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汤用彤在国际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下，整合新旧治学之道，创造出以跨文化考证和比较为基础的历史诠释学研究方法。由此他开掘出丰富的史料，系统阐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建构起严整的佛教史研究体系，奠基了中国佛教史学科，并使其真正纳入历史学视阈且获得重要地位，也改变了中国佛教研究依附国外的局面。他通过阐明外来佛教与本土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进程，总结出不同文化交流发展的普遍规律，使相关文化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其研究范式一直被海内外学界奉为圭臬。
关键词：汤用彤 佛教史 中国化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是享誉国际的佛教史家，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接通华梵、学贯中西、熔铸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之一。学界虽然论介汤用彤的撰述浩繁，但对他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却缺乏整体性探讨。本文在综合整理汤用彤全部已刊、未刊稿的基础上，阐述其佛教史研究的背景、历程和贡献，揭示其研究范式及意义，进而通过与相关佛教学者的比较研究，系统总结他对现代佛教史学科的影响。冀从整体上推进学界对其史学思想和中国佛教史研究范式的认识。
一、 汤用彤治佛教史的历程
汤用彤三岁便在父亲的书馆中受教，渐对历史和佛典产生浓厚兴趣，承继了他家传的佛学。他划时代的佛教史巨著，是其终生在不断整理中外相关史料、撰写系列论文和修改补充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汤用彤虽罕言自己著述的经历，但从他现存的各种讲义、读书札记和往来书信等遗稿中，仍然能够窥得其治学门径。由于此类文献大多未刊，学人每研究至此，常以为憾。笔者在协助其哲嗣汤一介先生整理《汤用彤全集》时，终于有幸得见。这批史料清晰地呈现了汤用彤以毕生精力从事佛教史研究的艰辛道路。
（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创作经过
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他回国开始撰写到问世，耗时近二十载，四易其稿。该书初稿，是他1926年草成讲义《中国佛教史略》的前半部分。汤用彤把其中“禅宗”一章寄赠胡适论学。胡适很快复信说汤用彤所寄讲义与其意见基本相同，并邀请汤用彤赴上海参观他在欧洲发现的禅宗敦煌史料。汤用彤深知敦煌古籍事关从头改写禅宗史的重大问题，因而立即应邀专程赴会。他们率先对这批新史料的开掘，使其在国际禅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学界很关注这项研究，禅学宗师铃木大拙甚至远赴重洋来拜访胡适和汤用彤。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相关文稿，编成《胡适禅学案》，把胡汤来往书信组成的《论禅宗史的纲领》，收入该书第一部。柳田认为：胡适“通过他和汤用彤的往复书简，他草成了《论禅宗史的纲领》。……汤用彤受（胡适）博士的影响居然脱稿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通过《胡适禅学案》，我们不难了解汤用彤与胡适学术互动深远影响的来龙去脉。汤氏讲义及其通信不惟与他们倾心的历史考据有关，还引发了海内外一系列持续至今的禅学研究和学术论辩。汤用彤与胡适都强调神会的关键地位。胡适随后提出神会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北宗的毁灭者”的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汤说的一种扩展。但当他把神会的作用过度夸大，以至于升格为《坛经》作者，则与汤用彤产生分歧。其惊世骇俗之论引起学界与教界的轩然大波，80多年来不断引发一阵阵研讨热潮，太虚、陈寅恪、吕澂、李嘉言、罗香林、冉云华、杨曾文、南怀瑾等人纷纷就此相关问题发表撰述。综观关于禅宗史的大辩论，可以看出正反双方都是接着胡适和汤用彤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
现存东南印刷公司代印中央大学讲义《汉魏六朝佛教史》（1927—1931年间讲授）是汤用彤拟撰佛教史的第二稿。1931年夏，汤用彤应胡适之聘，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讲授“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课。钱穆与汤用彤同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并结为契友。钱穆对汤用彤从头重写讲义必重“全体系、全组织”的治学方式和丝毫不苟态度钦佩不已，并对他绝少谈及治佛学和重撰讲义的经过而深感惋惜。汤用彤重撰的讲义第三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组1932年铅印成《中国佛教史讲义》。他在此稿基础上继续全力以赴，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第四稿，定名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间他颇费苦心，常工作至凌晨才休息，为完成其佛教史学术事业而殚精竭虑。
由于汤用彤治学必从全局着眼的体系性特点，所以他总是事不避难，每次修补皆篇幅甚巨，以至重写或新增不少章节。如第二、三稿讲义中，有十万字以上的文字为现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无，包括“梁昭明太子之法身义”、“涅槃经与断肉食”、“本时期佛教重要人物事迹年表”等。即便是这些尚未定稿的部分所阐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极富启发意义。他在讲义中写有大量眉批，并标明材料的增删取舍。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学科建立和发展进程的宝贵资料，开辟了后来相关研究的无数方便之门。汤氏讲义深刻影响了选修其课程的向达、邓子琴、常任侠、任继愈、石峻、王森、韩裕文、王维诚、韩镜清、牟宗三等众多弟子。此外，胡适在《<四十二章经>考》中也大幅引评《中国佛教史讲义》，并率先关注到汤用彤后来所作修订。
