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江苏省海门市三星镇西、靠近叠石桥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回去过一次，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这几年总想再去探望一次，不久之前、10月22日至25日，我在老伴陪同下终于又到家乡走了一遭。
（一）
听说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很大，为此我临行前特意做了一番功课、在网上查阅了一下资料。从地图上看，三星镇和叠石桥已经联成了一片，这里已建成为海门工业园区，方圆100平方公里，人口10多万，主打家纺产业，建有著名的“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据说这是“全球最大、全国唯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家纺专业大市场”，拥有一万多间商铺，经营1000多种家纺产品，销往全国350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边各乡镇还聚集有50多万熟练的产业工人。
我们从杭州乘长途汽车来到南通，再转公交车，直达叠石桥客运站。下得车来，展现在面前的果然是一片繁华的城市景象。主干大道宽阔，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周围高楼林立，商铺一个接着一个，门前排满轿车、电动车；行人熙熙攘攘，煞是繁忙。这当然和四十多年前的田园景象有着天壤之别了。
我记忆中的叠石桥，坐落在清澈的横河之上，两岸有几块石板做桥墩，上面架着三根条石，供行人南北来往。横河南北，一片平坦的田野。我家住在石桥东南约一华里处，小时候牵着爸妈的手，走过石桥往北一二里地，就到了外婆家。叠石桥南侧有两三家小店，几棵大树，过往行人往往在这里歇个脚、买包烟、喝口茶，碰到熟人就闲聊几句，然后再各自东西。直至上世纪我最后一次路过这里时，一切都还是那么简陋和宁静。
我们入住了酒店，放下了行李，就上街转悠，心中急切地想找到叠石桥的遗址。从酒店所在的绣女街往北，转了个弯，街道就渐渐变窄，高楼也渐渐被平房所替代。问了几个年长的本地人，才知道原先的横河已不复存在，叠石桥的所在地现在已变成了河房街，这里的店铺大多经营包装品，可以说是包装一条街。叠石桥的石块、条石也都不知去向了。
（二）
接着两天，我们认真地寻找了老家的遗址。
第一天走的是南线，目标是寻找我们张家老宅。
我在地图上发现有个“召良创业园”的地点，位于东西向的星光路上。记得六七十年代曾经听说我们的老宅属于召良村，这是以内战中牺牲的龚召良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于是我们雇了一辆三轮电动车，直奔那个挂有“召良”之名的地方。但是很遗憾，这个所谓的创业园，只是一些车间和仓库，连办公室也没有，并无民宅的信息。接着我们就在附近转悠，沿着大路南侧的小路，往纵深去寻找。这时在一座破旧的民房旁边，见到一个老人正在池塘边收拾杂物。这个几乎废弃了的池塘，正是我熟悉的那种住宅旁边常见的“宅沟”的模样。我走上前去向他询问，才知道这里是我老宅河东的人家，而我们张家老宅应该再往西边走。不过，他又告诉我，那里恐怕全都拆迁了，只知道有个张某，搬迁在东南某小区居住。我们往西走了一段，见到几个老年妇女，也是这么说。于是我们循着他们指点的方向，边打听边寻找，竟然找到了我们张家后人的住处，遇见了我们的族人，一个是我的堂弟、我小叔的长子，一个是我的堂妹、是我四叔的幼女，还有他们的老伴。他们都已七十岁上下了，彼此意外相见相认，当然格外高兴和亲热。随后就是一番热情的午餐招待。
席间我们互相介绍了别后的情况，知道几家堂兄弟姐妹，已有多人作古，尽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仍禁不住一番唏嘘。他们又告诉了我们家宅的变迁。原来我们老宅所在的整个埭（由并排七八个宅子组成）都在建造家纺城的过程中被拆迁，老宅原址便是现今那个“国际家纺城”的一部分。他们两家被安排在这个别墅区居住，分到了两层或三层的排屋，条件还算不错。那末，老宅前面的大河呢？这可是一条清澈而宽阔的河流，向东通到三星镇竖河，汇入通海水系去的。他指了指小区前边的一小段河面说，就剩下这些了。我细看了一下，只见两旁都是厂房或民居，水面上盖满了小叶浮萍，黑乎乎的死水一潭，完全不是当年的面貌了。
第二天，我们走的是北线，目标是三星镇、当年我家药店的遗址。
我们乘坐三轮电动车，沿着叠三路向东，到达三星镇竖河，找到了古老的三星桥。这是一座把三星镇的东街和西街联结起来的桥梁，桥体桥脚全部由粗糙的条石组成，至今还保持当年的原貌，巍然屹立在竖河之上。在桥上我们遇到了一位本地老人，谈起往昔的街道和人家，他都十分熟悉，当即热心地带我们去见了西街黄家的后人。黄家当年在西街开豆腐店，他们有好几个店面，有两个店面租给我家开设引年堂药店。这位黄家的后人比我年长一岁，幼年时应该相互见过。现在他居住在西街末尾一间简陋的平房里，腿脚不便，坐着轮椅，把我们领到当年药店的原址。这里原来是一排木结构的房屋，坐南朝北，梁柱粗大，店内有柜台，店外有廊檐，古老而又质朴。而现在已改建为仓库了，只见石灰粉饰的外墙，用卷帘门上下开启，可谓面目全非。再看整个街道，几乎已没有店铺，两旁房屋都改成了民居或仓库，一片冷落景象。显然，商业交易都转到现代化的大街上去了，这里已变成了城市的后方。
