而且更有政治上的前途，结果诸葛亮他认为不，他在纵观天下之后，他认为真正代表中国正统的是谁呢，他认为是刘备。人家苟全性命于乱世人家是有所求啊，不是为了混碗饭吃，钱先生我想也是秉持这种信念吧，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去办新亚书院，最后我想他也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很多人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也没有苟全得了啊是不是，像陈寅恪就死得很惨。后来我在很多场合就说啊，我看很多人批评钱穆先生，我说钱穆先生是我们中国近百年来最智慧的学人，当然他没有像王阳明带兵打仗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可能会不一样，也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反袁呢，以一个书生之力撬动了中国反帝的事业，在我们广西曾经是反袁的主战场，钱先生没有这样，但我认为钱先生是最智慧的，钱先生讲性命而不是讲生命。钱先生讲性命理论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本质意，就是说性命的本质嘛，我作为一个身体的存在，这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本质意义上，更多的还有可能意义，可能啊，就是我将做出一段什么样的事业。我经常说，你看就像那个李白讲的，我身不满六尺而心雄万夫，那个李白比我们广西很多人还要矮，估计可能才一米五左右吧。有次我在西南政法大学讲，我李白虽然矮但心雄万夫啊对不对，创造事业，让我们的生命之花绽放，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对不对啊，所以是讲这个，性命啊，我原来是打算从性命开始讲起，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生命之花绽放起来，我听了张建博士的演讲和吕勇博士的点评之后我就把要讲的主题给改成了人文秩序的建构和个我的身位职责。
讲读书呢，讲到重读，那重读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举的博尔赫斯这个想法，重读其实是我们生命、或者性命、或者精神在滋养过程中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生命不断地成长。比如说我们从儿童的精神生命获得少年的精神生命，再获得壮年精神生命，再获得老年精神生命。所以重读他能够使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有的同学可能读过朱熹著的《四书》里面的《论语集注》。其实我有段时间一直写这个文章，但一直没写出来的。我也推荐大家读过，比如推荐树成读过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其实我今天也曾经想是不是讲《论语》的读法和我们时代的使命，我一直想讲这个题，但是一直没有写出来。我为什么想讲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如果说朱熹通过重读《论语》，而克服了汉学的经学思维的话，建立了理学思维，那么李泽厚就通过对《论语》的今读读出了我们当下中国的法治思维。所以它里面特别强调程序、特别强调价值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秩序的重新建构的这样一个原理，我想这也是和季卫东教授说的类似。所以要讲重读，这里面特别强调重读。我在博尔赫斯他的这个书里面，他有一段话我觉得挺有趣，跟我的观点一样。博尔赫斯父亲，他几次谈到他的父亲。他谈到，比如说，饱学的父亲怎样怎样。我特别感动的是，当年他写的一本诗集请他父亲来纠正，但是他父亲拒绝了。理由是你应该犯你自己的错误，纠正你自己的错误。这是他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所以，对他二十多岁写的这本书不置一词。所以有的同学在后记里写到，老师对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标点符号都要改。这不是个好老师，我认为一个好老师就应该像博尔赫斯的父亲这样。我为什么不改你们的文章，我只是跟你们交流，其实我觉得我受了博尔赫斯父亲的影响。我只是提意见。你们师母熊老师就问我，你为什么不给人家改文章啊，让我帮他改啊。我说如果我帮他改的话，就是我的东西啦，不是学生的东西啦。所以我今天用博尔赫斯的爸爸的一句话来为自己辩护，“你应该犯你自己的错误，你也应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这是大家应该记住的。我特别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特定的年龄，都应该犯特定年龄的错误，也要在经过这个年龄之后纠正这个年龄的错误。不要一个青年人还犯一个少年时代的错误，一个少年人还犯童年时代的错误。要不断纠正和更新思想，不断成长，对不对。那么国家的制度也是这样，要配合不同阶层的结构。但是大家别忘了，以为博尔赫斯的爸爸没有管他这本诗集。最后我特别感动的是，博尔赫斯讲到，我爸爸死后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我的这本诗集书中被他修改的地方比比皆是，整本诗集面目全非。大家听懂什么意思了吗？真是个好爸爸。对儿子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讲，进行了完全面目全非的修改，但却没有给儿子看。因为我想，他爸爸已经修改了已经是他爸爸的作品了，已经不是儿子的作品了。所以，博尔赫斯也说的很好，他说，后来我把我父亲修改过的这本诗集收进了他的全集。我为此感谢我的父亲，他从未把这本修改过的书给我看过，他对这本书不置一词，但自从我见过这本被修改过，被父亲大加修改过的诗集，我就知道了我父亲对它的看法。其实他的看法只是他父亲的看法，已经不是他的作品了。