1937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首册刚成稿，胡适先睹为快，赞誉其为“最有权威之作”。他随即把该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出版，但汤用彤还想再作修补而迟迟未交稿。直到抗战爆发，汤用彤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讲义的汉至南北朝部分先行出版。1938年6月，该书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1944年又编入“佛学丛书”于重庆再版。对勘手稿本的第四稿和初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知其间又有不少改动。
解放后，汤用彤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又有增删，直到去世前，还对中华书局1963年版进行修订，这成为其最终定稿。汤用彤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治学，对著述总是心存不满，一生不断完善，反映了他推陈出新、学无止境的精神。通过比较汤用彤对历次版本的修改方式，我们可以洞见其传世名著中世人难以具有的写作思路，学习他优异的治学范例和研究方法。 汤用彤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稿的出版，促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38年12月，容媛在《燕京学报》介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观点，认为“此可见著者眼光所及，固已及于中国思想史之全范围。然则研究中国思想史者，固不可不一读此书也”。这是关于该书最早一篇正式发表的书评。1944年，该书与陈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被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为一等奖。吕澂在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审查报告中称赞：“佛教东来，逐时演变。苟非洞晓本源，则于其递嬗之迹，鲜不目迷五色者。此中国佛教史所以难治也。我国佛教史籍旧有数种，均不合用，近人撰述亦鲜可观。汤君此著，用力颇勤，取材亦广。”吕澂评判的标准极为严苛，而且其治佛教史的理念与汤用彤相左，但他仍然肯定“汤著搜罗编次，粗具规模，叙次有绪，可资参考”。因此，吕澂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为其代表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主要参考书。张岱年细读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认为此书“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76年，牟宗三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讲“南北朝隋唐佛学”时介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书是一定要看的，这是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初期必看的书。”饶宗颐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中坦言：“汤老的学术研究对我启发很大，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至今仍是我的重要资源之一。”该书问世使中国佛教史“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了学术舞台”，并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的传世经典，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作“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此言可作定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大陆、台湾已分别再版十多次。其中，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所印上下册流行较广，而《汤用彤全集》本校订最为精良。《中国佛教史》讲义的隋唐部分，因汤用彤一直在增补而未允多方的出版请求。他逝世后，《隋唐佛教史稿》由汤一介整理多年方才面世。台湾学者颜尚文指出，尽管汤用彤生前未能出版《中国佛教史》讲义的后半部，但是他遗留的《隋唐佛教史稿》、论文、札记等，份量比起前书并不逊色，且佛教史的精神要义业已点出，足够后人进行探讨。汤用彤虽然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但汉唐佛教史的主要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可以说，若没有认真读过汤著，要想在佛教史研究上有所进步是很困难的。
（二）汤用彤对佛教典籍的整理
汤用彤对佛教史研究的贡献还突出体现于他对相关古籍史料的整理工作。他认为：“著书立说和整理古籍是同样值得重视的，古籍有真有伪，有糟粕有精华，不加整理，运用时就有困难。”中国自汉魏以降，佛教典籍异常丰富，多达数万卷，但佚失极多，百不存一，“研究中国文化之变迁者，所深憾焉”。他一生特别重视史料的积累和考辨利用，广搜精求，并留下大量资料摘抄和读书笔记，为其学术研究奠定常人难以企及的基础。他欣赏傅斯年关于“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念，然其佛典整理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以科学方法和慧识，不仅从常见的旧材料里发掘出新问题，还在残阙且庞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佛教发展的脉络。
汤用彤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善于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对佛教典籍进行考证分析和校勘。其现存中国佛教史领域的最早成果是1926年发表的《佛典举要》，初步总结了他研读佛典二十余年的积淀和思考。《佛典举要》先略述巴利文、梵文、藏文和汉文四大种类佛藏及其编纂史，再概述体现印度和中国佛教源流变迁的根本经典。可以说，这是首次向世人提供的研究中印佛教史的必读书目和最佳入门途径。该文表明汤用彤推重支那内学院的佛典校勘工作，以及欧阳竟无、梁启超、熊十力所做的相关研究。对于备受国际佛学界关注的《大正藏》之编纂，他指出，其书未必如日本吹嘘的那样已极尽搜集校刊之能事，同时也认为，睹邻国“巨典”出世，而我国处“财力均乏之秋，文献惧绝”，当发人深省！他特撰一组书评辨驳足立喜六、矢吹庆辉、常盘大定、高井观海、塚本善隆等日本学者，在佛典整理、研究和方法上的谬误，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中国的佛教研究在国际上争得了话语权。