（三）
两天的转悠，感觉真是五味杂陈。住宅的消失，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店面的改建，街道的萧条，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有点意外。但是最出乎意料的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河道的废弃，水系的损坏；因为原以为再怎么变化、自然环境总不至于大变的。实际上却并不如此。
三星地区本来有着良好的水利系统，这应该归功于先人对这块冲积平原的开发，这点我在过去的回忆文章里写到过。就拿我家的老宅来说，宅南有延伸几百米的良田，良田尽处是东西向的大河——南河；宅北也有延伸几百米的良田，良田尽处是东西向的大河——北河。这南北两条横河，和三星镇的竖河相通，纳入通海地区的水系，构成完整的水网，可以运输，可以灌溉。我家当年自产的竹子、桃子，就是由收购的商贩通过北河运向外地去的。在我家老宅和邻宅之间，还有南北向的沟渠（当地叫做明沟），也和南河相通，利以灌溉。另外，各家宅子四周通常为池塘环绕（当地叫做宅沟），利于日用。可是现在这些全没了。
南河的废弃，在第一天同堂弟会面时就见到了。北河的废弃，是在第二天去三星镇的过程中才见到的。那天下午，我又独自一人沿着叠三路走了一遍。叠三路的北侧应该是那条北河的位置。我见到有通向北侧的小巷，就走过去探视，发现这条河道已经断断续续连接不起来了。有几段残存的河水（比如在中段的震林桥和东段的横河桥附近），但是河水两旁垃圾狼藉，杂草丛生，水面上布满小叶浮萍，水色黝黑浑浊。而大部分河道则已被泥土杂物淤塞，有的还种上了蔬菜，建上了厕所。至于宅子和宅子之间的“明沟”，大都只剩下一个个孤立而又肮脏的水潭了。
这种状况不免让人感到失落。记忆中的清澈流水、田园风光、古镇风貌，全被勾销了。难道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吗？实际上国内也有不少地方，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自然风貌，为什么在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呢？
（四）
叠石桥一直是海门和通州两个县（现在海门为市、通州为南通的一个区）的接壤之地。过去大致上以桥南的大路为界，路西是通州，路东是海门。叠石桥家纺市场兴起以后，不断向四面拓展，因此两个县市的管辖也变得犬牙交错起来，有时同一条街，一头是海门、一头是通州，或者一边是海门、一边又是通州。就全区而言，就有两大家纺城，海门这边叫做“叠石桥国际家纺城”，通州那边叫做“南通家纺城”。当然有点分工，据说前者侧重于家纺成品，后者侧重于家纺面料。
我的老家属于海门范围，我的返乡活动主要也在海门一侧。海门地域名义上是工业园区，实际上主攻的就是家纺业，重心便是“叠石桥国际家纺城”（这是第三期建筑，一期、二期另有建筑）。这座大型建筑高度为三层，但占地很宽，横向成大鹏展翅的形态。它正门朝北，东西两翼伸展好几百米，呈现为巨大的弧形，气势极为恢宏。正门顶端是“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八个大字，白天黑夜都闪闪发光。下面有巨幅视频，日夜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或彩色广告。两翼墙顶上数十面彩旗迎风招展，正门前的大广场上的水池喷泉，日夜喷流不息。家纺城四周共有十九个大门，方向各异；城后还建有高架通道，机动车可以直接开到楼上装卸货物。家纺城里边宽敞明亮、通道整齐，几百家商铺依次排列。这样的商城确实有点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随着家纺产业的发展，叠石桥已经同三星镇联接成片，中间的大片农田已不复存在。在产业推进并且向四面拓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几十条街道，有纵横贯通、宽阔平整的主干道，也有网状联结、宽窄不一的便道小巷。商务大楼、大小商铺、酒楼茶肆、别墅民宅，错落分布其间。现在整个地区，实际上已形成了拥有十多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但是，这个城市的管理却远未跟上，同自我标榜的“现代化国际化”还相距甚远。前面说的河道管理便是重要的一项。此外还有一些十分明显的缺位，不知是否已经引起当局的注意。比如，一、这里的道路几乎都没有路牌。尽管网上地图标出了一些地名，但在实地却没有路牌标示，也许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但是外来者完全无所适从，向人问路也问不出一个头绪。二、这里的店铺都没有门牌。多数商铺门楣上既无路名也无门牌号码，外人无法从门牌上辨识道路，也无法从门牌上去寻找特定的人家。商铺门楣上写的几乎都是一长串的手机号，通常还不止一个手机号。这完全是摊贩式的标识，而不是正规商店的位置标志。三、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地域，竟还没有正规的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去海门、去南通的公交车外，城内没有任何公交汽车，只有少量的三轮电动车承担着公共交通服务，而这种三轮车多半集中在闹市区，稍为偏远一点的街道就无法见到。