下面呢，我要讲一下他父亲的观点跟我不太一样的地方，他的父亲也提出了三条关于读书的意见。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第一条尽量多读书。这个观点跟我一样。后面跟我不一样。第二条非写不可时再写。第三条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于发表。第一条我说了跟我一样，尽量多读书，但是跟他儿子的观点不一样，儿子说要少读一些新书，更重要的是要重读。我呢，这一点跟老博尔赫斯一样跟小博尔赫斯不一样。老博尔赫斯的非写不可时再写，这个话很好，但是这个话一定要对某些人说，比如说对张建、对吕勇可以说，对在座很多同学我不可以说这个话。因为非写不可时再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始终准备写作的人，包括对树成也可以说这个话，我不能说天天写啊，天天写。他说非写不可时再写，其实我写的很多文章啊都是非写不可时再写的，比如我写的《潮泊河之魂——怀念王生》、《杨门十三载记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写的这些文章，我基本没有回头看过。博尔赫斯说我从来不看我写的东西，我也是，基本不看，但是偶尔会回头看。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写过去了。有时我和别人讲我们要静候着语言思想的来临，博尔赫斯也有这个意思，文章不是想出来的，文章有时候是写出来的，写着写着泉水哗哗的流，这时候是非写不可的时候了。当你写了个开头的时候，后面的文字哗哗地涌来，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于发表。这句话是挺难的，因为我们今天是不发表就等死。昨天广西大学有个叫许素菊的老师跟我说，“魏博，看目前的这个情况，压力山大呀”。我就给她写了个回帖：不要看目前的情况，要看百年之后的情况！她笑了。前几天校长约见我，我跟校长也讲了这句话。校长说敞开谈，敞开谈。讲了很多，其中我讲到，古今圣贤皆寂寞，我们从事的是圣贤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守得住寂寞而且必然是寂寞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谁的，李白的。李白下面还有一句话，“惟有饮者留其名”，但是我没有跟校长说。我说我们从事的是圣贤的事业，所以要守得住自己，守得住寂寞，特别是我们从事文字的事业。这句话挺好的。这三大原则，大家记住了吧，尽量多读书，非写不可时再写，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于发表。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四多”跟这个不冲突。就是说我们的心性怎么打开啊，要根据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比如说我认为最高层次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人，写出来的都是好的。那我们就等着思想降临我们的时候，把它录下来。如果我们不是天才而是人才的话，就要多读书多思考多观察多写作。大家有空可以多读一下这本书《博尔赫斯谈话录》，里面我觉得有很多语言的珠子，语言的钻石，都是非常好。比如说我读了这句话，“我要劝大家少读些新书，但要更多的重读”。我觉得重读对我们思想的养成，思想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帮助，“我的一生是一部错误的百科全书”。还有，“一个诗人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包括不幸都视为对他的馈赠”。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语言的珠子。
在这里我主要是讲重读的意义。如果把重读跟我前面讲到的，跟朱熹讲到的熟读、精思还有怀疑，配合的话，那么我们在读书的方面就会更有帮助，使得我们思想的突进就更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思想，最终还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家一定不要把前人当成是前人，比如说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梁启超这些人当做一个他者，就像刚才张建讲到的，自我和他者。不要当成他者，当成另外一个我！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们人类的历史不断往前走啊，实际上当前人倒下了，另外一个圣贤又站起来了。所以不要把圣贤当成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圣贤是另外一个我嘛。当成一个圣贤之我，你看路边一个倒地的人你不要觉得跟我没有关系，那也是另外一个倒地的我，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很多的一些人呐，也是另外一个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也是可以消解的。当它可以消解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华夷之辨，我们中华民族和北狄南蛮东夷西戎，这些华夷之辨就可以消解。那么我们今天从华夷之辨，原来我们也是想建立一些主体性，那么我们今天中西之辩，和东西之辩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这是我讲到的通过读书完成这个思想的突变。我举个例子，你怎么来做这件事呢。今天我将金观涛先生的一些书带过来了。我之前讲季卫东，我现在认为如果反复读金观涛先生的书的话，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思想的场景。我看到有一天早上树成也把这句话写在了我在群里转的文章后面，金观涛说，“我们古典的思想是以道德为正当性根据的，现在则是以自主为根据的”。那么金观涛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国思想史十讲》《开放的变迁》等等，这些著作里面都讲到了中国当下，我们中国思想场域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历史背景。