建国后，汤用彤更加注重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积极倡导佛藏等大型古籍的校刊，以实现其盛世修典的宏愿。1957年，他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书面发言中对“十二年科学规划”提议，中国应整理出比《大正藏》更好的大藏经来供全世界学者应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对汤用彤的意见表示支持，并委托潘梓年负责这项工作。1962年夏，汤用彤、陈垣、吕澂、周叔迦、向达等学者开会讨论此事，后因“文革”，这项有望替代《大正藏》的编纂工程才中断了。改革开放后，在任继愈主持下，《中华大藏经》终于编成，佛教藏经的集成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因汤用彤诸老多已谢世，而未尽落实当年的初衷。
在倡导编印大藏经的同时，汤用彤以身作则大力展开对一些佛教重要典籍的校注和史料的搜集工作，在古籍整理和历史研究方面都起到良好示范作用。此类遗稿全面注意了中印学术史上所关心、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线索，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汤用彤首先注意到的，甚至至今也还只有他注意到了。它堪称研究整部印度学、佛教、道教、玄学及其相互关系史的资料宝藏，是这些学科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有助于进一步确立中国在以上领域的地位，对相关文化史和古籍整理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盖出于这种认识，《历史研究》杂志1962年刊发题为《陈垣、陈寅恪、汤用彤、顾颉刚著述情况》的学术资讯，介绍汤著的重印，新编中的《往日杂稿》和《魏晋玄学讲义》，还特别关注他古籍整理的进展：“作者目前正在整理校点《高僧传》。《中国佛教史料》和《中文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史料》（名暂定）也正在搜集资料，进行编订。后者辑录的资料，都是在印度佛经中译成汉文的资料，在现在的印度佛经中已不存在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权威学术刊物对汤用彤已刊和未刊编著情况及其价值的首篇综合报道，成为我们了解汤用彤古籍整理业绩的珍贵历史记录。虽仅为一段简约文字，但却开启了后来海内外无数研究和评论的发端。
这则简讯对汤用彤启动《高僧传》校勘工作的介绍，尤其值得关注。《校点高僧传》自1992年由其哲嗣汤一玄整理出版后多有佳评，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由于该版为节选本，也出现数篇商榷文章。其实，有关问题在汤用彤遗稿中往往就能找到答案。《校点高僧传》现行诸版未收入的数千条校注，散见于汤用彤的《校勘记》、《校勘附录》、《校勘用本》，以及各种藏经里《高僧传》的校记等30多册未刊札记中。以此来看，现版该书的质量与原定计划差距较大。能够像汤用彤那样全面掌握佛教史料，准确而简明扼要地介绍有关人物和文献，并不容易，其遗稿中所蕴含的著述深心和苦心，值得相关研究者去体味。上述简讯所载汤用彤正在搜集编订的“中国佛教史料”和“中文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史料”，当时没有定名是由于搜集规模极其庞大，故先大体按照中印佛教之分，暂拟两个名称。如今看来，“中国佛教史料”这一系列，除宗派部分多已收入《汤用彤全集》外，还包括未刊的《经钞》、《读书杂钞》、《佛教史料杂钞》、《〈全唐文〉中的排佛思想》、《佛教碑铭资料》、《关于三阶教、净土宗的材料》等资料摘抄，以及《佛法之性质》、《寺院与教育》、《佛性本有始有的争论》、《佛教对中国影响与现在中西文化关系之比较》等读书札记和写作提纲，涉及汉唐到宋元明清的佛教及其与儒道的关系乃至中西之争等问题。这类遗稿的主要意义在于，弥补了他佛教史讲义中《隋唐佛教史稿》和《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的不足，可以呈现出中国佛教史的全貌。这是汤用彤为增广其《中国佛教史讲义》，并将其最终完善成《中国佛教史》而特意有计划、有系统收集的史料。汤著简要的观点通过这批史料本身得到详实论证，既然《中国佛教史讲义》框架已定，再加上《中国佛教史料》及其有关读书札记所汇集的材料，以及不难从中抽绎出来的研究思路，一部史料完备、视角独特、重点突出、体系严整的《中国佛教史》实已呼之欲出。
1962年5月3日，新华社也刊发一则关于汤用彤讲授“印度哲学汉文资料”的消息。结合他以印度哲学史为基础进而更全面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思路来看，《历史研究》所载汤用彤编订中的“中文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史料”实际上也涵括印度哲学部分，例如现存的《印度哲学史料汇编》、《印度古代的宗教文献》等等。其中已整理刊布的有《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两书，以及一些散篇。该项汇编以印度佛教的变迁轨迹为主线，收选各派传译至汉地的文献，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和期待，对于推动印度学和佛教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自1962年《历史研究》首揭汤用彤编订中文佛经里印度史料的价值在于“现在的印度佛经中已不存在”以来，海内外学者们正是沿着这一诠释路径不断深化着对汤用彤编纂这批史料历史意义的认识。汤用彤对中印佛教典籍的编订，系从浩如烟海的各类史料里钩沉索隐，详考甄选而成。虽为资料汇编，但其中也有不少校注和按语，多为点睛之笔。可惜他过世太早，未及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完成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通史，而这批文稿为学界更好地把握佛教通史，了解其学术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汤用彤编定的中印佛教史料对中外学者都是难以绕过的基本学术资料，其意义并不亚于《印度哲学史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诸书。他费尽毕生心血而搜聚齐备的研究资料集成，为后世学术研究奠定牢固的基础。为此，汤一介正在主持搜集整理近千万字的《汤用彤全集》续编，其中大多为未刊稿。发掘这座文化宝藏，不仅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全面地认识汤用彤在佛教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为重审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提供原始文献依据。