更加让人忧虑的是，这个新兴城市的贫富分化。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去做深入的调查，但是仅就这两天所见的居住状况，就感受到这种贫富之间明显而巨大的差距。我们正面看到的是林立的高楼、多彩的霓虹、穿梭来往的高档轿车，但是拐过街角、穿过小巷、走到大街的背后，就会发现不少低矮破旧的民居、七歪八倒的平房，周围长满杂草、堆满垃圾，屋前的绳子上晾晒着破旧的衣衫，屋后搭建着歪斜的茅房、甚至还有七八十前的那种原始的茅坑。这完全是一种贫民区或贫民窟的景象。这种贫民区或贫民窟，在我们寻访过的南线、北线的街道背后都有，这应该是许多打工者或者城市底层贫民的生活场所，目睹这一切，让人心情十分沉重。看来我国的城镇化或现代化，实际上是以贫富分化为代价的，这里就是个明证。
（四）
我是在少年时代离开故乡的。194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到海门县城去读中学，第二年冬天又转学到上海，从此就离开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以后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一直忙忙碌碌，但是每当回忆起故乡的情景、回忆起在故乡度过的童年生活，心里总是充满着温馨和依恋的情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我曾回过几次家乡。而这几次回归，却给我留下了极为苦涩的记忆，因为它们都同我家庭的苦难相关相连。
1958年的大跃进，伴随着荒唐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家乡的某些干部为了压制群众、推行极左路线，也为了弥补大跃进带来的财务亏空和经济灾难，竟然大搞土改补课，把我家的上中农成分任意更改为地主成分，进行残酷批斗和人身折磨，最后又扫地出门，没收我家全部房屋和财产。我们一再向上申诉、以期讨回公道，我们兄弟姐妹先后回乡看望过爸妈。记得有一次我和大姐、二姐一起回到老家，当时我家正屋已被大队非法没收，爸妈被赶到东头狭窄的小屋居住。老爸指着墙根愤然告诉我们：隔壁正屋堆着棉花，蛀虫很多，不断爬过来，弄得这里满屋不得安宁！
“文革”开始后，爸妈在家乡再次遭到残酷的游斗和凌辱。老妈患有高血压症，有一次在河边跌倒了，此后身体一直不好。我曾去过乡下，带她看病。以后在大哥等的安排下，1972年她获准来上海治病，直至1975年去世。
老妈来上海后，老爸独自一人居住乡下。我曾同二姐一起回乡，要求大队干部准许他离乡到上海居住。以后几经周折，才得到允许。我去接他出来时，老爸在路途上无限感慨地说：就像小鸟飞出了牢笼，总算自由了。
1975年邓小平一度主政，着手整顿“文革”前后的弊政。海门当局也发文要求纠正当年“二次土改”的错误，对大跃进中错划的成分进行甄别平反。我同二哥曾一起去家乡，催促此事。当时老宅已经被拆，借口是要兴修水利。我的堂弟堂妹他们已搬到老宅的南面，另建简易房舍居住，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二伯母和几位在家的族亲。经过这次甄别以后，我家的成分得以纠正，但是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折磨，全都不了了之。
从那以后，四十多年又已过去。我的老爸、老妈、大姐、大哥、二哥先后离开了人世，二姐、三哥和我都已进入垂暮之年，真可谓地老天荒、人事全非！我在有生之年，总算还能再次来到这里，从容地走访几天，不像前几次那样在压抑和恐怖的气氛中匆忙来回，这也算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面对的物象已是沧海桑田，不能不感到无比的失落；逝去的故人已经阴阳两隔，更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悲怆！
故乡啊，故乡！你是我们苦难家史的见证。如今我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在这里发生过的种种往事，再次像泉水般的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想起已故亲人的苦难人生，不能不想起我的父母双亲遭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他们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恐怖和压抑之中、几乎没过上几天平静安乐的日子！作为后人，我一直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无奈。事到如今，我只能反反复复地思索：20世纪后半叶，中国无数家庭陷于不幸和苦难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只能把这些不幸的一切、尽可能多地告诉后人，让大家共同来思索：应该怎样来消除这种根源，让社会变得公正和文明，让华夏子孙不再遭受这种苦难，人人都能享有自由、幸福和安乐的人生。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故乡远离灾难，真正成为故乡人共同的美好家园！
（写于201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