秋滟来没有，昨天重庆大学的陈忠林老师他讲的“三常”：常识、常理、常情，对中国法治的借鉴意义。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在他微信圈里我严厉地批评过他，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我的根据就是金观涛先生讲的，“常识理论对中国的一个建构”。金观涛先生讲到，现代中国它也有一个现代的常识理论，那么这个常识理论虽然跟古典的常识理论不一样，但是这个常识常情常理，他固然对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社会有技术性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他毕竟还停留在当下，他还没有完成一个超越的功能。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法治建设是不能靠常识理论来奠基的。所以我们通过多读、重读像这样一些重要的著作，可以完成我们思想的突变，完成我们思想的飞跃，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思想使命，进入到一个新的思想开阔地。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实际上处在一个激流险滩的历史时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历史的激流险滩处思考》，就是我认为我们今天中国人要真正完成我们思想的突变，可能就要靠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这是我想讲的思想突变终究还是要靠读书，当然要赋予我们自身的气运。我们要知道思想的场景意识和思想突进，这两者是交相呼应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
三、自我超越
我要讲的第三个话题就是自我超越。
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完成自我超越，实际上当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社会，当我们作为一个个我，或者自我凸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社会和我们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举梁漱溟先生为例。梁漱溟先生当年他先研究佛学，后来遁入了佛门，后来又研究儒学，最终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但是梁先生，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生命激跃之人，当然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学术中人”，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他被他的问题所逼迫，不断地写作、思考、观察，甚至行动。那么我这里要讲到的梁漱溟先生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梁漱溟先生到底有什么问题？他有两大问题：一大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生命问题或者人生问题。如果说我们前面谈论的是社会问题，那么下面就要谈一下个人问题。
其实我们个人都是很渺小的，这种渺小性只有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面才深深的感觉到。那我们现在也感到我们个人的伟大，是啊，我们个人作为一个自主性的存在，作为一种具有决定能力的存在，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显示出来，的确如此。昨天我在读李幼蒸先生的《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虚无”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处境。你说玄子今年也二十多岁了，玄子有时候讲的很多话其实我也能从大家的身上体验到。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患抑郁症，其实得抑郁症这是一种现代病，当然我们现在对抑郁症还缺乏研究，但是我们想想孔子的学生包括孔子在内，得过抑郁症没有？王阳明的学生有没有抑郁症？没有。只有我们今天才会有抑郁症，只有我们在今天才会感觉到空虚，感觉到“虚无”，感觉到生活没有意义。
我今天中午还给玄子看博尔赫斯讲到的一段话，他说：“只有想到自杀，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下去的标志。”反过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想到自杀的话，那他可能根本没有触碰到生活的虚无，或者生命的意义和性命的可能之所在。所以我想的话，我们今天自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作为一个个人来参与到这样一个集体之中。我们也算是一个集体吧，虽然是一个松散的集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汲取精神的养料，我们从对方汲取温热，我们在对方那里汲取生活下去的勇气。玄子有一次跟我说，在北京难受的时候经常到一个修自行车的人那里去坐一会儿。是一个河南人，对吧玄子？哦，是河北人。那个人两腿都没有了，一次事故，但那个人从来没有像我们一样蹙眉呀，总是面带微笑，当时玄子带我去我也挺感动。歌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你经过一个令你尊敬的人面前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向他脱帽以示敬意。”当时我在那个修自行车的人面前，我虽然没有帽子，但在我的内心之中，已经脱下了我的帽子，向他表示敬意，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才可以看到自我的强劲的生命力。