二、汤著佛教史研究的主题
汤用彤研究佛教史自始至终的主题是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宏伟时代背景中，阐明外来佛教与本土文化冲突到融合进程中的互动规律和趋势。相较于佛教的传统史著，汤著的优势是全面具备了现代学术的工具和方法，并融贯百家而自成一家。因此，汤用彤在梳理、集成和诠释佛教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厘清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产生了新观念和新结论，从而创建了佛教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一）汤著的研究方法
从汤著中均可见传统治学门径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巧妙结合，说明他的佛教史撰述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汤著佛教史的研究方法是以考证、比较为根本，加之系统的历史诠释，因而可称为“考证比较诠释体”。在笔者看来，这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考证和比较方法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来观察分析，并在一个更宽广的境界中实现“视域融合”，进而整合形成的史论结合的诠释学方法。
汤著体现了对传统考据学的继承和创新，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张岱年认为汤用彤的这种考据学一大特点是“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料考证的最高水平，令人叹服”。汤著现代学术意识和方法的科学性，使其考证方法在研究中虽应用最广，却无一般考据家支离琐碎的通弊。孙尚扬认为：汤著佛教史超胜乾嘉诸老处，既在于学术领域之拓展，亦在于所取材料之更加丰富及史识之更加宏通。不仅有对纸上遗文之辨证精释，亦有对地下实物的发掘整理和运用，更有对异族故书的译解和比照。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建构，故能“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乾嘉之学的主要缺点是以手段为目的，为考据而考据，陷入不切时务的繁琐章句。而汤用彤则把佛教史置于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史的大局中，以考据作为手段和基础，通过对新旧学术方法的综合创新，促进了中国传统佛教学术的现代转型。
汤用彤采取的比较研究方法，任继愈最早予以揭示：“有意识地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开创者是汤先生。”从留学时汤用彤就已注意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比较各方作全面深入的精确把握，以免把比较变成牵强比附。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多维比较，涵括时空上的纵横比较，逻辑关系的因果比较；既有古今各家比较，条分缕析，又与中外比较，层层推进。汤用彤对佛教史的比较研究并不限于该学科本身，而是富于现代性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故而他能够以佛教的比较史学研究为途径，将之上升到不同文化体系交流发展普遍规律的层次予以深化。就其深刻性而言，汤用彤的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本身也体现了现代学术探索的一种新范式，对于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
汤用彤的历史诠释学有两个基本方法，即“以分见全、以全释分”和“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前一方法，就是汤用彤留学时所撰论文《当前哲学趋势》论及的“如何以部分来解释整体，或者以整体来解释部分”的问题。运用这种方法，使他善于在融会贯通某一学派乃至整体时代局势的前提下，来获得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确切理解，并透过断简残篇而洞悉作者的根本见解，乃至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后一方法虽与钱穆提出的“温情与敬意”相类，但是并非源于钱穆。这从汤用彤早期的未刊手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他1925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印度哲学》讲义首章中，专列“研究方法”一节说：“我们须妥善协调人类学学派从外部事实描述的方法和心理学派探究内在生活的这两种方法。我们必须置身古人地位，以再现他们的冲动和情感。”后来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进而深入总结了同情默应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既能彰显佛教自身的特质，也充分体认到佛教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术的意义。
汤用彤所创“考证比较诠释体”的研究范式体现在他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是把史识放在第一位。他常说：“做学问，除了广泛占有资料外，还要有科学的识见。……没有史识，光是资料的汇集，不能算作史学著作。”汤用彤的过人之处正是善于驾驭材料，在考证和比较的基础上，从习见的材料中提炼出新观点，且颇富通识。实际上，这一方法并不局限于他的佛教史研究中，而且也是其玄学史、道教史、印度哲学史等各项研究的方法特色。他并不止于建立信史，而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学说演进中，探索关键的过渡环节，以说明文化转型的机制。汤用彤极重视考证，亦未忽视思想，真正做到了考证、比较和解释并重，使史料无堆砌之弊，比较无附会之嫌，解释无空疏之失。他研究问题皆先对史料可靠性逐条详实考证，再联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综合比较，究其前因后果，进而予以恰如其分的诠释，以明义理或问题真相，使具体历史问题得到整体性呈现。他不愿单纯成为考据家，其佛教研究目的是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进程理清脉络，以探索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途径。