很多人说，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早死了，就像前天我在桂林中院，在文练她们那里看到那个影视的时候，一出来，桂林中院的门口，我们民进桂林分会的白林教授就对我说，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早死了。我马上跟他说：“你要对他表示敬意。”为什么呢？他不就是我们生命的栅栏吗？他们在生命的最边缘把我们这些人都裹住了，如果说他们一倒了的话，那马上我们就成了栅栏了，对不对？所以东北辽宁有一个同学，有一次这样跟我说，他爸爸去世了，我说是啊你爸爸去世了。爸爸就是一个栅栏嘛，父母亲就是我们生命的栅栏，围裹着我们，但是在社会的层面来讲，那些生活最困难的人，其实也是我们生命的栅栏，把我们围着。你想一想我们今天，生活得无忧无虑，结果我们还经常的不把自己的这盏灯点亮，还让它黯淡下去，怎么应该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在这样的人面前我都有点惭愧，很惭愧。所以我能理解玄子带我去看那个人的用意，我到今天印象都特别深。后来还借了两辆车，我跟玄子骑车骑到我曾经工作过的顺义县去，但是我都已经找不到路了，因为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我们一直骑到凌晨三点、四点钟，在路上一直骑，从北京城一直骑到那里去。
所以今天我们人类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我认为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来自于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他对生命虚无的遭遇，就是遭遇到生命的虚无。所以，法国哲学家加缪认为：“自杀是哲学的首要问题。”所以探讨自杀啊，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类学的问题，他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哲学的全部意义是对自杀的意义的研究。所以这次我写的那个，我岳父他们编了一本书，他们都是八十多岁，他们在编一本书，我挺感动，我给他们写了一篇算是序的吧，我在那里面引用了一个英国法学家、引用了黑格尔的、也引用了加缪的一句话。其中黑格尔的话在很多情况下我已经引用过，他说：“伟大的事业只有伟大的性格才能做成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我们的生命点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盏明灯，这样一个意思。跟我上次讲的发掘自身的灵性、燃灯者的意思应该说有共鸣、共同之处。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自我超越，我们现在的处境跟我们古代人不一样。我们古代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当我们时代延续，但我们在家庭里面，不会遭遇到虚无，对不对？我们后来又生活在一个集体里面，我们也不会遭遇到虚无，今天呢？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们生活在家庭里面吗？你们已经从家庭里面出来了。你们还生活在一个可靠的单位里面吗？不可靠了，也从单位里面游离出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个我，一个孤独的个我，所以为什么遭遇到虚无呢？这是我们一个时代，一个现代性所内含的一个虚无。所以今天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是吧？邓晓芒老师把他翻译成：“活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一般人把它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同学们，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可能相互把自己遮蔽起来，不会面对我们的本真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虚无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是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邓晓芒老师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面对虚无不是他走向死亡的一种机会，恰恰相反，我们面对虚无，是我们创造出生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虚无不是我们去死的一个理由，而是能够使我们生命之花绽放的一个客观条件。所以我在写《漕白河之魂》的时候，我把邓老师的这个话引用了一下。他还有一句话：“生活是难以隐忍的艺术”。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生活把我们的思想变成一个艺术。这就是在虚无之中来创造，这个就是自我来超越。
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本书也带过来呢？因为我读西川在写对他的朋友骆一禾和海子怀念的时候。骆一禾死得非常早，海子也死的很早，海子死得更早，他们基本上都是89年死的，骆一禾是1961年出生，1989年就去世了，他仅仅活了28岁，他是1989年的5月31日死的。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顺义，一场中国巨大的事变正在发生之中。我看海子好像也是89年去世的，但他是卧轨自杀，不记得是5月份还是6月份，但他好像是在骆一禾前面去世的。我就希望大家平时要多读一些诗歌，以使自己板结了的生命、精神、思想让他恢复一些活力。所以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后的时候，我发现张如仁（？）老师经常说道平时要多读一点诗歌，放一本诗歌在自己的手边，即使平时再繁琐乏味的工作。哦，查了一下，海子也是89年去世的，他应该是在四月份，好像在骆一禾之前去世的，所以他们都是89年去世的。所以我估计西川他的两位兄弟都去世了，那么他一直坚强地活着，我们想的话，他用编撰兄弟的诗集来怀念兄弟，事实上也是在祭奠生命本身。