良史必有才、学、识三长。史学、史识、史才，再加史德，汤用彤可谓四者兼备。他的佛教史研究资料丰赡，论断精审，对人物不轻加褒贬，处处让史实说话。其研究接续着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复以现代学术方法发扬光大。基于其新人文主义的理念，他由探寻普遍真理出发，综合全史以镕铸中、西、印三大文化领域，达到了专治一学所不能拥有的境界。要想学科知识结构创新，单一视域是不行的。视域融合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学科研究的宽度、高度和深度。这种明确的会通意识，既使他在东西文化的互证互释中彰显出共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其佛教史著述至今仍具有无法替代、难以超越的重要价值。汤著从方法到内容在注重考释具体历史细节基础上的体系化特点，对于纠正当前历史研究中“碎片化”的倾向，亦有颇多镜鉴和启迪。
（二）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
汤用彤认为以朝代对佛教史进行分期，是特为方便之假设，学者不可胶执。这是因为“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时期之分划，不必即能契合。……学者于区分佛教史之时代，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分划时代，乃臻完善，固非可依皇祚之转移，贸然断定也”。汤用彤依此对佛教中国化变迁之迹进行梳理，将中国佛教史划为三个时期，并由此得出文化移植三阶段的理论。笔者认为，汤用彤关于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正表明了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三个阶段。这表现在不同阶段佛教的形式和内容的沿革上，体现出不同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规律。
中国佛教史的第一期是佛道阶段，即《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汉代之佛教”所论的内容。他辟“佛道”专章，从教义、实践和传播三方面详论佛、道之间的初步调和，以说明当一种文化进入新环境时必然会作出相应的改变。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适应中国国情，作出必要的变通。佛教与中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过程，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初传必须适应汉代重道术的特点，以精灵起灭、安般禅法分别与谷神不死、吐纳之术相配合，所以出现佛老并祠的现象。时人因重方术而接受佛教，故而汤用彤称汉代佛教是“方仙道式”的佛教。由此观之，佛教中国化始自汉代对佛教的道教式解读，也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在当时表现为道教化。汉代佛教仅被视为道术且与道教相附会，说明两者关系不过是因表面形式的相似而调和，并未深入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层面。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最初始的表现形态。
中国佛教史的第二期是佛玄阶段。《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魏晋南北朝佛教”共十五章详述这一阶段佛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程。魏晋以后，佛道顺应玄学清流而转入佛玄阶段，中国文化面目为之一变。玄学化是这一阶段佛教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通过玄学的桥梁，佛教得以在思想上逐步深入中土，站稳脚跟，并由此在南北朝后步入独立自主发展的时期。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佛教与儒、道的本质差异日渐显现，社会上将之看作严重事件，因此出现本末之争、形神之辩、夷夏之争，以及北魏武帝、北周武帝的毁法等理论和武力方面的冲突。汤用彤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概括了佛教与玄学之间的趋合关系，在整体上把握佛学思想发展的走势。他注重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把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等高僧也列入玄学阵营，认为他们既是在讲印度佛教，也是接着本土玄学来讲的。结合外来佛教思想的演变来阐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是汤用彤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思路。综观汤著可知，他在努力发掘中国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印度佛教虽对中国思想起着重大作用，但只是一助因，并不能改变本土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中国佛教史的第三期是以隋唐宗派佛教为巅峰的独立发展阶段，《隋唐佛教史稿》专门论之。这一阶段，印度佛教已被彻底同化为中国佛教，而融入本土文化中了。外来佛教比本土文化更容易发生变异，这是为适应新环境而被迫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张柽先生用“入乡随俗，移花接木”来谈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可谓简明形象地表达出汤用彤总结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文化移植的特点。（2003年3月20日，台湾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兼执行长张柽访问北京大学，在治贝子园与王守常教授及笔者谈论道教何以为中华文明根砥时讲的这番话，对本文佛道关系之认识多有启发。）佛教在移植中只有改造得更加本土化，才能使人消除接受心理的障碍，并因此得以在隋唐落地生根而大兴。
汤用彤着重分析了隋唐佛教之所以能进入鼎盛期而具备的四种特性：统一性、系统性、独立性、国际性。隋唐佛教相互联系着的这四种特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时期佛教的主要标志。隋唐佛教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原因正像汤用彤所说：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他把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就外因而言，一是历代帝王对佛法的态度，二是佛学东渐的交通道阻，三是本土文化特别是理学的排斥，四是国家的治乱。宋朝以后佛徒素质不高则构成导致佛教日趋式微的内部原因。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为理论思维，二为解决生死问题，三为诗文因缘。而到末路，它只在文学艺术方面尚可作为素材。在汤用彤看来，理清中国佛教史的关键在汉唐时期，而此后佛教精神多失，自无详论之必要。他对唐代以后佛教的梳理较为简略，既有健康原因，亦是其文化融合理论使然。