所以虚无这个问题，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出来，因为我们平时其实很少讨论这个话题，对不对？包括有的时候我跟玄子也讨论这个话题，虚无啊、生命啊、自杀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碰到的，不是哪一个碰到的，如果说哪一个说他是没碰到，那实际上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虚无已经走在他的身边了，他没意识到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讲到自我超越它的背景，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是虚无的，那么我们怎么面临虚无呢？怎么自由地绽放出自己的生命之光呢？所以，我在读西川写他对兄弟骆一禾的怀念里面，我读了一句话，我当时读了就很有感觉，他说：“骆一禾之死，看似偶然，但其实据他所从事的事业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以诗歌为装饰和游戏的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切实的体味到诗歌的深渊，在那巨大的深渊里，这个勇敢的人搏击翱翔，尽管有时恐惧，有时感到孤独，但最终不畏艰巨，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形而上的上帝的命运，表现出人的正直，并为此付出代价”。我读了这话特别感动，我在旁边写到：一个人应该怎么去死，一个人最好的死法是死于他的事业。比如说我幻想哪一天我死在讲台上那还挺高兴，然后我又进一步写道：一个人应该死于他的责任。我们刚才也谈到不少责任，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对父母亲的责任，对兄弟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最终是对自己的责任。
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启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场景，比如说张建作为一个思想者，那你要把自己思想的事业充分地打开；比如说树成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你要洞悉社会的奥秘，首先你要去管理好这个社会，然后要把你管好社会的理论写出来，传诸后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并为之而终身努力，我们的事业也许不一样，我们为之而终身不懈努力的，我们刚才广立也讲到兴趣爱好那也就是我们的事业。一个人比如说以诗歌为业，他死于他诗歌的事业，他在诗歌的写作之中把自己的生命燃烧了。那我们作为一个思想者，就是要燃烧我们的生命。
结语
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讲的不少了，该到结束的时候了。那么作个简单的结语吧。可能同学们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同学没有来，她就是我们今天一月份迎新聚会是担任主持人的张思源同学。思源的妈妈因为突患疾病，处在生命的边缘，思源现在正在陪伴妈妈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我刚才在讲到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思源和她生命垂危之中的妈妈，我现在想到，即使思源的妈妈今天就要走了，我想她也完成了她的事业，她的事业就是思源嘛。回头树成你把这几句话传给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管活的时间长，活的时间短，我们都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如果完成我们自己的事业，或者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死于我们的事业，我想都应该为之自豪。我想我们事业背后，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别人没有办法分担你的责任。所以广立讲得挺好，他主要讲的是身体健康，我要加一个身心健康，但是有时候上天给我们一个好的身体，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坏的身体，但是我们不管有一个好的身体也好，还是一个坏的身体也好，我想心的健康更重要。所以心的健康最重要的话，就是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广西的人，如何来承担起作为一个广西人的事业，这是值得努力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比如吕勇现在作为一个广西人，张建作为一个常州人，我自己作为一个广西人，我们怎么在中国现代学术，或者在世界现代学术的激流之中来做出我们广西人的贡献，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法律人怎么来超越法律东方主义，实现广立所说的，东方的法律主义，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吧。如果说我们死于这样一个责任，那我们也不枉为人世这一遭吧。好不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南宁雅斯特酒店（西大店），2018年6月23日】
（整理录音文字：王轩、叶秋滟 张梦源 袁自力 黄莹 ；字音校对：李海华 李秋琪 ；最后校核：张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