上述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三期划分法既合乎佛教各派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合乎中外文化交融的一般规律，所以广为学界所接受。汤著佛教史既从纵向视角对佛教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作前后比较，疏理出中国佛教史的脉络；又从横向视角梳理佛教与儒道的碰撞与融合，解决了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难题。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移植过程中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汤用彤在佛儒道三教融合产生宋明理学的研究中，摆脱今古文经学纷争，着从文化层面解析历史之先鞭，揭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性。他在这些学科开疆辟域，创造出新型研究范式，超越中外传统史学，体现着国际文化史学研究潮流，而为世所重。以上都是随后同类论著，往往在汤著架构体系上进行损益，而极难在全局上彻底突破的根本所在。
研究中国佛教史，必然会遇到“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与国外早期流行的“佛教征服中国”说相比，汤用彤的研究表明，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被“征服”，反而彻底同化了外来之教，这显然更为切合历史真相。因此，汤著成为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此类问题的起点。荷兰汉学家许里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中屡屡称引汤用彤的著述，奉之为“价值至高之工具和指南”，并盛赞其“大师风范”。许里和在书名里虽还保留着“征服”二字，但已罕有居高临下的研究态度。其实，该书的基本内容如其副标题所示，诠释了佛教初来与中国文化相调适的早期历史，侧重于佛教如何被中国社会接受。美国学者陈观胜延续这种研究理路，著成《佛教的中国转型》，从伦理、政治、经济、文学与教育五个方面，探讨了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适应与转变过程。凡此可见，汤用彤开创的佛教中国化研究，对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彰显体现中国风格气象的“中国路径”和“中国学派”多有启益。
三、汤著在现代佛教学术史上的地位
佛教在现代学术上之地位是于中外文化的交汇中形成的。内因是清朝末年旧体制崩溃导致传统经学衰微，促使诸子学、佛学走向复苏。外因是佛教研究在西方被纳入东方学范围，成为国际性显学。对佛教史作现代的实证研究，以欧美、日本得风气之先。经过汤用彤筚路蓝缕的努力，中国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落后状况才开始得以扭转。诚如台湾学者张曼涛所言，面对欧美及日本学者的佛教史研究热潮，“我国足以抵抗者，仅汤用彤一人”。虽仅有汤氏一人，但也足令国际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局面为之改观。他的佛教著述兼取中外研究之长，并加以超越，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崇高地位，使中国现代佛教学术研究逐渐步入独立发展之路。
（一）汤著佛教史与诸家之比较
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佛教逐渐被视作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基本组成部分。胡适主要因为对佛教只能做些细节方面的考证，寻不见研究门径，所以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而下卷最终没能写成。此后凡中国哲学史著作均述及佛教，而且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段所占比重最大，也是最难梳理的难关。不厘清佛教思想史，就无法写出完整的哲学史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历史难题最终被汤用彤解决了。
将佛教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学者中，冯友兰、梁漱溟和熊十力主要进行思想研究，而汤用彤和胡适、陈寅恪则以历史考证为主。冯友兰评价自己“讲佛学失于肤浅”，是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两大弱点之一。他晚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视角提出，佛学各派的主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以此为线索来说明中国佛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格义、教门、宗门。这依然没能超出汤用彤以佛教和本土文化融合进程为线索来划分中国佛教史三期的格局。冯友兰研究佛学多有新见，可是因其著作体例及佛学认识水平所限，内容稍嫌简略。汤用彤与梁漱溟、熊十力虽都是现代著名的佛学大家，但他们治学路数却根本不同。汤用彤在顺天学堂读书时期（1908—1911），就常与同窗梁漱溟一起研读佛典。梁漱溟虽精通佛学，但他主要将之用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建构和宗教信仰上的身体力行，而没有写成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专著。熊十力早年与汤用彤一起师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学，并在汤用彤劝导下写成《佛家名相通释》等名著，但他主要是从佛教中汲取养分，用于其新唯识论体系的创建，长于哲学思辨，而疏于史学考据。汤用彤终生致力于发掘佛教中有益世道人心的积极因素，但并不迷信奉教，而是客观地评论其得失。正像任继愈所说，汤用彤总是谨严而客观地把中国古代佛教这一社会现象当作历史学的—个分支来探讨。
汤用彤是从史学角度研究佛教的代表，素以学术功力扎实著称。胡适的佛教史研究全凭考据，虽具有开创性，但他反佛教的负面心态，使其研究结论也大都流于破坏性的层面。胡适虽曾同时盛赞汤用彤与陈寅恪研究佛教最有成绩，但却认为汤著佛教史在工具方法诸方面均较陈寅恪更有权威。陈寅恪留学时与汤用彤饮誉“哈佛三杰”，师出同门。兰曼虽然对他们都格外赞赏，但对汤用彤在印度语言学方面的评判优胜于陈寅恪。陈寅恪与汤用彤的治学理念近似，最有望超越汤用彤。可惜陈寅恪在佛教研究领域没能持之以恒，虽具通才，却无通史，只留下些佛教史的零篇散论而未成系统。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虽以史学考据为主，但又兼顾“同情默应”的义理诠解。他恰在陈寅恪、胡适、冯友兰、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没能完成的地方做了深入探讨，即在综合考证、比较及思想诠释方法的基础上，厘清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
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至今罕见其匹。台湾学者蓝吉富评判佛教史各家著作时，认为“六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内，欲觅一能与汤先生比肩之我国学者，恐尚难得其人。”吕澂在佛典史料方面的功底，虽然并不亚于汤用彤，但他的佛教史论著大抵犹如钱穆所言属于“近代专家之学即就佛书为佛学”，与融通中西的汤著不能“同类并视”。而且吕澂受到了其信奉唯识宗的家法局限，故其影响力不如汤著。究其根源，汤用彤在20世纪20年代已具备新人文主义的视角，并掌握了文化人类学等新理论。这种会通古今中外的先进理论与方法，时人难以企及，却使其研究的层次和境界得以提升，并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在汤用彤佛教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导的佛教研究，史学意识成为学界区别教界之佛教研究的标识。这一史学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相结合，构成新中国佛教研究的主体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是任继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佛教史》，该书较全面地继承并发展了汤用彤佛教史研究的体系。近三十年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已经全面开花，在汤用彤研究不足的唐代之后到近代一千多年间的佛教史得到了深入，尤其在禅宗、净土宗等领域已经堪与国外的研究相嫓美。
（二）中国佛教学术依附地位的改变
欧洲佛教研究开创时期以列维(Levi)等人为代表，美国佛教研究的奠基者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Babbitt）和梵学泰斗兰曼（Lanman）都师承列维。欧美的佛教研究长期以印度学为主导，优势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分析视角和语言工具等方面。日本则承袭其重视中国佛教的传统，加之较早受益于现代学术转型而积累丰厚。汤用彤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佛教史，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治学重心，始于他留学哈佛期间所受白璧德和兰曼的影响。在其启发下，汤用彤从研究不同文化体系的本来特性入手，进而探讨其由碰撞到融合的过程，这构成汤氏独到的治学理路。依此，他从未将佛教视为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治中国佛教史之前，汤用彤通览西方哲学史、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史，并掌握七种外文，经受了严格系统的中外学术训练。这为其佛教史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野、理论方法和比较参考的对象，也是其佛教史研究成就超乎众家之上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佛教研究起初颇受日本影响，如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等主要在编译日人著作的基础上写成。而汤著的问世，则充分展现了中国佛教研究依附性地位改变的历程，其中以汤用彤对日本关于中国佛教宗派旧说的颠覆性研究最为典型。
清末民初，国人赴日成风，不少在国内亡佚的佛教各派论疏回流。日本关于中国宗派十宗、十三宗的误传，也传入国内。汤用彤此际已非常留心中国佛教宗派问题，他注意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曾用日本旧说介绍中国佛教十三宗，杨文会则根据日僧凝然旧作而撰《十宗略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已质疑十宗、十三宗的传说，并在讲授隋唐佛教史时，对于宗派亦有所论列，后因战乱频仍，而暂时中断了这项研究。他晚年看到岑仲勉《隋唐史》等人著述，仍承袭十宗或十三宗之说。为纠偏导正，汤用彤抱病翻阅了中外大藏经中数千卷的资料，充分利用正反方面的材料，溯源中日间佛教交流史实，写成论中国佛教无“十宗”的两篇长文，全面阐释宗派的形成及其性质。
汤文指出，日人所谓中国佛教旧有“十宗”、“十三宗”的说法，系出于传闻，并非真相。他运用比较方法对佛教各宗进行考证解析，界定了“宗”的两层含义：一是宗旨，指学说与学派；二是教派，即有创始人、信徒、教义、教规的宗教团体，这是与“学派”的不同之处。隋唐以前，“宗”是学派的含义。从隋唐开始，才具有教派的含义。前者属佛学史，后者属佛教史。二者互有关联，且因时变迁。若以经论之讲习为宗，则数目亦不定是十宗或十三宗。质言之，这是把学派之“宗”和教派之“宗”混同为一。他以毕生之力研究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原因，不仅是要纠正长期以来某些日本学者的误导，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更主要是因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学派到教派的转变是中国化佛教成熟的重要标志。汤用彤的研究理念由于契合中国佛教的本质特点，从而辨明日本佛教界误传产生的根源，克服了山崎宏等日本现代学者分门别类研究的支离、隔阂、不能全观的局限性，且开启了真野正顺以下学者的视野，像平井俊荣讨论宗派的部分，几半承袭汤说。
汤用彤为含糊不清的“宗”字区分出在各个时代不同的涵义，并以学派和宗派之名分别指称隋唐前后佛教的发展，彻底推翻了中国自清末起近七十年中承袭日本的旧说，从而使学界对宗派佛教的研究别开生面。由于考辨精详，其说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念。如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中特意指出汤用彤“无十宗”之论对日本佛教相关研究的超越，还说：“中国方面，过去的形式比较陈腐，如《释氏稽古略》、《佛祖统载》，都太简单。民国以后，曾取材并模仿日本人……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受日本人的影响就少，所用资料比较丰富。”石峻认为这表明：“汤先生真正能做到摆脱国外专家所制定的框架，从而建立了我国学者独到的体系。”颜尚文全面接续了汤用彤研究宗派的问题意识，写成《隋唐佛教宗派研究》，成为对宗派佛教进行整体性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汤用彤由于早逝而未及终结宗派佛教的研究，故其立论未必尽善尽美，日本学者也不甘心于原样照搬汤说，但海内外学者都在他创造的研究平台上，对中国佛教的这类关键问题已经能够展开较为对等的研讨交流了，从而不断推动宗派佛教研究向纵深发展。
汤用彤的佛教史著述后出转精，终得与国外权威专家分庭抗礼。其原因，正如柳诒徵在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审查报告中所评：“治佛教史有三蔽：专述释典，易涉夸诞；惟事考证，罕契渊微；持儒、玄及欧美哲学以评判佛书，又难独得真际。详阅是书，剥蕉抽茧，切理厌心；于历朝史籍、政教、风尚，因果昭融；于诸宗学说，钩提玄要，层累曲尽。举凡传记傅会之谈，近贤臆测之说，东西学者之舛误，慎思明辨，犀烛冰融。洵为佛教史之名著，能解各家之蔽者也。”该书优点在于大处能系统全面，而小处又细致周密。它既是考据精审、开拓性的佛教史专著，为民族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又借古镜今，深寓抗日救国之情意，增强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此书对日本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佛学辞书《望月佛教大辞典》所多次引用。正如著名学者镰田茂雄所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既不偏重教理，亦不偏重教团，却又能切中两者的精髓，以思想性推展为中心，打破以往教理史的框架，俨然是一部注重与社会脉动相连的正统通史”。他深信该书“不仅为中国历史上首见，甚至于全世界亦少有匹敌者”，并因此而认定汤用彤是“伟大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的大著之刊行，对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给予了极大冲击，激发日本学者纷纷投入创作。例如塚本善隆博士的《塚本善隆著作集》全七册（大东出版社）、道端良秀博士的《中国佛教史全集》全十一册（书苑）、牧田谛亮博士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全三册等”。镰田茂雄还回忆，当年在东京大学就读时，得获《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如饥似渴拜读的情景，“在这样反复熟读之下，奠定了我对中国佛教史学术研究方法的基础。现在，手捧着这本书的最初版，往事历历，令人感怀不已。在倾慕汤用彤教授的学识之余，我决心投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中国佛教史，因此才完成六册《中国佛教史》的出刊（全八册）”。把海内外佛教史著作与汤著相比较，会看到其间有一种进化式的发展关系，或祖述汤说，或加以改编、改造和改进。可以说，海内外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至今仍受惠于汤著，都在其学术体系下加以借鉴、损益和发扬，优秀成果不断涌现。
四、结语
当前的中国佛教研究，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汉唐佛教史方面，依然没有突破汤用彤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水平。关于如何完善或突破汤用彤佛教史研究架构的问题，颜尚文有所提示：“以我们现在文化人类学所发展的新理论，要在全盘的汉唐佛教史资料提出超过汤氏的论点，不是短时间的功力所能胜任。换句话说，汤氏在中外文化的深刻认识，惊人的史料考订中，将文化的理论已经应用得很精致，除非完全具有汤氏的各项条件，再应用新的理论才能突破。……以他在数据、方法、理论等功力之深，后人虽有更新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也很难在同一方向突破他的论点。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不同于汤氏的角度来看，那么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仍是一片值得开拓的领域。”因此，认真总结汤著的成就，会助力于我们推进中国佛教史研究发展途径的探索。如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命科学、文化学等学科中的各种新式理论方法，则为佛教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广阔空间。而所有这些突破，在充分继承汤用彤佛教研究贡献的基础上将会得到更为圆满地实现。
总之，在国际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下，汤用彤整合新旧治学方法，以佛教史料学建设为基础创建的佛教史研究框架，开辟了中国佛教史和比较史学的学科领域。他彰显了佛教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也使相关文化史研究进入新时期。他通过研究佛教中国化进程，总结出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但为中国史学增加了瑰宝，而且丰富了世界历史和宗教学研究的宝库。他创立的研究范式对世界范围的佛教史界影响深广。凡是欲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都不得不去研读他的著述。可以说，汤著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不可超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承古开今的一代宗师，汤用彤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佛教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其治学为后人树立了崇高典范，留下一份珍贵而厚重的精神遗产。
〔作者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汤用彤与中国现代佛教史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汤用彤与20世纪宗教学研究新证”阶段性成果。承蒙汤一介先生提供未刊资料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